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后续革命：1830年代的欧洲

1830年法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不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那么强，但也不容小觑。一方面七月革命将欧洲分割为自由的西部和保守的东部两大阵营：前者包括大不列颠和法国，属于后者的则是1815年的神圣同盟国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另一方面七月革命引起了一系列后续革命。首先接过革命接力棒的是比利时，1830年夏末和秋天那里因为对1815年的“重新统一”普遍不满而爆发了革命。那次统一是尼德兰北方联省共和国和前哈布斯堡皇朝（先是其西班牙分支，后是其奥地利分支）治下的南尼德兰的合并，合并后第一任荷兰王国的国王是奥兰治家族的威廉一世（Wilhelm I.）。

为了能谈论1815年威廉一世治下的统一，人们先得回溯16世纪尼德兰进行独立斗争前的时期。荷兰联合王国的南部 是工业高度发达的瓦隆地区（Wallonien），北部各省的工业化进程起步要晚得多。北部居民主要信仰基督教新教，即改革宗；南部包括佛兰德信仰天主教。天主教的主教们，无论是佛拉芒人还是说法语的瓦隆人，对信仰新教的国王和其大臣都很忠诚。然而在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却有不少人在拉梅内的影响下极力促进天主教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接近。另一方面，自由派人士则有意不公开反对神职人员，以便建立起比利时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趋专制的国王。所以语言问题也没有被刻意突出，虽然受到忽视的法语也让瓦隆人与位于海牙的政府越来越离心离德。

1830年巴黎的七月革命起了指路明灯的作用：反对威廉一世的反对派突然决定进行一场要求比利时独立的革命。最初的暴动8月底发生在布鲁塞尔；9月出现了激烈的巷战，法国军官在巷战中担负起起义的领导权；10月5日组织了临时政府；11月18日国民议会决定比利时独立；12月在法国干预下安特卫普被从荷兰人手中夺了过来。

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条约签字国五强——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12月底在伦敦开会，促成停火。1831年1月20日，比利时的独立原则上得到承认，条件是它以瑞士为范例保持永久中立。同时也同意比利时应该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下面将会提到的相应宪法由国民议会于1831年2月7日通过。经过与列强的协商，1831年6月4日萨克森-科堡-哥达（Sachsen-Coburg-Gotha）王子利奥波德（Prinz Leopold，英国已故的王位女继承人的鳏夫）被国民议会推举为比利时国王，不久后他就宣誓效忠宪法。

比利时革命给维也纳会议的决定 以最初的沉重打击。它能够从荷兰王国中独立出来，仅仅因为西部的两个自由派强国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而东部的三个保守的强权国家各执己见。法国不希望在北方有一个强大的邻国，并对讲法语的瓦隆人怀有极大好感，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支持比利时离开荷兰王国；英国新首相格雷勋爵（Lord Grey）是辉格党人，他认为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若是有一个中立的、对他怀有好感的新王国存在，那将最符合英国的利益，所以他想阻止比利时与法国走得太近。威廉一世利益与现状的最强捍卫者是沙皇尼古拉一世，他主张公开干预。但若与法国和英国发生政治或军事对抗，俄国需要盟友，这是他所缺少的。普鲁士从未想要为荷兰而投入一场战争。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虽然因为维也纳体系的瓦解而忧心忡忡，但鉴于普鲁士的拒绝态度不会考虑武装干预，因为这将意味着神圣同盟的结束。

国王威廉很长时间不接受失去比利时的现实，1831年夏季他甚至企图以武力夺回这块地盘，但由于法国军队的再次干预而失败。1831年11月，五大列强达成“24条”（24 Artikel）共识，最终敲定了比利时王国的存在条件。卢森堡应一分为二，讲法语的地区归属比利时，非瓦隆地区（继续与荷兰构成共主邦联）作为大公国留在德意志邦联内。林堡（Limburg）也计划被分割：一部分归比利时，另一部分（也与荷兰构成共主邦联）作为公国加入德意志邦联。由于荷兰拒绝该方案，而俄国在威廉一世不同意的情况下不愿签字，“24条”最初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直到威廉最终放弃反对，该条约才于1839年2月生效。同时沙皇尼古拉也承认了利奥波德一世为比利时国王。

与此同时，比利时在努力发展为欧洲的模范自由主义国家。1831年2月的宪法包含一整套自由权利，包括彻底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严格的政教分离。民权原则反映在第25条中，根据该条一切权力只能来自国民。立法权由国王和两院（众议院和参议院）共同行使，三方均有立法动议权。按照宪法规定，国王拥有行政权。他任免内阁大臣，国王的所有命令须有他们的会签方可生效。大臣须“负责”，众议院有向最高法院对他们提起公诉之权。

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大臣行使职责需要得到议员的信任，但实际上政府的做法是以此为准绳的。选举权由专门的选举法来调节，而获得选举权的门槛是很高的。到19世纪末，拥有选举权的公民不超过人口的2%。入选参议院仍是最富有者的权利。比利时是个统一的国家，虽然佛拉芒和瓦隆人之间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存在差异。起初这促进了国家的形成，但长远来看佛拉芒人的不满逐渐增加，他们感到自己被经济强大和拥有政治话语权的瓦隆人欺骗了。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徒尽量尝试保持建国初期的和谐，到1840年代为止他们也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在整个19世纪，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像比利时的资产阶级这样拥有这么大权力。没有任何地方的君权这么羸弱，同时也没有任何地方的个人自由受到这么安全的保障。但这种自由主义的缺陷也是无法掩饰的：广大人口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以外；不断增长的工业无产阶级只能用社会抗议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不是通过议会中由他们所选出的代表。“国家法律层面”和“国家现实层面”的差距在比利时并不比法国七月王朝的小。

在比利时革命的极大鼓舞下，1830/1831年爆发了波兰起义，这是法国七月革命后的第二场后续革命。波兰起义开始于1830年11月29日，其主要力量是1815年建立的波兰王国军队中的年轻军官。引发起义的动机是害怕俄国计划（已经开始动员）调用波兰军队去恢复比利时的旧秩序。起义者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方案，一些拒绝起事的军官在11月29日遭到杀害。对政治感兴趣的人，特别是首都的贵族和市民支持了他们。但广大农村人口则采取了旁观态度，这主要得归咎于有地产的贵族自己：因为他们不想看到农奴们获得解放，所以他们放弃号召农奴参加独立之战。

很快一个临时政府就接管了革命的领导权，该政府是由一个扩大的管理委员会任命的，而这个委员会则是由沙皇组建的波兰会议王国任命的政府组织。革命政府的领导人是亚当·耶日·恰尔托雷斯基（Adam Jerzy Czartoryski）和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莱莱韦尔（Joachim Lelewel），前者是管理委员会主席，后者是左派代表。在他们的影响下，1831年1月25日众议院通过决议，废黜了罗曼诺夫皇朝对波兰的统治，即终止了沙皇对波兰的宗主权。在随后俄国和波兰之间的战争中双方互有胜负。1831年5月底起义者在奥斯特罗文卡（Ostroɫęka）被沙皇军队击败。1831年9月6日和7日在华沙附近的战役决定了最后胜负，数量上远远占据优越的俄国人获得了胜利，其最直接的后果是波兰首都的投降。

大部分波兰军队和革命政府及众议院多数成员均逃脱了俄国现在开始进行的报复，他们纷纷逃往普鲁士或奥地利所瓜分到的原波兰领土，再从那里经过德意志前往西欧。许多留在波兰王国的起义领导人被判处死刑，但后来改判为强制劳动。普通士兵则得以享受大赦，但此后得去沙皇帝国的其他部分服役。移民们的财产被没收并部分地转让给了俄国军官。波兰会议王国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相对独立性。众议院和军队遭到解散，华沙大学被关闭。1839年以来，负责波兰教育的已不再是华沙的管理委员会，而是位于圣彼得堡的俄国政府。

在普鲁士和奥地利所瓜分到的区域内虽有对起义的同情表示，但没有积极支持。情况在1815年设立的克拉考自由市则完全不同，它由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控制。1830/1831年冬季波兰军队逃入此地，导致第二年这里被占领数周之久。民族团结的喉舌众议院的权利在1833年遭到严格限制，1841年起没有再召开过会议。

在世界上代表波兰发声的是1831年后的“大移民”。估计波兰移民数字高达9000人，他们在起义后背井离乡，最初去了法国，法国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为成千上万的移民提供了旅费。难民中最有名的是作曲家弗里德里克·肖邦，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经常被引用的称波兰为“各民族中的基督”一词就出自于他），以及起义的两位领导人亚当·耶日·恰尔托雷斯基和约阿希姆·莱莱韦尔（在流亡中前者是保守派，后者是民主派的代言人）。

还在前往德意志的路上，这些被打败的反叛者就感觉到他们的英雄行为尽管未能达到目的，但在热爱自由的朋友们那里是多么受欢迎。波兰人的座右铭“为了你们和我们的自由”获得称赞，人们对起义者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正是他们的起义让俄国干预比利时的计划泡了汤。1830年代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的“波兰热”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1820年代的亲希腊运动。在德意志，“波兰协会”的大本营并非偶然地扎在当初希腊之友们发展得最好的地方：在西南。斯图加特、卡尔斯鲁厄和达姆施塔特的政府容忍为波兰伤病员和政治难民募捐，这些人正在前往法国的途中。这种宽容不仅仅是出于人道，而且也有财政方面的考虑：在难民的事情上，自愿捐款减轻了国库负担。相反，在奥地利、普鲁士和汉诺威，波兰协会因其自由和民主的倾向遭到镇压。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活动下，1832年夏天波兰协会在整个德意志邦联遭到解散。但对这个被瓜分的邻国的同情却是打压不下去的，1830年代和1840年代这种同情成为一种纽带，把所有为欧洲各民族权利而战的人团结在一起。

法国七月革命在德意志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它就像是这片土地上1819年卡尔斯巴德禁令的解咒符。许多城市发生了政治和社会动荡，其中包括汉堡、科隆、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亚琛、慕尼黑、柏林和维也纳。在两个以落后著称的中型邦国中，对现状的抗议在1830年转变为公开的革命：不伦瑞克和萨克森。前者的公爵和后者的国王不得不分别将自己的摄政权禅让给自己家族的另一名成员。黑森选侯国和汉诺威也发生了动荡，政府被更换。以上四个国家均采用了代议制政府形式，黑森选侯国从此开始了历时多年的宪法冲突。七月革命后西南德意志开始进入议会自由时代，而该自由贯彻最彻底的地方当数巴登大公国，那里自1831年春起自由派就在议会掌握了话语权。

随着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德意志进入了三月革命前时期（die Zeit des Vormärz）：当然该词是1848年三月革命后才被使用的。如果人们想用一个简洁的短语来概括这两次革命之间那十八年的自由纲领的话，就应该是“自由与统一”。为了争取自由，1831年12月巴登自由主义者起来反抗《卡尔斯巴德决议》所规定的审查制度，要求政府颁布进步的新闻法；由于该法违反邦联的相关法律，在几个月后于1832年7月经邦联会议要求被大公宣布为无效。

新闻法之父——弗赖堡国家法教师特奥多尔·韦尔克（Theodor Welcker）与使用广泛的《国家法辞典》（Staatslexikon）出版人卡尔·冯·罗特克（Carl von Rotteck）一起，于1831年10月在巴登大公国代表制议会上提出一项要求德意志统一的提案。在该《议案》中自由派议员以德意志人民和德意志自由主义的名义要求政府致力于组建民族国家的代议制代表机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即让“德意志邦联循序渐进地发展成最有利于德意志民族统一和德意志国家公民自由的促进力量”，除邦联议会外应选举“众议院”。

罗特克和韦尔克是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比他们左的有民主主义者，比如两位政治新闻工作者——来自巴登拉尔（Lahr）的菲利普·雅各布·西本普法伊费尔（Philipp Jacob Siebenpfeiffer）和来自法兰克霍夫（fränkischer Hof）的约翰·格奥尔格·奥古斯特·维尔特（Johann Georg August Wirth）。他们于1832年1月在普法尔茨的茨魏布吕肯（pfälzische Zweibrücken）创立了德意志新闻与祖国协会（Deutscher Preß-und Vaterlandsverein）。与狭义的自由主义者不同，民主主义者不想通过与王侯的沟通以及对邦联行政体制的改革来实现自由与统一，而是想通过人民运动。

他们选中巴伐利亚普法尔茨作为这场人民运动的策源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西南德意志，这里的邦国地方主义比别处要弱，这主要是因为普法尔茨人与1815年再次上台的维特尔斯巴赫统治家族还没有建立起什么情感联系，他们还强烈沉浸在对“法国人统治时期”公民自由的追忆中。当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1831年12月解散了一年前才选出、具有高度自信的议会时，来自莱茵河左岸普法尔茨的抗议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强烈。类似于志同道合者的党派联盟的新闻协会创立后迅速向普法尔茨以外地区扩展，它成为愤怒所结出的组织方面的第一个果实。第二个则是 德意志爱自由与祖国者有史以来的最大集会——由西本普法伊费尔、维尔特和其他人于1832年5月底召集的汉巴赫节（Hambacher Fest）。

参加在汉巴赫城堡废墟举行的“所有德意志人节日”的有两到三万人，他们中有大学生、工匠和葡萄酒农，主要来自西南德意志，特别是普法尔茨本地。他们中的许多人挥舞黑红金三色旗，这三种颜色在1813年首次由所有志愿军团中最著名的吕佐夫少将的军团使用过，1815年后大学生社团在体操之父雅恩的建议下接着使用了这些颜色，现在1832年它们最终成为德意志统一和自由运动的象征。在汉巴赫演讲中人们发誓与波兰、法国和其他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缔结友谊。西本普法伊费尔希望，“德意志女子”不再是“统治她们的男人的恪尽职守的婢女”，而是成为“自由公民的自由同志”。维尔特（他是演讲者中唯一认为获得自由的德意志应该重新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呼吁进行“合法革命”，但并未定义何为合法革命。西本普法伊费尔提议立即组建受托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面对邦联议会起着临时国民政府的作用，此提议5月28日在诺伊斯塔特（Neustadt）召开的一个小型集会上未能获得多数人同意。对自己能力的怀疑显然要比进行德意志革命的意愿更强。

对一些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汉巴赫的口号太过激进：这是1832年后民主主义者与狭义自由主义者开始分道扬镳的一个重要原因。卡尔斯鲁厄政府禁止罗特克和所有其他官吏参加汉巴赫节，罗特克认为对统一的追求严重威胁了自由。在巴登的自由派人士1832年6月在巴登韦勒（Badenweiler）举行的一次庆祝活动上，他向维尔特明确阐述了自己的层次秩序：“我想要的统一是离不开自由的，宁愿要没有统一的自由，也不要没有自由的统一。我不想要普鲁士羽翼下或是奥地利鹰徽下的统一，我不想要比现在的邦联议会组织得更完美的强大权力，而且我也不想要一个一般的 德意志共和国的形式，因为要组建一个这种共和国的途径是恐怖的，并且其成功或成果看上去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所以我不想追求外在形式突出的德意志统一。历史证明，一个国家联盟比一个未经分割的大帝国更适合维护自由。”

德意志邦联的各国政府从汉巴赫受到的惊吓要远远超过温和自由派。1832年6月底（汉巴赫节四周后）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要求下，邦联议会对《卡尔斯巴德决议》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解释，即所谓的“六条”（Sechs Artikel）。1832年4月，当大学生社团起事冲击法兰克福警备队失败后，邦联议会派出邦联军队进驻了法兰克福。接下来的广泛调查、法院起诉和判决都比对待汉巴赫节的一些主要参加者严格得多。梅特涅相信法兰克福和汉巴赫事件的背后都有“欧洲普遍求变派”（allgemeine Umwälzungspartei Europas）的插手。这段时间它确实正在形成过程中，不过在德意志1832/1833年它还没有开展活动。

比利牛斯山脉另一侧对七月革命也做出了反应。不仅是国王斐迪南七世和保皇党，而且温和自由派人士也在担心革命爆发，因此双方立场出现一定程度的接近：在国王在位的最后几年，有话语权的是开明官僚。1833年9月斐迪南去世后，继承权问题最终没有澄清。王后玛丽亚·克里斯蒂娜（María Cristina）为其三岁的女儿伊莎贝拉（Isabella）摄政，流亡葡萄牙的斐迪南之弟卡洛斯质疑此举的合法性，自封国王。斐迪南的遗孀绝对不是自由派，但为了对付极端保皇党的“卡洛斯派”，她只能与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结盟，现在这些“温和派”转变为“克里斯蒂娜派”。支持卡洛斯派的是大城市的贫困手工匠人和巴斯克、纳瓦拉及加泰罗尼亚部分地区的小佃农，此外还有农村的神职人员和骑士团成员。卡洛斯派挑起一场血腥的内战，这场战争历时六年，双方都使用了极为残酷的手段。

在马德里进行统治的自由派人士先是属于温和型的。1834年一份类似宪法的文件——《王家规约》（das Estatuto Real）为西班牙人提供了召集议会的权利，除众议院外还设立了一个参议院为上院，并规定议员和检察官选举的条件。但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们对此让步并不满足，他们要求恢复《加的斯宪法》，某些地方的军事实权者已经自行恢复了该宪法。在经过几次对卡洛斯派的胜利后，激动的民众开始冲击寺院并谋杀僧侣。在坚定自由派首相胡安·阿尔瓦雷斯·门迪萨瓦尔（Juan Alvarez Mendizábal，一位犹太商人的儿子）领导下，寺院财产被征用并逐渐被拍卖：一种土地改革，其受益人主要是富有的中产阶级。

1836年，王家卫队成员通过政变重新令《加的斯宪法》生效。制宪议会对其进行修订，1837年6月18日的修订版宪法保留了《王家规约》中的两院制，加强了王室的权力。1839年8月31日（第一次）卡洛斯战争以签订《贝尔加拉协议》（Abkommen von Vergara）而告终。那是一种妥协：卡洛斯流亡法国，他的军官们可以保持其原有军衔加入王家军队；各省的特殊权利（Fueros）应按照卡洛斯的要求予以保留。经过再次政变后，王太后玛丽亚·克里斯蒂娜于1840年放弃摄政，把摄政权交给战胜了卡洛斯分子的将军巴尔多梅罗·埃斯帕特罗（BaldomeroEspartero），后者的政治立场接近进步党。三年后，温和派在拉蒙·马利阿·纳尔瓦埃斯（Ramón María Narváez）将军率领下发动政变，宣布斐迪南十三岁的女儿已成年，为伊莎贝拉二世（Isabella II.），此后直至1868年她是西班牙女王。通过军事政变温和与激进自由派轮流掌权，这也是19世纪西班牙政治的基本格局。

七月革命过去半年左右，在意大利才出现对旧秩序的反抗。反抗始自老大学城博洛尼亚；其迅速成功起到了榜样作用，随后不久，教宗国（即罗马涅）的其他部分，马尔凯和翁布里亚，以及帕尔马和摩德纳公国纷纷起来仿效。各地革命起义的积极参与者都是具有自由和爱国思想的公民与贵族，社会下层则置身事外。

在博洛尼亚组成的“中意大利联合省”（Vereinigte Provinzen von Mittelitalien）政府的纲领是自由和民族化的，它宣告教宗对世俗世界的统治结束。高度保守的格里高利十六世向奥地利的梅特涅求救，后者也毫不犹豫地提供了帮助。相反，起义者们徒然地寄希望于外国援助：唯一有可能出兵的大国是路易·菲利普治下的法国，它却没有丝毫兴趣站到意大利革命派一边。哈布斯堡皇朝的干预很快见效，反叛者投降。当1831年夏天奥地利军队撤军后，起义再次爆发，维也纳再次进行军事干预。为了不落在奥地利人后面，现在法国军队也占领了安科纳（Ancona）并且一直驻扎到奥地利军队从教宗国撤退，即到1839年。

法国利用新赢得的堡垒，敦促教廷对被击败的自由派采取适度温和的态度，并着手进行早就该提上日程的政治改革。事实上，1831年教宗国的革命者不像摩德纳公国的那么咄咄逼人，1815年以来那里再次由哈布斯堡-埃斯特家族掌权：这里不光有死刑，而且也被强制执行。在与自由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方面，教宗格里高利十六世不愿在气势上输给任何人。他的第一批两个通谕（1832年的通谕《惊奇你们》和1834年的《给我们特别的（喜乐）》）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同时也是为了阻止拉梅内让天主教与自由主义合作的尝试。鉴于这种势不两立的划线，另一种在二者间牵线搭桥的尝试看来也鲜有结果——聚集在曾经的天主教神父和后来的哲学家与政论家文森佐·焦贝蒂（Vincenzo Gioberti）身边的“新教宗派”的努力，他们想通过强调教廷在中世纪时曾反对霍亨斯陶芬王朝，让教宗成为意大利民族运动的盟友。

1833～1845年，焦贝蒂处于流亡中，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比利时度过的。对欧洲公众而言，不久另一位意大利移民就变得更为有名：出生在热那亚的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28/1829年23岁的他就已经参加了烧炭党。离开意大利不久后，他于1831年在马赛创建了秘密社团“青年意大利”（Giovine Italia）。作为该组织的领导者，他公开呼吁萨伏依王朝的卡洛·阿尔贝托——撒丁尼亚-皮埃蒙特国王，以拿破仑继承人的身份领导民族运动，不要指望法国七月王朝的帮助，主动进攻奥地利。若是都灵的这位国王听从了这一呼吁，他就必须高举马志尼意义上的“自由，荣誉，独立”大旗，千方百计在（古代的）第一罗马和（基督教的）第二罗马之后打造“第三罗马”：意大利民族的罗马。

由于卡洛·阿尔贝托不出所料地拒绝了这些建议，马志尼只得自己行动：他试图依靠留在国内的志同道合者的帮助组织革命。不同于烧炭党的是，“青年意大利”公开谈论其目标——意大利的解放和统一。意大利必须根据自己的实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实现此目标。从这种信念出发，马志尼在“给青年意大利兄弟们的总指示”中所描绘的意大利版图十分辽阔：它北起“高耸的阿尔卑斯山”，南到地中海，西起滨海阿尔卑斯山脉（如今法国）的瓦尔（Var），东到的里雅斯特，除了陆地还应包括意大利的岛屿——科西嘉。

马志尼把“民族”定义为“全体意大利人，他们根据一项契约团结在一起，生活在相同的法律下……青年意大利寻求的统一不是专制，而是所有人的和谐与友爱”。旗帜应该是红白绿三色旗，一边写着“自由、平等、博爱”，另一边写着“统一、独立”。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教育和造反”。马志尼区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低级阶段的暴动和高级阶段的革命，因此首先要唤起民众进行起义。

说到做到。在被法国驱逐后，他从日内瓦领导青年意大利总理事会，1833年夏马志尼试图在皮埃蒙特组织起义，但起义在爆发前就被当地警方扼杀在萌芽状态；被判处死刑的密谋者中有十二名遭到强制执行。在那不勒斯计划的另一次起义也失败了，但这并未能阻止马志尼联合波兰和德意志移民准备在皮埃蒙特的萨伏依再次起事。这一次的行动被瑞士警方阻止。只有热那亚发生了起义，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起义领导人之一是来自尼斯的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他在1859年后的意大利独立战斗中变得举世闻名。他被判处死刑，但得以成功逃脱，经法国前往南美，1848年革命爆发后他从那里返回意大利。

由于意大利的大变动条件显然尚未成熟，马志尼接下来准备掀起欧洲范围的革命。1834年他和波兰以及德国移民一起在瑞士创建了“青年欧罗巴”（Giovine Europa）。在新的秘密组织中来自波兰的约阿希姆·莱莱韦尔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伯尔尼创办了作为“青年欧罗巴”的分支机构的“青年波兰”（Junges Polen）。同年（1834年）德国移民——其中大部分为学者和工匠——在瑞士创立“青年德意志”（Junges Deutschland）。不久后，其他两个作为分支机构的民族性组织也相继成立：青年法国（Junge Frankreich）和青年瑞士（Junge Schweiz）。

四年前一群作家，其中包括卡尔·古茨科（KarlGutzkow）、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和路德维希·伯尔内（Ludwig Börne），已经成立过一个同名组织。他们和新创建的秘密组织一样激烈批判发生在德意志的镇压，不同之处是他们不准备进行革命。1834年后，从黑森林（Schwarzwald）到奥登林山（Odenwald）出现的秘密组织构成一个松散的网络，但这些小组对现有秩序并未形成严重威胁。德意志邦联的各国政府认为它们的活动就构成充足理由，因此在1834/1835年的（秘密）《六十条》（Sechzig Artikel）中加大了对它们的监控 和迫害力度。“青年德意志”作家的著作遭到查禁，禁令一直持续到1842年。

“青年欧罗巴”就好像是民族主义者的共产国际。这样一个组织在实际政治层面起的作用不大，却促成了这些人产生志同道合的感觉，他们都有这样的意愿——要实现各民族的自由与自决。在马志尼的浪漫民族主义中能够看到赫尔德民族精神思想的影子；这位意大利革命者觉得法国1789年大革命的个人人权的理念太苍白无力，所以他无法为之欢欣鼓舞。马志尼想用一种义务理论不仅补充，更是代替这些权利。每个个人的义务要让全体人民获悉。“革命由人民进行，革命离不开人民。”1831年他在给青年意大利的一封通函中如此写道。“第三罗马”的思想则来自对意大利民族的浪漫美化，同样浪漫的还有相信觉醒的各民族间的和谐与兄弟情谊——“各民族之春”最初是路德维希·伯尔内于1818年提到的。

马志尼的人民概念是一个理想常数，超越了所有的物质利益并排在这些利益之前。由于社会问题总会导致分裂，所以无论是缺少土地的农民还是工业无产阶级提出的社会问题，这位青年意大利的创始人大都置若罔闻。马志尼的民族主义不仅充满宗教动机，他直接就把它变成了宗教。1831年反革命的受害者成为其新信仰的主要证人。“这些血中浸淫着整整一个宗教，”1831年他在《青年意大利宣言》（Manifest des Jungen Italien）中写道，“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扼杀自由的种子，因为它是在强者的血中浸泡发芽的。今天我们的宗教还是殉道的宗教，明天它将成为胜利的宗教……一个声音在向我们呼叫：人类的宗教是爱……被出卖者最后的呼声出现在我们和各民族之间，迄今这些民族一直在出卖、忽视或背叛我们。宽恕是胜利的美德。”

马志尼并没有忘记人类，而是将它分为不同民族。他深信只有通过它们才能实现博爱，而为了实现博爱各民族广大群众必须进行革命。“上帝 与你们同在。把革命变为一种宗教，变为一种普遍理念，这种理念让人们同命运并在殉道的过程中结成兄弟：这是宗教的两个永恒的元素。先布道，然后奉献自己……进步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上帝的律法，世俗与宗教的暴君都无法阻止它……上帝和人民，这是未来的纲领。”

对1789年的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排斥反应在马志尼这里是与他拒绝承认法国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相辅相成的。此立场在1831年就已导致他与一段时间的同路人博纳罗蒂（Buonarroti）以及烧炭党的决裂。他反对任何一种物质主义和阶级斗争，这让他无法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结盟。马志尼只看到了统治者之间有矛盾，但看不到各民族间的矛盾。这是他的一个错误，这一点他要在1848年革命爆发后才能认识到。为了这场革命他煽风点火逾二十年，先在意大利，后在法国和瑞士，1836年再次遭到驱逐后则在流亡地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