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改弦易辙：1859～1862年的德意志列强

普鲁士和德意志邦联该如何对待发生在北意大利的战争，这个问题导致在德意志形成新的政治阵营。主张小德意志方案的自由主义者的结论相对一致，其中有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和格奥尔格·魏茨（Georg Waitz）。他们主张普鲁士支持奥地利，如果维也纳承认霍亨索伦国家在德意志非奥地利部分的军事政治领导权。相反，无条件支持和坚决反对普鲁士与奥地利并肩进行军事干预者则形形色色。力主普奥结成军事同盟的有老牌保守分子利奥波德和路德维希·冯·格拉赫，拥护大德意志方案的民主党人贝内迪克特·瓦尔德克，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敌视哈布斯堡皇朝的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罗豪和前德意志国民议会议长海因里希·冯·加格恩，后者当时已从赞成小德意志方案转变立场变为赞同大德意志方案。社会主义者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48年”民主党人阿诺德·卢格和路德维希·班贝格尔（Ludwig Bamberger），自由派政治评论家康斯坦丁·罗斯勒（Konstantin Rößler）以及普鲁士驻沙皇宫廷的大使奥托·冯·俾斯麦则主张改弦易辙反对奥地利，必要时与法国结成实际联盟。

在一封1859年5月5日写给摄政王的侍卫长——古斯塔夫·冯·阿尔文斯莱本（Gustav von Alvensleben）的密信中，俾斯麦陈述了自己认为正确的政策：普鲁士应该让“奥地利与法国鹬蚌相争之战激烈进行，然后我们就带着全部军队向南开拔，背包里装上界桩，把它们或者埋在博登湖畔，或者埋到新教信仰明显终止的地方”。被普鲁士“据为己有”的德意志人接下来会——俾斯麦如是说——乐于“为我们”而战，“特别是如果摄政王能够做个顺水人情，把普鲁士王国更名为德意志王国的话”。

费迪南·拉萨尔1825年出生在布雷斯劳一个犹太商人家中，受费希特的影响超过受黑格尔的。1848年起追随马克思，曾因煽动民众抗拒政府官员获罪，刑满释放后以自由政治评论家为业。在其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一个民主的声音》（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ßens. Eine Stimme aus der Demokratie）中，他提出了完全类似的观点。奥地利体现着“反动原则”，而拿破仑三世毕竟不得不靠民主原则来实行领导，例如普选。普鲁士现在虽然无法按照腓特烈大帝的风格去征服奥地利的德意志各州并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但它却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上光荣宣称：“拿破仑按照民族原则在南方重绘欧洲地图；好的，那我们在北方也这么做。拿破仑解放意大利，好，我们拿过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立场则截然相反。他们认为，没有哪个政权像拿破仑三世的这么妨碍革命了。所以革命的利益就是要打倒或至少削弱法国人的皇帝。因此恩格斯在其发表于1859年4月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Po und Rhein）中呼吁，损害敌人，对此不必进行道德反思，去考虑“这是否合乎永恒的正义或者民族原则。那时大家都只顾维护自己的私利”。什么时候德意志真正统一了，它就还有机会去放弃“所有意大利的废物”。

德意志大国普鲁士在1859年战争期间所做的，或者更该说是没做的，令所有政治阵营同样失望。当柏林开始以“武装干涉”相威胁时，则为时已晚。对中欧的传统大国奥地利而言，失去伦巴第意味着一次沉重的失败。尽管1859年时没人知道，哈布斯堡帝国所属的威尼西亚还能维持多久，但认为这种拥有是牢靠的，那就过于自信了。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三年后，1815年和约奠定的秩序大厦中又一块石头滚落了，毫无疑问是以对奥地利不利的方式滚落的。

此外，维也纳的统治者还必须估计到，意大利的例子会被仿效。为了遏制这样的发展趋势，奥地利在1860年第二次尝试将自己改变为宪制国家。《十月文告》（Oktoberdiplom）让德意志和非德意志国王领地的贵族阶层成为一种联邦制帝国秩序的承载者，但这在匈牙利以及德意志-奥地利的自由主义者中引发了尖锐的矛盾。

其结果是曾经的帝国首相、新任国务秘书安东·冯·施梅林负责起草一部新的国家基本法。1861年2月26日皇帝下令在帝国议会成立一个负责整个君主国的立法机构。这样匈牙利就失去了部分管辖权，不再在“小范围的帝国议会”中针对仅与内莱塔尼亚，也就是帝国的非匈牙利部分之事务进行咨询与裁决。由于匈牙利、捷克、波兰和克罗地亚人出于对此系统的抗议，没有派代表参加帝国议会，议会成了主要以德意志人为主的残缺议会，它无法对多民族帝国起到凝聚作用。

维也纳的宪法实验（10月之后还出台了两个基本法），在非奥地利的德意志国家受到人们饶有兴趣的关注。1859年奥地利失败之最重要的后果却是这类宪法实验无法抵消的：大多数德意志人不再指望奥地利能够保护他们免遭法国的侵犯，而是寄希望于霍亨索伦国家，尽管后者在战争中的政策遭到种种批评。即使是此前赞同大德意志方案的民主党人在1859年秋天也认清了主张小德意志方案的自由主义者早已认清的形势。自由派与民主派的靠近在组织上的表现是1859年9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成立的德意志民族协会（Deutscher Nationalverein），其榜样是1857年创建的意大利民族协会。其主要发起人是自由派的汉诺威人——律师鲁道夫·冯·本尼西森（Rudolf von Bennigsen），以及民主派一方的地区法官和德意志合作社运动创始人赫尔曼·舒尔茨-德里奇（Hermann Schulze-Delitzsch），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上他属于中间偏左阵营成员。

对于德意志问题的解决方案，民族协会的中坚力量只能想象一个由普鲁士自由派领导的联邦制国家。虽然奥地利的德意志部分可以加入，但这一承诺主要是为了打消南德意志对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顾虑，以及削弱他们对普鲁士领导的反感。民族协会成立释放出的最重要信号是自由派与民主派的合作：双方都愿意暂且不顾彼此在选举权问题上的分歧，共同致力于创建一个自由的民族国家。在这方面意大利也是他们的榜样：加富尔能够成功，仅仅是因为此前他让自由派与温和民主派携手结成行动共同体。

与意大利民族协会一样，在德意志民族协会中掌握话语权的也是中产阶级，更具体地说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个拥有超过25000名会员的组织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名人协会。它与工人教育、体操、军人和射击协会紧密合作。1860～1863年它积极参与了科堡、哥达、柏林、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等地的体操与射击协会的活动。民族协会因成立时间太晚，没赶上1859年11月弗里德里希·席勒百岁诞辰的庆祝活动。所以它更加积极地参与1862年5月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百岁诞辰的各种庆典活动以及1863年春天的“帝国宪法宣传”框架下的各类活动。民族协会为重建1852年被拍卖掉的德意志舰队募捐，并将（至1862年春）筹集到的钱转交普鲁士海军部。由罗豪主编的民族协会的《周报》（Wochenschrift）在非奥地利的德意志成为自由派和民主派交换政治思想的平台。在某种程度上，德意志民族协会是一种党派替代品，或者换一种说法，是对尚未能建立的整个德意志范围内政党的一种预演。

具体到各个邦国，这方面的情况则不太一样。要想让自由派与民主派按照德意志民族协会的榜样携起手来，在各邦国需要政治推动力。在普鲁士这一推动力叫做军队改革。普鲁士军队上一次重大改革是由沙恩霍斯特在1814年进行的。这期间人口已经从1100万上升到1800万，但军队的数量未变，仍是1817年腓特烈·威廉三世规定的数字：每年18万适龄服役者中只有4万人应征入伍。摄政王威廉亲王想改变这种局面，是的，他认为军队改革比所有其他政治目标都重要，要给予绝对优先权。

军队改革不仅仅只是提高新兵数量。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计划中对后备军人和正规军的重新部署：最近三个年份新征募的后备军人要纳入预备队，从而编入正规军；而这意味着对普鲁士军队体制中“民事”元素的削弱。另一项措施也无可避免地起着“反民事”作用：重新恢复三年服役期。单纯从军事角度看，1848年以来实行的两年服役期足够了。对威廉亲王、陆军大臣冯·罗恩（von Roon）和将领们而言，这种延长服役期则有政治原因：把新兵教育成全民皆兵的普鲁士国家的承载者，必要时也可放心地调动他们对付内部敌人。

民主党人和许多年轻的自由派认为摄政王和政府的行为不外乎是对有进步思想的中产阶层的终极挑战。自由派团体中最强大的芬克议会党团仍然坚持“就是别逼得太紧！”的座右铭，他们与老派自由主义者、保守党和天主教派党团一起，在1860年1月和1861年春作为“权宜之计”（Provisorium）同意政府着手军队改革，从而形成既成事实。在这两次“权宜之计”之间国王的宝座易了主：1861年1月18日，在腓特烈·威廉四世去世约两周后，原来的摄政王在科尼斯堡加冕为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此后他以比从前更大的力度推进军事体制的改革。

议会虽然无权过问军队改革中的军事组织事宜，却可以裁决其预算法方面的问题。通过批准“权宜之计”，自由主义的议会代表自愿放弃了一个最重要的杠杆，如果他们反对中产阶级和让国民经济不堪重负的军事体制改革的拒绝态度是认真的，那他们就必须使用这个杠杆。由于芬克议会党团对此逻辑置若罔闻，1860年秋天开始出现抗议。1861年2月，十一位年轻的议会代表——其中大部分来自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因此被芬克嘲笑地称为“年轻的立陶宛人”［Junglithauer］）——脱离了议会党团并在不久后成立了一个“议会协会”（parlamentarischer Verein）。没过多久，两位补选进来的议员也加入了这个协会，他们是著名的民主党人本尼迪克特·瓦尔德克和赫尔曼·舒尔茨-德里奇。如此，普鲁士自由派和民主派也开始合作，这导致1859年9月德意志民族协会的成立。

1861年6月6日，在第二次“权宜之计”通过后不久，“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他们于柏林成立了德意志进步党（Deutsche Fortschrittspartei）——他们可谓德意志第一个政党，如果人们把“政党”理解为一群志同道合者长期以固定的组织形式联合在一起的话。进步党提出了一个经过推敲的纲领，在该纲领中他们宣告要“严格和坚定不移地去实现一个符合宪法的法制国家”，并同意两年服役期和保留后备军人模式，在普鲁士领导下达到德意志的稳固统一，以及要求建立共同的德意志人民代表机构。与民族协会一样（进步党视自己为民族协会在普鲁士的“执行机关”），这个新党派求同存异：民主派可以继续为普遍的平等，自由派为资格性选举权而奋斗，这一点在所商定的党纲中开宗明义，阐述得很明确。这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1861年12月要进行议会选举。德意志进步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109个议席，作为最强大的政党胜出。保守派遭受惨败，而老派自由主义者和从他们中分离出去的左翼中间派反而获得很好的结果。各种自由派党团合在一起占了大多数。

“坚定的自由主义者”选举获胜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进步党还在同一财政年度就提出预算要更加专款专用的申请。通过这种方式，政府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挪用其他预算去支付军队改革的额外费用。虽然老派自由主义的财政大臣冯·帕托夫（von Patow）谈到不信任动议，1861年3月6日该申请仍旧以明显多数通过。五天后，威廉一世国王解散了议会。3月14日他解散了新时代开始时任命的内阁，下一届内阁中的大臣全部是保守派。

议会的重新选举于1862年5月6日举行。保守党、天主教党团和老派自由主义者统统失利。进步党又增加了40个议席，他们与左翼中间派一起稳稳占据大多数。自由派党团一共得到五分之四的席位。最后一次以两年服役期为基础的妥协努力，由进步党议员卡尔·特韦斯滕（Karl Twesten）和左翼中间派的海因里希·冯·西贝尔于9月中旬呈交，内阁甚至陆军大臣罗恩都觉得这是一个走出危机并具有可行性的方案。但威廉一世国王坚决拒绝任何有违三年服役期的方案，有时他甚至想过退位。让他打消这个念头的人是冯·罗恩打电报从休假地比亚里茨（Biarritz）召唤回柏林的奥托·冯·俾斯麦，1862年5月起他是普鲁士驻巴黎的大使。经过在王宫和巴伯斯贝格（Babelsberg）公园的长时间谈话，1862年9月22日俾斯麦成功让国王确信，与议会的冲突要坚持不懈地打个你输我赢，这样才能继续国王的统治，阻止议会的统治。还在同一天，威廉一世让俾斯麦临时负责内阁的领导工作。

为了证明其立场合法，面对议会与公众，俾斯麦以所谓的“缺口理论”进行辩护：如果出现宪法中没有预料的情况，上下两院中的一个通过拒绝必要的预算资金而打破了三个立法权（即国王、上院和下院）的平衡，那么按照君主制原则，由国王任命的政府有责任在没有预算法的情况下一直执政，直到两院追认这一过程中的支出为合法。事实上没有议会批准的预算而执政是违反普鲁士宪法的。在国家超越法律规定的紧急状态下只有对维持国家职能必不可少的支出是合理的，但不包括进行政府所希望的军队改革之开销。9月23日众议院最终拒绝批准为此所要求的资金。

随着俾斯麦被任命，陆军改革方面的冲突明确升级为宪法冲突。在1862～1866年那四年中，普鲁士是在没有议会批准预算的情况下执政的，这样宪法在一个核心区域就被架空了：这种状态连“假宪政”都算不上。俾斯麦这么做是对权力之争的回答，这种权力之争是议会申请立即对预算进行专款专用引起的，其本意是有利于执行。9月30日他当着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面解释，什么是按照他的信念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利益所需要的：“德意志看重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权力；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可以宽容自由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扮演普鲁士的角色……维也纳协议所规定的普鲁士疆界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健康生存；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是1848～1849年的重大失误——而是要用铁和血。”

新首相的话在普鲁士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愤慨之大，令俾斯麦费了很大力气才让又开始摇摆不定的君主再次相信他提出的解决冲突的办法是正确的。最让威廉印象深刻的是，他的首相提醒他：普鲁士国王不要成为法国路易十六那样性格柔弱的君主，而是要以英格兰查理一世的高尚形象为榜样，后者为自己的权力而抗争，并用自己的血捍卫了王者的尊严。此后威廉坚定不移地站在其内阁首相一边。

1862年10月3日，众议院通过了没有明确标出军事预算的一般预算；10月11日，参议院站在政府一边批准了未经削减的预算。两天后国王让议会结束开会，国王和内阁的违宪行为甚至没有引发革命。进步党中唯一提出“抗税”口号的是柯尼斯堡的民主党人约翰·雅各比，然而他的呼吁却没有得到响应。坚定的自由派方面甚至没有呼吁举行示威游行。议员们的担心显而易见：群众或者不听从他们，或者听从了，但局面很快会失去控制。然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是自由派和民主派不惜一切代价想避免的：一场新的“1848年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