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文化之争：国家与教会的争执

倘若1870年代教权和保守势力在法国对政治没有产生一定影响的话，那么第三共和国肯定会成为国家与天主教会之间“文化之争”的早期战场，当时这种争执正在欧洲好几个国家中残酷进行。在这方面首先使用“文化之争”（Kulturkampf）的是著名医生和左派自由主义政治家鲁道夫·魏尔啸（Rudolf Virchow），他于1873年1月17日在普鲁士众议院提出此概念。然而教会与世俗权力之争的新一轮较量不是开始于柏林，而是在罗马。1870年7月18日，法国宣战的前一天，梵蒂冈主教会议在经过长达八个月的磋商后以宣布“无谬误教条”（Unfehlbarkeitsdogma）而结束，根据该教条教宗在“以宗座权威”（ex cathedra）进行教义裁决时是不会犯错的。教宗的“无谬误”相当于世俗诸侯的主权：1819年约瑟夫·德·迈斯特在《论教宗》（Du Pape）一书中就已经这么教导了。“当教宗国的末日即将来临时，还有什么能比从字面上理解这种学说更贴切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古斯塔夫·塞布特（Gustav Seibt）在其著作《罗马或死亡：对意大利首都的争夺》（Rom oder Tod. Der Kampf um die italienische Hauptstadt）中写道，“无谬误代替了教宗一直以来脚下的那块土地——这块土地在一定程度上系于天空中的一个钩。”

无谬误教条是教宗们一连串向启蒙、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宣战的继续。最后庇护九世在1864年的《何等关心》（Quanta cura）通谕中要求国家和科学研究无条件地服从天主教会的权威，并在附录《错误列表》（Syllabus errorum）中囊括了所有必须制止的错误。这些错误包括要求国家办教育、政教分离，以及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

在反抗现代世界的斗争中，教会看到自己——尤其是在1860年代——遭遇了很多政治失败。意大利的政治统一伴随着教宗国的分崩离析，1861年以后只剩下罗马和拉齐奥了。1866年普奥战争中奥地利的失败被梵蒂冈视作一场灾难，此前奥地利一直是天主教在中欧的中坚力量。教廷国务卿安东内利（Antonelli）虽然立即否认他在听闻普鲁士在克尼格雷茨获胜的消息时曾惊呼“世界末日”（Casca il mondo），但实际上对该事件的评估不会有太大不同。法兰西第二帝国虽然也自诩为天主教势力，但拿破仑三世的政策绝对不能说是如教廷所愿地一向对教会友好。1867年秋季，作为对加里波第最后一次袭击教宗国的回应，法国向罗马派出的少量驻军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如果在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教宗国就无法苟延残喘了：对此庇护九世和他的顾问们都没有丝毫怀疑。

在天主教内部，无谬误教条也极具争议：大多数来自德意志和奥地利的主教持反对态度，坚决反对的神学家和普通教徒被革出教门或自动脱离天主教会。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国家，政府的反应开始要比一些新教徒占多数的国家更激越：奥地利宣布1855年与教宗签订的协定作废；巴伐利亚阻止决定的公告，方法是拒绝必要的审批；在巴伐利亚之前就因教育政策与天主教会闹翻的巴登，否认该教条的法律约束力。相反，普鲁士和北德意志邦联考虑到与法国的战争，采取了克制态度，暂时将此新教条视作教会内部的事。

国家与教会之间最尖锐的冲突发生在意大利，这是普法战争的直接后果：9月中旬意大利军队在卡多纳（Cadorna）将军的率领下进驻教宗国，根据1870年10月9日的公民投票教宗国被并入意大利王国。庇护九世下令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但当意大利人于9月20日成功地在城墙的“庇亚门”（Porta Pia）打开缺口后，抵抗就终止了。教宗的对策是：1870年11月1日将所有参与了侵犯圣彼得遗产的人革除教籍。

尽管如此，意大利王国仍旧做出妥协努力：1871年5月，议会通过了《保障法》（Garantiegesetze），意大利王国单方面对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做出了规定。该法律承认教宗的神圣性、不可侵犯性和主权，并保障梵蒂冈宫和教宗夏季别墅冈多菲堡（Castelgandolfo）享有豁免权。此外，国家放弃主教的任命权并且不要求他们宣誓效忠。教宗应得到一笔3225000里拉的年金，但遭到庇护九世的拒绝。他还坚持其革除教籍的决定，并通过1874年颁布的“不参政”（Non expedit）令加深了与意大利王国的矛盾：它禁止忠实的天主教徒参与任何选举。选举禁令直到1905年才被放宽，1918年最终被废除，它以不祥的方式分裂了意大利。天主教自动放弃参选，帮助右派和左派反圣职者成为议会多数派，这种多数不符合多数居民的意志。这样一来，1874年的命令进一步加深了国家“法律层面”与“现实层面”的鸿沟：这对年轻的意大利国家是一种沉重的历史遗留之不利因素。

同一时期，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也经历了自己的文化之争。1868年革命后引进的完全教育自由，1875年迫于天主教会和保守党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Antonio Cánovas del Castillos）政府神职人员的压力，又重新受到很多限制。在1881～1883年的自由时代，这类限制法令又被撤回。此后教育的自由度取决于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掌权。葡萄牙的文化之争发生在20世纪初，最后导致了1911年的政教分离，以及两年后教宗大使被驱逐。在信仰天主教的比利时，欧洲自由主义的“模范国家”，1878～1884年的文化之争主要体现在世俗或天主教学校的优先地位之争上。其结果是1884年自由党大选遭到惨重失败，新的天主教政府通过了教育法，形成社区和“自由”（即天主教）学校在新基础上并存的局面。

在莱塔河以西的奥地利存在着——受到教宗尖锐批评的——1868年《五月法令》（Maigesetze），它们在“文化之争”伊始就前卫地对婚姻、学校和诸教派间关系做出了规定。《五月法令》是卡洛斯·奥尔施佩格伯爵（Graf Carlos Auersperg）领导下的自由派“公民政府”制定的。随后于1869年5月出台的《帝国国民教育法》（Reichsvolksschulgesetz）引进了对各教派一视同仁的八年制义务教育。1870年夏天终止了上面提到过的与教宗签订的协定。1874年，在阿道夫·奥尔施佩格侯爵（Fürst Adolf Auersperg）——卡洛斯的弟弟——领导下的、同样为自由派的政府还制定了体现约瑟夫主义精神的法律，用于调节天主教的外部法律地位，规定教会受俸神职财产向教会基金出资份额和对宗教团体的法律承认。法国晚于奥地利，直到1879年后的“机会主义共和国”时期才开始了文化之争。对法国和德意志帝国的文化之争，下面将另行论述。

欧洲的文化之争虽然不是“梵蒂冈”引起的，但它对1870年后争斗之惨烈却难逃其责。参与其中的主角一方是自由主义者和 与他们合作的、天主教徒占多数或混合教派国家的政府，另一方是天主教教廷、天主教神职人员和忠于天主教的信徒。至于是自由派或世俗一方还是天主教一方挑起了争端，这样提问是没有意义的：1870年前后双方的矛盾早已是历史性的，如果自由主义者想继续要自由，民族国家想继续要主权和天主教会想继续忠于教宗的话，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文化之争在一些国家彻底改变了政党体系：天主教组织严密的政党的出现削弱了现有的资产阶级政党，首当其冲的是自由派政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1870年后自由主义与政府势力联手反对政治天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