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宪章”与“百日王朝”：拿破仑最终倒台

法国无须害怕随着波旁王朝的复辟会导致一场社会动乱。1813年2月1日，路易十八就已郑重宣布，他将不会质疑1789年后产生的财产关系。大革命以来土地占有者的数量增加了 两倍，而且最大和价值最高的土地集中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手中：1820年代，十分之九的人口只拥有四分之一的土地，而1%的土地所有者却占有超过30%的土地。在有产阶层（即商人和企业主）中，法兰西大帝国在1814年前的最后几年中越来越失去了其依靠作用。自从这个“泱泱大国”从拿破仑的征战中无法获得额外的“荣耀”后，也就没有什么能让公众对经济危机和国家财政的糟糕状态视而不见了。中产阶级异常清醒，他们不会试图再次推翻新的政治秩序。

然而，路易十八若想得到法国人的支持，自然必须做一些拿破仑以他自己的方式已经做过的事：他必须秉承传统。对于拿破仑来说这意味着：继承1789年以前的传统，创建“帝国贵族”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对路易十八而言，关键在于与刚刚结束的过去划清界限，减少革命与拿破仑时代的严酷。保证革命后的财产关系不受质疑仅仅是向此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同样重要的是一部宪法，它将保障一些革命成果，如个人权利、权力分立和当选代表参与立法，并以此显示出它优于帝国的实际宪政。

1814年6月4日，路易十八签署的《宪章》（Charte constitutionelle）是一种历史性的妥协尝试。君主再次仅仅是上帝恩典的国王，人民或国家主权不再被提及。国王手中握有行政权和立法倡议权。他任命大臣、官员和法官，他指挥军队，宣战并缔结和约、同盟与贸易协定。两院参与立法工作：上议院（Chambre des Pairs）由国王任命，下议院（Kammer der Deputierten）议员任期五年，他们根据资格性选举原则选出（其后果是，到1830年整个法国的“选举人”数目 从来没有超过10万人）。两院可以请求国王，就它们所指定的议题提出立法动议。它们有权因叛国或贪污起诉大臣，审判权归上议院。

宪法保障了法国人的某些“国家法”，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个人自由、免遭任意迫害或逮捕、宗教自由（同时规定罗马天主教为国教）、法律框架下的言论自由、财产（包括革命时期的国家财产）不可侵犯。古老的贵族重新获得其贵族头衔，新贵族的头衔亦得到保留。荣誉军团勋章继续存在。各种古老的特权、“封建主义”和等级制没有恢复。“本届政府重组前”，禁止进行“民意调查和表态”。法庭和公民均被责成“还是忘却”。

健忘与大赦的承诺是为了安抚大部分有理由害怕波旁王朝复辟的人：革命和帝国的积极分子。与《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1791年宪法》为法国个人带来的个人权利相比，《宪章》提供的保障要少；但它却比《帝国宪法》自由。与1791年、1793年和1795年宪法中的立法权相比，下议院的权力相对小得多。然而，下议院并非完全没有影响力：它不是各等级的代表，但是一个代表大会，由那些鉴于其纳税贡献而拥有投票权的人选出。国王提出的法律草案只有获得两院同意才能生效。如果下议院不同意，会导致宪法冲突。这种可能性是宪政体制的致命弱点，对这种体制而言，1814年的《宪章》在几十年中一直是“原始宪法”，而且其影响远远超出法国本土。

波旁王朝复辟还不满一年，就完全出乎意料地遭到一位对手——拿破仑的挑战；巴黎与维也纳的和平会议还在继续召开，与会者更没料到这一挑战：拿破仑。3月1日，皇帝率领一千名左右的官兵离开厄尔巴岛在戛纳（Cannes）附近登陆。当时他错误地认为维也纳会议已经结束。在前往巴黎的途中他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那些向他欢呼的人中有许多雅各宾党人的追随者，他们要求取消教会和处决波旁王族人员。这迟早会导致内战，拿破仑当然想避免战争。在里昂他了解到和平会议仍未结束，1815年3月13日拿破仑颁布了他的第一批法令，其中包括召集各省选举团前往巴黎，在那里对《帝国宪法》进行必要的修订。

拿破仑现在想以自由、锐意改革和热爱和平的姿态出现在法国人面前。他知道，波旁王朝在城市下层阶级和多数地区的农民中并不受欢迎，而且也没有争取到资产阶级的支持。皇帝在军队中仍然深受爱戴：3月18日，内伊（Ney）元帅的兵团非但没有在欧塞尔（Auxerre）阻击他，反而阵前倒戈就说明了这一点。当路易十八听到此消息后，他决定带领随从人员离开首都，前往法国北部的里尔（Lille）。因此，拿破仑得以在3月20日重返巴黎，并立即开始组建新政府。他再次任命富歇担任警务大臣，富歇在前一年曾投靠波旁王朝，现在他不相信皇帝会成功。

拿破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盟军的态度。3月13日，盟军在维也纳会议上将拿破仑定义为歹徒。12天后，前一年3月9日签署的《肖蒙条约》得到续签，这无异于一纸宣战书。宣战对法国中产阶级中的反对者、虔诚的天主教徒、保皇党人和旺代省的农民均产生了影响。为了强调自己重新开始的意愿，拿破仑把在里昂承诺的修宪任务交给了其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他曾经是斯达尔夫人（著名的《德意志论》一书之作者）的朋友，1814年以《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De l’esprit de conquête et de l’usurpation）为标题出版了抨击拿破仑的小册子，从舆论上支持波旁王朝。现在，他负责起草《帝国宪法补充条款》（Acte additionel aux Constitutions de l’Empire），后来自然只能——在获得最高行政法院批准后——以和缓的形式发表在官方《公报》（Moniteur）上。

自由精神在补充条款中没有太多体现。两院的权力多于1814年之前，但没有超过《宪章》。公民的权利有相应扩大：包括宗教、言论和新闻自由以及请愿权。1815年6月1日，补充条款经聚集在一起的选举团在巴黎的战神广场通过。公众的反应不一致并令拿破仑失望：自由党认为补充条款提供的自由太少了，波拿巴分子觉得给予的自由太多了，雅各宾派的追随者则抱怨缺乏民主。公投结果150万票赞成，5000票反对。值得注意的是有权参与投票的法国人的低投票率。

6月中旬，盟军准备就绪，可以给拿破仑的挑战以军事回应。他们选择的决战地在比利时。6月18日，先是威灵顿指挥下的英军，然后是布吕歇尔率领的普鲁士军队在滑铁卢向皇帝的军队开战。当近卫军开始退却时，这场战役——拿破仑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的结局已经毫无悬念了。6月21日清晨拿破仑再次返回巴黎。6月22日，他离开首都前往马尔梅松城堡（Schloss Malmaison），那是1814年去世的约瑟芬住过的宫殿。7月3日，富歇作为事实上的政府首脑执行了巴黎投降的程序。

四天后，盟军第二次进驻巴黎，路易十八也随着他们在7月8日抵达巴黎。拿破仑于7月15日在罗什福尔（Rochefort）登上一艘英国船，7月底这艘船被命令返回英国。8月5日，曾经的皇帝开始了他最后一次旅程，目的地是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Insel St. Helena）。在那里，拿破仑在有生之年致力于撰写自己的神话，这些神话将永世流传。1821年5月5日拿破仑去世，享年51岁，根据官方记录他死于胃癌。

法国为“百日王朝”的冒险付出的代价是1815年11月的第二个《巴黎条约》，其条款与1814年5月的第一个《巴黎条约》相比更苛刻一些：萨尔布吕肯和萨尔路易划归普鲁士，兰道先是给了奥地利，后来给了巴伐利亚，曾留给法国的萨伏依部分被分配给撒丁王国。在法国东北部，盟军部队还要驻守五年，而费用由战败国负担。此外，法国还必须支付7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并交出帝国时代法国从其他国家掠夺到巴黎的艺术珍品。

在拿破仑统治的末期，这位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让整个欧洲为他着迷的人再次展现了自己的强大意志力。在路德之后，没有哪个人像他一样带来过如此多的改变。他结束了法国革命，并同时将革命成果扩展到欧洲。他是革命的产物，又是革命所预示的自由之压迫者。他先是使人们钦佩他与他的国家，接下来又令人对他的国家和他本人深恶痛绝。拿破仑法国的民族主义具有传染性。然而，无论什么地方的其他民族感到自己受到了大帝国的骚扰和羞辱，他们的爱国情怀都与反对法国人的统治交织在一起。可供模仿的民族主义有助于摆脱外国统治，而且这种民族主义会战胜异族统治，它为拿破仑之后的那个世纪打上的烙印还要超过那位科西嘉改革者的遗产——《拿破仑法典》。

坚信自己的意志力，这既是拿破仑胜利的原因，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他从不考量那些会妨碍他实现其深远计划的因素，若是他考虑到这些因素，那他就不会在1809年出征西班牙，在1812年远征俄国，以及在1815年从厄尔巴岛 返回法国。然而所有这些行动都有其内在逻辑性：只要拿破仑没有被最后打败，他都不会停止攫取更多的权力。

这就是他在雾月十八日政变时所遵循的法则，但欧洲不可能永久屈服于这一法则。因为它不想依赖于某个个人的意志，它在为那个时刻做准备，届时联合起来的力量能够阻止皇帝称霸世界的欲望。当拿破仑1812年底战败不得不从俄国撤军时，他促成了这一时刻的到来。此后发生的事所遵循的逻辑要比他的意志更强：欧洲不想放弃的多样性之精神，因为这属于其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