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回顾革命（二）：欧洲

上述德意志革命的情况，也适用于整个欧洲的1848年革命：其失败起了澄清作用，而且后果严重。如果尖刻一些，人们似乎可以断定说，这场革命的成功只出现在它不曾发生的地方。荷兰在1848年秋实际上获得了一部新宪法，此前并未发生暴力动荡。在丹麦第一部宪法是1849年6月通过的，国王在1848年3月迅速站在了民族自由运动的先锋位置上，这样本来可能出现的民众愤怒所导致的革命就没有爆发。当然，在斯堪的纳维亚最南端的王国也绝对使用了暴力：在争夺石勒苏益格的战争中——这场战争让全国团结一致，但在打仗的地区也显示出许多内战特征。

我们认为德意志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为自己提出了过高的双重任务——同时实现民族统一和建立宪政国家。意大利的情况与此相同，但两场革命也有着显著差异：德意志不同于意大利，不需要进行一场摆脱外族统治的战争。1848年夏，撒丁尼亚-皮埃蒙特在反抗奥地利的战争中失败，哈布斯堡皇朝继续统治着意大利北部，这导致了所有创建全意大利议会的计划都未能实现。因此意大利在1848/1849年没有能在国家层面积累议会意志形成的经验。德意志自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选举开始就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对一个民族性公共领域的形成来说，没有什么比圣保罗教堂的辩论更重要的了。由于报业繁荣，全国各地的广大读者对这些辩论都能有所了解。相对于意大利而言，在发展成现代国家民族的路上，1848/1849年对德意志是一个更深刻的转折点。

当德意志和意大利追求建立主权的民族国家时，哈布斯堡皇朝的多数斯拉夫民族则在寻找自己在这个多民族帝国内的适当位置。这样他们就成为一股反对力量，其政治计划威胁着奥匈帝国的整体凝聚力：他们是参与创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奥地利德意志人，想建立一个自己的统一与独立国家的波兰人，不愿意再屈服于维也纳皇帝之霸权的匈牙利人。

在中欧东部，1848年没有任何地方创建民族国家的困难像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半壁江山匈牙利这么显而易见。对法国所代表的西方民族国家来说，其基本理念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民族”（nation une et indivisible），其意愿由多数人的抉择来表达。在中欧东部和东南欧国家，民族混居的情况不是例外，而是常态。如果这里最强势的民族用多数规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无异于对其他民族的政治强奸。

马扎尔人在哈布斯堡帝国“莱塔河另岸”部分占居民人口的一半不到。随着匈牙利宣布独立，其主体民族号召各民族共同抵抗，而这些民族则认为他们的利益在哈布斯堡皇朝皇帝治下的多民族国家比在马扎尔人统治的国家中更有保障。匈牙利对民族的理解在以下方面与西方有共同之处，即它强调的不是一种共生的文化、语言和种族，而是政治和国家法层面的共同性：历史形成的圣伊什特万王冠下的整体性。但匈牙利的国家民族主义与西方有意识的主观决定原则是不相容的：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德意志人和罗马尼亚人并没有被问及他们是否愿意当匈牙利人。“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之理念变成了虚构，如果把它应用于独立之匈牙利的话。匈牙利革命失败不光失败于俄国的介入，也是由于这种内在矛盾。随着这一失败，在中欧东部首次建立均质化民族国家的尝试也夭折了。

大多数斯拉夫民族对哈布斯堡皇朝的忠诚与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或更恰当地说部分解决有很大关系：1848年4月17日皇帝下旨取消封建负担——徭役。“农民的解放”并不意味着他们得到了额外可供经营的土地。尽管如此该法令来得正是时候：它阻止了农村人口的革命化，他们在哈布斯堡帝国各地都构成人数上遥遥领先的社会群体。1848年前后，民族口号对农民还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民族意识并非偶然在有些地方——特别是波西米亚——流传最广，那里已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工业化也已开始，大多数斯拉夫人与奥地利皇帝的休戚与共关系从而没有必要继续存在。工业发展会质疑这种关系，伤害斯拉夫民族自尊的不明智政策也能瓦解这种关系。1848/1849年是哈布斯堡帝国的落后最终救了它，这令取消1851年12月31日的钦定宪法显得合乎逻辑：维也纳的领导显然认为，回归专制最能保障奥地利的未来。

另一个社会问题，即无产阶级的问题，1848年在哈布斯堡帝国不如在工业更发达的德意志与法国那么重要，在后两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工人中比在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深入人心。只有在法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特性，而在巴黎还谈不上工人与工匠之间的明显分界。

1848年2月，法国资产阶级左翼还相信，通过建立国立工场可以避免革命的出现。结果是适得其反：同样昂贵和非生产性的实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各省失业人员拥向首都，这使得期望通过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拯救一切的阵营实力大增。根据形势，解散国立工场在所难免，但1848年6月这样做就意味着挑起内战。

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历史中，以巴黎无产阶级遭到血腥镇压而结束的六月战役是一个转折点。社会的裂缝变成一道鸿沟。跨越这道鸿沟的最大许诺来自路易-拿破仑，这位共和国总统一职最具政治天赋的竞选人在1848年春向法国人提出了这种承诺，这对他成功当选起了很大作用。这样就开始了行政权的走向独立，四年后，此过程以建立第二帝国暂时结束。不算哈布斯堡君主国和两西西里王国，19世纪50年代初沙皇俄国以西没有任何国家的政治自由像资产阶级革命发源地的状况这么糟。

卡尔·马克思把法国的发展作为缘由，从根本上对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后果进行了反思。其思考结果是已经引用过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1850年，马克思在伦敦出版了该书，他是先后被驱逐出普鲁士和法国后，于1849年夏末来到伦敦的。马克思认为革命年代最重要的教训是，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对阶级敌人的系统专制，才能稳固掌握所获得的权力。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用以下句子概括了“革命社会主义”的定位：“这种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的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在此马克思并未提及1793年雅各宾“恐怖统治”的先例，这是他一直不会忘记的。1847年他曾写道，当年“恐怖统治……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懦怯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

1848年11月初当反革命在维也纳获胜后，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中表达了他的希望，“反革命的残忍血腥”将会让各国人民相信，只有“革命的恐怖主义”才是唯一的手段，“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无产阶级的统治，并非马克思从1848年革命中所得出结论中的偶然因素。1852年3月5日，他在写给朋友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的信中称，“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甚至说这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之自由派同时代人认为其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完全没有说服力。1853年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罗豪在《权力政治的原则》一书中指出“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之间的本质区别。他写道：“谈论第四等级将取代中产阶级，就像中产阶级曾上升到贵族地位那样，是毫无意义的。此历史进程和彼预言间缺乏任何内在联系。中产阶级能够夺了贵族的权，不是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在数量上受虐待的农民要大大超过中产阶级，而农民却无法自救——而是因为他们在精神、道德修养和富裕程度上都超过了贵族。正是这些特质，给予他们要求和为自己创造更多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相反，所谓的第四等级之特点就是缺乏以上特质，无论这些愚昧、野蛮和贫困的人获得多少同情，他们在扮演统治的政治角色方面仅仅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若是让所谓的第四等级去掉那些消极属性，比如通过教育，那他们就会与迄今的中产阶级相融合，此后他们只可能与上层贵族发生对立。”

按照罗豪的信念，社会问题是不能像马克思所断言的，经由无产阶级革命和随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来解决的，而只能通过社会改革的政策去解决。作为改革的载体，不久前（1850年）保守的国家政治学家洛伦兹·冯·施泰因在其《法国社会运动史》第三卷中只能想象“王权下的社会改革”，即一个在君主制基础上运作的国家，它足够强大，能够“自主违背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自然倾向，主张提升底层和迄今为止屈服于社会与国家之阶级的地位，并在此意义上行使所委托给它的最高国家权力”。

对自由主义的罗豪而言，这不是替代社会革命的另一种选择。相反，他只看重能带来自救的帮助，包括“尽可能大范围内的联合精神”，也就是工会运动。“‘你自救，上帝就会帮助你’，这是人民群众口口相传的最明智的说法之一。相反，不自救的人，上帝和国家也无法帮助他。‘自我帮助’是北美企业精神和北美劳动力的座右铭，此魔力公式在大洋的另一侧于两代人的时间内，就创建起一流的经济强国和整个人类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普遍繁荣。”

法国革命60年后，美国独立战争75年后，欧洲仍旧处于1776年和1789年思想的魔力下。那些年的革命遗产不像法国公共建筑物上的“自由，平等，博爱”标语在1852年那么容易被清除样。1848年的所有革命都是一种尝试，即创建一种基于18世纪末两场革命原则之上的政治秩序，并进一步发展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身边的极左派来说，法国大革命的激进阶段——雅各宾“恐怖统治”时期是当代和未来最可借鉴的。从罗豪这样的温和自由派观点出发，美国革命的结果至少在社会秩序问题上提供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范例。从保守派的立场出发，1848年仅仅再次证明1789年革命后以更为血腥的方式显示的事实：从各民族的自我解放中不可能有什么好的东西涌现。（只有对美国革命存在一定的理解，因为它捍卫的是古老的权利。）替代革命的另一种可能性是改革，它由国家，或更具体地说由王权实施：至少温和保守派这么看。就像自愿成为普鲁士人的洛伦兹·冯·施泰因，他出生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埃克尔恩弗尔德（Eckernförde）。

代表更为激进的保守主义的是西班牙思想家、政治家和外交家多诺索·科特斯（Donoso Cortés），他曾在巴黎经历了二月革命，自1848年11月起在柏林担任了不到一年的西班牙大使。1849年1月4日他在一次议会演讲中称革命是富有和自由的各族人民的疾病，在多数人的热烈掌声中他赞同独裁，认为这是对上述疾病的一种合法与必要的回应。“关键是要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独裁间做出选择；我会选择自上而下的，因为它来自比较纯洁与平和的地带。最终的选择是在匕首的独裁和军刀的独裁间做出抉择；我选择军刀的独裁，因为它更高尚。”

多诺索·科特斯的政治哲学是天主教反启蒙和反革命的，它继承的是博纳尔德和德·迈斯特的传统。根据他们的观点世界上所有的邪恶都是在宗教衰落基础上产生的，这种衰落可以上溯到君士坦丁时代，也就是古典时代晚期；继而出现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桩重大的政治和社会，以及宗教丑闻，各族人民以这一行为追求理智与道德上的解放”。“宗教温度计”的降温意味着“政治温度计”的升温，随之而来的是众所周知的革命后果。这也包括社会主义的出现和由它所引发的对社会问题的高估。“如果人们想制止社会主义，”科特斯1850年1月30在议会中说，“就必须求助于那种宗教，那种让富人学会基督教仁爱和让穷人学会忍耐的宗教：它教穷人服从，教富人富于同情心。”

对多诺索·科特斯而言，自巴黎二月革命以来“在欧洲就不再有坚固和安全的东西了”。西班牙在欧洲仍是拥有最大反对力量的国家，“犹如撒哈拉大沙漠中的绿洲”。西班牙以外的地方自由几乎已到处被扼杀，一切迹象都指向一种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全面崩溃。所有的道路，甚至是相反的道路，都把欧洲引向绝路。在革命导致社会破坏和常备军解散之后，当社会主义令爱国情绪丧失殆尽时，需要斯拉夫民族的联合，以便俄国能够掌控欧洲。

即使是君主制和保守的英国都不够强大，无法消灭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那些具有瓦解力的思想。首先英国不是天主教国家，能对付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极端手段只能是天主教，因为其学说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这时教会和军队成为欧洲文明的唯一代表，因为只有它们完好无缺地保留了权威和服从的理念。科特斯没有公开说，但他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如果欧洲想长期保护自己免遭革命和社会主义下场，以及不被俄国征服，它就得彻底反思自己，再次皈依天主教。

科特斯的讲话在多数国会议员那里收获的掌声清楚表明，他是代表大部分人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发声的。他所说的是集中向所有各派的挑战：新教，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他的发言对那些像他自己一样代表类似反革命天主教变种的人具有说服力，对那些认同西方思想主流的西班牙人则不然。西班牙几乎没有参与1848年的欧洲革命；按照多诺索·科特斯的心愿，在欧洲反革命阵营中它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但即使在欧洲的保守派中，也没有多少人像这位能言善辩的西班牙右派代言人这般反对自由的时代精神。奥地利首相施瓦岑贝格侯爵的所作所为肯定最符合科特斯对坚定不移推行反革命政策的设想。至于这位天主教“教宗集权主义者”对社会问题所发表的见解，与早期工业时代的现实相去甚远，以致他作为社会主义的批评者和马克思的政治对立面，毫无取得广泛影响的前景。多诺索·科特斯的理念是西班牙在19世纪中叶落后的表现。这同时也是一种尝试，即强化这个对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现代欧洲持顽固抵抗态度的国家。

1850年1月，科特斯在演讲中谈到欧洲局势时也分析了前一年夏天的国际危机，当时出现了在西方两个强权国家和俄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沙皇俄国要求土耳其交出匈牙利和波兰自由战士，包括科苏特、邓宾斯基和贝姆，这些人在匈牙利革命失败后逃入奥斯曼帝国。高门援引国际法拒绝了俄国的要求，英国和法国（后者不那么坚决）支持了苏丹的态度。英国政府甚至——为了强调形势的严峻性——向达达尼尔海峡派出了军舰。伦敦此举虽然有违1841年国际海峡公约，但沙皇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不再坚持己见。科特斯正确指出，战争没有爆发，不是因为俄国不希望它爆发，而是不能希望它爆发。

1849年夏英国和法国联手对付俄国，并非出于什么意识形态原因。其原因是这两个大国的利益，它们都需要把奥斯曼帝国作为欧洲平衡的砝码予以保留，为此它们要阻挠俄国向地中海东部拓展的欲望。俄国则害怕为了这场微不足道和不受欢迎的战争被完全孤立。如此看来，这场危机的各参与大国在1849年都前卫地实施了“权力政治”，至少英国和法国在整个革命年代都是这么做的。

在整个1848/1849年革命时期，“自由的”西方列强都未曾尝试支持其他国家的自由运动，同样也没有把干预德意志和意大利争取民族统一提上议事日程。西方列强采取积极行动仅发生在德意志和丹麦争夺石勒苏益格战争时，它们觉得自己作为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签字国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其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利益受到了影响。1848年3月4日，当法国外长拉马丁在一份宣言中声明，1815年与战败国法国签订的条约作为事实仅仅还适用于人们必须就其修订进行沟通，这在其他大国的首都被视为挑衅。但无论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多么敌视革命，他还是严格拒绝了向欧洲东部强权国家妥协，没有对革命的法国采取任何行动。

事实上，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与被推翻的七月王朝几乎没有区别。在维也纳和柏林，革命对两国双边关系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欧洲的强权国家没有一个在1848年采取了革命的外交政策。反革命霸权国家俄国，只有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反革命势力取胜后才认真准备介入中欧事务。乍一看，革命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五大强权国家在1848/1849年并未闹翻。尽管如此，革命时代标志着按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结束。路易-拿破仑治下的法国比巴麦尊勋爵领导的英国更缺少“自由”；君主立宪的普鲁士更不像施瓦岑贝格领导的奥地利那么“保守”，更不用与尼古拉一世统治的俄国相比了。复辟时代早期的“欧洲协调”与其后的西部和东部势力集团的对立都已成为历史。尽管当时还不存在“权力政治”这一术语，但它以适当的方式标志的正是那种精神，即1848年以及其后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准则。

如此行事的并非只有各国的领导人。大多数民族运动在1848年也告别了事后回顾看上去过于理想化和浪漫的梦想。三月革命前“各民族之春”的梦想破灭了。当意大利和德意志追求成为民族国家时，曾经自由的国际主义迅速被坚持所谓的国家利益所取代：无论是马志尼宣布布伦纳（Brenner）隘口为意大利边界，还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坚持的里雅斯特属于德意志，革命年代自由民族间的团结一致都已经所剩无几。激进左派在坚持“革命”民族间合作方面是个例外。这种团结一致的负面作用是宣传要与被划分为“反革命”的各民族展开残酷斗争。保持“国际主义”姿态的最终只剩下波兰人，要想实现改变被瓜分现状的民族愿望，他们需要国际援助。1848/1849年，他们离自己的目标像1830/1831年和1846年一样遥远。这样波兰问题就像爱尔兰问题那样悬而未决。当然后者只是英国的内政问题，前者则是“大政治”中的一个问题。

作为1848/1849年革命的结果，在欧洲有了三个新的宪政国家，即撒丁尼亚-皮埃蒙特、普鲁士和丹麦，但没有涌现新的民族国家。在中欧东部，撇开波兰的特殊情况，民族国家的理念未获成功，这主要是由于哈布斯堡多民族帝国在其治下的斯拉夫民族那里仍旧拥有强大的支持。奥地利这个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德意志和意大利人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尝试为什么会失败。在这两个例子中都有准备在新的国家统一中承担领导责任的候选人：它们是普鲁士王国和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它们会做出相应举措是不难预料的：民族统一问题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均未得到解决，鉴于1848/1849年的经验可以猜测，对这两个国家的自由派力量而言，在需要进行取舍时，它们各自所能实现的民族统一程度甚至会比实现其自由主义宪政国家的设想更重要。

与现存国家合作，如果它们愿意合作的话，自由派对此也有其他考虑。温和派坚信，激进派毫无节制的要求给了对手行动的理由，从而才使反革命有了取胜的可能。使用温和自由派从未尝试过的暴力对抗政策，在1848年春虽然推翻了一些措手不及的反动政府，但在接下来的较量中显示出，各地的起义民众在街垒战中根本不是国家权力的对手，后者使用其强权手段是轻车熟路的。

得出这种结论不必非得是个温和自由主义者。近半个世纪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95年（在其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撰的新版序言中）提出以下论点：“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它已经过时，因为技术的发展，军队可以比过去更容易地镇压起义，社会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也令“人民”的联合行动成为不可能。

这是无产阶级“现实政治”的表达，恩格斯在回顾历史时也提到了马克思和他自己在1848年做出的一些错误判断。当时的工业和社会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他们二人所假定的程度。19世纪末阶级关系已更为清晰，工人阶级通过民主与合法的渠道取得政权的机会在许多国家比1848年时增加了许多。此外，执政者从革命中也吸取了教训，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们满足了1848年提出的一些要求，从长远来看这也必定会让无产阶级从中获益。作为这种政策的例子，从“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作为这种政策的例子，恩格斯提到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审视了1848～1871年这段时间的发展后，他得出如下结论：“自下而上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跟着来的是自上而下进行革命的时期。”

1848年革命并非发生在欧洲的最后一场革命，但它是第一场和最后一场欧洲革命。为了支持其判断——1848年革命是最后一场欧洲革命，莱因哈特·科塞勒克指出，新世纪欧洲爆发的所有内战和革命都局限于某些个别国家。“没有哪次革命突破现有边界，或是突破在革命变革过程中被重新划定的边界。所有后续的骚乱、暴动或革命都发生在民族国家层面，说到底是国家民主层面。更重要的是，所有此后爆发的内战和革命，从政治角度看，都是此前国家间战争的二级后果。”必须补充的是，已经打输或正在打输的国家间战争。

唯一一场欧洲革命的失败产生了深远影响。1848年对以后时代的锻造如此强大，以至于在欧洲历史上19世纪下半叶或20世纪所发生的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很难不与这场革命有着至少是间接的关系。正因为如此，1848年在欧洲近代历史上就成了一个关键年份，甚至是最关键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