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移动的边界：国际比较中的美国向西扩张

在北大西洋的另一边，旧大陆争取自由的运动在美利坚合众国引发了普遍同情。在巴黎，美国特使理查德·拉什（Richard Rush）在1848年2月就自行决定承认了新的革命政府，很快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总统詹姆斯·K.波尔克（James K. Polk）的追加批准就到了。德意志革命的消息尤其在德裔美国人中引起热烈反响。美国是超级大国中唯一正式承认临时中央权力的，并与其保有外交关系。通过出售蒸汽船“美国号”帝国护卫舰，美国甚至支持德意志舰队的建设。

当美国观察家们意识到，德意志不是要建立一个共和国，而是一个以皇帝为首的帝国时，普遍的热情自然就降温了。革命失败后，美国成为除英国外欧洲革命领袖最重要的避难所，在那里能够逃脱当局的追捕。在巴登，后来也包括普鲁士和奥地利，不太有名的革命斗争参与者可以选择是蹲监狱还是移民美国。但只有少数人选择了移民。

在成功出逃美国的德意志民主党和共和党人中，最著名的当数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古斯塔夫·冯·司徒卢威和卡尔·舒尔茨。司徒卢威1863年获特赦后返回德意志，黑克尔和舒尔茨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为北方而战：黑克尔为上校，舒尔茨最后升任将军。1869年舒尔茨被密苏里州推选为参议员，1877年出任美国内政部长，任内曾为印第安人融入美国社会做出努力。没有任何一位欧洲革命者受到像拉约什·科苏特那样热烈的欢呼，他从1851年12月至1852年6月在美国各地旅游，所到之处其支持被压迫人民——尤其是匈牙利人民——争取自由的言论都受到热情称赞。

让1848年在美国历史中拥有里程碑意义的，不是遥远的欧洲革命，而是美国在与墨西哥进行了两年战争后于1848年2月2日与后者签订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和约》。墨西哥承认了美国拥有三年前兼并的得克萨斯，以及以格兰德河为界河，放弃了当时被称作“新墨西哥”的大片领土——这块从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向北的地方事实上是自治的，部分已经有美国人移居。两年前，美国与英国就友好地解决了长期有争议的、加州以北的俄勒冈的边界走向：今后这里的北纬49度也标志着美国和英属北美之间的国界。美国国土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瓜达卢佩—伊达尔戈和约》让美国连绵不断的大陆轮廓确定下来。美国获得其新西部边界恰恰是在西方在欧洲遭遇其古老的东部边界——位于历史上的西方与东正教欧洲之间的界线，它继续隔绝着西方政治思想的推进——这一年。

《瓜达卢佩—伊达尔戈和约》并非唯一让1848年载入美国史册的事件。条约签订十天前——1月24日，一个名叫约翰·萨特（John Sutter）的工头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附近的一家锯木厂厂区内发现了黄金。这种发现无法长期保密，几十万人随后赶往加利福尼亚州。前去淘金的不仅有美国白人，还有被解放的奴隶、墨西哥人、南美人，甚至有不少中国人。只有少数人找到了他们想要找的东西，但很多人留了下来。在加州，成群结队拥入的（几乎全是男性）淘金者导致劳动力短缺，这又引发了进一步的移民。仅仅在旧金山，居民人数就从1848年初的大约1000人上升到1856年的50000人。加州的印第安人属于淘金热的受害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警察抓住，然后被有时限地送去强迫淘金，实际上暂时沦为奴隶。

人口的快速增长让加州在1850年就以平等州身份被吸收进联邦：这种地位，美国西部其他地区很久以后才获得（第一个获得的是俄勒冈［1859年］，最后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1912年］）。加州属于禁止蓄奴的自由州，因为这个原因在允许其建州前还经历了长时间的内政纠纷。1849年蓄奴州和自由州数量持平，即各有15个州。对等原则是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Kompromiß）首次达成的共识：当时蓄奴的密苏里和自由的缅因（此前属马萨诸塞州）被同时吸收进联邦，并规定除密苏里州外，禁止新州南部边界以北地区蓄奴。此后加入联邦的各州中爱荷华和威斯康星是自由州，阿肯色和得克萨斯是蓄奴州。南部各州直到1850年9月才同意吸收加州进联邦，也就是在北方做出相应让步，同意按照“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让其他脱离了墨西哥的地区自由选择是允许还是禁止蓄奴，以及通过了更严格的追捕逃跑奴隶的法律。

加利福尼亚建州的纠纷能够经调解获得解决得益于美国最高职位的变动。1848年11月当选的总统扎卡里·泰勒将军（辉格党的候选人）直到1850年7月9日突然死亡前，一直坚持要同时吸收自由的得克萨斯和蓄奴的新墨西哥进入联邦。他的继任者、前副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不再反对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提出的妥协建议，从而帮助联邦走出了一个严重威胁其存在的危机。

保持还是废除奴隶制的冲突，并未因1850年困难重重的妥协而消除，而是仅仅延迟了其激化。1848年举行总统大选时，两个最大的竞争党派——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创立的民主党和其保守的竞争对手辉格党，曾尝试在竞选过程中避开这一有争议的话题。南方种植园主在民主党中影响之大，使得该党1844年在其纲领中删除了1776年《独立宣言》所宣称的不可剥夺的人权。对此北部和西部的废奴主义者奋起反抗。由他们创立于1848年的“自由之土党”（Free Soil Party）的竞选口号是“自由土地，自由言论，自由劳动和自由人”，尤其是在西部的农夫中他们赢得了众多追随者。其总统候选人，前总统马丁·范布伦虽然未能赢得大选，他所得到的大约10%的选票份额却足够帮助扎卡里·泰勒险胜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候选人——参议员刘易斯·卡斯（Lewis Cass）。

南方曾希望通过对墨西哥的战争提升自己在联邦中的政治影响力。实际上在经过1846～1848年的领土扩张后，北方比南方拥有更多的领土，而1850年9月加州被吸收进联邦后，北方比南方拥有更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席位。北方各州做出的最大让步都没有取得满意效果。针对所谓逃亡奴隶的新法令在北部和西部引起众怒，其作用适得其反：废奴主义者在大庭广众之下帮助逃亡奴隶，通过“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帮助他们前往自由州或是安全进入没有奴隶的加拿大。

同时代人对联邦解体和发生内战的危险完全心知肚明。1849年12月8日，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约翰·考德威尔·卡尔霍恩在一封信中警告说，一旦奴隶制被废除，会出现一场“血腥大屠杀”。几天后，1849年12月13日民主党议员罗伯特·图姆斯（Robert Toombs）在众议院宣布，如果北方通过一项法案把南方从共同赢得的领土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驱逐，并在哥伦比亚特区，也就是首都华盛顿禁止蓄奴的话，那么他就主张“不统一”（disunion），解散联邦。

不到三年，1852年出版了一本书，很快这本书在全世界就拥有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女作者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想用其对不公正的奴隶制的激情控诉唤起南方的重新思考和自愿放弃对美国黑人的奴役。其效果却是始料未及的：联邦中南北之间的裂痕甚至变得更深。显而易见，1850年那种妥协式和解已经难以为继了。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奴隶制的问题与另一个1850年代吸引全国注意力的问题密不可分：对联邦在1846～1848年短短几年中新赢得的广阔领土进行开发和移民。1845年夏《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吞并得克萨斯的文章，其中首次出现的一个术语“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不久就成为一个政治口号。其匿名作者是爱尔兰后裔，《评论》杂志来自纽约的创办人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他声称美国明显的使命就是：“在整个大陆扩张，天命把这块大陆留给我们，让我们年复一年在此数以百万计地自由繁衍。”

在占领俄勒冈、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时，就是打着“昭昭天命”的旗号。1850年后，当南方看上西班牙属古巴（想在那里成立两个新的蓄奴州）时，这个口号也出现了。但扩张首先是向西的，铁路的建设让这种扩张如虎添翼。1850年时连芝加哥甚至都没有连接到铁路网络。7年后，12条铁路线穿越密西西比河，其中9条是以芝加哥为起点的。1869年开通了第一条太平洋铁路线：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Omaha）经落基山脉到旧金山。

向西扩疆拓土是美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征。许多美国公民都熟悉英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他1728～1731年曾在北美生活——的《论美洲的艺术和学术培育前景》（On the Prospect of Planting Arts and Learning in America）一诗的开头：“帝国的路线取道西方……”1850年左右“西进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的外部疆界被划定，加州加入联邦三年后，国家的西南领土通过“加兹登购地”（Gadsden Purchase）进一步扩大：1853年美国特使詹姆斯·加兹登（James Gadsden）受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委托，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从墨西哥人手中买下了一块地，这就是后来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南部地区。新购置的土地对购买运作者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它非常适合修建计划中横贯大陆之铁路网络的南线——南太平洋铁路，1881年起这条铁路连接了加州南部圣地亚哥和得克萨斯州西部的厄尔巴索（El Paso）。1867年，感谢多年担任国务卿的威廉·亨利·苏厄德（William Henry Seward）之外交技巧，联邦的疆界再次大幅延伸：美国用720万美元从俄国购得阿拉斯加。

“去西部，年轻人！”：这是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纽约论坛报》创始人，工会、妇女解放、反蓄奴和“自由土地”运动的支持者）1850年的呼吁，它是对自由美国之生活方式的经典表述。多年前，格里利就号召纽约的穷人“到西部”去碰运气，数千人也这么做了。但从欧洲拥向美国的移民数量更为巨大，尤其是来自德意志和爱尔兰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德意志人继续向中西部迁移。1839～1844年，移民人数每年大概有8万人，1821～1924年有5500万欧洲人背井离乡，目的是在大西洋另一边找到一个新家园。其中的五分之三，3300万人定居美利坚合众国。新大陆的国家以这种方式吸收了欧洲增长人口的40%，仅仅美国就吸纳了其中的24%。

对来自人口稠密的东部的美国人以及欧洲人来说，中西部最具吸引力的就是它的辽阔无边。这里的土地更便宜，牧场面积更大，农场间的距离对农夫或想成为农夫的人来说相隔更远。紧随猎人和陷阱捕兽者而来的第一批人是农夫。随着家庭农场的分布和拓展，对其他行业的需求也在增加：人们需要机械师、工匠、商人、医生、律师、法官、教师、牧师、银行家、记者和政治家。很长时间内农业是中西部最重要，但绝不是唯一的行业：谁若是在农场找不到活干，那他在迅速发展起来的城市的工业企业中会有好的机遇，获得一份工作。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继续向西迁徙，经过密苏里州西部的荒凉“大平原”——也有“美国大沙漠”之称，前往落基山脉东侧的科罗拉多州，那里1858年发现了黄金，随后兴起了高收益的采矿业；前往怀俄明州（Wyoming），那块地方1869年首次引进妇女选举权；前往铜和银矿藏丰富的内华达州；或是直接前往最西边濒临太平洋的俄勒冈州或加州。“大平原”是六七十年代以来辽阔西部最后被移居的部分，最先前往那里的是养牛者，随后而来的是养羊和进行耕种的农场主，他们的落户常常遭到雇佣“枪手”的武力阻止。在这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发生了与印第安各部落最血腥、最旷日持久的战斗。这些土著不愿放弃他们的猎场和牧地，当白人水牛捕猎者开始摧毁其生存基础时，他们奋起反抗。他们不同意按照华盛顿国会的决定被关在保留地，在那里他们顶多能苟延残喘。对印第安人的压制与广泛灭绝带有种族灭绝的许多特征：它虽然不是按照上面的命令所进行的系统灭绝，却是一项政策，据此原住民的生存需要被无情地置于白人、水牛捕猎者、移居者和铁路公司的利益之下。

1893年，当印第安人的战斗已经停止后，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芝加哥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做了有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演讲，该理论迅速走红。特纳指出，美国边界与欧洲边界不同：欧洲的稳固边界分隔的是人口稠密的区域；相反，美国的“边疆”是一条移动的边界。它的走向沿着“自由之地的边缘”（the hither edge of free land）。它是野蛮与文明的交界点。“扩张所到之处的边境，总是不断重复着每块被触及的西部土地的进化过程。”

根据特纳的观点，自由土地地带的存在，不断被新的自由土地地带所取代，美国定居点的西移解释了美国的发展及其性质。“首先是大西洋海岸边境。它在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是欧洲的边界。随着边界的向西推移，它变得越来越美国化……通过这种方式，边界的移动意味着与欧洲渐行渐远，是按照美国标准的独立的不断增长。”因此，不是大西洋海岸，而是“大西部”（the great West）提供了审视美国民族历史的正确视角。

按照特纳的说法，边疆是“最快和最有效地实现美国化的地方”。美国的社会生活总是从这里重新开始。在这里，美国总是重新接触原始社会的简单生存条件，“不断重生，美国生活的流动性”以及每个人的自我主张精神，美国人突出的个人主义都是发源于此。这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感情，它与各个地区的特殊意识——“地域主义”格格不入。这里发展出对参政权利的要求，它让美国变得比原来更民主。边界的前移导致了人口的高流动性，从而让固守狭隘的“地方主义”失去了市场。西部移动的边界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改变就像地中海对古希腊的改变：“边疆”打破了旧习惯的势力，使新体验成为可能并一再要求建立新的设施和开辟新的活动领域。

特纳也许有点为时过早地认为，现在大规模向西迁徙即将结束。但他坚信边疆对美国的意义仍未穷尽：“谁若断言，美国的生活完全失去了其进攻性，那他就是一位仓促下结论的预言家。运动是占主导地位的事实，如果人们不想假设有这种经历的民族会不再行动，那么美国的活力总会为自己寻找另一个领域来施展拳脚。”

特纳的“边疆理论”引起很多反对的声音。批评者指出，西部亦已发展出强大的地域主义，因此移动边界的国家整合作用不可高估。他们强调，各个边境的生活与其说是打上个人主义烙印，不如说是以团结一致为标志。特纳的观点受到最广泛讨论的是：“自由土地”的存在让美国的社会结构保持“流动”。事实上，很少有东部的工人前往西部，到那里去作为自主农夫耕地或畜牧。仅仅由于缺乏资金就阻止了这类社会地位的提升。特纳本人自然没有更为精确地描述他对“流动性”的各种设想，而且他也没有说过“边疆”是那种美国社会的“安全阀”（safety-valve），后者在对其论点的讨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对“边疆理论”的科学指摘令其相对化，但没有驳倒它。长期开放的边界对美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心理都产生了持续影响。自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执政起，来自西部的“草根民主”理念征服了美利坚合众国；它从扩大人民参政权意义上改变了选举法和政治机构。从西部兴起了自由教会、循道宗或福音派运动，这些宗派在较老的定居点也拥有了追随者。西部的日益繁荣表现在东部工业企业获得的订单越来越多，这令工人的实际工资得以增加。“边疆”确实为化解“社会问题”，或用卡尔·马克思的术语——缓解阶级对立做出了贡献。

“大西部”为民族想象力插上了翅膀，增强了对美国拥有无限可能性、其历史使命和“昭昭天命”的信念。长期持续的向西扩张是与美洲殖民时代的宗教使命感紧密相连的，即坚信日耳曼，具体地说就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文化优势。西部和“边疆”成为一个美国神话。它基于一种美利坚合众国初创时期就有的乐观自信，美国需要这种自信来克服未来的种种严重内外危机。

通过征服人烟稀少的地区和向无人居住的地区殖民而令边界向前移动，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类扩张进程是世俗或宗教统治者决定的，如中世纪的德意志东向移民运动。俄国征服西伯利亚历时数百年，只要第一批皮货商和商人继续向东挺进，专制国家就会接手对这片辽阔地区的开发。法国对魁北克征服的结果是许多法国农民向那里移民，但这些人并未继续挺进，而是让边界保持静止不变。早期对拉丁美洲的征服打上了国家、教会和封建的烙印。与北美“边疆”最具可比性的是南美19世纪末期的阿根廷，欧洲移民从1880年起开始向巴塔哥尼亚（Patagonien）移居，而且以同样残酷的方式消灭了那里的土著民族。然而在阿根廷购买土地的是大地主，而不是像在美国那样是个别移民或移民家庭。

尽管如此，通过自由迁徙者占领土地不是美国的特殊情况。在南非，自18世纪最后25年开始，1652年从荷兰移居那里的布尔人（Buren）从荷兰开普殖民地继续向内地推进，并在那里落户。但除了布尔人的迁徙，还有另一支人数更多的迁移队伍，那就是班图（Bantus）各部落比如祖鲁人（Zulus）的迁徙，布尔人一直在与这个部落打仗，但未能彻底地击败他们。此外并没有能够被布尔人同化的其他白种人移民。1806年英国吞并开普殖民地，30年后——起因是1833年英国在其殖民地废除奴隶制——14000个布尔人出走，即所谓的“大迁徙”，他们前往毗邻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布尔定居者先是在那里成立了纳塔尔（Natal）共和国，在伦敦将其宣布为英国殖民地后，他们又组建了奥兰治（Oranje）和德兰士瓦（Transvaal）共和国。英国人于1852年和1854年先后承认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独立。他们认可的东西正是他们原则上拒绝的：由布尔人实施的对非白种人居民的系统歧视。

在澳大利亚，白种人的殖民是由财力雄厚的“牧羊场主”（Squatters）开始的。他们的先锋是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上尉，他是第一块和长时间里唯一一块流放地的军官，因而属于英国政府事实上允许他们垄断出口澳大利亚货物的人中的一分子。澳大利亚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羊毛，根据德裔美国历史学家迪特里希·格哈德（Dietrich Gerhard）的判断，是羊毛把一个囚犯流放地变成了一块殖民地：1830年代起英国的移民政策持续给予这种发展以支持。

1850年，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维多利亚州（Victoria）、塔斯马尼亚州（Tasmania）和南澳大利亚州（South Australia）几块殖民地几乎获得无限的自主权，以及一部议会宪法。次年，黄金的发现引起第二波移民大潮；和美国一样这导致了对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当地被称作Aborigines［澳洲土著］）的广泛打压与迫害。由于大多数新移民没有找到黄金，或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地下开采，他们就寻找在农业或工业领域的就业机会。澳大利亚的沙漠证明自己与“美洲大沙漠”不同，永久无法居住。澳大利亚的“边疆”在变动，但它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却比美国的小得多。新兴的澳大利亚民主机构，其政党和工会均受到母国的强烈影响，其母国本身由于1832年的改革法案已进入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个新阶段。

新西兰的情况类似，那里很久以后成为白种人定居的第五个洲。第一批移民是捕鲸者和海豹捕猎者，1814年起圣公会和不久之后卫理公会传教士也纷纷前往。1838年前后已有约2000个欧洲裔人生活在那里的南北两岛上，其中许多人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流放囚犯。1840年这两个岛屿被大不列颠吞并。对于南岛，伦敦援引（1768年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对它的发现权，而北岛的主权英国通过与土著毛利人（Maoris）酋长达成的一份协议得到了转让。在同一份协议（《怀唐伊条约》［Abkommen von Waitangi］）中英国王室还获得了对毛利人准备出让的土地的优先购买权。直到吞并之后，“牧羊场主”的大规模移民才开始。早在1852年，新西兰就拥有了一部宪法，该宪法保障了白人移民者的高度民主共决权。

不像在北美、南非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殖民国家最初致力于按照加强了的福音运动之要求，人道地对待当地原住民。然而，这种打算坚持的时长只是毛利人愿意出售土地给白种人的那段时间。当那里的定居者和愿意移民的人数增加后，这种意愿则随之减弱。1860年在北岛开始了为期五年的与部分毛利人的战争，这些毛利人听从一位国王的领导，他们的对手是殖民军队、定居者民兵、志愿者以及与白人结盟的毛利人。起义者一方的死亡人数估计是2000人，白人和其当地盟友的死亡人数估计为1000人。

1865年的正式和平条约标志着毛利人的起义失败，此后又进行了多年的小规模战争。毛利人不再出卖土地，取而代之的是没收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受到此举影响的不仅仅是曾经的起义者。大不列颠从此把新移民区的防御交给了殖民者。通过与毛利人的战斗，新西兰的“边疆”与1860年之前相比更加类似北美。虽然毛利人的命运并不像澳大利亚原住民那么可怕——直到1830年代末后者在许多白人眼里都是完全可以随意被“血腥猎杀”的——但比美国和加拿大幸存的印第安人也好不到哪儿去。凡是被白人殖民者大面积占据的地方，总是伴随着对原住民权利的剥夺、驱逐、去道德化，如果没有进行灭绝，也令其人数大幅减少。

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类似，加拿大亦从英国1830年代的改革政策中获益。1840年，由于英属北美总督德拉姆勋爵（Lord Durham）的一份详细报告，主要说法语、信仰天主教的下加拿大和主要说英语、信仰基督教新教的上加拿大经由一项英国法案——《加拿大联盟法案》（Canada Union Act）合并为加拿大省，受一个政府领导，自1848年起该政府依赖于众议院的信任。这是伦敦对1837年发生在魁北克（Quebec）和安大略（Ontario）之动乱的回应。1867年形成了加拿大自治领，包括魁北克省、安大略省、新斯科舍（Nova Scotia）省和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省；至1873年马尼托巴（Manitoba）省、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省和（在圣劳伦斯河上的［St. Lorenzstrom］）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省加入其中。根据1867年宪法法令，加拿大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然而各省均派有代表的参议院，其成员不是选举产生，而是由总理提名、经英国王室的代表总督任命的终身议员。与英国不同的是，政教按美国模式严格分开，各宗教团体地位平等，而且公立学校不受教会影响。

安大略的殖民化要比魁北克开始的晚得多，1830年以后得益于英国和美国投资的航道和铁路建设殖民化才迅速加强。与美国一样，自由定居者在“边疆”地带拥有话语权，和美国相同也是从边境兴起了自由教会，特别是循道宗意义上的宗教运动。1850年前后安大略的殖民化基本完成。哈德逊湾（Hudson Bay）周围的大陆遍布着向亚北极区冻原过渡的沼泽、湖泊和森林地带，它们阻止了加拿大移民点的继续北移。直到19世纪末，加拿大西部大草原地区由于兴建了（由国家参与融资，于1885年完成的）太平洋铁路才得到开发，此后才有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移民在此定居。

与印第安部落的战争也发生在加拿大“边疆”。1873年创建的西北骑警让国家在加拿大西部比美国“旧西部”（Wilder Westen）更具存在感。这些“骑警”的任务与其说是针对印第安人，不如说是保护加拿大政府为原住民划出的保留地。当然，印第安人在那里也被强迫适应周围环境中打着欧洲印记的语言和文化（两个“第一民族”中的另一个——加拿大北方高原的因纽特人［Inuit］的命运也是如此）：国家或国家资助的教会学校担负此任。

尽管与其他国家存在着种种类似之处，美国的“边疆”在许多方面均有其历史独特性：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扩张和殖民像这里这样是整个社会的工作，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全民族生活如此强烈和持久地受到“边疆”现实与神话的塑造，没有任何其他情况下空间拓展与政治自由扩大之间的内在联系像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么清晰。

19世纪中叶，许多欧洲国家的人都经历了失败的革命，这些革命都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自由。当欧洲1848年革命爆发时，美国刚刚结束与墨西哥的战争并通过和约赢得了辽阔的疆土。北大西洋此岸是失败的革命和由此引发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自我怀疑，北大西洋彼岸是不断扩张和与此相应的民族自信。老西方和新西方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跨入19世纪下半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