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失败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起步

对于老牌民族国家法国来说，普法战争的结局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仅军事上的失败就已经是一种耻辱的经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损失更是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法国虽然能够保住欧洲大国的地位，但是在普鲁士-德国胜利后，其位置排名与1870/1871年之前已经差多了。

按照男子平等普选权于1871年2月8日选出了国民议会，其中超过400名的君主主义者占了绝对多数；共和党人约获得200个议席，波拿巴主义者20个。然而，在两大“阵营”中存在着内部分裂：君主主义者又分为正统派——波旁王朝的追随者和奥尔良派，共和党中存在着温和派与激进派。由于君主主义者根本无法形成共同立场，而且缔结和约是最迫切的任务，所以国家形式和未来宪法的问题必须往后推。因此普法战争催生的第三共和国暂时只是一种事实上的存在并保有临时替代品的性质。

作为临时政府首脑，接替国防政府的是一位“共和国行政首脑”（Chef du pouvoir exécutif de la Républiqu）。2月13日，国民议会在波尔多任命的这位首脑是位知名政治家，1836年和1840年他曾在路易-菲利普国王治下担任过首相和外交大臣，而且在保守的共和党人中亦享有很高的声誉：1871年2月选举中最成功的候选人——阿道夫·梯也尔。他组建的内阁有奥尔良派和三位此前政府中的温和派，其中包括外交部部长朱尔·法夫尔。面对政治上分裂的国民议会，梯也尔在所谓的《波尔多协议》（Pacte de Bordeaux）中承诺，和平谈判期间在党派政治中保持中立。

一场区域性法国内战将和平谈判笼罩在阴影中：巴黎公社起义。其深层原因是首都（那里共和党人在二月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与君主主义占优势的外省间的对立。当国民议会于2月13日第一次开会时任命梯也尔为政府首脑，并决定会址不在巴黎而是在凡尔赛时，巴黎的共和党人把这理解为公开对君主制示好。两天后，国民自卫军委派了一个中央委员会负责共和国的国防，并夺取了有落入德国人手中之危险的大炮。政府将此视为宣战并停发了国民自卫军——其成员大多是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和雇员——的军饷。3月18日，被调到巴黎的政府军试图夺回大炮。在这次准备欠佳的行动失败后，梯也尔不顾温和派共和党人的反对，疏散了首都的居民，从而释放了总起义的信号。

3月26日，留在巴黎的居民选举了公社委员会，其中多数人是所谓的雅各宾分子、蒲鲁东和布朗基的追随者，以及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公社颁布的大部分法令与内战状况相关；有一些则体现了“小人物”改革社会的意志，如免除房租和商业债务，禁止面包坊工人加夜班和引进无偿的学校教育。其他有深远意义的决定有的是继承了1792/1793年“山岳派”的传统，例如没收教团财产和关闭教堂，有的符合1865年去世的蒲鲁东的理念，如要求构建联邦制的国家和社会。此外，以俱乐部形式的民众集会来监控公社委员会也源自雅各宾派和蒲鲁东主义。公社不是“共产主义的”：私有财产的私有性质没有变。即使在公社委员会里的第一国际追随者中，也几乎没有人熟悉马克思的学说。

可怕的结局发生在“流血周”（semaine sanglante）——1871年5月21～28日。在近两个月的围困后，麦克马洪元帅指挥的政府军占领了首都。作为对军方射杀俘虏的回应，公社社员杀死了64名人质，其中包括巴黎大主教。政府军在逮捕起义者后杀人如麻：临时军事法庭判处数千人死刑，他们随后被枪杀于“巴黎公社社员墙”前。在“流血周”期间一共有约两万名公社社员牺牲，政府军方面约400名士兵阵亡。接下来有约1万名公社战士被送去监狱、强迫劳动、监禁或被驱逐到新喀里多尼亚（Neukaledonien）的囚犯殖民地。93名死刑犯中有23人被行刑。

梯也尔政府格外强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政府认为巴黎起义削弱了它与德国人谈判时的地位。官方的国家权力对巴黎公社社员镇压得越坚决，它就越有希望在国内外受到尊重。公社从一开始就没有一致的目标：地方自治论者为首都要求更多的独立性，他们想要的东西不同于雅各宾专政的支持者，而这两拨人又与社会主义者不同，后者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的变革。公社委员会甚至在巴黎都没有说一不二的权威，在外省进行革命——除了马赛和里昂的区域性起义——只能是梦中愿景。在这种情况下，推翻选举产生的梯也尔政府和把法国变成符合公社理念的共和国只能失败。

巴黎公社迅速成为欧洲左派的一个神话，这主要归功于卡尔·马克思。1871年4～5月，他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的方式写下了《法兰西内战》（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并于6月发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书中将公社作为一种社会共同生活的新模式和政治秩序进行了介绍。在他看来，具有模范意义的尤其是取消了传统的三权分立，通过合并立法和行政权形成了一个“工作机构”，公社选择官员和法官，限权委托和通过地区议会对未来国会代表团的代表进行间接选举，在地区议会中乡镇管理其共同事务、合作生产并通过国民军代替常备军。

马克思针对的更多的是公社的追求，而不是它实际达到了什么目标。他描绘的是一场无产阶级起义的画面，尽管1871年巴黎革命中强大的小资产阶级元素是显而易见的。公社对他而言，“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它是“工人阶级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当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重新出版马克思的著作时，他将1891年的实验结果概括为一句话：“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马克思首次使用是1850年在其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通过为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所写引言中的最后两句话，恩格斯给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总结性地提出了关键词。他们从中还学到了恩格斯在1872年1月的一封信中所认识到的公社的不足——缺乏“权威和集权”。在德国，倍倍尔是最早站在巴黎公社一边者之一。1871年5月25日在国会的演讲中，他反对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他宣布“巴黎的战斗只是一场前哨战，欧洲的主要事情尚未发生”。这句话影响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印象，让德国社会民主党以与事实不符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一个崇尚搞暴力推翻的政党。这种判断也致使莱比锡的刑事陪审法庭于1872年3月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叛国罪一案作出有罪判决：两位工人领袖因准备叛国被判处两年堡垒监禁。

巴黎公社起义在法国本土让工人运动倒退了许多年：1871年后仍有社会主义者，但由于数千巴黎公社社员被判决和流亡，他们一直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创建一个 社会主义政党与社会主义工会比德国晚了很久，而且与1871年的巴黎革命遭到血腥镇压有关，法国的社会主义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一种阶级斗争甚至是革命的雄辩术坚持的时间更长。从长期影响出发，许多迹象都证明了一种论点，即巴黎公社不是第一次现代革命，而是最后一次旧风格的革命——其进行的条件与1789年、1830年和1848年革命相比不那么有利。

法国资产阶级把镇压巴黎公社起义的功劳算在了行政首脑梯也尔头上：1871年他被国民议会选举为共和国总统。他的最主要活动很快就是按照普鲁士模式重建军队，包括1872年引进义务兵役制（有高学历的应征者可以得到多种豁免和缩短服役期）。这段时间总统在内政方面的立场接近以甘必大为首的共和党人，他们在1871年夏天的一些补选中取得了胜利。对梯也尔来说，共和国是一种让法国人分裂最少的秩序（le régime qui nous divise lemoins），并保证和平与秩序，如果它能成为它所该成为的——保守的（la république sera conservatrice ou ne sera pas）。这种对共和国的公开拥护是对君主主义者的挑衅，就像梯也尔拒绝神职人员的建议——为了帮助教宗恢复其世俗权力采取行动，甚至不惜与意大利开战——一样。1873年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组成了执政联盟。5月24日进行最后表决：国民议会以360票对340票提出对梯也尔的不信任动议。

议员们选择了麦克马洪元帅作为梯也尔的继任者，他属于信仰天主教的君主主义者。他任命奥尔良派的首脑阿尔贝·德布罗伊公爵（Herzog Albert de Broglie）为参议院副议长——政府的实际负责人。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未能联手合作，因为波旁家族的王位请求者——查理十世的孙子尚博公爵（Herzog von Chambord）坚决要求以百合花饰的旗帜作为国旗，麦克马洪考虑到军队的情绪予以拒绝。这种符号之争后面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对立：奥尔良派希望建立像英国那样拥有强大议会的王权国家，正统派则意欲重建1830年七月革命前那种君主制国家。通过共同努力君主主义者终于做到了让议会在1873年11月做出让麦克马洪担任七年总统的决议：这一规定有利于日后向君主制的过渡。1874年5月，德布罗伊内阁背后的执政联盟崩溃：50名正统派议员联合波拿巴主义者和左派反对政府，导致它下台。

第三共和国在这段时间仍是临时的。然而从1873年11月起，一个由30名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受国民议会委托在制定一部宪法草案。经过寻找妥协的漫长过程，1875年2月和7月作为结果达成了三个宪法法案：第一个规定了参议院的组织结构，第二个规定了国家权力的组织结构，第三个确定了国家权力间的彼此关系。300名参议员中的225名任期九年，其中两个最大的省份塞纳和诺尔（Nord）各有5个参议员席位，六个比它们略小的省份各有4个参议员席位，剩余省份各有2个参议员席位。贝尔福（Belfort）领土（上莱茵［Haut-Rhin］省被德国吞并，在和平谈判中又被法国成功要回的那部分地区），1848年在阿尔及利亚形成的三个省份和四个海外殖民地马提尼克（Martinique）、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留尼旺（Réunion）、法属印度各有1个参议员席位（在阿尔及利亚只有白人有选举权，在自1848年起存在的“老殖民地”非白种人亦有选举权）。75名参议员由众议院选为终身参议员并不可解职：这一规定后被1884的宪法修正案取消。此后仅有225名参议员，他们全部按相同的选举法选出。

参议院和众议院共同负责立法和执法工作。它们共同开会选举共和国总统，总统任期七年，可连选连任一次。总统与两院一样拥有立法倡议权。他有权命令武装部队，宣战要事先得到两院同意。经参议院批准，他有权在法律规定的任期结束前解散众议院。他任命所有民事和军事当局的官员，包括部长。部长们就一般政策和他们各自的职位行为集体向两院负责。

首先是奥尔良派要求有一个强势的总统，他们也如愿以偿。至于发生冲突时谁说了算，总统还是国会，1875年不完善的宪法条文令人吃惊地对此没有明确规定。1876年2月的选举中共和党在众议院获得多数后，一场权力之争看来就在所难免了。1877年5月16日发生了著名的“五月十六日危机”（Seize Mai），麦克马洪铤而走险：他解散了由温和派共和党人朱尔·西蒙（Jules Simon）——法国第一位犹太总理——领导的内阁，再次任命布罗伊公爵为参议院议长，事实上的总理。共和党人接受了挑战，以反对圣职者的口号投入竞选并赢得竞选，虽然他们的势力稍有削弱。

表面上看麦克马洪1877年5月16日的行动并未违宪，事实上政府更迭与解散众议院是一场以建立总统制国家为目的的政变。这种尝试的失败带来深远的影响。选民们投票赞成众议院中的共和派多数，从而否决了总统的“向人民呼吁”后，麦克马洪只能靠参议院内保守派多数的支持才得以继续留任。在共和党于1879年1月初的部分改选中也获得胜利后，总统于1月30日辞职。麦克马洪的继任者是温和派共和党人儒勒·格雷维（Jules Grévy），共和党人打赢了权力之争一役。直到第三共和国于1940年终结，再也没有共和国的哪位总统敢于解散众议院。在没有正式修宪的情况下，法国于1879年转化为议会民主制。

“公爵们的共和国”（République des ducs）——得到此称谓的1871～1877年之仍旧由君主主义者说了算的体系——走到了尽头。“机会主义共和国”（opportunistischen Republik）时期开始了：不再是大资产阶级和贵族们，而是来自“新阶层”的“显要人士”——新中产阶级，特别是律师和记者说了算；迅速更迭的政府不断在中间偏左或偏右的阵营中寻求其多数。由于不信任提案没有受到任何限制，1879年后仍旧说不上政治稳定。但“五月十六日”尝试失败后，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平静。1870年10月共和国宣布成立后约八年，第三共和国逐渐获得的政治合法性显然已成定论。1877～1879年的事件导致了共和党人对共和国的重组：这正是1877年准政变的发起者所不愿看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