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从北德意志邦联到帝国的创建：1867～1871年的德意志

在大不列颠改革选举权的同一年，在德意志进行了北德意志邦联的议会选举，选举方式要比英国的更为民主：使用的是1849年3月27日德意志邦联议会在圣保罗教堂通过的平等普选法，年满25岁的男子拥有直接选举权。俾斯麦已在1866年4月9日的邦联改革提案中向德意志邦联各成员国和德意志公众通告了该决定，他没有猜错，此举将会产生深远影响：一旦霍亨索伦国家将当时最先进的选举权纳入自己的纲领，那他在一定程度上就从左侧超越了自由派。即使是南德意志的民主派也难以再像以往那样全面拒绝由普鲁士来领导德意志。此外俾斯麦还坚信，君主制在老百姓中比在受过教育的有产阶层中更有市场：从这一评估出发，他从不认为普鲁士三级选举权是什么法宝。

1867年2月12日，北德意志邦联制宪议会选举在所有17个成员国举行，这些成员国是1866年8月组成北德意志邦联的。取得最大胜利的是新成立的民族自由党，它赢得了一共297个席位中的80个，而左翼自由派的进步党只获得19个。第二强大的议会党团是拥有59名议员的保守派，第三强大的是拥有39名议员的自由保守派，他们是1866年7月底从普鲁士保守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新分离出来的党派于1871年之后在全国范围自称德意志帝国党（Deutsche Reichspartei），他们都是些俾斯麦政策的无条件支持者，其中除了高级官员、外交官和学者外，也有莱茵地区的工业家和西里西亚的富豪，后者大多既是大地主又是重工业企业家。27名议员属于老自由派，18名议员来自邦联立宪联合会（Bundesstaatlich-konstitutionelle Vereinigung），它是由天主教议员、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奥古斯腾堡派和“韦尔夫家族派”（Welfen）联合组成的，后者是1866年被废黜的汉诺威王朝的追随者。一位工人领袖也首次进入德意志议会：奥古斯特·倍倍尔。他以萨克森人民党候选人身份当选。

北德意志邦联制宪议会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北德意志邦联宪法。1867年2月24日议会在柏林首次召开会议时，代表们面前已经放着一份普鲁士提出的草案，它是根据俾斯麦的主导思想设计的并与其他成员国进行了协调。该草案准备成立一个联邦制国家，其主席由普鲁士国王出任。其执行机构为邦联参议院，由各成员国政府所指定的全权大使组成。虽然北德意志邦联六分之五的人口生活在普鲁士，此霸权国家却只拥有邦联参议院43票中的17票。然而，此法定人数足以阻止修改宪法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局面的出现。邦联参议院集行政和立法机构于一身，未经其同意任何法律无效。唯一的大臣是由邦联主席任命的邦联总理，其设立最初仅作为邦联参议院的执行机构。宪法草案中没有包括基本权利，因为俾斯麦认为那样做不符合北德意志邦联的联邦制特性。

邦联总理的地位，比普鲁士拟定的宪法草案中所设想的强大了很多，这是民族自由党人的功劳，他们与自由保守党人、老派自由主义者和一些无党派的“我行我素者”构成了多数。若是按照民族自由党领袖——来自汉诺威的法律工作者和德意志民族协会创始人之一鲁道夫·冯·本尼西森的心愿，宪法本该创造一个友好的、议会负责制的邦联事务主管部门。虽然本尼西森未能如愿以偿，但他以一项提案做到了让邦联总理成为唯一一位向议会负责的大臣。这并不意味着引进了议会体系，甚至不意味着形成了可追究法律责任的大臣责任制。邦联总理面对国家议会仅承担政治责任，他必须在议会演讲并回答议员们的质询。但用宪法史学家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Ernst Rudolf Huber）的话来说，这样的设计结构之后果是：邦联执行权转移到邦联总理手上，邦联参议院变成了“一个仅起协助和监控作用的执行机构”。

邦联主席从国家法意义上代表邦联并决定战争与和平。然而民族自由党及其盟友成功地使国际条约的生效须经国家议会的批准，军事方面由邦联立法部门负责。议会多数并未能让军事领域无限制的预算法得到认可，它只能阻止俾斯麦所追求的、实际上是“永恒”的永久性解决方案：和平时期常备武装力量被定为1867年人口的1%，每个士兵的年度总费用是225塔勒，每10年进行一次调整。国家议会的决定是一系列妥协：俾斯麦所要求的和平时期常备武装力量被批准为四年，到1871年12月31日。1867年做出的规定从1872年起一直适用，直到即将制定的邦联法律生效。政府虽然只被允许按照预算法案开支军费，但立法者必须在制定军事预算时从法定的军事机构立场出发来考量。

延期解决权力问题符合追认法的逻辑，1866年俾斯麦就是借此结束普鲁士的宪法冲突的。通过北德意志邦联宪法，执行机构替自己保障的权力要远远大于1849年圣保罗教堂宪法所承认的行政机构的权力。由于普鲁士国王在行使军事指挥权时无须主管大臣的会签，1867年的宪政实践中的专制主义特色就很抢眼。大多数代表仍旧认为这部宪法有了很大进步：1867年4月16日，制宪国家议会以230票对53票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反对票主要来自以下方面：天主教徒，萨克森和“韦尔夫派”，即汉诺威地方主义者以及来自波兰的议员们。奥古斯特·倍倍尔也投了反对票。7月1日宪法生效。两个星期后，1867年7月14日，威廉一世国王以邦联主席身份任命普鲁士的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伯爵为北德意志邦联总理。

北德意志邦联是一个宪制国家邦联，但宪制和联邦的范围仅仅局限在旧普鲁士王国1866年取得内外成就的区域内。北德意志邦联宪法的主要特征——它基本上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雏形——是一种矛盾：民主的选举方式和非议会制政府之间的矛盾。平等普选权的引进，制宪北德议会又为其增加了无记名投票的原则，意味着民主化的陡增，这与大不列颠民主化的渐进发展形成鲜明对照。英国在1867年已是长期实行议会制统治的国家，普鲁士不过在近二十年里才形成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没有对议会负责的政府。根据英国的情况很容易预测，1867年选举权改革后还会有进一步改革出现。至于一旦政府在经过民主选举的合法议会中得不到多数支持时，普鲁士—德意志体系会有什么结局的问题，答案只有一个：这种情况会引发新的宪法冲突。因此，1867年宪法的基础是国家法学者卡尔·施米特意义上的拖延式妥协方案：真正有争议的问题没有定论。

北德意志邦联宪法通过后，随后立即于1867年7月7日缔结了新的关税同盟协议。它规定设立关税邦联参议院（Zollbundesrat）和关税议会（Zollparlament），这样德意志关税同盟就被赋予了类似于邦联国家的特性。协议于1868年1月1日生效，关税议会的选举在2月和3月举行。寄希望于此举会提振民族统一理念者大失所望。民族自由党在美因河以南只在黑森-达姆施塔特和巴登获得成功。在巴伐利亚，获胜的是天主教保守派爱国党，在符腾堡 则是赞同联邦制的民主党人。南德意志的85名议员中有50人属于各种流派的地方关税保护主义者，只有26人来自拥护自由贸易的小德意志方案阵营。在许多南德意志人的意识中，自1866年以来美因河这道线似乎得到了巩固：正是主要基于这点，俾斯麦没有在1867年春认真考虑利用卢森堡危机发动一场反对法国的统一战争。

但是，坚决反对俾斯麦政策的不仅仅是南德意志势力。1869年8月在爱森纳赫，由萨克森人民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与以维廉·布拉克（Wilhelm Bracke）为核心的部分拉萨尔派共同成立了德意志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次年，此新组建的政党采取了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决定的立场。在该决定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要求立即对土地进行社会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甚至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颠覆。由此小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分道扬镳最终完成：这个过程将对德意志政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持久影响。

然而，民主力量的任何一翼都无法影响北德意志邦联的政策。1867年8月第一次“正式”国会选举让民族自由党、进步党和保守党变得更强大。接下来的三年中大多数法案均带有自由色彩：如1867年的自由迁徙法，1868年的统一度量衡法，1869年各教派在民法与公民法方面一律平等的法律——此法完成了对犹太人的解放。同年还颁布了工商业管理条例，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和行业自由。但在保守党的强烈要求下，没有给予农业工人与其他工人一样的结社自由。然而1870年的刑法对自由党人来说几乎不能算是成功，因为与他们的要求相反，死刑仍旧被保留。除了这个例外，自由党人能够对与改革派 政府机构合作的结果感到满意：1867～1870年的“部门自由主义”（Ressortliberalismus）远远超出了此前的活动领域——贸易政策。

同一时间里在南德意志也出现了一些自由派革新。在巴伐利亚，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政府于1868年实现了经营工商业之自由，次年又实施了地方自治条例（Gemeindeordnung）。由于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一项反圣职者的教育法未能获得通过。1869年11月，保守的巴伐利亚爱国党在那里的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1870年初他们在上下两院对政府投了不信任票，政府任命了由此前驻维也纳公使布雷（Bray）伯爵领导的新内阁，他负责与议会多数派达成谅解。在符腾堡，民主党和大德意志方案拥护者是1868年7月当地议会选举的赢家，这让此间由冯·瓦恩比勒（von Varnbüler）首相领导的亲普鲁士政府采取了谨慎的策略。只有在巴登，自由党仍掌握多数并执政。在卡尔·马蒂（Karl Mathy）首相的领导下——他1868年2月去世后则是尤里乌斯·约利（Julius Jolly）——卡尔斯鲁厄政府力争让大公国尽快加入北德意志邦联：鉴于议会多数的状况和国内的氛围，这种政策对慕尼黑和斯图加特的内阁是不可想象的。

对北德意志邦联的民族自由党人来说，巴登就是美因河以南一片地方主义黑暗中的一线民族希望之光。坚定的小德意志方案拥护者甚至逐渐开始怀疑，面对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竭力反对，俾斯麦是不是不再认真地准备完成德意志统一的大业。1870年2月24日，在三读北德意志邦联和巴登之间的管辖协议之际，议员爱德华·拉斯克向北德议会提出一项申请，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开表示了民族自由党的失望和焦急：北德议会应向巴登不懈追求民族统一的行动表达感谢，并对大公国力争“尽快加入现有邦联”的做法明确表达自己的支持。

“拉斯克申请”完全不是俾斯麦所希望看到的。单独吸收巴登加入北德意志邦联，在他看来只会增强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地方主义，削弱南德意志的民族力量。此外，这位邦联总理知道，拿破仑三世不会接受北德意志邦联越过美因河扩展自己的势力。若想获得战争的胜利，一个高度团结的德意志是必不可少的前提，1870年初俾斯麦有充分理由认为此前提条件尚未成熟。但如果有一个机缘让美因河南北两边的德意志人都认为与西边的大国打一仗是必要和正义的，局势能够迅速发生有利于普鲁士的变化。1870年2月俾斯麦大概已经猜到，这种局面马上就会出现。

导致巴黎和柏林之间发生严重外交危机，最终爆发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这一事件的序曲，是1868年9月在西班牙开始的一场革命，它半是传统的“军事政变”，半是有工人踊跃参加的民众起义。起义的胜利导致被废黜的伊莎贝拉二世女王于9月30日携家眷流亡法国。在寻找一位新国王的过程中，首相普里姆（Prim）将军想到一个主意，把空置的王冠交给天主教的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家族的利奥波德王子（Prinz Leopold von Hohenzollern-Sigmaringen）。1870年2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作为霍亨索伦家族的首领收到了相应的询问函。

西班牙王位候选人的最积极推动者从一开始就是俾斯麦。对于该计划的外交政策风险，这位有经验的政治家不可能不知道：被霍亨索伦家族包围的法国所感受到的威胁，就会像哈布斯堡皇朝的查理五世皇帝自16和17世纪所经历过的一样。一旦利奥波德真的准备应马德里的召唤去登基，那战争就一触即发了。

西班牙首相这一提议中所蕴藏的机遇是显而易见的：巴黎若强烈抗议霍亨索伦王子坐上西班牙国王的宝座，这非常适合在德意志点燃民族运动的烈火。德意志爱国主义既能打压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地方主义，也能用来对付北德意志邦联中的议会派。1867年通过的临时军事预算规定1871年到期。民族自由党不愿再同意新的临时军事预算规定，他们坚持军事预算要按年度得到批准。如果与法国打一场受欢迎的战争，就可以预计民族自由党会再次站在俾斯麦一边，不会要求更多的议会权利。很多因素都表明，随着巴黎阻挠德意志统一的失败，反对俾斯麦政策的地方主义和议会阻力将被同时消解。

1892年7月30日，俾斯麦被解职两年后，在面对耶拿大学代表团的一次演讲中，他坦言与法国开战是“必要的”，“不打败法国，我们永远不可能在欧洲中部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也无法让它拥有今天的实力”。从这一评估出发，邦联总理不可能对卡尔·安东·冯·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亲王和他的儿子利奥波德于4月20日拒绝西班牙提议的事善罢甘休。相反他使出浑身解数，说服这位王子改变态度。6月19日，利奥波德交出了所需要的声明，但前提条件是威廉国王作为霍亨索伦家族的首领同意这么做。两天后，普鲁士国王在其首相的敦促下，改变了此前的反对态度，同意锡格马林根成为西班牙王位候选人。7月2日，普里姆将军不再采取保密态度，向法国大使通告了事态的进展。“西班牙炸弹”爆炸了。

来自巴黎的反应并未姗姗来迟。1870年7月6日，外交大臣安托万·德格拉蒙特公爵（Antoine Duc de Gramont）在议院宣布，他的政府不相信“外国势力通过让他们的王子坐上查理五世的宝座，就能破坏当今欧洲列强之均势，获得好处，并借此损害法兰西的利益和荣誉。我们希望，这种可能性不会成为现实；我们寄希望于德意志人民的智慧和西班牙人民的友谊。若是事与愿违，我们将会在诸位和国民的大力支持下，毫不犹豫、毫不示弱地履行我们的职责”。

在1870年5月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前，格拉蒙特公爵曾在维也纳任法国驻奥地利大使8个月，在那里他赢得了独裁、酷似教士和坚决反普鲁士的波拿巴分子之名声。他在议院的演讲不仅听起来充满火药味，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无论是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的安东亲王，还是普鲁士威廉一世国王都不愿冒与法国开战的风险。在威廉的敦促下，7月12日安东亲王宣布，其缺席的儿子放弃当西班牙王位候选人。国王和亲王这么做，都没有与俾斯麦商量。久病尚未痊愈的后者在7月12日当天从其位于波美拉尼亚的骑士庄园瓦尔岑（Varzin）返回柏林，并立即召开了“作战会议”，与会者有陆军大臣冯·罗恩、内政大臣奥伊伦堡伯爵（Graf Eulenburg）和总参谋长冯·毛奇。

法国要求威廉书面道歉，该要求7月12日由北德意志邦联驻巴黎公使冯·维特（von Werther）转送柏林，此要求对北德意志邦联总理而言来的正是时候。出于同样意图，法国大使贝内代蒂伯爵已于7月9日和12日觐见了在埃姆斯（Ems）温泉疗养的威廉国王。自从格拉蒙特7月6日演讲以后，法国的威逼令德意志公众越来越恼火，甚至可以说是义愤填膺，不仅仅在北德意志邦联境内，而且在德意志南部也是如此。7月13日，贝内代蒂在埃姆斯温泉林荫道上再次试图从普鲁士国王那里获得明确和永远有效的保证——王储将放弃当西班牙王位候选人。威廉口头同意了安东亲王头一天的声明，但拒绝了贝内代蒂所要求的书面声明。

冯·阿贝肯（von Abeken）参事官送达柏林的相关通报被俾斯麦通过大幅删减编辑成令法国侮辱性嘴脸跃然纸上的消息，此消息以这种方式被送往德意志各宫廷、各政府和除了法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媒体。该“埃姆斯密电”——不出邦联总理所料——在德意志引起民族愤怒的呐喊。这样法国发现自己竟然在扮演它希望普鲁士扮演的角色：它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受到了羞辱。局势让拿破仑三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做俾斯麦所希冀的事：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

通过埃姆斯密电变得不可避免的战争是俾斯麦的战争。这位普鲁士政策的决策人需要这场战争，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一次性机会，在整个德意志的支持下让法国无力再阻挡德意志的统一。尽管如此，人们不能说这场战争的责任完全该由俾斯麦或普鲁士承担。与1864年和1866年的情形一样，1870年在另一方亦有主战派：当年是在哥本哈根和维也纳，现在是在巴黎。格拉蒙特身后有欧仁妮皇后和坚定的波拿巴主义分子的支持。他以法国的名义对德意志统一说出的不字，只能从强权政治的角度去诠释，与各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完全相悖，在其他场合拿破仑三世曾多次援引这种原则。“为萨多瓦复仇”的口号，即弥补克尼格雷茨缺陷的愿望，在法国很受欢迎。拿破仑三世在国内的地位现在已经相当脆弱，所以他根本不能对俾斯麦示弱。因此1870/1871年的战争也是拿破仑三世的战争，而且很快就成为定局的是：这也是他领导的最后一场战争。

宣战在北德意志引起群情激奋的狂潮。当7月21日北德议会对政府申请的战争贷款进行投票时，没有出现反对票。以约翰·巴普蒂斯特·冯·施魏策尔为首的拉萨尔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的三名成员（包括一名从他们的行列转入社会民主工党的议员）也为提案投了赞成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弃权，他们的理由是：这是一场王朝战争。埃姆斯温泉事件后，南德意志的主流倾向发生了改变。卡尔斯鲁厄、慕尼黑和斯图加特的政府于7月12～15日先后承认出现了军事同盟条款中所提到的情况。巴伐利亚爱国党分裂成支持和反对战争贷款的两派。符腾堡的民主党人则态度鲜明地站在了普鲁士一边。8月初，人们在斯图加特很难看到黑红金的旗帜，更常见到的是北德意志邦联战舰和商船舰队所使用的黑白红旗帜。

在南德意志各国的议会都批准了其政府所要求的军事贷款后，7月19日，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将投入对法国的战争就成为板上钉钉的事了。不用怕外国势力的干涉：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继续坚持其亲普鲁士的政策，保持善意的中立并遏制奥地利的轻举妄动。英国的中立是俾斯麦的杰作，他向伦敦的《泰晤士报》提供了法国大使贝内代蒂1866年8月的协议草案，其中记录着法国吞并比利时的欲望。在军事上，1870年8月德意志军队证明自己优于法国军队。最轰动的胜利是1870年9月2日的色当（Sedan）战役，它是普鲁士，现在也是德意志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的杰作。拿破仑三世亲自下令麦克马洪（MacMahon）元帅四面被围困的军队投降。

皇帝在色当被抓获。但他向威廉一世交出的佩剑只是他的，而不是法国的。9月4日示威者冲进巴黎的波旁宫——国民议会所在地，拿破仑三世的政府被推翻，欧仁妮皇后被迫出逃英国。在特罗胥（Trochu）将军领导下在巴黎市政厅成立了一个“国防政府”，朱尔·法夫尔（Jules Favre）任外交部长，莱昂·甘必大为内政部长。该政府做的第一件事是宣布成立共和国。此时德意志军队继续挺进：9月18日开始包围巴黎，9月23日图勒（Toul）投降，四天后斯特拉斯堡投降。10月7日，甘必大乘著名的热气球离开首都，从图尔号召法国人进行民族抵抗。10月底梅茨要塞（Festung Metz）落入德军手中。

色当的胜利在德意志受到欢呼，甚至被拔高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神意裁判。德军在军事上的成功帮助一项扩张性战争目的——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在公众舆论中引起强烈反响。在南德意志这种呼声比在北方出现得更早，也更强，自由党和民主党人强调的是德意志面对西部邻国的安全利益，但天主教徒也想到了在未来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中有利于自己的教派权重方面的变化。

1870年8月底，一位来自萨克森、自愿成为普鲁士人的民族自由党人——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为这两个地区的回归进行了最强烈的辩护。在由他出版的《普鲁士年鉴》中他援引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的话写道，德意志人比被法式生活教坏了的阿尔萨斯人自己更了解什么能让他们变虔诚。“我们想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志让他们做回自己……一个民族的精神不仅仅囊括同时代的人，而且也包括先后生活过的祖先。我们违背那些生活在那里的人之被误导的意志，援引那些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人的意志……阿尔萨斯人过去学了蔑视分裂的德意志，一旦普鲁士强有力的手教育了他们之后，他们将学会爱我们。”

自从解放战争以来，没有哪个作者像特赖奇克这样如此清晰地剖析过德法双方对民族的不同理解：前者推崇主观臆想的族群之客观确定以及语言和出身；后者重视个人的主观意愿和对一种政治制度的选择。来自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的自由派宗教学者和对历史中的耶稣进行探索的创始人——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ß），在与其同样著名的巴黎同行——东方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一封公开通信中得出了与特赖奇克相同的结论，尽管他比后者更强调德意志的安全。“我们德意志人”，他在1870年9月29日写道，一定“是最大的傻瓜，如果我们不再想要曾经属于我们，也是我们的安全所需要的地盘（但也仅仅是为了安全所需要）”。

勒南自己承认，他将普法战争看作是 文明所能遇到的最大不幸。几乎一年后，1871年9月15日，他同样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阿尔萨斯从语言和种族上看是德意志的，但它不愿成为德意志国家的组成部分，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的政策是国家法的政策；您的是种族政策；我们相信，我们的政策更好。被过分强调的人类种族划分——且不论这种划分是基于一个错误，因为很少有哪些国家确实是由单一种族组成的——只能导致毁灭性战争，导致动物学意义上的战争……这将是被称作人类的混合物的终结，这种肥沃混合物种类繁多，全是整体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您在世界上举起了人种学和考古学政治的大旗，而不是宽容政治的大旗；这种政策将带来致命后果……您怎么能相信斯拉夫人不会照方抓药？他们总在各方面步你们的后尘。”

卡尔·马克思也做出了类似预言。只要战争是反对可恶的拿破仑三世的政权，就适用他1870年7月23日在《［国际工人协会，作者注］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Ersten Adresse des Generalrat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H. A.W.］ über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中所写的：“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法国在色当战役战败的直接后果——第二帝国的灭亡彻底改变了局面。两个世纪以来，法国的国家首脑否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根据这一假设现代国家权力仅仅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一个委员会。拿破仑三世体现了执行权力自主化后的权力：这种现象与《共产党宣言》中的前提严重冲突。波拿巴体系的倒台因此必定释放在其统治下自由发展受到阻碍的社会力量。现在开始的阶级斗争新阶段，迟早会让形势成熟，无产阶级会提出权力问题并通过其革命废除资产阶级的统治：历史法则将再次得到恢复。

但色当战役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德意志的战争目的现在比从前清晰了很多。早在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写给德意志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对德意志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要求做了如下评判：“1870年的战争必然孕育着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一场战争，正如1866年的战争孕育着1870年的战争一样。”9月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使战争失去了防御性质，转变为一场德意志的征服战。德意志的对手自从巴黎推翻第二帝国以后不再是篡位者的波拿巴主义政权，而是一个革命政府，它代表的是共和的和民主的法国。

由此得出了对马克思而言顺理成章的结论，他于1870年9月9日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宣称：“防御的战争确实是以路易·波拿巴投降、色当失陷和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而终结了。……正如第二帝国认为自己不能与北德意志邦联并存一样，专制的俄国也定会感觉到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帝国是对它的威胁。这原是旧的政治制度的规律。……沙皇能对欧洲发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德国有传统的控制力。……如果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宰割法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

马克思反对即将进行的对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吞并的抗议在德意志只赢得了少数支持者。1870年9月5日，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号召德意志工人进行示威游行，反对吞并法国的这些地区。只要委员会成员没有享受议员豁免权，他们就被根据普鲁士1851年的戒严令逮捕并送到堡垒进行监禁。11月28日，北德议会中的四名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和三名拉萨尔派议员，以及一名来自汉诺威的“韦尔夫派”议员投票反对批准进一步军事战争贷款。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反对理由是，法兰西帝国被推翻后战争不再是防御战，而是一种征服战，其目标是针对法国人民和吞并法国领土。议会结束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于1870年12月17日以尝试和准备叛逆罪被捕，直到1871年3月底倍倍尔再次当选为议员才获释。不久后针对二人之叛逆和叛国罪诉讼被中止。1870年9月抗议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最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党人，是前德意志国民议会的议员和后来的进步党国会议员——来自柯尼斯堡的约翰·雅各比，他之后被带往堡垒监禁。1872年4月他加入了社会民主工党。

至于马克思的警告，德意志的征服战争会让俄国与法国联手，在1870年秋还看不出什么端倪。在俾斯麦的怂恿下，俄罗斯帝国趁着其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对手——拿破仑三世的下台，终止了1856年《巴黎和约》中限制俄国在黑海主权的条款（1871年3月在伦敦召开的有关黑海的会议上认可此单方面行动）。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灭亡对意大利王国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政府宣布解除1864年的《九月条约》（Septemberkonvention），意大利曾在该条约中对法国承诺，放弃任何对教宗国剩余部分的攻击。1870年9月中旬政府让部队开进了教宗的领地，教宗逾千年的世俗统治就这样结束了。经10月9日的公民投票教宗国与意大利王国合并，随后首都在1871年夏从佛罗伦萨迁往罗马。

拿破仑三世下台后，英国在普法战争中仍旧保持中立，但敦促俾斯麦与巴黎成立的新临时政府谈判。这位普鲁士政策的打造者确实在9月19日两次会晤朱尔·法夫尔。然而，从一开始协议就无法达成：北德意志邦联的总理要求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对此法国外长不能接受。俾斯麦的出发点是，一旦法国战败肯定想复仇。在他看来，拥有阿尔萨斯和洛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避免新的德法战争。正是出于同样原因，这位总理最终勉强答应兼并主要讲法语的梅茨地区，总参谋部出于战略原因坚持这么做。此外，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在内政方面也起着作用：通过增加德意志领土来向民族运动示好，这对俾斯麦来说肯定要比扩大议会权力容易得多。相反，1870年秋人们在法国绝对不能接受对莱茵河左岸省份的放弃。那里的居民虽然说德语（或确切地说是“阿尔萨斯德语”），但他们感到自己主要是法国公民。倘若临时政府在此问题上向俾斯麦的意志屈服，它立即就会被推翻。

所以战争仍在继续：在法方是甘必大领导下的人民战争；在德方激烈争论的问题是，是否以及何时通过炮火轰击强迫巴黎投降。为了防止战争扩大，俾斯麦敦促早日让法国首都投降；毛奇和总参谋部则希望让巴黎先尝尝饥饿的滋味。1870年12月31日，比俾斯麦期望的晚，德方的轰炸开始了。在投降条件方面与毛奇的新冲突上，俾斯麦终于在国王的支持下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这位总理偶尔也想到与被废黜的皇帝——自9月5日起后者被扣留在卡塞尔附近的威廉高地宫（Schloß Wilhelmshöhe）——签订和约，然而后来还是决定最好与阿道夫·梯也尔和朱尔·法夫尔身边愿意讲和的共和党人取得谅解，孤立甘必大。1871年1月28日签署了一项临时停火与交出巴黎的协议。根据此协议，三个星期内将选举国民议会，最终的和平谈判应与此合法政府进行。

当法国的战斗还在继续时，俾斯麦就与南德意志邦国谈判，将北德意志邦联转型为德意志邦联。其结果是《十一月协定》（Novemberverträge）。巴登和黑森-达姆施塔特没让总理为难，它们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北德意志邦联宪法。相反，符腾堡，尤其是巴伐利亚通过坚持得到了所谓的“保留权利”。因此，这两个国家保持了对自己的邮政和铁路的管理权；此外巴伐利亚还获得了和平时期的军事管辖权，并且在一个秘密条约中得到承诺，在所有的和平谈判中派遣自己的全权代表参加。总而言之，宪法的联邦元素得到加强：邦联制裁行动，有一定限制的宣战，今后要得到邦联参议院的批准，邦联参议院保留了其名字。普鲁士以外的王国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以其58票中14票的席位几乎获得了与普鲁士（17票）同样的权重。根据宪法第78条，14票足以阻止宪法修正案，这类修正案只在邦联参议院需要特定多数通过，在议会则无这方面限制。

对巴伐利亚的特殊规则遭到了追求统一的民族自由党人的尖锐批评。1870年夏天在政治和组织上开始巩固的天主教议会党团认为邦联政体的联邦制因素太少，进步党和社会主义者则认为它不够民主。1870年12月9日在北德议会就与巴伐利亚的协定进行最终投票表决时，32张反对票来自上述三个议会党团。尽管有顾虑，民族自由党以及自由保守党和保守党人还是投了赞成票，这样协定就获得了绝大多数的同意：227位在场代表中有195人投了赞成票。第二天议会接受了邦联参议院于12月9日通过的第一次宪法修正案：《十一月协定》中还使用了的概念“德意志邦联”被“德意志帝国”取代，邦联主席变成了“德意志皇帝”。

在普鲁士国王接受了“德意志皇帝”称号后，为了安慰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被没收的汉诺威前国王的财产——韦尔夫基金的一部分钱流向了慕尼黑。即使在旧普鲁士，尤其是威廉一世国王，不久前一直怕德意志这个“徒有其表的皇帝”头衔会令普鲁士的辉煌王冠黯然失色。但在议会中只有6名在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萨尔派投票反对“皇帝”和“帝国”称号。除了社会主义者、坚定不移的大德意志方案拥护者、南德意志的地方主义者和老普鲁士正统主义者，上述称号满足了所有人的心理需要。中小邦国的德意志人可以感觉，新的国家结构不仅仅是一个更大的普鲁士；天主教徒会想到古老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民主党人会忆起1848年的革命遗产。民族自由党中的不少人因为中世纪和大德意志的余音开始不喜欢皇帝这个称号，但他们希望霍亨索伦的君主制国家会最终克服德国的地方主义；大多数普鲁士保守派对其统治家族所赢得的权势和威望感到自豪，但不相信普鲁士真的会与德意志同化。

1870年12月10日，北德议会不顾6位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萨尔派的反对，既接受了因引进“皇帝”和“帝国”概念所产生的宪法修正案，也批准了爱德华·拉斯克的请求，即威廉一世国王通过“接受皇帝头衔应最终完成统一大业”。通过在北德意志邦联的官方公报上公告北德意志邦联和南德意志邦国间的协定，德意志帝国正式成立于1871年1月1日，但当时还不包括巴伐利亚。那里的批准过程经过激烈辩论后，于1871年1月21日才在下议院以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此后路德维希二世国王在1月30日让协定追溯性地从1871年1月1日起生效。

“帝国创建日”当时就已经定在1871年1月18日。正好在普鲁士第一位国王于柯尼斯堡加冕170年后，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威廉一世被宣告为德意志皇帝。国会议员没有出席此庄严仪式，但王公贵族、王子和军队在场。其中一位参与了仪式的军官是当时23岁的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62年后他作为总统于1933年1月30日任命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为总理。

在全国，包括阿尔萨斯和洛林选出国民议会后，与法国的临时和约于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宫签字。法国在和约中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部分，包括梅茨周边地区割让给德意志帝国。3月1日，国民议会——尽管维克多·雨果和被割让地区的议员（包括莱昂·甘必大）提出抗议——接受了和约。1871年5月10日正式和约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签署。

1871年2月9日，在凡尔赛宫宣布德皇登基三周后，英国下议院保守派反对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努力对普法战争进行历史定位。这场战争，他解释说，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像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战争，意大利或者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意味着德国革命，是比上个世纪法国大革命更重大的政治事件。我不想说，这是一个更大或同样大的社会事件……但现在发生了什么呢？权力的平衡被彻底摧毁；而且深受其害、感受这一巨大变化效果最强烈的国家莫过于英国。”

若是成立包括奥地利说德语地区在内的大德意志民族国家，那欧洲的均势还要经历比俾斯麦所实现的小德意志解决方案更激烈的变化。“俾斯麦帝国在欧洲大陆的半霸权地位”，英国 和俄国勉强还能容忍。历史学家路德维希·迪西奥1951年在回顾往事时曾如是说。对此被他们打败的法国还不情愿地助了一臂之力：德军尚未从法国撤离，首都巴黎就发生了“公社”起义，向世界展现了国家与社会彻底转型的例子。在公社的红色革命背景下，俾斯麦的“德国革命”显得不再万分可怕：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在欧洲代表着保守秩序的维护力量。

随着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不仅德国，而且意大利民族国家的构建至少从外部看是结束了。通过创建更大的、语言一致、具有政治行动能力的领土完整之国家来实现权势升级：这是上述两个国家的民族运动与其精英们所追寻的目标。通过建立民族国家，德国和意大利变得“更加西方化”：他们克服了领土四分五裂的状况，适应了西欧民族国家的理念——中央集权的意大利自然要比联邦制的德国更为彻底。

在其他方面，意大利王国也比德意志帝国更接近西方的榜样：在罗马，政府依赖于议会的信任；在柏林，行政机关是独立于议会的权力。而在国家层面，德国的选举权是民主的，意大利的则非常精英。两种体系在创建之初的内政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走向民主看来只是诸多发展可能性中的一个。年轻的民族国家之外部的统一为德国与意大利所面临的任务——内部的统一，或者换句话说，国家民族的形成——提供了框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