西方通史——举步维艰的稳定化：热月政变与督政府

相较于革命的第一个五年，第二个五年（热月党执政时期）的进程没有那么戏剧性，但还谈不上真正的稳定或是恢复正常。随着罗伯斯庇尔的倒台，恐怖作为体系虽然结束了，但恐怖本身并没有终结。此后仍有区域性内战如布列塔尼的“朱安党人”（Chouans）的暴动及反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们的“白色恐怖”。1794年11月，国民公会下令关闭了雅各宾俱乐部。12月吉伦特派返回国民公会。同月南特“溺刑”的主要责任人卡里耶被送上了断头台，对食品规定最高价格的强制管理法令被废除。

1795年，法国经历了数次政变尝试：4月和5月先后爆发无套裤汉们的芽月和牧月起义，10月份最终发生资产阶级、贵族和保皇党人的葡月暴动。所有起义都被迅速镇压下去，秋季的镇压最为血腥：受国民公会委托，出生于科西嘉岛、时年26岁的将军拿破仑·波拿巴（1793年12月在攻打土伦的战役中他曾有出色的表现）于1795年10月5日用大炮射杀了位于杜伊勒里宫的武装叛乱者。不久之后，这位葡月的胜者被任命为巴黎卫戍司令。波拿巴知道如何利用这个位置进一步飞黄腾达。

热月党人执政的第二年颁布了对天主教会的宽容法令，取消了革命法庭并通过了新宪法，以取代1793年8月10日公布却从未生效的宪法。共和三年果月5日（旧历1795年8月22日）的宪法是一份彻头彻尾的民事文献：它包含一个法制国家保护措施的目录，其中严格禁止有追溯力的法律，并像此前1791年的宪法一样再次引进资格性选举权。与四年前不同的是，人民代表不是直接选出的，而是由选民代表大会间接选出的，代表大会则由基层选民选出。立法机构由上下两院组成，下院称五百人院（Conseil des Cinq-Cents），有权提出立法倡议，上院称元老院（Conseil des Anciens），负责批准或驳回五百人院的决议。与立法机构相对应的执行机构是一个由五个人组成的督政府（Direktorium）。根据五百人院的提名，元老院从一份50人的名单中选出5名督政官组成该督政府。督政府下设协助其工作的各部部长，这些部长的职务随时可以被解除。

这种委员会制政体似乎在遵循孟德斯鸠的一句格言，即权力只能通过权力来制约（Le pouvoir arrête le pouvoir）。然而，共和三年的分权考虑不周。正如克雷恩·布林顿所指出的，“它把执行权和立法权彻底分开，以致督政府和两院之间持续处于不可避免的竞争状态，几乎根本谈不上有效合作”。其后果是一种制度化的长期危机，这种危机成为暴力解决冲突的温床。

委员会体制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来自极左翼：团结在弗朗索瓦·诺埃尔·“格拉克”·巴贝夫（François Noël “Gracchus” Babeuf）身边的、传奇的“为平等而密谋者”（Verschwörung der Gleichen）。巴贝夫追求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一种共产主义社会。巴贝夫的近期目标——推翻督政府和恢复1793年制定的宪法，并非完全是乌托邦：1796年2月废除指券纸币后物价再次飞涨，导致出现大范围的社会不满。根据巴贝夫的信念，推翻现存秩序不能靠人民来完成，而是只能由少数决心采取革命行动的人来推动。这个打算已无法成功，因为督政府通过警方安排的线人已经对密谋了如指掌。

1796年5月10日巴贝夫和他的亲信们被捕，接下来9月雅各宾党人和巴贝夫主义者曾发动起义，但迅速被镇压。1797年2月最高法院开庭审判，历时三个月的审判于1797年5月26日结束。巴贝夫和他的同谋达尔泰（Darthé）被判处死刑，其他受指控的七人被驱逐出境，其中包括前公安委员会负责科西嘉岛的专员菲利普·米歇尔·博纳罗蒂（Philippe Michele Buonarroti）。另外56名遭指控者被释放。判决公布后，巴贝夫和达尔泰曾试图相互用匕首了结性命，但没有成功。翌日——1797年5月27日，他们被送上位于旺多姆广场（Vendôme-Platz）的断头台。

“为平等而密谋”，由于缺少来自社会层面的支持，仅仅是法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但巴贝夫的共产主义社会和由革命先锋进行专政的思想却继续产生着影响。这首先要归功于博纳罗蒂182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巴贝夫所主张的为平等而密谋》（Verschwörung der Gleichheit，genannt die von Babeuf）一书。它令人回忆起西尔万·马雷夏尔（Sylvain Maréchal）于1796年5月撰写的《平等派宣言》（Manifest der Gleichen）。马雷夏尔是密谋派的主要成员，他在该书中写下了一句意义深远的话：“法国大革命只是一场更大、更庄严的革命的先行者，那场革命将会是最后一次革命。”马雷夏尔的论点启发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许多革命思想家——从领导武装起义的法国革命家和理论家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经德国哲学家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到被称作“列宁”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当督政府中温和的共和派不得不采取行动对付右翼的阴谋时，来自左翼的威胁已不复存在，自1797年春季大选后右翼在两院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参与密谋的有保皇党人如夏尔·皮什格鲁（Charles Pichegru）将军，当时他已经在领取英国首相皮特和波旁王朝的薪酬；另外还有立场向右转了的共和党人像卡诺和巴托洛迈（Barthélemy），二者均为督政府成员。以军队为后盾，1797年9月4日大多数督政官强行发动了果月政变，对上下两院实施了清洗：49个省份的选举被宣布为无效，172名议员被撤销议席，65人被驱逐到圭亚那（Guayana）——所谓“不流血的断头台”，很多议员“自愿”放弃了其议席。接下来对反对派报刊、回流移民和天主教教会采取了严厉措施：1800位神父被驱逐到圭亚那，所有的贵族被宣布为外国人。

这次果月政变是督政府时期三次政变中的第一次。第二次发生在共和六年的花月（1798年2月15日）：由于新近的议会选举中许多雅各宾党人获胜，督政府责成一个委员会撤销了一百多位议员的职位，其中五十多位议员被得票少于他们的候选人取代。

第三次政变出现在共和七年牧月30日（1799年6月18日），这次是上下两院起来反对督政府的独裁统治，这种统治是果月政变导致的。新的督政府成员包括曾经的西哀士神父和三位雅各宾党人，其中有热月9日事件的主要角色之一保罗·巴拉斯。牧月政府采取了以下第一批措施：仅强制富人购买公债，并通过一项法令，让当局可以逮捕移民贵族的亲属以及一切可疑分子做人质并关押他们。对新的恐怖统治的恐惧十分普遍，而且情有可原。这让温和派力量更加努力赢得一种核心要素——军队的支持，因为人们知道该核心要素也已厌烦了不间断的内政危机。

革命的法国在督政府时期所取得的最有轰动效应的成就都要感谢它的军队：1794年秋天占领了莱茵兰（Rheinland），1795年1月征服了荷兰。此后不久，普鲁士从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中退出，以便能够将其力量集中于即将发生的对波兰的瓜分上。在《巴塞尔和约》（Friede von Basel，该《和约》是伊曼努尔·康德写作《永久和平论》的起因）中，普鲁士在1795年4月5日事实上放弃了其在莱茵河左岸的财产；作为回报，法国同意北部德意志的中立化，这样北部德意志就处于普鲁士的领导下。此外，如果法国成功地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和平条约中得到对莱茵河左岸占有权的确认，莱茵河右岸的霍亨索伦国家还应该得到补偿。三个月后，1795年7月23日，同样在巴塞尔缔结了法国与西班牙的和平条约。法国从它所占领的西班牙部分撤军，为此它获得了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即法国海地岛上属于西班牙的部分。

《巴塞尔和约》让法国既能从德意志南部，也能从意大利北部攻击奥地利。1796年，哈布斯堡皇朝的军队曾短时间把法国人赶出了德意志南部。同年拿破仑·波拿巴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赢得了一系列辉煌战果，迫使撒丁岛国王和教宗庇护六世，以及奥地利（第二年）先后与法国签订了和平条约，属于法国战利品的有尼斯（Nizza）和萨伏依。在1797年10月签订的《坎波福尔米奥和约》（Friede von Campoformio）中，奥地利同意把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使它从而实现了拥有一条“自然边界”的要求；此外维也纳还放弃了对比利时和伦巴第的主权，为此它得到威尼斯作为补偿。法国在意大利征服的大部分地区组成了奇萨尔皮尼（Cisalpinische）和利古里亚共和国（Ligurische Republik）。1798年初，罗马被占领后创建了罗马（或蒂贝里纳[Tiberinischen]）共和国，入侵瑞士后则成立了赫尔维蒂共和国（Helvetische Republik）：它们均是法国的受保护国，像法国直接吞并的国家一样，使欧洲的平衡发生了有利于新的革命超级大国的改变。

《坎波福尔米奥和约》意味着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的结束。但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鉴于英国的海上优势，波拿巴（1797年10月任对英作战部队总指挥）认为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侧登陆风险太大。他觉得另一种选择似乎胜算更大，并说服了督政府：远征埃及，它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巴黎的考虑十分明确：如果法国控制了通往印度的陆路，那大英帝国的崩溃就为时不远了。拿破仑将军确实在金字塔战役中给统治埃及的马穆鲁克（Mamelucken）的军队以重创，1798年底他率领部队进入开罗。短短数日后在上将纳尔逊指挥下，英国海军在阿布基尔（Aboukir）摧毁法国舰队。波拿巴的部队从而被切断了与家乡的联系，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英国奠定了其在地中海的主导地位。

阿布基尔战役后，在皮特的纵横捭阖下形成了第二次反法同盟，参与的国家有英国、俄国、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和土耳其。1799年3月起，欧洲再次处于战争状态。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在德意志南部、瑞士和意大利给法国人以沉重打击；由法国组建的共和国，其中包括1799年1月才宣告成立的那不勒斯或帕特诺珀共和国（Parthenopëische Republik）崩溃。然而9月局面发生了逆转：革命军再次打败盟国军队，其中1799年9月27日在苏黎世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一个月后，沙皇保罗一世（Paul I.）对奥地利人在意大利的擅自行动极为恼火，他宣布退出同盟并命令他的部队撤回俄国。

此时拿破仑·波拿巴已经离开了埃及和自己的军队，开始返回法国。1799年10月9日他抵达弗雷瑞斯（Fréjus）。当他一个星期后来到巴黎时，完全可以肯定自己是受欢迎的：所到之处他受到人们的热烈欢呼和英雄礼遇。对那些反雅各宾党人的政治家如督政府成员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和从流亡地美国返回的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来说，他们早就认为需要改朝换代了，波拿巴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他有军队做后盾，这位广受爱戴的将军就好像是命运安排的，让他来取代危机重重的督政府体系。如果政变会成功，那只有由他来领导：很快波拿巴本人对时局也这么看了。

作为政变理由，西哀士的同谋者们断言雅各宾党人即将企图推翻现政权。督政府应该由三位临时执政，即波拿巴、西哀士和罗杰·迪科（Roger Ducos）取代，议会要把开会地点改到巴黎郊外的圣克卢（Saint-Cloud）。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一切就绪。五位督政官中的三位同意解散督政府，两位反对这么做的督政官遭到软禁。起初上下两院也同意解散督政府，但第二天看到集结到圣克卢的军队后又起了疑心。拿破仑·波拿巴在五百人院所作的一个非常笨拙、具有挑衅性和有些地方令人迷惘的演讲更增强了许多议员的怀疑。一阵骚动爆发了，许多与会者高呼：“打倒独裁者！打倒暴君！”将军被人推来搡去，最后濒临休克，被他的追随者带出了大厅。

若不是五百人院议长——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波拿巴（Lucien Bonaparte）当机立断中断了会议，11月10日的政变大概就失败了。休会让五百人院议长有机会让部队来清场。同谋者们本想避免的军队介入并没有导致流血事件。在吕西安·波拿巴的斡旋下，同谋者们此后获得了表面上的合法性：不仅元老院，受到惊吓的五百人院也同意成立临时政府，两院会议推迟到1800年2月20日举行。拿破仑·波拿巴为自己要求第一执政的地位，西哀士和罗杰·迪科对此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此前部队也干预过国内的权力之争，但雾月十八日的情况完全不同。军权不再像镇压1795年的葡月起义时那样作为文职政府的统治工具出现，它由拿破仑·波拿巴出面直接接管了政权。与这位来自科西嘉的军官结盟的政治家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法国，它想在充分的法律保障下享受革命的果实。属于这些果实的包括以前的贵族或教会地产，这些地产在革命的最初几年转变为国有资产，在热月党人执政期内发生通货膨胀时被富裕的资产阶级购买了。保护这类财产不受无财产的社会下层侵犯，对当时第三等级中的有钱人来说比直接行使政治权力更重要。

把安全看得高于一切的社会，是恐怖统治和热月政变的结果。由于委员会体制及其选举舞弊和频繁政变未能有效地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军方必须挺身而出。由于军方的领头人是一位受欢迎的将军，身上拥有赢家的强大气场，早年甚至加入过雅各宾派，新秩序预计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这是短命的督政府无法得到的。1799年11月发生的事情完全验证了埃德蒙·伯克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中的预测：从革命的权力之争中胜出的将是军队，领导它的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军事统帅，他不仅指挥军队，而且还懂得制定法律和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