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一个分裂的民族国家：统一后的意大利

天主教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只是意大利三种分裂之一，这些分裂从意大利民族国家创建起就给这个国家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另外两种分别是北方和南方之间以及有选举权和无选举权的意大利人之间的对立。首次公开和广泛对“意大利南方”问题进行讨论是在1870年代的后半期。从前的“南方人”，如作家西德尼·索尼诺（Sidney Sonnino）、莱奥波尔多·弗兰凯蒂（Leopoldo Franchetti）和帕斯夸莱·维拉里（Pasquale Villari）等最早指出，南方社会结构的欠发达是几百年封建剥削和粗放经营的农业造成的。20世纪初焦斯蒂诺·福尔图纳托（Giustino Fortunato）则又进了一步：由于民族国家形成关税同盟，天然贫穷、以农业为主的南方被富庶的工业化北方在一定程度上殖民地化了。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1926年首次认为南方没有进行土地革命是复兴运动的巨大失败。以朱塞佩·加拉西（Giuseppe Galassi）和罗萨里奥·罗密欧（Rosario Romeo）为首所进行的晚近社会史研究与葛兰西的意见相左。他们指出，恰恰是同情加里波第的小资产阶级成为土地革命的坚定反对者，而南方的农民则彻底拒绝新的国家。自由派精英必须全然强迫南方接受的民族国家的创立，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克服落后状态的先决条件——当然只是一个必要但尚不充分的条件。

与德国做个比较不无裨益：那里没有北方和南方的经济差异，而是西方和东方的。工业化的西部面对的是农业化的东部，西部和南部的庄园制与自耕农经济面对的是东北部的农场领主制，那里少数骑士采邑主雇用了大量农场工人。在意大利掌权的萨伏依王朝代表的是工业发达的北方；霍亨索伦家族的主要产业在易北河以东的农业区，但自1815年以来他们也统治着工业发达的德意志西部地区。从那时起普鲁士被迫成为西部与东部之间的平衡力量。国家疏忽落后的东部，这在统一的德国是不可想象的；在统一后的意大利，南部的落后是打着数百年异族（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西班牙波旁王朝）压迫的烙印的。

异族统治也是原因之一。为什么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无法和其他王朝结成长期盟友，让它们参与民族国家的构建？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和中部意大利靠北的哈布斯堡皇朝在民众中从未得到过像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或萨克森的韦廷王朝所获得的支持。1866年没有被推翻的王朝，在德意志都参与了民族国家的创建和民族的形成。在意大利创建民族国家的先决条件就是剥夺所有非皮埃蒙特统治者的权力。仅仅出于这个原因，意大利就不可能建立德国那样的联邦制国家，实际上独一无二的选择只能是中央集权的解决方案。

1870年代以来北部和南部的经济剪刀差越来越大。1873年，维也纳股市崩盘之后引发了全欧经济危机，在意大利和其他欧陆国家一样，对本国工业进行保护的呼声越来越响亮。1878年的关税率迎合了 保护主义者的愿望并令意大利北部的重工业发展受益。几乎仅有农业经济的南方与北部和中部的差距越来越大，原因在于其他国家的保护性关税以及1880年代以来从北美进口粮食，后者能够实现有赖于铁路网在美国的扩张和大西洋两岸间的航运发展。意大利南方陷入的经济衰退一直延续到今天。由于在本地找不到工作和充足的食物，无数南部意大利人前往工业化和相对繁荣的北方或移居海外，特别是去美国和阿根廷。1886～1890年，意大利每年因移民减少的人口约22万。

统一战争后北方的经济发展促进了独立的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产生。直到1871年绝大多数产业工人都站在马志尼一边。但当他们的偶像在新的《罗马人民报》（La Roma del Popolo）上尖锐攻击巴黎公社和国际工人协会时，许多人像加里波第一样离开了马志尼并转向国际工人协会。在该协会内部，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如安德烈亚·科斯塔（Andrea Costa）、恩里科·马勒泰斯塔（Enrico Malatesta）和卡洛·卡菲罗（Carlo Cafiero）的立场更接近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派，后者在1868年加入国际工人协会，随后与马克思闹翻，1872年他与自己的追随者被协会开除。与西班牙和瑞士法语地区的支部一样，国际工人协会的意大利支部也有3万多成员积极参加了1873年9月新创建的以巴枯宁为首的反权威主义国际：这种分裂行为也促成一个事实，即第一国际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

1874年8月，在前一年维也纳股市崩盘后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意大利支部在巴枯宁的参与下尝试在博洛尼亚发动起义，但惨遭失败。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吸引力依然存在：只要意大利工人得不到选举权，就没有人在议会能代表他们的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求的无产阶级的严谨的全国性组织，在北部与南部间存在极大差异的情况下难以实现。相反巴枯宁所鼓吹的底层直接行动，看上去是为自己的要求增添力量的合适方式。

只要传统右派党组建政府，就无法指望选举法修正案会向着有利于广大民众的方向发展。1876年3月18日一场“议会革命”结束了右派占优势的局面：迄今多数派中的一部分，在讨论计划中但极具争议的铁路国有化提案时，联合左派投票反对以马尔科·明盖蒂（Marco Minghetti）为首相的政府。新内阁由一位左派政治家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Agostino Depretis）组建，他曾与加里波第在西西里岛并肩战斗。自从加富尔创建传统右派党起，它的大本营就在北方，左派的根据地则主要在南方。左派内阁不断更换：1876年后的十年间，它们要么由德普雷蒂斯，要么由比他更左一些的贝尼代托·卡伊罗利（Benedetto Cairoli）领导。在左派的统治下，实现了所谓的“转型”（Trasformismo），这是一种在很多方面与法国1879年后“机会主义共和国”类似的“政策变化”。“转型，”用历史学家朱利亚诺·普罗卡奇（Giuliano Procacci）的话来说，“就是确保议会多数的一种实践，方法是或者通过事先与最有名的反对党协商并可能让他们参政；或者徇私舞弊，包括贿赂不那么有影响力的后座议员。”

属于左派立法成就的包括：1877年的免费教育法，6至9岁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而不是像1859年通过的法律那样仅提供两年义务教育；接着是倡议取消农村人口痛恨的谷物消费税，然而直到1884年才最终得到贯彻；还有1881年最终对选举权进行的改革。当时要求实施平等普选的只有极端主义者，他们聚集在加里波第创建的民主联盟（Lega della democrazia）中。1881年6月29日通过的法律规定，选举权要与最低程度的受教育水平和纳税额挂钩。有选举权者的数量从而翻了两番：从50万上升到200万，或者说从人口的2%升至7%。

1882年底的选举显示，改革的受益者是极左派，其中既有资产阶级极端主义者，也包括安德烈亚·科斯塔，他曾是巴枯宁的追随者，现在是首位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国会议员。1882年选举权民主化后，第一家意大利工党——Partito Operaio成立，它拒绝任何意识形态，只要求改善工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在经过一次由卡菲罗和马拉泰斯塔于1878年4月在佛罗伦萨组织的未遂政变，以及同年11月在那不勒斯对登基不久的翁贝托一世（Umberto I.）的不成功暗杀后，无政府主义突然戏剧性地失去了其声誉和吸引力。科斯塔在1879年发誓不搞暴力活动并认同了一项社会改革方案，并承诺以议会为宣传平台。

极端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势力的壮大，导致了资产阶级力量中左翼和右翼的接近，德普雷蒂斯和明盖蒂则分别为自己的阵营指出方向。在那些批判打着“转型”旗号混淆党派间的界限者中，最知名的首先当属1882年去世的加里波第的战友——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他在1848年1月的巴勒莫革命中就起过主导作用。1887年他接任首相一职。从此开启一个时代，其突出特点是：内政方面打击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外交上与德国密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