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联盟的梦魇：俾斯麦的欧洲

在外交政策方面，1871年后欧洲的权力结构似乎暂时得以明晰。仍然有五大强国，但在其“协调”中彼此的平衡关系发生了位移。德意志帝国取代了普鲁士，其权重远远超过普鲁士或北德意志邦联；法国持续式微；英国看到其在欧陆的影响力因德意志帝国的出现而减弱。这在较小的程度上同样适用于俄国和奥匈帝国。在1873年10月的《三皇协议》（Drei-Kaiser-Abkommen）中，两个东部大国与德国商定，就涉及所有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磋商。这样的契约离一个牢固的同盟还差得很远。

对欧洲而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在实现国家统一之后是否感到“满足”以及法国是否会接受自己的失败。倘若德国没有吞并阿尔萨斯和大部分洛林地区（这让几乎所有法国人认为明显不公平），后者就会容易得多。重新赢得这些失去的地区的愿望比所有其他要求都令法国人万众一心。甘必大1872年9月22日在尚贝里（Chambéry）的一次演讲中经典地对这种心愿进行了表述：“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要做的事，但绝不去谈论它！”另一个目的更快地达到了：在法国提前付清战争赔款后，德国军队于1873年9月撤离了被他们占领的法国领土。

两年后，欧洲似乎又处于一场新的德法战争边缘。1875年3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干部法案，旨在加强国家的军事战斗力。俾斯麦的反应异常紧张，因为法国教会方面一直在煽动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而且麦克马洪元帅出任总统一职早就令他不安了。4月8日亲政府的《邮报》（Post）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战争迫在眉睫了吗？》。那时候帝国宰相并没有想以一场预防性战争来抵御假想的危险，他只是想看看如果德国坚持要法国撤回该法案并确实以战争相威胁，欧洲将如何反应。测试的结果对德国是不利的：英国和俄国站在受到威胁的法国一边。俾斯麦必须看到，他玩的“战争逼近之危机”的把戏过了头。他进行了外交退却，此后一再强调，帝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并期望保持和平。欧洲仅仅还能容忍德国1871年获得的一半霸权，任何追求全部霸权之企图必然招来一场大战的危险。

1875年同年，新一轮东方危机开始。1875年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876年春罗马尼亚相继发生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塞尔维亚和黑山（Montenegro）以此为契机，于1876年初夏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到那时为止奥斯曼帝国仍旧拥有对这两个独立侯国的宗主权。在不断增强的、得到沙皇宫廷支持的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动下，俄国志愿者赶赴战斗中的塞尔维亚提供帮助。在无数次集会上，呼吁俄国控制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的呼声越来越高。当土耳其非正规军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保加利亚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后，一场义愤的风波席卷了整个欧洲。在俾斯麦的鼓动下，奥匈帝国于1876年7月向俄国保证，在爆发俄土战争的情况下保持中立。如果沙皇帝国获胜并占领比萨拉比亚，奥匈帝国则有权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胜土耳其之后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地盘应扩大，若是战败了其领土不该减少。

在土耳其人到1876年春镇压了叛乱，并在秋天打败塞尔维亚后，俄国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高门召开所有列强国家的大使会议，该会议于1876年12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以敦促奥斯曼帝国赋予巴尔干半岛基督徒居民自治权并进行深刻的内部改革。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Sultan Abdulhamid II.）为了摆脱巨大压力，主动在1876年12月23日颁布了一部宪法，它构成土耳其议会1877年3月大选的基础，同时也为土耳其提供了机会，把其他势力催促其变革当作干涉其内政而予以拒绝。但宪法插曲仅仅是短暂的。起草了宪法的权威改革者大维齐尔米德哈特帕夏（Midhat Pascha）在1877年2月就被革去政府首脑职务，第二年宪法被暂停。内部改革的进程被迅速叫停也有一个外交政策上的背景：英国虽然表面上支持其他列强的要求，但它秘密地通知土耳其人，一旦后者遭到俄国攻击，它可以指望得到任何方式的英国支持。这足以削弱改革的意愿。

俄国以列强采取联合行动明显失败为借口，于1877年4月24日向土耳其宣战。此前沙皇帝国从罗马尼亚得到其军队可以从那里过境的许可（为此它承诺支持罗马尼亚单方面宣布独立，这后来发生在5月）。在持续十个月的战斗中，俄国人在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东北前线均打了胜仗。1878年1月，君士坦丁堡沦陷看起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伦敦及时让圣彼得堡知道，一旦俄国征服奥斯曼帝国首都，英国将有理由向俄国宣战。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决定同意与土耳其展开和平谈判。在圣斯特凡诺（San Stefano，现在的伊斯坦布尔郊区）的休战和谈中，沙皇帝国要求实施大保加利亚方案，将整个马其顿并入其中，这将会把土耳其撕裂为几个领土互不相连的部分。倘若俄国提出的圣斯特凡诺和平条件不被质疑的话，那它将会在巴尔干地区称霸。

英国、法国和奥匈帝国都不同意这种结果。伦敦在6月与土耳其结盟，并威胁要进行军事干预，如果俄国军队继续向南高加索推进的话。事态似乎让亚历山大二世觉得非常危险，他决定同意召开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从1878年6月中旬到7月中旬在德意志帝国首都举行，柏林会议的主导人物是俾斯麦。由于德国不像其他大国，在巴尔干地区没有自己的直接利益，其宰相就扮演起他所希望扮演的角色：“诚实经纪人”角色。

对会议的结果，英国首相迪斯雷利（自1876年起受封比肯斯菲尔德勋爵［Lord Beaconsfield］）比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侯爵（Fürst Gortschakow）更容易接受。保加利亚和俄国不得不放弃大保加利亚的目标。保加利亚北部成为一个自主的、有义务向奥斯曼帝国进贡的公国；南部的东鲁米利亚（Ostrumelien）成为土耳其的一个省，由一位基督徒总督治理。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领土得到拓展并成为主权国家。希腊得到允诺将得到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en），三年后它确实得到了这块地方。俄国从它在高加索征服的地盘中只保留了巴统（Batum）、卡尔斯（Kars）和阿尔达汉（Ardahan）。它从罗马尼亚那里又要回了比萨拉比亚南部，1856年的《巴黎和约》把这块地方划给了摩尔达维亚公国。作为补偿，1858年由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合并组成的罗马尼亚得到原属保加利亚的多布罗加（Dobrudscha）北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由哈布斯堡帝国管理。根据一项与高门签署的秘密协定，英国占有了此前属于土耳其的塞浦路斯，尽管如此英国仍是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列强中最可靠的支持者。综合考量这一切，柏林会议并未建立起能够长久存在的和平秩序：许多决定带有新冲突的苗头，只有很少的决定可以永久解决矛盾。

在柏林会议上俾斯麦遵从的座右铭是他前一年——1877年6月15日在“基辛根口授记录”（Kissinger Diktat）中所表述的：他眼中的德国形象“不是任意的开疆拓土，而是一种政治上的大局，在这种大局中除了法国，所有其他强权国家都离不开我们，它们都将尽可能避免通过彼此间的联盟来对付我们”。俄国对会议一般结果，特别是俾斯麦在其中所起作用的失望与愤怒如此强烈，以至于它在第二年首次示威性地表示愿意与巴黎和解：1879年夏季，俄国总参谋部的首脑作为观察员参加了法国的军事演习。不久后，俄国军队甚至在德意志帝国边界附近集结。然而俄国与法国结盟的尝试遭到了巴黎方面的拒绝，法国外交部部长沃丁顿（Waddington）第一时间向俾斯麦通报了此事。

想用德英关系的亲近来抵消德俄之间的疏远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伦敦不想通过与欧陆任何一个列强国家的固定协议来束缚自己。因此俾斯麦能够成功地通过谈判与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安德拉什伯爵（Graf Andrássy）——曾参加过1848～1849年的匈牙利解放战争——缔结《德奥同盟条约》（Zweibund），就已经是一项重大的外交成就了。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在1879年10月达成一致，在俄国发动攻击的情况下互相提供军事支持。该条约具有保密性质。按照帝国宰相的愿望，他更希望条约通过议会的批准而获得国家法意义上的保障。安德拉什拒绝这么做，因为他认为一个由德国领导的中欧集团不符合奥匈帝国的利益。但即使没有这种坚实加固这份条约仍旧获得了历史意义：柏林和维也纳以德奥同盟的方式延续了数百年的历史渊源，这种渊源一直存在到1866年普奥战争德意志邦联解散。此两大国成为亲密盟友，这一方面给它们分别带来一定程度的额外安全感，另一方面却也隐含着危险：任何一方都能令对方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如果它自顾自地捍卫自己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利益。

三年后，德奥同盟拓展为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三国同盟》（Dreibund），倡议来自意大利德普雷蒂斯政府。在1882年5月签订的为期五年的协议中，柏林和维也纳承诺罗马，在后者无端受到法国攻击时提供援助；反过来在德国遭受法国进攻时意大利也要伸出援手。当三国中的一国与另一个欧洲大国发生战争时，合作伙伴彼此善意地保持中立，若一国与多国开战，则提供军事援助。1884年10月罗马尼亚（自1881年以来在此前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家族的卡罗尔一世侯爵［Fürst Karol I.］领导下成为王国）加入三国同盟，其方式是：罗马尼亚与奥匈帝国签署为期三年的秘密防御同盟，德国在同一天加入该同盟。意大利于1888年5月走了同一步棋。

俄国和两个中欧大国间的关系此时已经缓和，导致1881年6月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三皇同盟》（Dreikaiserbündnis）协议，其中圣彼得堡、维也纳和柏林相互善意保证，在其中一国与第四方开战的情况下，其他两国保持中立。1884年此协议又续签了三年。第二年因保加利亚吞并东鲁米利亚——被沙皇认为是坚决不能接受的革命行动——爆发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新巴尔干战争，这导致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严重冲突。在保加利亚获胜后，维也纳未经与俄国协商就阻止塞尔维亚割让领土，圣彼得堡认为这违反了《三皇同盟》协议，协议规定在这类情况下要进行磋商。

1886年俄奥关系进一步恶化：沙皇帝国积极参与反对巴滕贝格的亚历山大亲王（Fürst Alexander von Battenberg）的军事叛乱，1879年以来他是保加利亚的君主。然而俄国希望通过推翻他达到的目的并未能实现。在科堡-科哈里的斐迪南亲王（Prinz Ferdinand von Coburg-Koháry）——1887年7月作为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登基——治下，索非亚和圣彼得堡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冷却。在这种情况下，《三皇同盟》1887年不可能再次续签。

因此对德国和奥匈帝国来说，与意大利续签1887年到期的《三国同盟》条约，将其拓展为地中海联盟就更为重要。1887年5月条约续签胜利完成。新条款包括接纳西班牙入盟，如任何缔约方被迫改变现状时，须对缔约伙伴做出补偿的相互理解规定，以及柏林的承诺，在意大利与法国为北非地区开战时支援意大利。但条约所提的这种情况极不可能发生，因为意大利在1887年2月与英国就维持地中海、亚得里亚海、爱琴海和黑海现状达成了共识。

英国与三国同盟的接近，在一封俾斯麦写给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的信中得到大力鼓励，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手段，让英国与俄国保持竞争关系，防止这两个大国联手对付德国。帝国宰相的努力没有白费：1887年11月，所谓的《地中海协定》（Mittelmeerentente）签署。这是奥匈帝国、意大利和英国之间的秘密结盟，各方保证保持整个地中海和黑海的现状，并确保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德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参与却被告知协定内容的国家，从而成为此协定的暗中合伙人。

客观地看，地中海三国同盟的反俄推力有悖于同年签订的另一份秘密协议：德意志帝国与俄国之间的《再保险条约》（Rückversicherungsvertrag），这是俾斯麦经过长期谈判于1887年6月18日与俄国大使舒瓦洛夫（Schuwalow）签署的。秉承三皇联盟的传统，签约双方保证，如果对方与第三方大国交战，己方善意保持中立。但此条款不适用于俄国无端攻击奥匈帝国或德国无端攻击法国。德国认可俄国对保加利亚的影响力。在一份“最高机密”级别的附加议定书中，德国甚至向沙皇许诺，如果后者采取行动捍卫本国在黑海出海口的利益，德国将提供支援。

此条款严重违反1871年3月的《伦敦海峡公约》（Londoner Pontusvertrag），该公约禁止任何国家的军舰通过海峡；它也违背了《德奥同盟条约》的精神和正在拟定中的《地中海协定》的目标。为了换取法国进攻时俄国的中立，帝国宰相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俾斯麦不相信，如此就可长久解决腹背受敌的危险。但这一《再保险条约》至少让法国和俄国不可能轻易联手对付德国，同时它还能阻止英国和俄国走得太近。

《再保险条约》对俾斯麦而言是一种权宜之计，自从帝国成立之日起，他时刻担心“cauchemar des coalition”——敌对势力联盟的噩梦。该条约之所以成为一种岌岌可危的临时帮助，不仅是由于其他大国的利益。俾斯麦的关税政策也破坏了他的外交杰作。迫于易北河以东骑士庄园主们施加的巨大压力，德国1879年的谷物税于1887年3月再次显著增加，这导致与俄国的贸易战。这听上去自相矛盾：对德国与保守大国俄国之间盟友关系损害最严重的，正是德国外贸政策的保守转向的后果更强。德意志帝国向俄国进行的经济挑衅中，谷物保护关税并非唯一的领域：《再保险条约》签订不久，作为对俄国所采取的抵制外国，其中包括德国在西部各省拥有地产的对策，俾斯麦安排禁止了俄国有价证券的抵押贷款，这导致对大部分“俄国有价证券”的排斥。沙皇俄国必须为自己寻找其他投资者，并且在法国找到了。

只有德奥关系堪称持久。1878/1879年，自由改革的时代在奥匈帝国结束，与德国的时间相同；在这两个国家自由主义的败落是与长期持续的欧洲经济危机密不可分的，引起这场危机的是1873年的维也纳股市暴跌。1879年捷克人返回帝国枢密院，从而结束了1861年以来他们为抗议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特权而拒绝参加议会的做法。捷克人与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奥地利讲德语的神职人员一起，帮助首相爱德华·冯·塔菲伯爵（Eduard Graf von Taaffe）的政府达成保守派多数，即所谓1879～1893年间的“铁环”。两个中欧强国的保守和音帮助德奥同盟获得一种坚固的内政基础。议会制英国的多数变幻莫测，因而对俾斯麦来说也更难揣测。这也是德英同盟从来没有突破无约束力的试探阶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