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波拿巴主义陷入危机：1866～1870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

在短时期看上去，1866年为德意志和意大利带来改变的主要工作似乎是拿破仑三世完成的。他在1866年7月进行的调解在法国被当作巨大成功来庆祝。但若冷静思考则找不到什么理由这么做。克尼格雷茨——或者按法国人所称萨多瓦（Sadowa）——标志着法国迄今均势政治的严重失败。奥地利被削弱的程度远远超过巴黎的希望，普鲁士则实力大增，它试图领导整个德意志实行统一，这普遍被认为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由于拿破仑三世不愿承认权力的转移对法国不利，他竭力创造外交上的成功，以消除第二帝国在国际上威望下降的普遍印象。当1866年秋天法国军队撤出墨西哥时，赢得国际“荣耀”就显得更为迫切，因为公共舆论同样把这看作法国及其元首的沉重失败。皇帝关注的主要是卢森堡大公国，它属于德意志关税同盟，同时与荷兰王国组成共主邦联。从德意志邦联的时代起，那里就有一个普鲁士驻军的邦联要塞：一个时代错误，因为自1866年8月23日《布拉格和约》签订起德意志邦联已经不复存在。为了给法国面子，俾斯麦已经在他1866年6月10日的邦联改革计划中安排将卢森堡大公国排除出将来的邦联地盘，而且今后也不试图让其加入北德意志邦联。

1867年3月底，就在俾斯麦宣布与南德意志各邦国签订攻守同盟并从而在法国引起很大不安后不久，荷兰国王威廉三世（Wilhelm III.）公开宣布，如果普鲁士政府同意，他准备在收取补偿金后把卢森堡割让给法国。德意志公共舆论一片愤慨，特别是正在召开北德意志制宪会议的德意志民族自由党人。然而在德意志南部反普鲁士的怨恨情绪仍然很强，以致慕尼黑和斯图加特的政府无法同意俾斯麦机密转达的意见：一旦因卢森堡爆发普法战争，两邦国将根据1866年的同盟条约参战。

相反，对俾斯麦有利的消息是：威廉三世国王于4月5日宣布，他将不会签署割让卢森堡给法国的协议。普鲁士首相在此时想竭尽全力避免与法国开战，他不久后即通知英国，同意就卢森堡问题召开国际会议。稍后法国也发表了相应声明。1867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会议的结果意味着危机的结束：欧洲五强、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共同担保卢森堡大公国的独立性和中立性。

至此，法国收购卢森堡的尝试最终失败。拿破仑三世的唯一安慰是，普鲁士因《伦敦协议》（Londoner Verträge）必须从大公国撤军。新的来自俾斯麦的羞辱发生在一个月后——墨西哥冒险的可怕结局：1867年6月19日贝尼托·胡亚雷斯下令枪毙了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共和党反对派感到他们的预言以残酷的方式得到证实：干涉中美洲国家的内政是一个错误，甚至是皇帝迄今最重大的外交政策失误。

第二帝国最后一次军事胜利，可以算作1866/1867年外交政策失利的小小补偿，但对此同时又极有争议：1867年11月3日法国军队在罗马附近的门塔纳（Mentana）打败了加里波第的志愿军，后者闯进了教宗国，准备为意大利夺取罗马。1866年底拿破仑三世根据1864年9月与意大利王国签订的一份公约从罗马撤出了法国驻军，在加里波第的行动后又派驻了少量部队。一场较大的法国与意大利的冲突在1867年秋天再次得以避免：在加里波第志愿军之后进入教宗国的意大利王国正规军，由于法国干预快速撤出。然而在罗马的干预对国内政治是否有用，是值得怀疑的：就算天主教徒会赞成这种做法，反教会势力却对拿破仑三世为教宗再次卖力义愤填膺。

两年后，1869年11月，一个既雄心勃勃又追求声望的项目圆满竣工，它的修建可以追溯到1850年代：苏伊士运河隆重通航。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自1858年起掌握在法国人手中；该公司的总裁和该项目的实际发起者——工程师费迪南·德·莱赛普（Ferdinand de Lesseps）是法国人，1854年他从埃及总督那里获得建设和运营该运河的许可证。英国充满怀疑地关注着法国人的这项伟业，但又不想因这个项目与法国发生严重冲突，因为对英国而言1860年1月签订的英法自由贸易协定，即所谓的《科布登条约》太重要了。这条运河本身尤其符合英国的利益：经由地中海和红海间的航运通往印度的海路大大缩短，以前去印度必须绕过非洲。

是《科布登条约》才让苏伊士运河的完工成为可能，它代表着第二帝国的现代化政策。与传统的关税保护体系的决裂迫使法国工业面临严峻的竞争压力，并帮助它壮大起来。大量政府合同让工业企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尤其是在铁路建设方面：铁路网从1851年的3552公里增长到1870年的17500公里。银行，如由埃米尔和艾萨克·佩雷尔（Émile und Isaac Pereire）兄弟于1852年成立的动产信用公司与国家密切合作，以债券方式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撑工业化的不仅是较大的企业，也包括许多小公司。这尤其体现在建筑行业，它们是1850年代和1860年代初“经济繁荣”的最大受益者。但在其他更为传统的行业，家族型企业也占了上风：1851年100个企业家雇用127名工人，1866年该数字为144名工人。此外，1870年前后法国以手工业为主的企业生产了70%的工业产品。1866年420万从业人员中有290万是手工业和工业工人，130万人为个体经营者。

自从拿破仑三世在哈姆监狱中写下了那篇消灭贫困的文章后，他的兴趣就在工人身上。其大部分社会政策项目失败或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也包括“互济会”（Sociétés de Secours mutuel）：建立在互助原则上的医疗保险，通过捐款资助，但本质上依赖于工人的保费。有更大意义的是1864年5月对禁止罢工的有条件解除，相关禁令自1791年《勒沙普里安法》起存在。工人们利用新赢得的自由建立联合工会，为要求提高工资和缩减工时而罢工。

在罢工禁令解除之前，1864年2月有60名塞纳省工人发表宣言，要求给予工人社会解放和政治行动上的自由。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显著成果是，马克思的思想，首先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理念，现在也在法国得到广泛传播，从而让蒲鲁东的影响和他鼓吹的非暴力无政府主义开始失去市场。第二帝国的经济繁荣让各阶级的物质生活得到诸多改善，但是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获得了程度高得多的改善，所以后者正式强烈要求对社会权力进行重新分配。1864年5月通过的法案提供了逐渐接近这一目标的可能性，而且让社会主义者更容易在资产阶级激进派所领导的反对波拿巴体系的反对派（部分在议会内、部分在议会外）中凝聚成一股独立的力量。

对罢工的解禁是拿破仑三世谨慎自由化的组成部分，他是1859/1860年决定这么做的，因为他认为这将为其政权赢得更广泛的支持。1860年11月第一次改革给了立法机关以下权力：在议会开幕式上的御前演说后进行一般性辩论；但代表政府的不是负责具体事务的大臣，而是三位国务大臣。因为实践证明这种做法行不通，1863年大选后只任命了一位国务大臣：有声望和能言善辩的欧仁·鲁埃（Eugène Rouher）。他凭此成为第二帝国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

1863年的选举是1852年以来的第三次，也是1861年新闻审查有了实质性放松后的第一次。投给反对派候选人的票数与1857年的选举相比几乎增加了两倍：该数字从665000增长到195万（而在有选举权的人数略有下降和弃权明显较少的情况下，“政府”候选人得到的选票为550万或530万）。选举结果让皇帝改组了内阁，让著名的“波拿巴主义者”——内政大臣让-日尔贝尔·维克托·费林·德·佩尔西尼（Jean-Gilbert Victor Fialin de Persigny）退休（同时授予他公爵称号）。作为温和共和党反对派非正式领袖的历史学家阿道夫·梯也尔脱颖而出，他在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曾两次出任首相。从那时起他一直是皇帝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尤其是对其外交政策。

1860年代拿破仑三世最有力的支持者仍然是农民，他们仍旧是社会中的最大群体。1856年人口的53.1%以农业为生，1866年该数字为51.5%。这十年中尽管工业化有了长足进展，法国人中生活在2000人及以下社区的并没有急剧减少，仅从72.7%下降到69.5%。共和党反对拿破仑三世主要是一种城市现象，其中坚力量是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但也有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参与其中。后者尤其在政府1865/1866年间通过教育改革阻止教会对教育施加影响，以及议会开幕式的御前演说后给立法机关和参议院质询权后盯着政府不放。倘若第二帝国和天主教会的关系，在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经拿破仑三世同意）于1860年9月吞并了 教宗国的大部分领土后，不是已经强烈降温的话，学校体系的改革大概根本不会发生。

1860年代后半期皇帝一心想进行军事改革，其核心是引进普遍的义务兵役制（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通过抽签来决定），加强预备役力量——哪怕以削弱常备军为代价，以及建立“国民别动队”。在军队、中产阶级和农民的一致抗议下，1868年1月在立法过程结束时只有建立别动队的方案得以保留下来。然而别动队最终也成为泡影：议员们不批准所需预算，国务大臣鲁埃只好放弃继续强行推进此项目。

比军队改革失败让皇帝更为颜面扫地的是1868年动产信用公司的崩溃：由于这家与国家密切合作的银行是法国经济现代化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大家普遍认为其可悲结局是一个政治事件，这从整体上损害了第二帝国的声望。类似情况还有媒体关于巴黎城改融资的新闻报道，据说有小金库和非法借贷。负责该项目的是塞纳省省长奥斯曼男爵，他是皇帝的亲信。由于议会的调查不了了之，拿破仑三世继续支持他，奥斯曼继续留任。

随着1866～1868年一连串内政外交政策上的失误，皇帝的批评者与对手的数量在增长。1869年5月和6月的选举中，反对派赢得的选票与1863年相比增加了140万，而“政府”候选人则丢失了87万张选票（登记选民人数为1040万，比1863年的数字增加了48万）。在立法机构中反对派势力的加强乍一看几乎反映不出来：他们得到40个席位，只增加了8个，但不像以前那么四分五裂。在亲政府的力量阵营中也出现了变化，而且是对保守的“波拿巴主义”不利的变化：埃米尔·奥利维耶（Émile Ollivier），曾经的共和党人，在政府1864年的自由化过程中转变为支持政府的自由主义者，他聚集了116名代表以请愿书形式要求引进议会负责制政府。

1869年7月拿破仑三世任命的内阁由保守党大臣组成，但这只是一种过渡方案。9月8日参议院的决定准备显著加强立法机关的立法权：除了皇帝，今后立法机关也有立法倡议权；立法机关允许对各部的预算分别投票；大臣们将来可以旁听参议院或立法机关的会议。他们依附于皇帝，但同时却是“负有责任的”，并可能被参议院弹劾。今后因国际条约所引起的海关或邮政费率变动只能通过相关法令生效。

1869年10月，皇帝与奥利维耶谈判组建新的具有宽松特征的政府。11月29日这位君主在一个立法机构的特别会议上说：“法国希望自由，但要有秩序。我负责保证秩序；但我的先生们，请帮助我维护自由。”随后136位代表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成立议会负责制政府；共和党人承诺支持该提案。皇帝的回应是解散了过渡内阁，委托奥利维耶组建一届新政府（拿破仑保留任命陆军和海军大臣的权力）。

由于皇帝想继续主持内阁会议，所以没有设首相一职。奥利维耶的正式官称仅仅是国务副首相和“掌玺大臣”（Garde des Sceaux）。1月2日举行首次内阁会议。大臣们达成共识，在外交政策方面从普鲁士在中欧称霸这个“既成事实”出发。皇帝被恳请，今后不要再以私人身份与法国驻其他国家首都的大使馆通信。被奥利维耶称为“自由帝国”的时期就这么开始了。

在奥利维耶政府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中确实有几个可以堪称“自由”：罢免省长奥斯曼，取消立法机关选举中的“官方候选人”，废除了费利切·奥尔西尼试图暗杀拿破仑三世后于1858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例，扩大了新闻自由。另一方面，解雇自由派教育大臣维克托·迪吕伊（Victor Duruy）更应被看作是愿意与天主教教会妥协的信号；派兵镇压勒克勒佐（Le Creusot）欧仁·施奈德（重工业铁工厂委员会主席并同时担任立法机构负责人）的炼铁厂的罢工工人，则是对社会主义者和极端分子的一种警告；计划对关税立法之影响展开调研，可以被理解为背离自由贸易的端倪。

1870年4月20日，参议院通过了必要的宪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符合1869年9月8日的决议，是对大臣“责任”之具体内容的回答，而同时与决议一样也是一种回避。在皇帝的催促下并违背部分大臣的意志，4月20日的《参议院决议》（Sénatus-consulte）被交与法国人民来裁决。批评者认为公民复决违反议会政府的原则，拿破仑三世这么做是为了通过“呼吁民众”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让议会和政府知道它们不能为所欲为。

1870年5月8日举行了自1852年11月以来的第一次全民公决。由法国人来决定，他们是否认可1860年以来生效的皇帝之自由主义宪政改革和参议院4月20日的《决议》。公投结果是波拿巴主义的最后一次胜利：740万票赞成，160万票反对。共和党领袖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在评论公投结果时说：“这是一次山体滑坡，皇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事实上，若是反对派获胜将引发国家危机，是的，可能国家会陷入政治混乱，导致军政府上台。目前无法实现更多的政治自由，而反对自由化改革又难有充分的理由。因此，1870年5月8日人们仍然可以投赞成票，哪怕是希望有更为激进的变化出现，甚至也许包括恢复共和国。

早在6月就显示出“自由帝国”的基础薄弱。奥利维耶政府缺乏可靠的议会多数支持；为了不依赖共和党左翼，它必须依靠主张独裁的右翼，这些人则又受到欧仁妮（Eugénie）皇后的支持。如果内阁失败，1869年7月被罢黜的鲁埃有很好的机会清算自由派的改革试验。仅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奥利维耶想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掌权。如此看来，公民投票也没能减轻他的压力。这不仅对他、对“自由帝国”，而且对拿破仑三世和波拿巴主义的政治体制都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