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超级大国美国：从门罗到杰克逊

在1815年后的19世纪，倘若欧洲列强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看待，也许拉丁美洲摆脱欧洲殖民统治获得解放就没那么迅速。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希望能步调一致地共同对付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革命，法国的维莱尔政府曾想让波旁王朝的人代替此前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者。英国的态度截然不同，它视拉丁美洲为其工业产品的重要销售市场，因此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以这一利益为出发点。

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是下议院中来自工业和港口城市利物浦的议员，他是最坚定的不干预政策的代表。他当然知道，这种不干预是另一种形式的干预，即间接帮助了独立斗士们。为了防止欧洲大陆列强干预大西洋彼岸的事态，他甚至想与一个国家结盟，这个国家在不到半个世纪前才刚刚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并在1812～1814年再次对曾经的母国开战：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一方则对开启拉美贸易市场极为感兴趣，仅出于这个原因它对反殖民主义力量表示同情。1822年，华盛顿就承认了大哥伦比亚、智利、秘鲁、拉普拉塔联合省和墨西哥，并允诺在新国家与西班牙发生冲突时美国将保持中立。

然而，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并未能结盟。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美利坚合众国第二任总统的儿子，强烈并有效地警告不要与前殖民国家签署任何条约。因此坎宁只能代表自己的政府，在1822年10月12日通过法国驻伦敦公使波利尼亚克亲王（Fürst von Polignac）知会维莱尔政府，英国不会容忍欧洲干预拉丁美洲事态。在坎宁要求下，波利尼亚克以备忘录形式把这一立场通知了法国政府，这对波旁王朝在南美取代西班牙的计划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同时，对沙皇亚历山大来说，他希望欧洲列强以武装干涉的方式支持西班牙的设想成为泡影：在他看来，英国的参与是在南大西洋彼岸成功进行干预的必要前提。

与英国不同，美国选择的路径是让其最高代表发表公开声明，让全世界知道美国拒绝欧洲对拉丁美洲事务的任何干涉：1823年12月2日总统詹姆斯·门罗向国会提交了用其名字命名的《门罗宣言》（Monroe-Doktrin）。宣言明确拒绝欧洲列强在美洲的任何进一步殖民行动，美国视欧洲列强的每一“将其体系扩展到此半球任何地方”的企图为“将威胁我们的和平与安全”。美国对现有的欧洲列强的任何殖民地没有进行过干预，今后也不会这么做。“但对任何强权为了压迫和以任何方式决定其命运，而对那些已经宣布独立并保持独立的政府的干涉（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并且出于公正原则已经承认了它们的独立），我们都认为是对美利坚合众国不友好的行为。”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门罗阐述得更加具体。他称这为不可能：同盟者们将其政治体制拓展到两个大陆（北美和南美，作者注）的任何部分，“而不损害我们的和平与幸福；更没有任何人能相信，我们的南方兄弟们（our southern brethren），若是让他们自己来抉择，他们会自愿容忍这种行为。因此，同样不可能的是，我们以任何形式的冷漠来对待这种干预。如果我们考量西班牙和这些新政府的相对力量和资源，以及它们之间的地理距离，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西班牙永远无法征服它们。美利坚合众国的诚实政策依旧是，让各方自己解决纠纷，它希望其他大国也能这样做。”

继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后，门罗是美国第五任和“共和党人”第三任总统（不可忘记的是：昔日的“共和党人”正是今天“民主党人”的先行者，而从前的“联邦党人”则是后来“共和党人”的鼻祖）。1796年9月17日，第一任总统联邦党人乔治·华盛顿在其八年任期的最后一天曾警告年轻的美国不要卷入欧洲的纠纷，其起因与合众国的利益毫不相干。由于其“分离和 遥远的位置”，美国人应该奉行一种与旧大陆列强不同的路线。“如果我们在高效政府的领导下继续保持一个统一的民族，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能与外部骚扰所构成的主要危险相抗争……我们为什么应该放弃这种得天独厚的位置所带来的好处呢？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土地前往国外呢？我们为什么要以把自己的命运与欧洲任何部分捆绑在一起的方式，将自己的和平与繁荣织进欧洲那张由野心、对抗、利益、情绪和率性构成的网呢？对我们来说，正确的原则是：不要与任何外国长期结盟……与所有国家和睦相处与自由交往需要通过政治、人性和利益来实现。”

门罗1823年所言并不意味着与传统的决裂，这种传统是华盛顿在四分之一世纪前促成的。美国现在有一个“高效政府”，它决心与任何来自外部的威胁抗争。门罗主义新的地方是它把整个大陆纳入美国的利益范围。美国认为自己有权保护其国界以南新独立的国家。由于美国和西班牙前殖民地的政治制度拥有外在相似性，这种要求显得顺理成章。显而易见的是，拉丁美洲脱离欧洲殖民统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也不容小觑：这些新国家作为美国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对其很有吸引力，同时它们还可成为原料供应商，而美国的资本在这些区域投资则可获得可观盈利。

由于英国怀有同样的期待，从一开始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就出现了竞争。只要欧洲列强蔑视经拓展的、由门罗所定义的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和欧洲之间就受到纠纷直至军事冲突的威胁。但美国利益范围的泛美延伸却包含着一个对其所要保护的国家 没有明说的威胁，门罗主义之父们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威胁：一旦拉美国家选择一条违背美国利益的政治道路，如果他们甚至与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反对美利坚合众国，那么美国就绝不会容忍，而是进行武装干涉。

公开声明支持拉美各民族的自决权和美国的统治要求是密不可分的。美利坚合众国自建国以来就是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随着门罗主义它第一次作为事实上的超级大国亮相。1823年以来所出现的这个“无形帝国”还不仅仅是个超级大国，它还宣布了一个禁止欧洲列强干涉的泛美大区的存在。这意味着最极端地挑战欧洲统治世界的权力，也为美国崛起成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

门罗在卸任讲话中的允诺，即尊重现有殖民地或其他对欧洲的依赖形式，并不意味着削弱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1814年《根特和约》确认了英国对加拿大的统治权，但这并不排除对此前尚未有白人定居之地区的争议：俄勒冈（Oregon）就是一个长期引起争议的地区，它从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延伸到太平洋沿岸，要比如今美国同名的州大很多，1846年这块地方被分给美国和加拿大。

美利坚合众国准备妥协也表现在对俄国的态度上，《门罗宣言》中总统那段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土地上任何进一步殖民行为的话，其实是说给俄国听的。1741年，一位服务于俄国的丹麦海军军官维图斯·白令（Vitus Bering）发现了阿拉斯加南部海岸和阿留申群岛（Aleuten）。自那时起，俄罗斯帝国就拥有美洲大陆最西北部这片幅员辽阔地区的领土权。1799年沙皇保罗一世同意建立俄美公司（Russisch-Amerikanische Kompagnie），这家公司得到从北纬55度到白令海峡和阿留申群岛为期20年的贸易垄断权，该公司还可以获得那些尚未被其他列强占领的领土。

俄国向南扩张导致1811年在旧金山加州北海岸上创建罗斯堡（Fort Ross），这很快促使美国和英国行动起来。当亚历山大一世1821年将俄美公司的贸易特权延伸至北纬51度时，来自伦敦和华盛顿的抗议如此强烈，以至于沙皇策略性地进行了妥协。在其卸任讲话中门罗总统提到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强国正在与俄国进行一系列谈判。其结果是沙皇帝国1824年和1825年与英国和美国签订的条约，其中规定阿拉斯加的南部边界为北纬54度40分。此后俄美公司的经济影响大幅下跌，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没有延长它的贸易特许权。1867年俄国以仅仅720万美元的价格将阿拉斯加连同阿留申群岛出售给美国。

欧洲各国政府没有公开评论门罗主义，但在私下对它进行了尖锐批评。在一封1824年1月写给俄国外交大臣内斯尔罗德伯爵（Graf Nesselrode）的信中，梅特涅称美国总统的宣言是“一种新的反叛行为，虽然挑衅程度小一些，但和第一次反叛同样大胆和危险”（指1776年的《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以明白无误的方式宣布，“不仅用权力对抗权力，更准确地说，是用祭坛对抗祭坛”。它对欧洲最值得尊敬的机构和其最伟大统治者的原则只会谴责和蔑视。“通过允许进行无端攻击，通过到处促进革命……他们赋予叛乱的使徒新的力量，重振每个同谋者的勇气。如果这种恶劣主义洪水和有害例子会在整个美洲蔓延，那么我们的宗教和政治体制，我们各国政府的道德力量和保证欧洲不会彻底解体的那种保守体系将会面临什么？”

在圣彼得堡，人们对门罗主义的评价与维也纳没有不同。对美国的新学说，沙皇亚历山大对俄国驻华盛顿公使表达了最深的蔑视，但他建议这位外交官以沉默来对待该宣言。鉴于正在进行的有关俄属美洲南部边界的谈判，沙皇及其政府不愿恶化与美国的关系。梅特涅和法国外交大臣夏多布里昂希望，由于美国共和党的宣传英国现在会再次接近欧陆的保守势力。此番希望却是一厢情愿。虽然坎宁有关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强国联手的设想未能实现，但在拉美摆脱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之事上英国和美国的观点仍旧高度一致，因为此事符合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1823年的英美共识虽然还不足以说明两国的“特殊关系”，但其立场的接近首次让产生这样一种关系看起来成为可能。

1823年12月以前，美国政府对是否应该与曾经的母国更为紧密地合作，甚至是签署条约存在不同意见：财政部长威廉·H.克劳福德（William H. Crawford）和战争部长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以及门罗咨询过的前总统杰斐逊和麦迪逊均支持这么做，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如前所述持反对立场。但当总统决定采用国务卿的方案后，公众普遍赞同1823年12月2日《门罗宣言》中的明确立场。第二年11月举行了美国总统大选。得票最多的是受大众欢迎的共和党人安德鲁·杰克逊，他首先在西部各州获得了有力支持。但是他并未获得压倒多数，因此众议院必须对总统进行抉择。在第一轮投票中从联邦党人转变为共和党人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当选，在此前选举人团投票时他的票数位居第二。

亚当斯是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学养深厚的贵族知识分子，出任总统前曾担任国务卿和美国驻柏林、圣彼得堡及伦敦的使节。作为总统他不懂得为竞选连任赢得民心。他四年任期内最重要的业绩是1828年国会通过决议废除了对工业产品的保护性关税，这项措施令美国农场主，尤其是南方的种植园主对亚当斯极为恼火。而安德鲁·杰克逊恰恰受到此庞大群体的热烈支持，他在1828年的总统选举中迎战亚当斯并获胜。

杰克逊，前国会议员和田纳西州最高法院的法官，1769年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1814年作为田纳西州民兵上校在马蹄湾（Horseshoe Bend）打败克里克族印第安人（Creek-Indianer），1815年1月《根特和约》签订两周后（美国当时还不知道此事）在新奥尔良战胜英军；1817/1818年，他因在佛罗里达成功击败西班牙人而名声大噪。在其平民生活中这位“老山胡桃”（他在大胜克里克族后获得此绰号）是田纳西州的农场主和商人。他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不反对奴隶制，而且不是印第安人的朋友：1830年，美国国会通过《印第安人迁移法案》（Indian Removal Act），该法案授权杰克逊及其继任者，对印第安部落进行围禁和强令其迁出世代居住的地方。

从1828年11月帮助他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各种力量联盟中，杰克逊塑造了一个新的政党，最初此党自称为“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 Republicans）。该党1836年起非正式、1844年起正式更名为“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它坚决反对到那时为止的共和党，杰克逊和他的追随者断言，此党已非杰斐逊缔造的政党，而是采纳了联邦党人的政策。政治对手们被迫重新进行改组，起初他们自称为“国家共和党”（National Republicans），1832年起按照英国模式称“辉格党”。又过了二十多年，1854年由辉格党的最强流派和来自美国东部背叛了“杰克逊派”的群体，即反对奴隶制者，组成了新的共和党，他们至今仍自豪地自称为“老大党”（Grand Old Party）。

“老山胡桃”习惯摆出一副非知识分子甚至是反知识分子的姿态。他以东海岸富有的、资产阶级上层之对手和“平民”代表的身份出现，这些“平民”是一般的美国白人，他们通常生活在农村和中小城市，是农场主或私营企业家。但这并不阻碍杰克逊1832年签署国会通过的一项保护工业利益的新保护性关税法，因为他可以用其收益偿还政府的高额债务。此项新法再次引发强烈抗议，尤其是南方棉花种植者的抗议。

在南卡罗来纳州愤怒如此之大，以至于立法机构不得不召开一个州非常会议，宣称不符合美国宪法的1828年和1832年海关法无效，倘若国会对此采取武力措施，南卡罗来纳州将退出联邦。海关法的反对者（领军人物是前战争部长和当时的副总统卡尔霍恩）援引的是“宣布无效原则”（Nullifikationsprinzip），首次使用此原则的是1799年时的肯塔基州立法机构，遭到当时的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的坚决拒绝。此项有争议的原则认为，个别州可以退出合众国，如果后者违背宪法的话。

杰克逊总统的反应格外强硬。他威胁性地派了多艘舰船，包括一艘战舰，前往查尔斯顿（Charleston）海湾并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宣言，反对宣布无效原则和南卡罗来纳州据此得出的结论。冲突以妥协而告终，或者更确切地说，以表面上的妥协而告终。在杰克逊敦促下，国会于1833年通过一项法案，根据该法案工业产品的保护性关税到1842年将逐步下降到1816年的适度税率。此后南卡罗来纳州再次召集会议接受了新的关税规定，但仍坚持宣布无效原则，并同样示威性但毫无结果地否决了一项联邦法案，根据该法案国会在与南卡罗来纳州冲突继续的情况下授予总统特别权力。总而言之，反叛的个别州对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能够比联邦更满意。后者，至少暂时，否定了宣布无效原则，因此也感到自己是赢家。

安德鲁·杰克逊此时在总统位置上已经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的能力。1832年11月他能够连任首先得益于他对第二合众国银行的整肃，这家银行成立于1816年，拥有为期20年的经营特许状。总统指责这家银行的商业行为不公，偏袒富人。当国会1832年决定给该行新的经营许可时，总统行使了否决权并把这一决断当作竞选的主要纲领。他连任后用撤出政府结存余额的办法整垮了这家银行，这些资金此后都被存入各州银行，各州银行则用新资本大方地为炒地产者贷款。其后果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1837年的经济低迷，这一年又是举行总统大选的年份。尽管经济形势恶化，杰克逊支持的民主党候选人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获胜，这主要是由于反对党辉格党的内部分歧。

在范布伦任期内，1838/1839年进行了美国历史上由国家组织的规模最大的对印第安人的强制性迁徙：“泪之旅”（Trail of Tears）——切罗基人从佐治亚、田纳西、北卡罗来纳州和阿拉巴马迁往俄克拉荷马（Oklahoma），进入“五个文明的印第安部落”（克里克人[Creeks]、切罗基人[Cherokees]、乔克托人[Choctaws]、奇克索人[Chickasaws]和塞米诺人[Seminolen]）的领地。美国国会曾插手对印第安人的强制迁徙：1836年总统杰克逊在其任期内批准了以一票多数通过的一份条约，一小部分切罗基人在这份条约中同意搬迁。根据保守的估计，此次西迁的15000名切罗基人中至少有4000人死亡。

“杰克逊民主”时代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民主化增速，是以牺牲东海岸具有欧洲传统的精英利益为代价的。东海岸的知名人士从此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意操纵政治进程了，而是得尽早把美国民众纳入意志形成过程。个别州扩大了选举权范围，但或多或少仍保留了进一步的限制。从此总统候选人不再由参议员和众议院代表组成的“预选会议”提名，而是由党的支持者在“党代会”上提名，竞选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用挖空心思的心理宣传手段进行，首先竞选口号要简单上口。下级法院的法官自1830年代起可以通过民选担任公职：这是对在美国被称作“草根民主”（grassroot democracy）的一种贡献。管理岗位最重要的职位早就被分配给获胜党的积极支持者们；这时看重的并非他们的专业资格，或至少主要不看这一点。这种“政党分肥制”（spoils system）让欧洲观察家深感诧异，它与旧大陆一向流行的公务员制度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