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大帝国与老帝国的终结

1802年3月法国与大不列颠缔结的《亚眠和约》并未维持多久。1802年9月拿破仑用吞并皮埃蒙特来挑衅英国，年初他已经让人宣布自己为意大利共和国，即前山南共和国总统（意大利共和国后来转型为意大利王国，1805年春拿破仑在米兰大教堂自我加冕）。同样具有挑衅意味的还有：对1795年归属法国、发生暴力动乱的圣多明各进行殖民远征，强令巴达维亚共和国制定新宪法以及让瑞士转变为法国的卫星国。但最挑衅英国底线的是拿破仑推行的违反英国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他采取高关税，以保护法国工业免遭英国竞争。

英国的对策是决定暂时不把马耳他归还给圣约翰骑士团，这违反了《亚眠和约》，伦敦方面的理由是：和平的条件必须与维持现状相联系。1803年3月13日，拿破仑在整个外交使团面前谴责英方违约；两个月后伦敦召回其驻法外交人员；1803年5月23日英国对法国宣战。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国会永远容忍法国称霸欧洲大陆；同样明白无误的是，拿破仑不会满足于在亚眠所得到的，也不会承认英国的海上霸权。1803年春英国结束了停火，这对拿破仑来说意味着釜底抽薪。

战争初始，法国于1803年6月占领了汉诺威，1714年起这里因共主邦联属于英格兰，英方则征服了法国大部分的殖民地。在被切断了与母国供给联系的海地西部，1803年底黑人独立运动如火如荼，这是受1789年大革命激励始于1791年的第一次奴隶革命迟到的胜利。1803年初，法国远征军的崩溃就已毫无疑问。失去其最富有的殖民地海地的最大部分，意味着法国建立一个跨大西洋帝国梦想的终结。拿破仑对此的反应充满恐慌：把路易斯安那出售给美国。年轻的美国通过“购买路易斯安那”赢得了密西西比河右岸辽阔的领土，让其国土一路向西延伸到太平洋沿岸。

拿破仑暂时放弃了登陆英国的计划，因为他意识到法国海军的力量完全无法胜任这种行动。当拿破仑成功施压迫使西班牙参战后，入侵英国的机会似乎变大。曼努埃尔·德·戈多伊（Manuel de Godoy）——西班牙王后玛丽亚·路易莎（Maria Louisa）的情人——执政时西班牙在1796年的《圣伊尔德丰索条约》（Friede von San Ildefonso）中曾与法国定下攻守同盟，1801年西班牙出兵战胜英国同盟者葡萄牙。1803年参战的界线即七年前戈多伊为西班牙确立的边界。

英国同样也能在自己身边聚集盟友：1805年4月它与俄国就结盟进行接触，其所宣称的目的是，将法国的疆界限制到1792年的状况，即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前的疆界。此后不久，奥地利、瑞典和那不勒斯加入联盟。拿破仑的对策是与巴伐利亚秘密结盟，符腾堡和巴登为了自保亦加入该同盟，法国执意争取的普鲁士坚持自己的中立。英法战争两年后发展为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

这次战争中的唯一一次海战发生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在这个西班牙濒临大西洋海岸的海角，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Nelson）取得了对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的决定性胜利，他自己也在同一天殉职。1805年12月2日，在加冕为皇帝一周年之际，拿破仑获得了陆地上最重要的胜利：在摩拉维亚的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附近进行的三皇会战中，他重创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皇帝弗朗切斯科二世率领的俄奥联军。这场胜利确保了拿破仑的政治存在：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几天，法兰西银行的崩溃似乎已迫在眉睫。若是皇帝打输了这场战役，金融灾难将不可避免，作为其后果拿破仑肯定就得下台。12月2日传来的胜利消息拯救了法兰西国家银行及法兰西帝国。奥斯特利茨战役在国内的这种政治影响才令其对外政策方面的效应成为可能，后一结果很快显现。

1805年12月26日，三皇会战后大约三个星期，法国和奥地利在普莱斯堡（Preßburg），即如今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wa）缔结和约。哈布斯堡皇朝不得不将威尼托大区割让给意大利王国；巴伐利亚从奥地利得到特伦托、蒂罗尔（Tirol）和福拉尔贝格（Vorarlberg）等地，并获准把帝国自由城市奥格斯堡划归己有。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成为王国，巴登则变为大公国。符腾堡和巴登也能够扩大自己的版图：它们接收了此前的奥地利西部领土和帝国骑士领地。作为补偿奥地利得到萨尔茨堡。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就此结束，法国与俄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

“随着奥斯特利茨战役开始了拿破仑对欧洲的统治。”约翰内斯·维尔姆斯用这句话总结了1805年12月2日战役的意义。在摩拉维亚的胜利创造了建立那个大帝国的先决条件，其中拿破仑的意志是所有政治力量的源头。属于这个帝国的除了法兰西帝国还有新成立的各君主国，其首脑都是皇帝的近亲：担任那不勒斯和荷兰国王的是他的兄弟约瑟夫和路易，其妹夫缪拉（Murat）则任新创建的贝尔格大公国（Großherzogtum Berg）大公。

大帝国的另一部分由16个“第三方德意志邦国”（Drittes Deutschland）组成，包括战争的赢家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它们于1806年7月12日宣布独立，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并与法国建立攻守同盟。这标志着古老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8月1日，莱茵邦联国家（Rheinbundstaaten）在雷根斯堡的帝国国会声明集体退出神圣罗马帝国。五天后，迫于拿破仑的最后通牒，弗朗切斯科二世于1806年8月6日宣布退位，并解除了所有帝国政治体的义务。作为奥地利帝国的皇帝他现在是弗朗茨一世。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并未激起愤慨的呐喊。虽然仍有帝国的爱国者为这个富有传统的结构的可耻结局感到悲伤，但他们只占极少数。大多数德意志人对1806年8月6日的事件无动于衷。长期以来帝国仅是其自身的一个影子而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它对平衡各教派的矛盾以及调解较小的帝国政治体间的争端起了一定作用。实权其实掌握在幅员辽阔的大国手上，其中两个最大的国家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矛盾让神圣罗马帝国在18世纪越来越徒有其名：成为过去时代的遗物，一种不合时宜之物。要想从头到脚进行一番改革则缺乏最重要的条件：当权者改变现状的意志。

此外在老帝国存在的最后几年中，普鲁士以及奥地利总是毫无顾忌地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再牺牲帝国的整体利益。普鲁士在与法国单独媾和的《巴塞尔和约》中放弃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领土，两年后奥地利于1797年10月认可了这一做法。1805年12月15日，奥斯特利茨战役两周后，普鲁士与拿破仑签署同盟条约，通过放弃安斯巴赫（Ansbach）、纳沙泰尔（Neuchâtel）和克莱沃（Kleve）处于莱茵河右岸部分，要求拿破仑确认普鲁士军队对所吞并的汉诺威的主权。这违反了帝国法和国际法，英国以对普鲁士宣战作为回应。奥地利1804年10月宣布成立奥地利帝国，以及1806年8月6日宣布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也一再违反了帝国法律：帝国解体需要帝国议会的同意，不能由皇帝独自裁决。“第三方德意志邦国”对帝国也持敌对态度：莱茵联盟国家通过组建邦联，作为拿破仑的受保护国给了老帝国最后的致命一击。

老帝国自然不可能踪迹全无地消失。如果从奥托大帝在962年加冕算起，它已经存在了844年。它在中世纪全盛时期以及其后数百年的衰微期，特别是三十年战争后，给人留下的记忆都是栩栩如生的。作为基督教教会的保护势力，这个中世纪帝国传递的信息是一种超民族的、欧洲的甚至是普世的，这种理念以世俗形式继续发挥着作用，即德意志人肩负着一种特殊的世界公民的使命。1796年，在这个古老帝国灭亡前十年，歌德和席勒曾在《格言诗》（Xenien）中提出警告：

德意志人，你们想把自己结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希望落空了；

还是培养自己——你们可以做到——成为更自由的人吧！

五年后，1801年席勒在《德意志之伟大》（Deutsche Größe）片断中写道：“德意志人的伟岸”从来都不体现在公侯身上。“在政治之外，德意志人创建了自身的价值，即使帝国覆灭，德意志人的尊严也将继续完整无损。这是一种道德上的伟大，它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性格中，并独立存在于政治命运之外……政治帝国风雨飘摇，精神帝国则日益坚固和更加完善。”

即使那种古老的传奇，比如德意志民族的帝国是第四个和最后一个世界帝国，只要这个帝国还存在，敌基督就无法统治世界，也并未因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彻底销声匿迹。只要是事关制服“恶”，人们就会想起这个念头，从而想重建新的德意志帝国。1806年虽然还不能够谈论帝国神话，但是编织这类神话的材料已经存在，只要情况允许或看上去有这个必要。与生活在魏玛的古典作家不同，还在拿破仑处于其权力的巅峰时就有不少德意志人希望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德意志人的统一，它应比古老帝国所能保障的合并更为有效。

一些同时代人恰恰寄希望于莱茵联盟，认为它既然鼎力推动了帝国的解体，就应该承上启下，至少帮助“第三方德意志邦国”——很多人视它们为真正的德意志国家——创建起一种保护伞式机构。事实上，拿破仑委任的莱茵邦联负责人——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一位大书记官长——卡尔·特奥多尔·冯·达尔贝格愿意为莱茵邦联创建共同的、有行动力的机构，拿破仑也认为这是可取的。但恰恰是那些最大的邦联成员，如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拒绝任何哪怕能让人稍微联想起那个已经覆灭的帝国的东西。强大的邦联权力将再次限制它们新赢得的行动空间，因此从莱茵邦联中未能发展出一个莱茵河地区的联邦制国家。

莱茵邦联国家的内部发展可用现代化推力这一概念做出最佳概括。作为《全帝国专使会总决议》和《普莱斯堡和约》带来的结果，莱茵邦联中较大的成员都扩大了疆界，新划入的地区的居民与原有居民的宗教信仰不同：新加入巴伐利亚的是信奉新教的地区，在符腾堡则是信奉天主教的地区；在两个教派混杂的巴登，由于原属奥地利的布赖斯高（Breisgau）的并入，天主教徒开始明显占多数。新老国土的真正融合需要很大努力，该过程引发了一场追赶开明专制风格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以18世纪后期的普鲁士和奥地利为榜样，和那里一样这种革命是由有改革意识的官僚机构推行的。《拿破仑法典》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人的皇帝为其《法典》的实施施加了很大压力。然而阻力如此强烈，最后除了在巴登，《法典》在其他地方只有部分内容被接受。这种矛盾的结果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对此历史学家伊丽莎白·费伦巴赫（Elisabeth Fehrenbach）揭示道：它是“一种革命律法与革命前的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对战”。

比莱茵邦联的社会变迁更为深远的是莱茵河左岸被法国兼并的地区。《拿破仑法典》在这些地方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一直使用到1900年1月1日《德国民法典》（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生效。法国的新区域接受了法国的行政机构设置，包括省份的划分、诉讼程序和法院体制。革命创新中包括犹太人的公民平等待遇。在莱茵河左岸施行的举措，也适用于由波拿巴的家族成员统治的那些德意志区域：其妹夫缪拉治下的贝尔格大公国，和1807年击败普鲁士后创建的威斯特法伦（Westfalen）王国——首府为卡塞尔，皇帝最小的弟弟杰罗姆（Jérôme）在那里统治。

贝尔格和威斯特法伦王国是拿破仑直接统治德意志的两个“样板国家”。但恰恰在这里，两种相互矛盾的目标以一种无法解决之冲突的后果出现：拿破仑的社会政治目标与他为长期巩固其统治所采取的措施不相容。如果想赢得市民和农民们的支持，拿破仑家族就必须遵照法国模式摧毁封建结构。他们这样做了，然而从中受益的不是当地居民，而是其他人。这位法国人的皇帝需要这些被剥夺的土地，以犒赏其能征善战的将领以及为“皇家新贵”奠定物质基础。由于对他而言，第二个目标要比第一个目标重要许多，拿破仑就令那些以为他会将1789年的原始理念——肃清了雅各宾党人的恐怖后的进步——在整个欧洲推广的人失望了。

但即使拿破仑以坚定不移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者面貌出现，在许多德意志人眼里他仍旧无法去掉外国统治者的污点。1806年纽伦堡书商约翰·菲利普·帕尔姆（Johann Philipp Palm）印刷并散发了一本反对这位法国人皇帝的匿名小册子《德意志正在蒙受奇耻大辱》（Deutschland in seiner tiefsten Erniedrigung），他不得不为自己的爱国行为付出昂贵的代价。根据拿破仑的命令帕尔姆被法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于1806年8月26日在因河畔的布劳瑙（Braunau am Inn）遭枪决。德意志民族主义有了自己第一位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