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自上而下的革命：德意志二元性的终结

美国的南北战争在欧洲备受关注，保守派一般支持南方，自由派和左派则站在联邦一方。工人们最同情奴隶解放：参加伦敦圣詹姆斯大厅群众集会者大多来自他们的行列，1863年3月他们在那里向林肯总统表明其团结互助的立场，要求废除奴隶制，从而正面反对首相巴麦尊的亲南方政策。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ziation），即第一国际，它是欧洲和美国工人政党和工会的松散联盟。卡尔·马克思当选为其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德意志通讯理事。他除了起草成立宣言和协会暂行章程外，还执笔了协会祝贺林肯再次当选的贺信。信中说，欧洲的工人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先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

对马克思来说，第一国际也是与另一个工人组织——费迪南·拉萨尔1863年5月在莱比锡成立的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ADAV）进行论争的工具。拉萨尔代表的路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赞成的：作为该联合会会长他主要鼓动工人争取平等的普选权，和在国家帮助下创建工人生产合作社。他甚至背着两位在伦敦和曼彻斯特的社会主义者移民，暗中与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谈判，后者非常乐于看到拉萨尔以其有关竞选权的口号让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的自由进步党陷入尴尬境地。

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坚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而这只有通过国际组织的工人运动才能成功。对他们来说，正如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Inauguraladresse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中所表达的，夺取政治权力“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而且如在《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Provisorische Statuten der IAA）中所述，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的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在相信国家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行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看到的是：偏离正道，至少从长远看这必将给国际无产阶级事业带来危害。

拉萨尔未能经历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1864年8月31日他死于一次决斗给他带来的致命伤。德意志工人运动在很多年中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中亲普鲁士并赞成小德意志方案的拉萨尔派，自1867年起由约翰·巴普蒂斯特·冯·施魏策尔（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领导；其对立面是赞成大德意志方案、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协作的流派，这一派于1863年6月在法兰克福联合组建德意志工人协会（Verband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e）。其积极分子中有来自科隆的车工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他是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Leipziger Arbeiterbildungsverein）的领导者。正是对这第二个流派，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威廉·李卜克内西——1848年9月第二次巴登起义的参与者——的介绍，在1860年代的后半期逐步增加了影响。

以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的方式出现的、独立的德意志工人运动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味着一种严峻的挑战。像1789年时法国的“第三等级”一样，自由派资产阶级仍旧把自己视为“普通等级”，工人应该通过接受更多的教育融入这个等级。德意志进步党左翼民主派感到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的出现极为危险：它让他们代表普通民众的权利受到根本性质疑，并通过呼吁国家援助的方式发起了进一步挑衅，即挑战赫尔曼·舒尔茨-德里奇所倡导之自救的自由原则。无论是狭义自由派还是民主派，当拉萨尔1862年春天在柏林的一次演讲中指责自由主义者——他们不敢明言宪法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权力问题”——时，他都击中了进步党这两翼的软肋。这正是自由主义反对派在普鲁士宪法冲突中反对俾斯麦的特征：他们用法律手段捍卫权利，在报纸和议会中批评政府，并拒绝政府的预算和其他法律提案，但他们不号召起来反抗背离了宪法之法律依据的国家权力。

让自由派资产阶级采取守势的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失败的革命还令人记忆犹新，对“红色”危险的恐惧在此期间并未减少，在乡下容克地主阶级依然对农民和雇工施加强大的政治影响。三级选举制让自由主义显得似乎比它自身更强；如果普鲁士实行的是平等的普选，那保守派，也许是一个工人党在许多地方都会令自由派候选人陷入困境。进步党指责普鲁士军事国家让资产阶级无法更自由地发展。军队的改革令军队更强，资产阶级更弱：这是自由主义反对政府相关要求的最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自由党人多次指出德意志军事负担的不公正分布。按照1821年的邦联战争法，为了避免“一个邦联成员国对另一个哪怕是表面上的霸权”，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被允许以超过三个军团的兵力加入邦联军队。由于普鲁士的很大一部分领土，即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以及波森不属于德意志邦联，霍亨索伦国家有权拥有更多的军队，而它也确实这么做了：它有九个军团的武装力量。其他德意志邦国可以指望普鲁士在受到外部威胁的情况下派出其全部兵力，因此这些邦国自己相应地没有花更多精力在军备上。

进步党，特别是其右翼，随后提出对德意志军事负担进行再分配的要求，以减轻普鲁士的压力。普鲁士的高军费开支将会带来的后果是：“让富裕的生活缩水和受到限制，从而让人民可支配的力量下降。”所以，创建一支德意志军队，从物质上保障德意志的统一是最重要的目标：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民主党人威廉·勒韦-卡尔贝（Wilhelm Löwe-Calbe）——1863年以来他是普鲁士议会中进步党议员——在1861年的《德国年鉴》中如此表述。

如果德意志统一是最重要的目标，那么自由党反对派在反对俾斯麦的“冲突内阁”时必然会在某个时间节点陷入困境，即一旦政府做的事按照进步党的意见是符合民族利益时。在俾斯麦任期之初，自由党与政府只在一个领域内达成了一致：贸易政策。1862年3月普鲁士与法国签订了一项自由的显著降低了关税税率的贸易协定。由于拿破仑三世于两年前在《科布登条约》（Cobden-Vertrag）中大幅降低了对英国的海关关税，普法条约意味着一种方向性选择：赞同西欧的自由贸易经济政策，反对奥地利在中欧设立以保护性关税为特点的关税同盟。这样一来，1853年商定的、由于普鲁士反对而推迟的关于德意志关税同盟与奥地利海关税率的协调性谈判就被阻止。关税同盟的各成员国必须随之做出以下抉择：自由贸易还是关税保护，普鲁士还是奥地利，西方还是东方。

在1862年9月出任首相后，俾斯麦继续激化了与奥地利的海关冲突，并迫使巴伐利亚、符腾堡、黑森-达姆施塔特和拿骚等推行关税保护主义的政府转入守势。在德意志民族协会、（成立于1858年的）德意志经济学家大会（Kongreß deutscher Volkswirte）和萨克森与巴登政府的支持下，他坚持要求关税同盟接受普法贸易协定。这需要普鲁士在1863年12月先解除关税同盟合约，半年后再缔结普鲁士-萨克森有关关税同盟续约的条约，以阻止实行关税保护主义的中等强国的反对。1864年10月，到此时为止的关税同盟成员国同意续签合约，为期十二年。1865年关税同盟与奥地利缔结了一项贸易协定。在经济政策领域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斗争分出了胜负：普鲁士是赢家，奥地利是输家。

普鲁士的实业家以压倒性多数支持俾斯麦的贸易政策。政府与企业主之间的关系因此格外友好，这令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自由派不得不担心：他们反对首相无预算因而违宪之政权的斗争得不到经济界领军力量的坚定支持。在宪法冲突结束后，自由派的《普鲁士年鉴》（Preußische Jahrbücher）得出一个清醒的结论：“国民经济从未在原则上与俾斯麦发生过对立，就像实用政治和国家法学说那样，因为国民经济的稳固完全要感谢最近几十年国家在最重要贸易政策方面的进步：普法贸易协定的缔结和关税同盟在自由税率基础上的续签。”

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农业国的奥地利在与工业发达的普鲁士的贸易冲突中从一开始就处于更弱势的地位。1863年底维也纳方面说，它没有兴趣让与柏林的争端升级。这种克制缘于外交政策方面：入春以来围绕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出现了新的冲突，因此这需要两个德意志大国更为密切的合作。1863年3月30日，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在一份诏书中质疑1852年5月第二次伦敦协议中的一项条款的约束力：它涉及承认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的特殊地位，并构成丹麦奥古斯腾堡的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公爵放弃丹麦及其附属地区继承权的补偿条件。

1863年7月9日，德意志邦联议会要求丹麦废除上述诏书，在遭到丹麦拒绝后它于10月1日决定向荷尔斯泰因发动邦联内部讨伐，即对丹麦国王作为荷尔斯泰因公爵和德意志邦联成员的讨伐。哥本哈根的回答是另一次挑战：1863年11月13日政府——一个由艾德丹麦人民族主义政党组成的内阁，向国会提出一部新的国家基本法，决定吞并石勒苏益格。两天后弗雷德里克七世去世。其继任者宗德堡-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蒂安王子作为克里斯蒂安九世（Christian IX.）登基。11月18日他就已经签署了新的全国宪法。这样他就在根据第二次伦敦协议这份国际条约的继承顺序条款继任王位的同时，让同一协议失去了存在基础。

就在同一天，奥古斯腾堡的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公爵宣布将自己的继承权转让给其长子——王储弗雷德里克，后者已于1852年达到法定年龄并且当时和后来都没有接受其父对继承权的放弃。当后者不久后宣布自己作为弗雷德里克八世公爵（Herzog Friedrich VIII.）开始统治时，德意志一片欢腾，从赞成小德意志方案的民族协会的追随者到1862年10月成立的拥护大德意志方案的改革协会都赞不绝口。来自整个德意志的约500名议员12月在法兰克福会聚一堂，他们宣布奥古斯腾堡人的事情为德意志民族运动，并成立了由36位受信任者组成的委员会，由他们负责协调如今到处涌现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协会的活动，主要是为支援奥古斯腾堡人组织集会与募捐。

站在奥古斯腾堡弗雷德里克一边的还有大多数中等强国，然而不包括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大国要求恢复到伦敦协议所规定的状态，即恢复国际法之合法性，也就是不支持奥古斯腾堡的继承权要求，并让其他大国介入至少成为不可能。这样事情就定了下来：1863年12月7日，德意志邦联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维也纳和柏林的提案，决定对荷尔斯泰因发动邦联内部讨伐。

在邦联军队进入荷尔斯泰因之后，奥地利和普鲁士于1864年1月16日向丹麦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收回全国宪法，如不照办将用石勒苏益格作为抵押。当哥本哈根拒绝此要求后，战争开始。1864年4月18日普鲁士军队在石勒苏益格北部攻克了迪伯尔战壕（Düppeler Schanzen），给丹麦以重创。一个星期后，在伦敦召开了一次欧洲会议，会议提出的妥协建议没有得到普遍同意：无论是丹麦与两个公国间的单纯的共主邦联，还是按照民族原则对石勒苏益格进行分割的主意均未被采纳。当会议于6月25日结束时，1852年的《伦敦协议》彻底丧失了其政治意义。

第二天，一项5月商定的停火协议到期。普鲁士和奥地利马上又重新开始进攻，征服了整个日德兰半岛和阿尔斯（Alsen）岛，从而迫使丹麦要求停战与讲和。1864年8月1日实现了初步和平，10月30日在维也纳签署了最终和约。在和约中丹麦国王放弃他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的所有权利，这些地方分别落入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手中。此外他还保证，承认这两个大国对易北河公国（Elbherzogtümer）未来的决定。

《维也纳和约》（Wiener Friede）没有提到奥古斯腾堡的权利。在萨克森的敦促下，奥地利和普鲁士虽然在伦敦会议上为奥古斯腾堡的权利使劲，但在与普鲁士首相商谈后这位王位觊觎者了解到，俾斯麦顶多会把奥古斯腾堡治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当作普鲁士的受保护国，而且前提条件是把全部军事权利交给普鲁士，包括在基尔修建普鲁士的海军基地，在伦茨堡修筑邦联要塞以及联手建造基尔运河。由于弗雷德里克不准备随随便便地答应这些建议，俾斯麦认为奥古斯腾堡这桩事就算暂时了结了。《维也纳和约》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在国家法意义上的未来没有定论。它创造了一种普奥对这一地区共管的局面，根据形势这种局面只能是临时的。

对于普鲁士自由主义者而言，有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未来的争议是一种较量。最初几乎整个进步党，特别是赫尔曼·舒尔茨-德里奇周围的民主派坚决支持奥古斯腾堡人；只有赞成大普鲁士的民主主义者贝内迪克特·瓦尔德克身边的一小部分人认为由普鲁士吞并这些公国要胜过创建新的中等强国。但普鲁士的胜利让右翼的思想产生了变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现在首次提供了机会，减轻普鲁士的军事压力，并且在德意志统一的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自由派的柏林《国家日报》——“右派”的喉舌——1864年8月11日言简意赅地表明了这一立场：“我们的国家是一座兵营，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则是一个和平农庄，这太排斥我们，是享受和折磨的不公平分配。”

从这个角度看，不仅在军事上，而且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完全并入普鲁士的版图也是对德意志统一的一种贡献。此外，如果民族统一真能缓和普鲁士的军事超负荷并能加强资产阶级的力量，那么1864年8月12日《国家日报》之结论也是站得住脚的：“在赢得必要的德意志权力方面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自由生活里的进步。”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就不能再坚持此前“不给这个内阁一文钱”的口号了。相反，对一个保守的或者是像俾斯麦这样的“反动”政府也得支持，如果他们做的事是自由派长期以来所要求的。而民主派即使在击败丹麦后，也看不到向“引起纠纷的内阁”让步的丝毫理由。其喉舌——亲近舒尔茨-德里奇圈子的柏林《人民报》（Volkszeitung）8月16日用以下的话反驳《国家日报》对优先权的新提法：“德意志的统一只能通过德意志的自由来实现。”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问题并没有通过《维也纳和约》得到解决，而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两个德意志列强的共管领土证明非常容易引起冲突，以致1865年春双方的战争就已一触即发。中等强国和德意志民族运动继续要求由奥古斯腾堡家族统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而俾斯麦除了前述条件又向王储提出了新要求：弗雷德里克应同意将全部军事管辖权交给普鲁士，在经济和交通运输方面与霍亨索伦国家并轨，并割让计划中基尔运河的入海口地区给普鲁士。奥地利对这种挑战的回答是：1865年4月9日它在邦联议会同意了中等强国的提案，该提案要求两个德意志列强让奥古斯腾堡家族行使自己的权利。

当威廉国王在陆军大臣冯·罗恩和总参谋长冯·毛奇（von Moltke）的支持下，随后准备吞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时，一场战争看上去一触即发。7月21日，普鲁士向维也纳发出最后通牒。但最终双方主张妥协的力量占了上风，当时俾斯麦也属于妥协派。通过7月底到8月中在巴德-加施泰因（Bad Gastein）举行的旷日持久的谈判，他与奥地利就几个公国的分工管理达成了共识：荷尔斯泰因归奥地利，石勒苏益格归普鲁士。基尔将成为德意志邦联的港口，但普鲁士接手港口的管理和警察系统，并可以修筑防御工事和建立一个海军基地。

与《维也纳和约》一样，1865年8月14日签订的《加施泰因公约》（Gasteiner Konvention，俾斯麦因此事被授予伯爵爵位）也是临时的。但普鲁士首相认为与奥地利开战的时机仍未成熟。有一些证据表明，他在战胜丹麦后曾准备满足于普鲁士在美因河以北的德意志区域的霸主地位。以在意大利北部获得适当补偿为前提，奥地利可能会同意这样的“大普鲁士”方案，但它无法接受德意志民族运动。仅出于这一原因，1864/1865年讨论最多的“二元制”理解尝试根本就从未有过能够长期取得令人满意之效果的机会。

加施泰因谈判的结果加深了普鲁士自由主义阵营内的裂缝。从1863年10月的选举中强大起来的进步党，分裂为两个日益为敌的派别：一方是无条件的反对派追随者，他们强调自由优先于统一，并坚持站在奥古斯腾堡人一边；另一方是愿意有条件地与俾斯麦合作的少数派，他们愿意先争统一，再争自由，也不愿看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成为新的中等强国。1865年10月1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德意志代表大会上，支持奥古斯腾堡派占多数，只有少数来自普鲁士的左翼代表参加了大会。右翼进步党有两位著名议员，法学家卡尔·特韦斯滕和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以措辞激烈的公开信方式向大会议长递交了拒绝出席的通知。同一时期，德意志民族协会也发生了类似分裂：多数人拒绝任何与反对议会和宪法的俾斯麦之间的合作，站在普鲁士一边的少数派限于北部和中部德意志的小国和中等国家。

对俾斯麦政策的愤怒给德意志其他地区的民主力量以推动力。民主的“领导地区”是符腾堡，那里以卡尔·迈耶（Karl Mayer）和路德维希·普福（Ludwig Pfau）为首的人民党（Volkspartei）得到了工匠和农民强有力的支持。从1864/1865年起，民主主义者也开始在整个德意志层面建立组织：在来自巴登的艺术史学家路德维希·埃卡特（Ludwig Eckardt）和拥有广大读者的有关唯物主义的《力与物质》一书的作者路德维希·毕希纳的推动下，1865年9月在达姆施塔特成立了民主人民党（Demokratische Volkspartei）。这一新创建的党既拒绝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也拒绝以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而是主张创建由所有德意志民族及其分支和邦国组成的联邦，当然也包括讲德语的奥地利。

民主人民党从一开始就想得到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的支持：在拉萨尔创立的、赞成小德意志方案的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那里没有取得成果，却在以《新法兰克福报》（Neue Frankfurter Zeitung）出版人利奥波德·松内曼（Leopold Sonnemann）为首的、赞同大德意志方案的德意志工人协会和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那里卓有成效。若是按照这位符腾堡人的意愿，民主人民党应该更果断地宣布赞成联邦制。虽然如此他们仍旧参与了新联邦的组建工作，但该党并未能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新的全德意志政党组织。

民主人民党的创立没有引发普遍的向左转。相反，在普鲁士、奥地利以外的“第三方德意志国家”，有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的迹象。这些发展来自巴登大公国，那里自1861/1862年起由自由主义者执政。1862年（比萨克森晚一年、与符腾堡同年）巴登引进了营业自由政策。同时学校摆脱了教会的影响，这引起了长期的激烈冲突并出现了由神职人员领导的人民运动。巴登不仅在自由贸易方面与普鲁士步调一致，由于其在上莱茵与法国边境隔河相望的突出位置，为了自身安全它也需要与霍亨索伦国家密切合作。

自由巴登之亲普鲁士态度让它在中等强国中获得了一种特殊地位。萨克森虽然也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在外交上它更追随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亦是如此。在与哈布斯堡皇朝开战的情况下，普鲁士必须要估计到大多数德意志邦联成员国会反对它。1866年初当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危机进入新阶段时，两个超级大国的起点位置就是如此。

《加施泰因公约》所规定的对公国的分管方式，很快就证明容易引起冲突。普鲁士为了前往由它管理的石勒苏益格，必须经过奥地利管辖的荷尔斯泰因。奥地利在基尔的总督似乎不在乎与普鲁士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总之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同情奥古斯腾堡家族的宣传鼓动。事情的转折点是1866年1月23日阿尔托纳（Altona）的示威，参与者要求召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各阶层代表会议。俾斯麦让人在维也纳提出强烈抗议，此后奥地利政府禁止普鲁士对荷尔斯泰因的行政管理进行任何干扰。两个大国之间的合作从而告终。

此后柏林和维也纳分别开始备战并进行相关的军事和外交准备。俾斯麦可以指望俄国不会从背后袭击普鲁士。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沙皇俄国与霍亨索伦国家的关系要好于它与哈布斯堡帝国的；因波兰1863年起义而签订的《阿尔文斯莱本公约》更是让圣彼得堡和柏林之间的关系堪称密切。俾斯麦亦可以放心，波拿巴主义的法国是不会支持奥地利的，只要后者占据着威尼西亚。1866年4月8日普鲁士与意大利王国——后者想把威尼西亚从哈布斯堡皇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签订了为期三个月的攻守同盟。这与奥地利1866年6月12日与法国签订的秘密条约一样，都是违反邦联法的。维也纳在条约中得到法国的中立承诺，如果它与普鲁士开战的话。对于这种承诺 奥地利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它在德意志战场获胜的话，它同意放弃威尼西亚；若是在意大利获胜，则维持现有局面不变。此外奥地利还同意把普鲁士的莱茵省转变为一个表面上独立，实际上依赖于法国的国家。

为了争取公众舆论同意其反奥地利的政策，俾斯麦令人于4月9日在德意志邦联议会提出了一项有关邦联改革的貌似革命的要求，即在平等的普选基础上选举德意志议会。6月10日普鲁士再次提出此提案，现在是以更完善的形式。此提案不可能被接受，因为三天前普鲁士违反邦联法派兵进入荷尔斯泰因。对此公国的占领是对奥地利挑战的回答：6月1日基尔总督得到指示，召开各等级代表大会。同时维也纳请求邦联议会决定公国的未来，因为与普鲁士达成谅解的努力失败了。

在普鲁士军队进军荷尔斯泰因一周后，邦联议会不得不于6月14日对一项奥地利的提案做出裁决——奥地利6月9日的提案反对普鲁士这一行动：邦联议院可以决定动员邦联军队，只要这项动议不是由普鲁士提出的。普鲁士宣布此提案反邦联并且没有参加表决。中等强国中除了一个例外，全部投了赞成票。巴登先是弃权，后在舆论压力下站在了奥地利一方。投反对票，从而支持普鲁士的，只有几个德意志北部小国，包括不伦瑞克、梅克伦堡-什未林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随后普鲁士宣布邦联契约作废。

由于两个大国在4月就已经开始战争动员，战争在军事上已无需过多的准备。6月14日，普鲁士向德累斯顿、汉诺威和萨克森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两天后普鲁士军队进军萨克森、汉诺威和黑森选侯国。6月20日和21日，意大利与普鲁士先后向奥地利宣战，同日普鲁士军队越过边界向波西米亚进军。

胜负是三个星期后在波西米亚东部的克尼格雷茨（Königgrätz）分出的，普鲁士在那里给了奥地利人以致命性打击。积极参与战争的哈布斯堡帝国的盟友则在一些小规模遭遇战中被打败。（巴登在最后时刻避免了参战。）在意大利，奥地利人是成功的：在库斯托扎（Custozza）——拉德茨基曾在1849年3月在此打败过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的军队——奥地利人这次于6月24日同样告捷，7月20日他们在亚得里亚海岛利萨（Adriainsel Lissa）附近的海战再次获胜。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自然在克尼格雷茨战役之前就向法国提出割让威尼西亚，并请拿破仑三世出面在意大利进行调解：这步棋让奥地利获得了几乎所有“普鲁士、奥地利以外的第三方德意志邦国”的一致同情，以致这些国家开始打消与普鲁士一起共同抵抗法国侵犯的念头。

拿破仑三世于7月5日（克尼格雷茨战役两天后）接受了调停请求，但把调解范围扩大到普鲁士。俾斯麦深信，此时与法国开战对普鲁士来说力不从心，因此不得不接受拿破仑三世伸出的橄榄枝。鉴于这位法国皇帝准备接受普鲁士在美因河以北的势力增长，包括形成由普鲁士领导的北德意志邦联（Norddeutsche Union），普鲁士首相向他保证南德意志诸国的独立并同意这些国家结成自己的邦联，此外还承诺奥地利的完整性（不包括威尼西亚）以及在部分讲丹麦语、部分讲德语的石勒苏益格进行公民投票（最后一项没有兑现，直到1920年按照凡尔赛和约才确实进行了公投，其结果是北石勒苏益格成为丹麦的一部分）。俾斯麦坚决拒绝了割让莱茵河左岸领土。相反，他提请拿破仑三世的特使，即贝内代蒂（Benedetti）大使注意卢森堡——它与荷兰是共主邦联——以及比利时，也就是说法国无法向这个方向拓展而不与英国陷入冲突。

7月14日拿破仑三世批准了与普鲁士协商的结果。一周后，实现了普鲁士和奥地利间为期五天的停火。7月26日，在尼科尔斯堡（Nikolsburg）签署了《临时和约》（Präliminarfriede），其中已经包括了最终和约的所有主要内容。在8月23日签订的《布拉格和约》（Prager Friede）中，哈布斯堡帝国同意解散德意志邦联并重构没有奥地利的德意志国家。维也纳事先认可了计划中的北德意志邦联，它起初有15个成员国，在梅克伦堡-什未林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加入后有17个成员国；它还承认了计划中但未实现的南德意志邦联国家，此邦联应拥有独立的国际地位，但允许与北德意志邦联建立密切关系。《和约》第五条给予北石勒苏益格居民与丹麦合并的权利，如果他们在自由公投中表达了此愿望。

俾斯麦费了很大力气，才让威廉一世国王相信握手言和是必需的，而且主动放弃进军维也纳。首相的考虑是：当奥地利在德意志地区与意大利北部的势力同时受损后，与普鲁士相比它已经沦为二流强国，此时不该继续羞辱它，而是要保留将来仍把这个帝国当作盟友来争取的机会。采取这种政策，普鲁士能够踏踏实实地在美因河以北扩大自己的势力：它吞并了汉诺威、黑森选侯国和法兰克福自由市，后者在战争中曾站在奥地利一边；同样在与拿破仑三世协商后它还兼并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在法国皇帝的要求下，萨克森保持了独立王国的地位，而且领土没有被削减。它与黑森-达姆施塔特一样是北德意志邦联的成员，不过后者加入邦联的只是其领土中位于美因河以北的区域。普鲁士与南德意志各邦国缔结了《和平条约》（Friedensverträge）与秘密《防卫抵抗同盟》（Schutz-undTrutzbündnisse）。其结果是，缔约方在战时要接受普鲁士的军事指挥，而且必须以普鲁士为榜样调整自己的军队编制。

1866年的德意志战争，与美国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不同，它不是一场内战。在美国，联邦的成员国脱离了联邦，反叛联邦权力，从而让自己的权力成为非法的。在德意志，战争是在主权国家之间进行的，作战的是正规军，而不是志愿军 或街垒斗士。在波西米亚战场上厮杀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各自为他们的国家与统治者而战。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是一场反对自己德意志兄弟的战争。

尽管如此，在“普鲁士、奥地利以外的第三方德意志邦国”的公众舆论中仍广泛存在一种感觉：这场战争是兄弟相残。它也确实是这样一场战争，如果人们坚持一个共同的、高于国家的，并且包括奥地利讲德语地区的德意志文化民族之理念的话。不光赞同大德意志方案的人，就是大多数赞同小德意志方案的人也坚持这一点。在中小德意志邦国有这种德意志民族认同的人大大超过普鲁士。普鲁士不仅是一个德意志国家，而且是一个欧洲强国。对于几个世纪以来从德意志发展壮大起来的大国奥地利而言，这种民族认同的程度往往比普鲁士还要高。

对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争”提出相反论点的是普鲁士自由派，他们认为这是最后一次德意志宗教战争。战争打响几天后，1866年6月30日自由派柏林《国家日报》写道：“虽然我们这里掌舵的政府对人民谈不上友好，但与奥地利人相比，普鲁士仍旧代表着德意志的人民自由，就像三十年战争中死板的路德派和加尔文派代表并拯救了精神自由一样……”克尼格雷茨战役之后，《新教教会报》（Protestantische Kirchenzeitung）——一份亲自由派德意志新教协会（Deutscher Protestantenverein）的报纸——认为，此战“最终结束了三十年战争”。通过普鲁士的胜利，“越山主义（Ultramontanism，来自“ultra montes”，即“到山的另一边”，作者注）在德意志的土地上才被一劳永逸地战胜；因为不光是奥地利的权力和趋向被驱逐出德意志地盘，而且教宗与他在欧洲的最后世俗支持亦元气大伤”。

事实上1866年的战争并非宗教战争。宗教在很大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了，这在新教和自由派一方还要胜过在天主教和保守派一方。普鲁士的自由派，与《国家日报》或《新教教会报》一样，呼吁一种特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既是普鲁士立国之本，同时又不限于普鲁士。新教的生活态度包含着一种特定的德意志理念，它与另一种同样特定的德意志理念格格不入：后一种理念按天主教、古老帝国及其继承者奥地利的规范行事。

很长时间以来，哈布斯堡多民族帝国就不像霍亨索伦国家那么“德意志”。当1865年7月成为维也纳政府首脑的贝尔克雷迪伯爵（Graf Belcredi）在两个月后停止执行1861年的《二月特许令》（Februarpatent）时，其前任施梅林发起的短暂“德意志”和自由的插曲即告结束。接下来是寻求与匈牙利的妥协协议，其结果是最终在1867年12月21日，即克尼格雷茨灾难发生一年后，成立了“皇室和王家”的二元制奥匈帝国。通过“代表团法”（Delegationsgesetz）匈牙利被排除出整个国家之外，它获得了自己的议会和自己的政府机构，与奥地利组成海关和贸易联盟，协议每十年经重新谈判后续签。属于奥匈二元君主制帝国共同事务的有外交政策、军事（德语为军队中的指挥用语）和财政。在新的共主邦联和政合国中从此存在两个民族国家。1868年匈牙利通过了表面上宽松的民族法，实际上却急剧推行马扎尔化。1867年12月奥地利拥有了一部新宪法，它终于让“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en）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众议院，帝国议院的下院，根据四级选举法选出。“内莱塔尼亚”和“外莱塔尼亚”（Transleithanien）是中央集权，而非联邦制的国家结构：这是后来双元帝国产生一系列危机并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奥地利对待普鲁士与它最后对待匈牙利不同，从来没有认真尝试妥协。对另一个德意志大国，维也纳直到德意志邦联解体都没有给予平等权利。这也体现在奥地利提出的邦联改革提案上，1863年8月它在法兰克福德意志各邦君主会议上提出改革建议，此建议在威廉一世国王示威性缺席的情况下得到会议通过：无论是在邦联议会主席和执行委员会的人选上，还是在普鲁士的 否决权或议会代表的直接选择、邦联议员召开会议方面，普鲁士都没有获得与奥地利平起平坐的地位。

奥地利对普鲁士的政策属于1866年战争的历史先决条件和直接起因。1863～1866年“主战派”不仅存在于柏林，同样存在于维也纳。双方都有人在怂恿，用剑来割断德意志二元论的难解之结。希望改变现状的普鲁士，在这方面明显要比“仅仅”想维持现有权力的奥地利态度更坚决。

1866年的状况与1848年并无二致：一个大德意志民族国家会打破哈布斯堡君主政体的框架，所以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方案行不通。德意志邦联的改革不可能造就德意志民族国家：所有这方面的建议都无法满足德意志民族运动追求自由中的统一之愿望。统一只有在普鲁士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这是1866年普奥战争的最重要结论。没有统一的自由在中等强国中可以实现，但放弃统一对这些国家中的自由派来说，无论出于精神还是物质原因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人们继续想要统一和自由的话，就要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路上与普鲁士达成共识。

大多数巴登自由派在1866年之前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战争结束后，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的许多自由派公开赞成小德意志方案。1866年8月，他们在符腾堡成立了德意志党（Deutsche Partei）并立即与那些继续赞同大德意志方案的民主主义者陷入冲突。在巴伐利亚他们的主要对手也是一部分“越山主义者”。针对他们的强烈反对，自由派进步党要求对德意志关税同盟进行政治构建，并且巴伐利亚应尽快加入北德意志邦联。自1866年12月底成为巴伐利亚政治决策者的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亲王（Fürst Chlodwig von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与自由派进步党的观点基本一致：他认为战争澄清了早就该厘清的关系，这虽然对王朝不利，却对民族利益有益。

奥地利退出德意志，这在从前德意志邦联的其他成员国中引起的反响是充满矛盾的。《国家日报》为普鲁士自由派右翼发声。它1866年7月25写到，此举才会让“中世纪和封建主义被我们这个民族完全彻底地克服与消灭……我们与哈布斯堡皇朝分道扬镳，它已经无法摆脱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观念与要求，与它分离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有可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我们可以在德意志化方面比自己的祖先所能做到的更上层楼”。

许多天主教徒，尤其是在南德意志，可能更认同埃德蒙·约尔格（Edmund Jörg）的观点。自1852年起他任《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论丛》（Historisch-politischen Blätter für 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杂志编辑，1869年后是巴伐利亚爱国党（Bayerische Patriotenpartei）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看来，德意志邦联的崩溃对德意志民族来说意味着“对其政治基础和所习惯的生活条件的破坏……这是一千多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新的肯定是战胜了老的；但被击败的老的不是从1815年起才开始有的，而是可以上溯到查理大帝。帝国的理念陨落和被埋葬了；如果德意志民族有朝一日还能统一在一个帝国中的话，那么这个帝国将不再是一个千年帝国，而是只有三百年历史”。但新的事实约尔格也无法视而不见。他坚信，天主教的德意志不能与法国组成政治共同体，而只能跟那个自己还可以自称德意志的强国：普鲁士。

反对小德意志方案的，除了许多南德意志天主教徒，还有大多数民主党人和工人运动中的不支持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的人。1866年8月，工人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萨克森成立了一个新的民主党（后来被称作萨克森人民党［Sächsische Volkspartei］）。该党要求以民主形式统一德意志，拒绝世袭帝国、普鲁士领导下的小德意志方案和普鲁士兼并，同样反对奥地利领导下的大德意志方案。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想法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样，不过他们是“现实政治家”，懂得承认普奥战争结果这个事实，所以他们建议其德意志追随者，以新基础为起点，努力建立无产阶级的全国性组织。

在恩格斯看来，俾斯麦1866年4月的“诡计”，即在平等普选的条件下对邦联进行改革，证明他是拿破仑三世的好学生。这同时还表明，波拿巴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真正宗教”。恩格斯在1866年4月13日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解释道，资产阶级没有能耐自己直接进行统治，在没有一个英国那样的寡头政治为了得到优厚报酬而替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地方，“波拿巴式的半专政就成了正常的形式；这种专政维护资产阶级的巨大的物质利益，甚至达到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程度，但是，它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加统治。另一方面，这种专政本身又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把资产阶级的这些物质利益宣布为自己的利益。俾斯麦先生现在就这样接受了民族联盟的纲领”。

几乎相隔二十年后，恩格斯甚至相信俾斯麦1866年的政策可以说具有革命性质。1884年11月18日他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写道：“1866年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普鲁士所以能建立德意志普鲁士帝国，只是由于它以暴力击溃了德意志联邦和进行了内战，就如同它过去所以取得某些成就，只是由于它在同外国结成同盟（1740年、1756年、1795年）中进行出卖和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战争一样。……它取得了胜利，推翻了三个‘天赐’王位，兼并了他们的领土以及过去的一个自由市法兰克福。如果这不是革命的行为，那我就不知道革命这个词根本是什么意思了。”

“革命”或“自上而下的革命”是1866年许多同时代人形容俾斯麦政策时所使用的概念：保守派大多义愤填膺，自由派则持赞同态度。但是在宪法冲突过程中，当拿破仑三世警告俾斯麦会引起革命时，他回答说：“在普鲁士只有国王们才革命。”1866年8月11日他在一封给埃德温·冯·曼陀菲尔（Edwin von Manteuffel）将军的电报中称：“就算得革命，那我们宁愿自己来革命，而不是遭受革命。”俾斯麦自觉使用一些看似波拿巴主义的手段，如引进平等普选权，或是1866年夏设想过、后来没有实行的在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煽动民族运动。但俾斯麦并不是“波拿巴主义者”。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勃兰登堡容克和霍亨索伦家族的忠实仆人，根本无法成为一个赌徒和像拿破仑三世那样借助公投来统治的领袖。

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称1866年“伟大的德意志革命”是“顶级的转危为安的”革命。“没有这场革命普鲁士肯定还可以在迄今根基雄厚的政治体制中存在，但由于内部的宪法状况和消极力量则受到限制与惊吓；现在民族问题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宪法问题。危机被推给了奥地利，它失去了在意大利的最后地位，其多族裔的特性与一切同质国家，尤其是普鲁士相比，正在陷入一种越来越危险的处境。”

1866年的普奥战争的确引起了德意志政治关系的大变动。借助武力确立的普鲁士霸权标志着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家族之间二元性的终结，自1740年腓特烈大帝执政起这种二元性就一直塑造着德意志的历史。自上而下的革命同时也是普鲁士对1848年革命的回答，那次革命在其争取统一和自由的主要目标方面失败了。由于排除了大德意志方案并解决了实行小德意志方案的主要障碍，1866年的战争让德意志人向统一迈进了一大步。但自由的命运仍旧前途未卜。

普鲁士自由派四年来一直与俾斯麦的违宪政策斗争，战争的结果让他们不得不审视自己的政策。1866年7月3日，克尼格雷茨战役的当天，进步党在普鲁士国家选举中大败：他们的议席数从143下降到83。进步党和左翼中间派加在一起，“坚定自由派”仅仅还拥有上次1863年10月选举中所获议席数的五分之三：148，而不是247。保守派成为明显赢家：他们获得136个议席，而不是从前的53个。选民们减弱了对议会法制派的支持，转而支持那些以真正的普鲁士爱国者面目出现的力量。

由于老普鲁士的军事胜利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政治失败，俾斯麦能够在和缓的局势下向其国内的政治对手提出自己的和解条件。这位首相早就意识到，如果不与工业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以及由他们推动的自由派民族运动达成谅解，老普鲁士——霍亨索伦、容克和军官的普鲁士就无法生存。重要的是，老普鲁士在追求妥协的过程中要能够保障自己的核心利益。根据此洞见，他在1862年10月就已经宣布，他将在适当的时候请求众议院事后批准政府在没有预算的日子里的支出。现在他履行自己的承诺。1866年8月5日，威廉一世国王在议会开幕式演讲中表示，他希望国会议员们现在给政府以“追认”，把此前认为是违宪的政府行为事后宣布为合法。政府于8月14日提交了相应的法案。

俾斯麦向议员们提出的建议是强人所难：追认法是一种追溯授权法，它在通过的瞬间就失去进一步效力。法案与认错告罪无关，也没有承诺以后不再在没有议会批准的预算情况下执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民主派和进步党中所有的“左翼”拒绝了该法案草案。右翼和民族派议员的态度则不同：他们认为历史已经给俾斯麦政府以追认，所以众议院最好也这么做。1866年9月3日该法案以230票对75票获得通过。投反对票的是进步党中的多数议员、左翼中间派的部分议员和 天主教派别的部分议员，投赞成票的是保守派议员和“坚定自由派”中的少数议员。

进步党内部在9月3日投票时的分化迅速导致其右翼在组织上的独立。1866年10月24日，24名对追认法投了赞成票的进步党和左翼中间派议员，包括法律工作者卡尔·特韦斯滕和爱德华·拉斯克（Eduard Lasker），发表了一份声明。他们允诺支持政府的德意志政策，但在内政方面将会采取警惕和忠诚的反对派立场，因为在该领域迄今一直没有可供比较的改变。11月中旬“民族党议会党团”（Fraktion der nationalen Partei）合并，成为1867年2月创立的民族自由党（Nationalliberale Partei）的雏形。

对于民族自由党人而言，渐渐不言而喻的是：更多的内政自由只能通过与俾斯麦合作，并在争取德意志统一的进步之路上才能获得。“难道统一本身不是一种自由吗？”1866年12月一位曾经参加过普法尔茨帝国宪法运动的人——路德维希·班贝格尔在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的议会竞选宣言中提出了这一问题。这在当时仅仅还是个反问句。俾斯麦虽然可以被看作是宪法冲突中的赢家，但根据民族自由党人的观点，这还远远不意味着批准追认法就是失败甚至是自由派的投降——至少如果人们利用这个机会，与普鲁士首相一起为统一和自由的事业做点儿什么的话。从1866年秋季起，俾斯麦对自由派右翼来说就不再是旧体系的代表，而是民族“现实政治”领域的老师，是德意志的加富尔。人们可以期待他，为了普鲁士的最佳利益在德意志的统一路上继续前行，就像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首相与自由派联手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那样。

意大利王国在1866年同样也迈出了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一步。然而 经令人印象深刻的公民投票所证实的威尼西亚的归属，既不是意大利军队的军事胜利，也不是其舰队在第三次独立战争中的战绩使然，而是由于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以及拿破仑三世的调停。在库斯托扎和利萨的失败让军界、政界和公共舆论倍感压力，让意大利国土的大增本该带来的喜悦大打折扣。再加上，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都没提特伦托——德意志人管它叫“韦尔什蒂罗尔”——归还之事。库斯托扎战役之后志愿部队在加里波第领导下进驻了那里，1866年7月停战协议签订后他们又不得不撤了出来。

此后许多意大利人更为关注那些意大利王国以前从未能拥有过的地区：不仅是受到法国皇帝特殊保护的罗马教宗国，而且还有仍旧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特伦托、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特里亚（Istrien），甚至包括讲德语的南蒂罗尔，若是拥有了后者，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布伦纳隘口就会属于意大利。这是那时开始形成的“民族统一主义”的纲领，上述地方都是“未赎回的领土”。然而，这只是当时很少一部分人的政治愿景。但是，1866年失败的创伤让意大利民族主义在随后的几十年迅猛发展，它与国家创始人卡米洛·迪·加富尔伯爵的冷静理性已毫无共同之处。

1866年历史学家帕斯夸莱·维拉里（Pasquale Villari）写道：“这场战争使我们失去很多幻想，首先它让我们不再坚定地相信自己……战争结束了，带着对意大利的损害和耻辱……我们看到德意志人起步虽晚，但立即如闪电般呼啸而过，我们看到意大利人却慢如龟行……战争对各民族人民是大灾难，但更大的灾难是不光彩的和平……我们将得到威尼西亚，但得不到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我们永远丧失了荣誉……不是曼图亚或维罗纳的四边形城堡阻碍了我们的前进之路，而是1700万文盲和500万牧羊人组成的四边形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