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脱离联邦：美国内战

1861年不仅是普鲁士王位易主、俄国废除农奴制和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之年，它也是美国内战的第一年。美国内战直接起因可追溯到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此法案终止了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根据后者——除了新的密苏里州本身——其南部边界以北禁止蓄奴。这种妥协背后的“哲学”是：维持自由州和蓄奴州在数量上的平衡，加利福尼亚被吸收进联邦时，美国在1850年最后一次尊重了这种理念。但在从墨西哥得到的其他领土上则奉行“主权在民”的原则，由其自由决定是允许还是禁止奴隶制。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斯蒂芬·A.道格拉斯提出的，他还要求修建一条通过内布拉斯加境内横贯大陆的铁路线。修了这条铁路，内布拉斯加被吸收进联邦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内布拉斯加位于密苏里妥协划线以北，也就是说它会是一个自由州，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南方各州对北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铁路项目有很大保留意见。为了克服这种阻力，道格拉斯建议，在内布拉斯加根据“主权在民”的原则来行事。由于这种让步仍旧无法让南方各州满意，道格拉斯在其法律草案中添加了一个条款，正式废止《密苏里妥协案》。此外还将广阔的内布拉斯加地区划分为两块新领土：北部的内布拉斯加和南部的堪萨斯。这样可预料的可能性就是，这两块领土中的一块，即更南边的那块，会发展为一个蓄奴州。国会通过了此法案的修订版，南方各州代表态度一致，北方各州的民主党人部分投票赞成，部分反对。经富兰克林·皮尔斯总统签字后，该法案于1854年5月生效。

《内布拉斯加法案》在美国的政党制度中引起一场革命。1830年代从反对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在野党中成长起来的辉格党发生了分裂，他们分别反对或赞成奴隶制，并于1855年作为政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南方各州的辉格党加入了民主党，而北方各州反对道格拉斯法案者则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党人一起组织了一个新的，开始完全局限于北方的政党——共和党。1854年11月的国会补选中，共和党与反天主教之“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 Party）中的废奴主义者一起赢得了足够数量的席位，从而上升为众议院中的主导力量。

1854年，在新出现的堪萨斯领土上支持和反对蓄奴者之间的冲突戏剧性地白热化。1855年春，在第一次选举立法机构时，数千名密苏里州的公民携带武器前来投票，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让立法机构中赞成奴隶制的人能够成为多数。愤怒的废奴主义者随后选举了一个自己的制宪会议和政府，并在国会申请批准堪萨斯为自由州。然而皮尔斯总统完全站在赞同奴隶制一方，这导致反对奴隶制的一方开始走极端。

这些人中的一个就是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狂热分子约翰·布朗（John Brown），他是1855年跟随儿子们来到堪萨斯的，并立即开始为把那里变成自由州而战斗。1856年5月，一群人在他的领导下——作为对赞成奴隶制者暴行的复仇——在波特瓦特米溪湾（Pottawatomie Creek）进行了一场大屠杀：五个赞同奴隶制的定居者被残酷杀害。由此开始了血腥的区域内战（“血溅堪萨斯”），直到1861年1月全民公投决定堪萨斯以自由州进入联邦后才结束。约翰·布朗没有等到这一天：在弗吉尼亚的哈珀斯·费里（Harpers Ferry）尝试组织一次普通的奴隶起义失败后，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并判处死刑，1859年12月2日他被绞死。

美国走向内战的最重要几站包括1857年3月6日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斯科特诉桑福德案（Scott versus Sanford）。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是一个密苏里州的奴隶，他跟随其主人来到自由州伊利诺伊和自由准州威斯康星。主人死后他被其遗孀带回密苏里州，他起诉要求获得自由，因为在自由地区逗留过，他有很好的理由要求自由。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杰·托尼（Roger Taney）与其大多数同事一起否决斯科特有权求助于最高法院，因为他不是公民，而是财产。根据1791年的宪法第五修正案，事先未经正当法律程序（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不可剥夺一位公民的财产。在“判决附带意见”（obiter dictum）中最高法院否认国会有权在任何准州禁止奴隶制，从而将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追溯性宣布为从一开始就违宪。此判决也间接质疑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即各州立法机构有权决定禁止或允许奴隶制。

对德雷德·斯科特的判决让南方白人拍手称快，却引起北方的严重不满。新成立的共和党试图把抗议为己所用，他们许诺一旦在1860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将任命新的法官让反对奴隶制者在最高法院成为多数。但在1858年的中期选举中对不利于斯科特判决的争论就起了重要作用。1860年8月、9月和10月伊利诺伊州许多地方展开的公开辩论中，它也成为竞选参议院两席位之一的两位候选人——现任的民主党人斯蒂芬·道格拉斯和他的共和党挑战者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律师的焦点话题。林肯1809年出生在肯塔基州一个贫苦家庭，1847～1849年为美国众议院议员，这次参议院竞选他失败了。但与道格拉斯（“主权在民”的捍卫者和《密苏里州妥协案》的破坏者）所展开的唇枪舌剑的竞选辩论让他被广大公众熟知，成为1860年总统大选共和党最有希望的一位提名候选人。

1858年6月16日，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召开的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代表大会上极为坚定地道出了自己的政治信条。他引用耶稣的话“分裂之屋不能长久”，并补充说：“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保持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我不希望联邦解散，我不希望这间房子垮塌；但我希望结束它的分裂状态。美国要么完全这样，要么完全那样。要么是奴隶制的反对者成功地制止奴隶制进一步扩张，在公众意识中竖立起奴隶制必定最终灭亡的信念；要么是奴隶制的支持者推动它继续发展，直到它在新的和旧的、南方和北方所有各州都取得同样合法的地位。”

1860年10月15日，林肯在奥尔顿（Alton）与道格拉斯展开的第七次和最后一次辩论中表示，奴隶制是一种“道德、社会和政治罪恶”。但无论是他还是共和党都没有要求在整个联邦禁止奴隶制。1858年前后，林肯还没有想到要给予伊利诺伊州和其他自由州的黑人选举权，从而让他们完全享有公民权利。鉴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天然不平等，即使在未来，他也排除了他们之间的完全平权和平等。他的目的是防御性的：奴隶制的罪恶不该进一步蔓延，自由人在自由的土地上从事自由劳动不能通过创建新的蓄奴州受到阻碍。林肯希望保持联邦的统一，但他并不愿意为维持北方与南方的和平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道德主义和宿命论、忠于原则和务实在林肯身上是难以彼此分离的：这些都是他要坚持的。作为政治家，他的崛起大概首先要得益于一种普遍的印象，即尽管他身上有这些矛盾的东西，他还是比其政治对手更好地体现了美国精神。

在1860年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推出的候选人是林肯，他们的纲领不仅（以十分适度的措辞）表达了废奴主义者的意愿，而且也代表了工业界设置高保护性关税的利益，并且照顾了比较贫穷的移民定居者希望得到廉价土地的愿望。在所有竞选者中林肯表现得最出色，但在有效票数中只获得相对多数，即39.8%。斯蒂芬·道格拉斯——民主党在北部各州的候选人——得到29.5%的选票，南方民主党人约翰·C.布雷肯里奇（John C. Breckinridge）得票占18.1%，在奴隶制问题上立场“中立”的前辉格党人约翰·贝尔（John Bell）获得12.6%的选票。在选举人团选举中，林肯由于拥有强大北方后盾赢得绝对多数。这样这个男人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南方各州认为没有第二个政治家像他那样体现着废除与取消奴隶制的意愿了。

第一个站出来应对这种挑战的南方州是南卡罗来纳：1860年12月20日，一个特别会议决定退出联邦。接着密西西比、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各州纷纷效仿。1861年2月，这七个当时已经脱离联邦的州的代表在亚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Montgomery）聚会，宣布成立一个新国家——美利坚联盟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联邦财产被扣押，在查尔斯顿（Charleston）港对南卡罗来纳州一座岛屿上的萨姆特堡（Fort Sumter）联邦要塞实行了封锁。这一切发生在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周，他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人，不顾一切地想避免对南方动用武力。

1861年3月4日林肯上任。他通知南卡罗来纳州，他向萨姆特堡派遣了提供给养的船只，部队和弹药只有当遭到抵抗时才会投入使用。联盟国政府随后下令攻占萨姆特堡，联邦军队拒绝交出要塞。在经历了为期三天的轰炸后，联邦军队最后不得不于1861年4月14日屈服于联盟国军队的强大攻势。南北战争打响了。在双方敌意于4月12日正式爆发为武装冲突后的头五个星期，四个其他南部州弗吉尼亚、阿肯色、田纳西和北卡罗来纳加入了联盟国。另外四个蓄奴州马里兰、特拉华、肯塔基和密苏里，只是迫于来自华盛顿的强大压力才没有采取同样的行动。

对内战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事实上，两个如此不同的社会（就像北部与南部各州）能够在八年半的时间内在一个国家框架中和平共处，这本身就几乎是个奇迹了。美国向西部的扩张一方面掩盖了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与一个蓄奴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恰恰是这种带有内在必然性的扩张导致了那场有关新地区政治前途的争论，这种争论给1850年代后半期打上了烙印，并再也无法通过表面的妥协让局面继续维持下去。

当南方的种植园主自认为自己属于所谓优越的白色人种，让那些他们认为是劣等人种的黑人作为奴隶为自己工作时，他们感到这完全符合神圣与自然的秩序。那种认为奴隶劳动比自由雇佣劳动生产效率低的观点，受到近代经济史学家如罗伯特·W.福格尔（Robert W. Fogel）的否认。他们更强调南方种植园主代表着的是资本主义一种高度发达的形式。对于他们的自我评价来说，他们拥有很多奴隶的社会声望，与其经营成果同样重要。南方的社会对荣誉有着古老的贵族观念，这与工业发达得多的平均主义的北方的荣誉观念截然不同。1860年脱离联邦也是为了捍卫这种荣誉：南方的白种人上层阶级不想让北方来规定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有悖于自己的文化规范。

北方反奴隶制运动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估计两次失败的奴隶起义（1822年在南卡罗来纳州和1831年在弗吉尼亚州）起到了推动作用，使得183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基督教新教徒按照耶稣基督的福音赞成立即释放所有奴隶：这一事实让天主教神职人员和大多数天主教徒示威性地站到美国南部的黑奴制度（peculiar institution）一边。此外，对奴隶制丑闻的抗拒也从世俗来源汲取力量：如果独立宣言指出所有的人生而自由，那么不管杰斐逊、华盛顿和其他开国元勋当时想的是什么，这也适用于黑人。一些自传性书籍，如逃到纽约的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45年出版的自传和1852年哈里特·比彻·斯托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激发了人们对一种延续存在的、公然违背1776年理念之现状的道德愤怒。

但北方看重的不只是理想，也关乎利益。如果在新赢得的西部允许奴工，那工业和农业雇佣劳动者的机会就会减少。能够自由选择雇主以及在适当情况下迫使他们提高工资，只有自由的工人才有这种机会。在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和奴隶劳动展开竞争的地方，前者的工资总因后者的存在而贬值。仅仅出于这一原因，北方的工人就必须关注废除奴隶制的事。南方靠出口农产品为生，具体地说是棉花（“金字棉”），因此它深信自由贸易的好处。相反，北方的实业家想抵抗来自欧洲，特别是来自英国的进口产品，因此它要求高保护性关税，这是南方直到1861年能够阻止的。这种贸易政策方面的对立对南北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也起着作用。

在人口方面，联盟国远远落后于联邦。1861年在北方的23个州大约生活着2200万人，而南部的11个州约有900万人，其中至少有350万是黑人奴隶。北方最初只能投入12000人的联邦军队对抗南方。双方都必须调动民兵和志愿者，由于这些力量不足，又引进了义务兵役制：联盟国1862年4月起实行，联邦1863年3月起实施。联盟国一方一直到最后参战的几乎全是白人，联邦一方则有186000名黑人士兵。北方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源：它有最多的黄金和占比达85%的工业生产份额，其工业得益于各类军事订单，而南方则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这一方面是海上封锁造成的，美利坚合众国用这种办法几乎彻底让南方的棉花出口陷于瘫痪；另一方面也是白人工人应征入伍的结果。

美国南北战争有时被称作第一场“总体战”，这一概念尤其适用于战争的最后一年。当时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将军在林肯同意后，在其传奇性的“向大海进军”行动过程中，从追赶撤退的联盟国军队转而开始烧毁田地和破坏种植园与村庄，不再区分战斗部队和平民百姓。双方都拥有现代武器，如远程步枪、机关枪和铁甲船，但联邦一方比联盟国一方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现代化”还体现在用铁路运输军队和战壕战上。美国南北战争比克里米亚战争在更大程度上显示出一些特征，这些特征让人们把它更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拿破仑时期的战争联系起来。

联盟国打仗的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独立，独立应成为这种秩序的保障。联邦的战争目的是让脱离联邦的各州再回到联邦的怀抱，在战争进程中又出现了另一个目标：消除导致分裂的社会原因，即奴隶制。1861年3月11日联盟国通过宪法明确保障奴隶制的继续存在。除了指出各成员国是主权国家——这是对美利坚合众国1787年宪法的最重要偏离——其他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留。3月21日，联盟国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在佐治亚州萨凡纳（Savannah）的一次讲话中骄傲地宣称，“黑人不等于白人是伟大的真理”，以及“奴隶制服从于更高的种族，是其自然和正常的状态”。这种“真理”是联盟国的“基石”（cornerstone），联盟国是世界历史中第一个建立在这种“伟大的物理学、哲学和道德真理”之上的国家。

对南方给予奴隶制的法律保护和意识形态辩护，联邦的回应是1862年9月22日解放奴隶的宣言，该法令将于1863年1月1日生效，签署此法令的是作为联邦军队总指挥的亚伯拉罕·林肯。一个月前，林肯在写给出版商霍勒斯·格里利的一封信中就承认，如果他不解放一个奴隶就可以拯救联邦的话，他会这么做；如果他只能解放其中一些奴隶的话，他也会这么做。林肯9月22日的宣告是由五天前的一场血战引起的，那场战斗发生在马里兰州夏普斯堡（Sharpsburg）附近的安蒂特姆（Antietam）小河畔，属于南北战争中最血腥的战役之一，联邦军获得险胜。这次军事成功鼓舞了总统，让他期望联邦军赢得战争，通过亮明战争的更高道德目标——废除奴隶制，能够动员新的力量加入战斗。

1863年1月1日的宣言起初只是对那些生活在已被联邦军占领了的地区和来到这些地区的奴隶有帮助。但是，拓展后的战争目的意味着对联邦军获胜后的一种承诺，这种胜利在1863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第87周年纪念日，就已显现出来：这一天合众国军队在乔治·米德（George Meade）将军率领下，在宾夕法尼亚州南部的葛底斯堡（Gettysburg）附近战胜了罗伯特·E.李将军的南军，此前他们曾给北军一系列重创。四个半月后，林肯总统于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战士墓地揭幕式演讲中说出了令美国几代人念念不忘的话。他要求在场者“庄严决定，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我们要使共和国在上帝保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战争期间的联邦以及联盟国内各有一个“大后方”。在南方谁若是同情对方，就会成为私刑对象。在北方最大的城市纽约，1862年7月因男青年应征入伍发生了严重骚乱，参与者主要是贫穷的天主教爱尔兰移民。很多黑人被杀，他们的住所遭到焚烧；总共有一百多人死于非命。共和党政府希望得到那些从1862年5月的宅地法中获益者对战事的支持。该法令满足了“自由土地”运动的一个老要求，让身无分文的定居者和移民能够以极其优惠的条件获得土地。那些不愿支付微薄价格者，可通过五年的土地耕种、建造一个可居住的住所和支付登记费而获得土地所有权。如果没有内战，此法令在国会无法获得多数票：直到南方的众议员和参议员离开后，此法令才被通过。

1862年还无法预料不法商家会滥用此法令，即使在1864年新一轮总统选举即将开始时也没有这方面的迹象。为了确保胜利，共和党人派出的总统和副总统竞选人是林肯和来自田纳西州的“同意开战的民主党人”——前参议员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谢尔曼将军于1864年9月占领了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这增加了林肯的政治实力，11月他以55%的票数赢得大选。选举人团中的212票投给了他，厌战的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克莱伦（George McClellan）将军只得到21票。进行了选举的各州中，除了1861年留在联邦的各州外，还包括一个新成立的州：西弗吉尼亚。当弗吉尼亚州1861年4月加入联盟国后，阿勒格尼山西侧地区6月从该州分离出来。

若是欧洲列强向南方伸出援手的话，也许南方在军事上不会败北。起初这看上去并非不可能：除了新英格兰地区，英国和法国是南方各州棉花的主要买家；这两个国家都视美利坚合众国为世界政治中的竞争对手。但如果英国按兵不动，拿破仑三世也不愿出头。巴麦尊勋爵主政的伦敦政府不敢挑战自己国内强大的反奴隶制运动，自从林肯宣布要解放奴隶后，该运动就为支持联邦而造势。甚至美国南北战争的欧洲受害者也支持北方：50万名纺织工人因棉花进口的瘫痪而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得到新工作的机会直到埃及和印度棉花种植园的棉花在战争期间取代了“金字棉”才出现）。

倘若联盟国在内战战场上的表现更成功一些，或许伦敦和巴黎在援助联盟国问题上也不会那么疑虑重重。由于南方的胜利从来都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欧洲这两个强国就没有以外交方式承认联盟国，更不用说进行军事干预了。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利用美国南北战争对墨西哥进行武装干涉。墨西哥的反教权总统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arez）是一位印第安血统的政治家，自1861年一场血腥的内战后实行独裁。他中止了向墨西哥的欧洲债权人偿还债务，上述三国介入的目的是强迫他履行其国际义务。在墨西哥政府同意延期偿付后，英国和西班牙于1862年4月撤军。拿破仑三世却铤而走险：他的军队留在该国，1863年征服普埃布拉（Puebla），接着向墨西哥首都进军。法国人在那儿主持召开了一个国民议会，这个由神职君主主义者把持的议会宣布成立墨西哥帝国，傀儡皇帝的人选是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Erzherzog Maximilian von Österreich），他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弟弟。

拿破仑三世的意图不言自明，他想通过一个依赖法国的墨西哥阻挡美国在中美洲的影响（同时让哈布斯堡皇朝痛快同意把威尼西亚割让给意大利）。然而，马克西米利安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民众的支持。美利坚合众国在赢得南北战争之后，援引门罗主义强迫法国于1866年从墨西哥撤军。次年，主要依靠美国的大力支持，曾被逼到国土最北边的共和党人胡亚雷斯战胜了君主主义者。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于1867年6月19日根据胡亚雷斯的命令被枪杀。接着共和国得以恢复，胡亚雷斯再次当选总统。在墨西哥的灾难性失败对拿破仑三世意味着严重的名誉损失，这也是1860年代后半期其统治衰落的原因之一。

1865年4月3日联邦军列队进入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Richmond），这标志着美国内战的胜负已成定局。此前李将军声明他将无法继续保卫里士满，联盟国总统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及其内阁出逃，黑人奴隶起义，他们的暴力把该城夷为平地。这一时期李将军向西南方向撤退，在菲利普·亨利·谢里登（Philipp Henry Sheridan）将军率领的联邦军的奋勇围追堵截下，他于1865年4月9日在弗吉尼亚州的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向林肯任命的美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投降。4月26日，南军在两卡罗来纳州的指挥官约瑟夫·E.约翰斯顿（Joseph E. Johnston）将军向北军将领谢尔曼投降。为期四年的南北战争结束。

美国南北战争一共阵亡618000名士兵，其中北军360000名，南军258000名。这相当于（未分开的）美国人口的2%，这甚至比美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损失还要高很多（1916～1918年为0.11%，1941～1945年为0.24%）。德国历史学家威利·保罗·亚当斯总结了历史上的争论，称1861～1865年的战争为“一种内战（Civil War，叛乱战争［War of the Rebellion］）和国家统一战争的混合体”。在“经典”内战中非正规起义军与政府的正规军作战。联盟国绝对不认为自己是非正规的，而是各州的联盟，它们行使了脱离联邦的权利。从联邦的角度看不存在这种权利，所以南方11个州的脱离行动就构成叛乱行为并使南北战争成为一场内战。

在战争期间，南部联盟开始把自己从一个法理社会变成一个国家；如此看来，这场战争是国家间的战争。联邦一方关心的是维持国家统一，要一劳永逸地堵死分裂的可能。从这个角度看，这场战争是关乎国家统一的战争，这也意味着：创造所必需的社会同质标准，如果联邦对外想以统一国家的姿态出现的话。

最迟从联邦一方把解放奴隶作为其战争目标时起，它在道义上就压倒了对手。奴隶制与美利坚合众国开国元勋们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尽管他们中许多人自己就是奴隶主，而且并未把奴隶当作独立宣言中所指的人看待。然而承诺不可转让的人权有其自身的规范逻辑，这种逻辑超出了1776年人权宣言制定者的历史视野。那些没有得到人权的人亦可引用人权概念，他们在白人中有同盟者，后者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承诺是认真对待的，他们不想让这种承诺蜕化为一个创始谎言。

不这样做，当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美利坚合众国想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作用，它就无法维持“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双方必须统一并令人信服地捍卫自由的理想，这正是美国的吸引力和声望的基石。倘若1865年这种信念未能获胜，美利坚合众国绝不可能拥有它后来所拥有的权力。从效果上看这场内战是“第二次美国革命”，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Charles und Mary Beard）1927年所命名的。正因为这场战争以联邦战胜脱离它的联盟国而 告终，而且联邦自从1865年3月4日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讲起就是牢不可破的，美国在20世纪才能上升为北大西洋两岸的西方领导力量，并为西方发展出一种意识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这种意识是西方历史上的共性，它让西方尽管有种种分隔性因素却仍旧拥有一种统一性。

联邦没有解体最要感谢的人，却无缘亲眼看到内战的最终结束，亲历南军最后一支队伍1865年4月26日的投降。4月14日，属于南方一个狂热的阴谋组织的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在华盛顿一家剧院近距离向亚伯拉罕·林肯开枪，因伤势过重，林肯于第二天一早去世。这次暗杀表明，胜利的北方在曾经的联盟国一方引起的仇恨有多深。胜利时刻的谋杀让第16任总统成为一位殉道者，他在为统一和自由的战斗中牺牲。林肯代表着统一与自由：当然，他是在意识到没有黑人的自由就无法恢复统一时，才开始坚定地为黑人的自由而战斗。尽管他被迫地使用了一些战术花招，尽管他的思想和行动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林肯是一个极其正直和忠于信念的人。他是美国19世纪所产生的最伟大的政治家。

对于战后时期，林肯已经制定了和解与迅速重建南方各州的政策，并在北军占领的各州开始实施这些政策，这引起了激进的共和党人的极大不满。他的继任者，前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是个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南方人。他站出来为北方和南方白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妥协而奔走，其做法是不惜牺牲黑人奴隶的利益，这最终导致了总统和共和党多数派在国会两院的严重冲突，最后国会在1868年对他提出弹劾议案。他没有遭到罢免仅仅是因为在参议院差一票没有达到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

林肯在战时宣布的奴隶解放，到战争结束时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一张废纸。为了创建可靠的法律依据，国会决定对宪法第13条进行修正，它于1865年12月18日生效，规定在宪法有效范围内禁止蓄奴。作为自由的公民，曾经的奴隶可以为自己合法选择姓氏，他们最常选择的姓氏是华盛顿、杰弗逊和杰克逊。为了保护黑人，联邦军队驻守在南方，国会创建的“自由民局”（Freedmen’s Bureau）为数以百万计的前奴隶提供食物，并在各种“自由民协会”（Freedmen’s Associations）和教会团体的协助下创建学校，由来自北方的志愿者授课。黑人业余传道者成立了教区，他们在其中担任牧师。自发地与以前的主人隔离是黑人自我解放的标志，这对大部分白人来说发生的正是时候，后来这种隔离被白人政治家发展成一种体系。

内战结束后并未进行名副其实的土地改革。被解放的奴隶如果没有迁移到城市去的话，1865年之后他们主要当“佃农”，租种白人种植园主的小块土地。也没有对南方各州的军官展开叛国罪诉讼；如果联盟国的官员向总统请求赦免，他们很容易如愿以偿。约翰逊总统承认的“重建”的成员国议会于1865年和1866年通过了所谓的《黑人法令》（Black Codes），允许逮捕失业的流浪黑人并把他们介绍给白人雇主。有些法律竟然禁止黑人从事农业或家庭佣人以外的职业。国会中共和党多数派对这种挑衅的回应是：一方面拒绝被选进众议院的前联盟国官员行使其职责，另一方面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法案并要求延长（最初仅限于一年）自由民局。当约翰逊总统行使搁置否决权时，他遭到三分之二多数票的否决。

南部各州对奴隶解放的抵制，导致国会中的共和党多数在1866年6月对宪法第14条重新进行了修正。它保证向美国的所有公民提供权利保障，任何一州不得通过限制这些权利的法律。谁违背对美国宪法的誓言参加了暴动或叛乱，就不得参与国家或各州的竞选活动，或担任文职、军职及司法官员。此外不允许各州偿还因支援反对合众国的作乱或反叛而产生的债务。

当除田纳西州外，所有前联盟国各州以及特拉华州和肯塔基州都拒绝批准宪法修正案，并以这种方式阻止该修正案生效时，国会多数以批准修正案为完全接纳南方各州进入联邦的先决条件。直到1868年7月，宪法修正案才得到所需的大多数州的批准；直到1870年所有南方各州才重新在参议院和众议院获得全部代表权利。同样在1870年宪法再次得到补充，这次是为了预防对美国黑人选举权的系统性架空。宪法第15条修正案禁止联邦和各州根据公民的种族、肤色或以前曾是奴隶剥夺或限制其选举权。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内战最后阶段联邦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他是1868年11月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当选总统的。

全国外表统一的恢复还远远不意味着恢复了内在的统一。1865年后，南方的统治阶层对奴隶制并未显示出悔意；相反，它发展出对“败局命定”的迷信，其中包括对“内战前南方”一般生活的浪漫美化，特别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来自北方的生意人，即所谓的“拎毯制手提包的投机家”（carpet-baggers），为了扩大影响和增加财富，让人把自己选进南方的立法议会和政府，或者选进国会当议员，这增强了南方人对富有的“北方佬”（Yankee）的仇恨。反抗无处不在的北方及其所代表的秩序的急先锋的是内战后期成立的三K党（Ku Klux Klan），它在黑暗的夜里搞了无数次恐怖行动，甚至私刑谋杀黑人。1875年的民权法案禁止日常生活中，也包括在饭馆和娱乐场所的种族歧视，此禁令让三K党自1870年代中期起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几十年。1915年它又死灰复燃，其扩大了的打击对象包括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国际主义者。

1877年，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的八年任期——其间腐败盛行——结束，同时“重建”时代也一同告终。他的继任者，共和党人拉瑟福德·B.海斯（Rutherford B. Hayes）虽然获得的选票明显减少，但他借助南方各州民主党人的帮助仍旧当上了总统。在其治下联邦军队撤离了前联盟国地区，在还没有撤军的地方南方各州政府也完全落入当地白人手中。对黑人的社会和政治歧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再次公然进行。在最高法院1883年宣布1875年的民权法案违宪后，南方各州通过了所谓的《吉姆·克劳法》（Jim-Crow-Gesetze），为学校、公共交通、餐饮和娱乐场所的种族隔离提供了法律基础。同时重新对黑人的选举权实行限制，阻碍他们进行选举。“北方赢了战争，却失去了和平，如果人们把赢得和平理解为给获得自由的奴隶法律上的平等，让他们以平等公民的身份参加选举和进行有益于他们的土地改革的话。”威利·保罗·亚当斯以此评判一针见血地总结了内战后三十年的发展状况。

大多数昔日的奴隶放弃直接进行政治抵抗来反抗对其权利的剥夺。在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一位奴隶出身的教育家——的影响下，许多人没有立即反抗，而是在黑人学校和学院加强自身教育，以便凭借自己的力量提高社会地位。少数不满足于此的人，在读取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黑人历史学教授威廉·E.B.杜波依斯（William E. B. Du Bois）的领导下，和白人民权活动家一起于1909年成立了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从此为黑人求平等的斗争指出了方向。

南方社会在内战结束后仍旧与北方社会有着根本的区别，但它已不再是那个“内战前的南方”。自营农民的数量减少，佃农的数量增加。总体而言，农业与新兴的工业——首推纺织和烟草业，在亚拉巴马州也包括铁路和后来的钢铁业——相比失去了其重要性。从1880年到1890年铁路网覆盖面翻番。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底层白人的数量在增长，而相当一部分黑人移居北方。1865年所获得的成果之一——流动性，“新南方”已无法再从以前的奴隶手中收回了。1865～1870年宪法修正案中所宣告的各种肤色的美国人之平等权利仍是一个未兑现的承诺，但当黑人和白人民权活动家们在新世纪之初将“平等权利”写上自己的旗帜时，它是可以援引的一种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