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从第一执政到皇帝：拿破仑·波拿巴

雾月十八日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拿破仑时代。它持续了几乎16年，直到拿破仑1815年最后下台，拿破仑时代对欧洲的改变其激烈程度超过了宗教改革以来的任何事件。拿破仑·波拿巴1769年8月15日出生于阿雅克肖（Ajaccio），原名拿破仑·布宛纳巴（Napoleon Buonaparte）；这种意大利拼写法直到1796年与约瑟芬·德博阿尔内（Joséphine de Beauharnais）结婚后才放弃，改用不那么带有异国情调的“Bonaparte”（波拿巴）。他出生时，热那亚把科西嘉割让给法国的条约签订仅一年多，科西嘉独立运动的决定性失败刚刚过去短短三个月。

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1769年从站在科西嘉一边转换立场改为支持法国。拿破仑9岁时被送到欧坦（Autun）去上初中。1779年他开始在法国上军事学校，先在布里埃纳（Brienne），后在巴黎。革命爆发时他是陆军少尉，根据他自己的评价那时他与其说是个法国人，不如说仍旧是个科西嘉人。1793年他与科西嘉独立运动闹翻，加入雅各宾派。在对土伦的围攻过程中，已经成为上尉的拿破仑受国民公会委托指挥炮兵。

拿破仑属于那些历史人物，人们完全有理由可以声称，若没有他们世界历史的轨迹会完全不同。为了能够给他生活的时代打上烙印，那个时代先必须在他身上进行浓缩。从革命中涌现的新法国渴望得到世界的认可。拿破仑是这种愿望的体现。作为年轻的军官他需要得到承认，因为从科西嘉独立运动的一名支持者（在恐怖时期）转变为激进的爱国者，这完全不是理所当然的事。1797年拥有了政治权力后，他也需要得到承认。雾月十八日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像他这样雄心勃勃的人会长时间满足于在三头同盟中当同侪之首。同样不可能的是，想让全欧洲铭记自己的他会满足于一辈子当第一执政。

1813年6月26日，当他彗星般的政治生涯已经快接近尾声时，拿破仑在德累斯顿的一次聚会中向奥地利大权在握的政治家梅特涅侯爵透露，为什么他无休止地追求法国的扩张和自己的权力：缺乏合法性的意识。“您的统治者们，”这位新贵告诉老强国的代表，“诞生在宝座上，他们可以二十次被打败，却能够一再返回他们的皇宫；但我这个命运的宠儿不行。哪一天我停下来，不再强大，从而人们不再怕我，我的统治就结束了。”

拿破仑·波拿巴成为临时政府的真正负责人还不到五周，他就于1799年12月13日让两院委员会为他量身定制了一部宪法，根据这部宪法只有他可以扮演宪法允许的独裁者的角色。任期十年的当选第一执政官拿破仑·波拿巴（宪法特别提到他的名字）是唯一有立法倡议权者，他任命部长、外交使节、高级官员和大多数法官。其他两位执政官（已经不再是西哀士和罗杰·迪科，而是让·雅克·冈巴塞雷斯[Jean Jacques Cambacérès]和夏尔·弗朗索瓦·勒布伦[Charles François Lebrun]）只负责咨询。立法权在两院：先由法案评议委员会讨论第一执政官的提案，再由立法机构批准。

议员由一个“护法元老院”（Sénat conservateur）从候选人名单中选出，这些名单则是在普选基础上经层层筛选以间接方式拟定的（其中除了妇女，只有破产人员和拿小时工资的勤杂人员没有选举权）。元老院本身是一种知名人士大会，其中四分之三由第一执政官任命，四分之一由其成员增选。一个国务委员会帮助第一执政准备法律和法规，执法由部长们负责。公民权利受到限制，仅剩下请愿权、财产受保护权以及防止任意逮捕和夜间入户搜查的权利。

1799年12月25日《宪法》公布，尽管当时全民公决还根本没有结束。1800年2月初内政部长吕西安·波拿巴宣布的公决结果是按照其兄——第一执政的旨意大大凑零为整后的数字。根据该数字500万选民中有300万投了赞成票，投反对票的仅有1562人，值得注意的是弃权票数非常高。多数法国人接受了既成事实，从而允许了剥夺人民在政治方面的行为能力，这一点没有疑问。1799/1800年间还谈不上对拿破仑·波拿巴的热烈支持。

要想在法国人中获得合法性，波拿巴必须有政绩，这方面法国无须等太久。第一执政进行了由中央控制的严谨的行政改革，整肃了财政，稳定了面包的价格，这令他在社会下层中的声望陡增。为了民族和解，他在1799年12月底就下令对旺代起义者施行宽宏大量的大赦。1802年4月大多数移民也获得了大赦，只要他们宣誓效忠共和国。用这个办法，波拿巴让许多贵族和神职人员重返法国。

同月（1802年4月）生效的与教宗签署的协定也是为了达成国内的妥协：教会放弃对归还教会财产的要求，国家保证给神职人员发放合适的薪水。第一执政任命主教，但其就职典礼由教宗主持。主教们要宣誓不进行反对政府的活动，并要向政府报告教会所了解到的反政府行为。教会以外的政治反对派也不允许存在。1800年初就有五分之四的巴黎报纸遭禁，幸存的报纸则受到严格的审查。第一执政通过其警务部长富歇——1793年10月里昂大规模屠杀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之无所不在的间谍网对保皇党人和雅各宾派进行监视。积极的反抗视情节严重程度，分别予以监禁、驱逐或上断头台的惩罚。

对法国人的自我意识而言，重新赢得的国内安宁是重要的。同样重要的还有在与反法同盟军的作战中所取得的军事胜利。1800年法国军队在一系列战役中击败了奥地利人，其中6月14日的马伦哥（Marengo）战役由拿破仑亲自指挥。此后哈布斯堡帝国不得不于1801年2月签署了《吕内维尔和约》（Friede von Lunéville）。该和约主要确认了两个强权国家于1797年10月在《坎波福尔米奥和约》中达成的协议：弗朗切斯科二世皇帝也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放弃对莱茵河左岸的领土要求，此外还放弃对比利时和伦巴第的主权并承认荷兰巴达维亚（Batavische）、赫尔维蒂、奇萨尔皮尼和利古里亚共和国。1802年3月经过艰辛的谈判后与英国缔结了《亚眠和约》（Friede von Amiens）。英国人放弃了战时从法国人手中得到的加勒比岛；埃及应归还给奥斯曼帝国，马耳他则还给圣约翰骑士团。

这样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就在开战四年后结束了。第一执政应该能够感到骄傲与满意，他实现了旧制度的政治家和国王们——如黎塞留和路易十四——就已经憧憬与奋斗过的目标：让莱茵河成为法国的“自然”疆界并在欧洲大陆取得毋庸置疑的霸主地位。只是在海上还存在着一个更强的对手——英国，对此拿破仑·波拿巴无法忍受。“他身上的恶魔令他无法容忍其他与之平分秋色的强权。”约翰内斯·维尔姆斯（Johannes Willms）在其2005年出版的拿破仑传记中写道，“因此《亚眠和约》与此前的《吕内维尔和约》一样，不过是一份停火协定，是他在发动最终能让他赢得那个‘世界帝国’之战前的最后一次喘息，创建这样一个帝国的念头一直在左右着他的奋斗。”

上述两项和约的成就对内政大有裨益。1802年5月拿破仑·波拿巴不顾元老院、法院和立法机关的反对，创建了荣誉军团制度，他此举有意借鉴了君主制的贵族传统。能够得到这一荣誉的首先是军官们，这是共和国的最高勋位，获此称号者可视自己为民族精英。同月，波拿巴决定让法国人进行公投，来表示他们是否同意他任终身执政。在40%参加投票的有投票权者中有350万人赞成，反对的仅有8000多人。

1802年8月3日宣布他为终身执政，第二天又补充了一项元老院决议，明确了颁布新宪法的意图。新宪法计划：在新创建的（县、镇、省各级）选举人团中只有富有的公民才能当选，而且是终身制。从此，这些名流就代表了法国社会。一无所有的社会下层失去了任何有效的参政机会。

民权的原则，除了公投以外，几乎丧失殆尽。新宪法极大地限制了法庭与立法机关的权力，同时拓展了第一执政的权限。今后他是唯一一个可以任命元老院成员的人，通过元老院决议他可以修改宪法。1802年8月4日元老院决议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第一执政有权向元老院指定一位公民为自己的接班人。此条款虽未预告会出现波拿巴家族内的类似君主制的继承顺序，但为此开了方便之门。元老院的缔造者——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显然毫无疑问地背离了法国大革命的国家法思想。

相反，第一执政的最重要的立法意图——《民法典》（Code Civil），亦称《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仍旧继续恪守了1789年的精神。这部1804年颁布的法典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护私有财产、缔约自由以及政教分离。该法典的语言及思维之清晰，堪称世纪之作，哪怕是考虑到其中有一些不能称为进步的内容，如在经济法、家庭法和离婚法方面对妇女的不利规定。

《民法典》不仅打造了法国的民法，而且对拿破仑时代被法国占领以及向法国看齐之地区的民法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些影响甚至延续至今。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拿破仑都为自己作为法律改革者的功绩感到自豪。然而，与其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桩法律政策方面的大退步：1802年，新民法生效的两年前，鉴于海地奴隶起义频繁，他废除了1794年2月国民公会取消奴隶制的决议，从而给人权事业以沉重打击。

外交政策方面，第一执政利用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的结束，以扩大他在德意志的影响。这方面的一种方法就是《吕纳维尔和约》中的相应规定，即在莱茵河左岸生活或拥有财产的世袭诸侯们，将在法国参与下从莱茵河右岸对失去的领土得到补偿。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在其父保罗一世被谋杀后于1801年3月登基——联手，拿破仑·波拿巴寻求对神圣罗马帝国进行法国意义上的重组。为此巴黎和圣彼得堡特别注重加强中等邦国如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的实力，以达到削弱两个大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目的。实现此目的的手段有“世俗化”和“剥夺帝国直辖地位”：世俗化即解散帝国议会中的教会政治体，剥夺帝国直辖地位意味着废除帝国城市或帝国骑士领地的直辖地位。

德意志中等邦国从这种再分配中只会得到好处，所以它们想尽一切办法向拿破仑·波拿巴和他的外交部长塔列朗提出各自的诉求；而斯图加特和卡尔斯鲁厄的宫廷则利用自己与沙皇的近亲关系获益。其结果是1803年2月25日的《全帝国专使会总决议》（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由议会和皇帝批准后生效。几乎所有的主教领地均被废除，从而为教会财产的世俗化打下了法律基础。51个帝国直辖市中的45个被剥夺了直辖地位，只有汉堡、不来梅、吕贝克、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纽伦堡和奥格斯堡的直辖地位未变。一共有112个帝国政治体不复存在。其后果是中等邦国的疆土猛增，但也包括普鲁士的领土，这是法国和俄国不想看到的。在1795年的《巴塞尔和约》中普鲁士放弃对莱茵河左岸的领土要求，无意中使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土发生了变化。

自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外国势力对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状况还从没有像1803年的《全帝国专使会总决议》产生过这么大影响。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德意志土地上的内部权力关系。输家和赢家分别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帝国政治体。科隆和特里尔的大主教不再是选帝侯。新的选帝侯领地符腾堡、巴登、黑森-卡塞尔和萨尔茨堡中的前三家信仰新教，只有萨尔茨堡信奉天主教。其结果是，现在帝国议会的第一院中（整个帝国议会亦然）新教占了上风。奥地利的地位受到削弱，帝国和皇帝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与统一的民族国家如法国相比，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诸侯国仍像是中世纪的遗留物。但是由于第一执政——德意志中等邦国的新保护者的强势政治干预，德意志的面貌变得比以前更为清晰。

当拿破仑·波拿巴竭尽全力让皇帝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贬值之后，他想在法国搞帝制，自己做皇帝。很久以来他都追求让自己的统治获得更高的合法性。在一个大多数国家仍旧是君主制的世界中，“第一执政”的头衔没有他拿破仑·波拿巴向往的那么光鲜。经历过1789年革命以来的一切，再想做回国王已经不可能了。但当皇帝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皇帝这一尘世的最高头衔在10世纪奥托大帝时代就被德意志人占据了。但最迟自三十年战争以来，“皇帝”这个名号后面实际上已经没有实权了，“帝国”也一样。如果他——拿破仑·波拿巴自己变成法国人的皇帝，在他看来这不过是通过战斗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赢来的当之无愧的名分。今后他将把对法国的统治权保留在自己家族内，最好是传给一个亲生儿子，不过他的妻子约瑟芬还没有给他生出继承人，他也可能过继一个侄子。

1802年8月4日元老院决议允许第一执政向元老院推荐自己的继任者，这仅仅让拿破仑·波拿巴离自己的目标又靠近了一大步。直到差不多两年后，他才认为转变到波拿巴家族世袭帝制的条件成熟了。1804年4月30日，他让一位前雅各宾党人在法案评议委员会提出申请，宣布现任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国人的皇帝，并同时决定皇帝头衔由其家族继承。申请以压倒多数（仅卡诺投了反对票）获得通过，5月4日元老院就同样内容做出决议。提案通过三个星期后，拿破仑于1804年5月18日被宣布为世袭皇帝，6月元老院的决议和一份详细的继承规则经公投通过：近40%的人参加了投票，其中约350万法国人投了赞成票，只有2569票反对。

随着符合宪法地引进帝制，法国转变为法兰西帝国。皇帝置身于宫庭之中，其中心由他和他最近的亲属构成。波拿巴家族现在继卡佩、安茹和波旁王朝之后，组成法国的第四个王朝。拿破仑允许他的两个兄弟自称为“法国亲王”（Prince Français），他还授予其亲戚与亲信华丽称号如“帝国大法官”（Archichancelier de l’Empire）、“大选帝侯”（Grand Electeur）或“礼仪总监”（Grand Maitre de Cérémonies），他任命功勋卓著的军队首领为“荣誉元帅”（Ehrenmarschälle）。1804年8月14日元老院做出决议，允许法国公民把皇帝馈赠的财产与世袭头衔传承给自己的后代。

这不过是恢复了旧的“长子继承制”，从而成为产生新贵族——“皇家贵族”的社会基础。四年后，新贵族通过1808年3月1日元老院的决议获得了自己的宪法——贵族顺序条例，所有封建制中的旧头衔，即骑士、男爵、伯爵和侯爵全部得到恢复。返回君主制因此顺理成章地意味着古老的封建秩序元素的复活。但“皇家贵族”并不等同于“封建主义”的死灰复燃：新崛起的贵族仍是1789年形成的公民社会的一部分。

称帝的一个伴随现象是拿破仑自己上演的对查理大帝的偶像崇拜。其高潮为皇帝在欢呼的当地居民簇拥下，对加洛林帝国首都亚琛的一次拜访，这发生在1804年9月。这种强调与加洛林王朝渊源的做法，不难让人看到拿破仑称霸欧洲的雄心。当然，他在自我导演的这场戏中也不可能走得太远。查理大帝时代还没有法国人、德意志人或意大利人；其帝国不是民族的，虽然它也不是无所不包的，然而它还是比后来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更为广博。民族的框架对拿破仑来说已经过窄，但经法国人（仅仅由他们）公投获得合法性的皇帝不想，也不能放弃其帝国的民族特性。于是，1806年夏他还不想满足古老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一位大书记官长（Kurerzkanzler），前任美因茨和现任雷根斯堡大主教卡尔·特奥多尔·冯·达尔贝格（Karl Theodor von Dalberg）的心愿，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戴到自己头上。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他就不完全是从前那个他最想当的法国人的皇帝了。

拿破仑的帝国因此一直仅是一个由法国领导的大帝国。它与其说是应该直接，不如说是间接统治欧洲。若能战胜英国，不言而喻就有机会继承大英帝国从印度到西印度群岛的遗产，并着手征服奥斯曼帝国。一旦地中海成为拿破仑帝国的内海（mare nostrum），这个帝国也可以感觉自己是复活了的罗马帝国。经征服建立的大帝国是一个没有疆界的工程，法国统治的欧洲仅仅是继续征服的出发点。拿破仑的愿景若是能够实现，称其大帝国为新型的“世界一统君主国”就不算是夸张。

拿破仑对帝国的形式与疆界的想象可谓相当含糊，相反，他对自己称帝登基的设想却极为具体。正如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加冕时一样，教宗在1004年后的这次典礼上也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然而，对拿破仑来说不言而喻的是，这一次皇帝不会前往教宗的驻地罗马，相反罗马的教宗必须莅临皇帝所在地巴黎。而且教宗应只负责为皇帝受膏和对他进行祝福，皇冠拿破仑想自己戴到头上，然后再由他为约瑟芬加冕。在经过一番短暂犹豫后，庇护七世愿意扮演分配给他的角色。在教宗的坚持下，他成功地让此前只与约瑟芬缔结了民事婚姻的拿破仑在教堂补办了婚礼。1804年12月2日，皇帝加冕仪式在巴黎圣母院按照拿破仑的计划进行，场面极其奢华，所有宪政机关无一缺席。

在场者中许多人曾为1792年9月废除君主制而欢呼，也有不少人在四个月后就是否处决路易十六投了赞成票。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反对拿破仑称帝，相反，他们感到自己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一起受到了加冕。1804年12月2日的登基典礼使新情况合法化，从而也让他们在1789年以来的15年间，特别是自雾月十八后的5年间所获得的个人财产同样取得了合法性。1804年12月，能马上令人回忆起革命的几乎就只剩下1793年的革命历书了，直到第二年，拿破仑才下令从1806年1月1日取消共和历，恢复传统的基督纪元历法。如今坚决要求1789年所允诺的自由是极其危险的。除了一些限制，在法律面前人们是平等的，若是不反对皇帝，也能享受法律保障。作为对所缺乏的东西的补偿，帝国提供“荣耀”和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繁荣。

老欧洲对合法性的看法仍旧与革命后的法国不同。与法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君主，对新皇帝给予了他理应得到的礼仪上的尊重。但他至少在那些实力派君主眼中只是个篡位者，是革命的产物和旧秩序的敌人。拿破仑向他们证实了他就是这样的人：1804年3月，在宣布称帝前仅仅数周，他让人枪决了波旁王族成员当甘公爵（Ducd’Enghien），后者是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被人从其流亡地——巴登的埃滕海姆（Ettenheim）绑架走的，并在万塞讷（Vincennes）经草草审讯后就被枪毙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位亲王如所指控的那样想取拿破仑的性命。这桩政治谋杀在整个欧洲激起了公愤，特别是在那些同情波旁王朝的人中。这桩血案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放弃先前对法国的中立立场，转而接近英国的一个重要理由。

倘若拿破仑曾经希冀，在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后，他能成为西方唯一一位皇帝，那他就打错了算盘。1804年10月10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切斯科二世宣布建立奥地利帝国。这有悖于帝国宪法，在此意义上这是一种革命举动，迈出这一步是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老帝国的寿命在《全帝国专使会总决议》后已经屈指可数了。哈布斯堡皇朝的统治者现在得竭尽全力，让自己的皇家头衔不要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灭亡而作废：两年后将证明这种未雨绸缪是正确的。

法国的领头人给自己拟定的官方称呼是：“拿破仑——上帝恩典与共和国宪法支持的法国人的皇帝”。宗教术语作为表达方式是不可或缺的，这样他才能在国际上与其他君主“平起平坐”，在国内才会得到基督徒的认可。援引《共和国宪法》是为了继续保持合法的外表。这甚至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断言，就好像转型为君主制的法国仍旧是个共和国似的。“法国人的皇帝”之头衔指的是拿破仑所接受的授权是民主的，其实更应该说是伪民主的，这是他通过1804年6月的公投为自己争取到的。

帝国的创建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因此它既是一场反革命，也是一场继续革命。年轻的卡尔·马克思在1845年曾如此评价过拿破仑：“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从而完成了恐怖主义。”一针见血：新帝国在国内遇到的麻烦只能通过对外的军事成就来掩饰。这些成就帮助拿破仑，让法兰西帝国成为一个大帝国的核心。这位皇帝这么做时并没有什么长期规划和建立在对利弊权衡基础上的蓝图。他从一开始就遵守的唯一法则是：以不断升级自己的权力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