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中国的汉朝和唐朝

1　中国的汉朝和唐朝

在这7个世纪中我们看到了罗马诸皇帝的兴衰始末和西欧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各方面生活的完全破产和彻底再造，也看到了中国社会极其深刻的变化。中国、日本和欧洲的史学家极其普遍地认为，在这个时期开端的中国汉朝和这个时期告终的唐朝，都是类似的盛世，管辖着实际上同样的帝国，而汉朝末（220年）到唐朝初（618年）之间经过了400年的分裂，是动乱的时期，而不是根本改变的时期。中国的分裂被认为只是政治上和疆域上的，而且因为这400年的告终和开始一样，中国在亚洲据有大致相同的地位，是仍可辨认的中国，仍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文字和共同的主要思想。被这些看法所蒙蔽的史学家，就不去理会当时进行着很基本的破裂和重建，也不去理会中国所表现的很多与欧洲相似的经历。

诚然，中国世界的社会崩溃，从来没有像欧洲世界那样彻底。在这整个时期，中国很多区域里苦心经营的生活艺术仍能进行。这里的清洁、装潢、艺术和文学产品并不像我们不得不谈到的西方那样完全退化，也没有像欧洲那样放弃了对优美和快乐的追求。例如我们注意到，“茶”在世界上出现了，它的饮用传遍了中国。中国在6世纪就开始饮茶。中国诗人愉快地写出第一杯、第二杯和第三杯茶的味道等等。中国在汉朝衰亡以后很久还继续产生优美的绘画。在2至4世纪中，有些最优美的风景画可以称为人类空前的杰作。许多美丽的瓷瓶和雕刻品继续出产。精巧的建筑和装饰也继续进行。木版印刷大约与饮茶同时开始，在7世纪还有显著的诗歌复兴。

东西方大帝国之间的某些差异，完全是有利于前者的安定的。中国没有普遍通用的钱币。西方世界的现金和信用制度，既有效率也有危险，但中国的经济生活并没有受到它们的危害。中国并不是没有货币的观念。因为各省之间的微小交易是用穿孔的锌和铜造的“钱”，而比较大的交易除用银锭外就没有别的钱币了。这个大帝国仍旧在以物易物的基础上进行它大部分的交易，和阿拉米商人时代在巴比伦通行的相似。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初期。

我们看到了罗马共和时代的社会经济秩序是怎样被金钱带来的财产大流动而破坏了的。金钱变成抽象的了，与它所应当代表的真正价值失去了联系。个人和社团反常地陷入债务，于是这个世界就被由债权人组成的富人阶级所困住了，这些人并不掌握和管理任何真正的财富，但是他们有收集金钱的权力。中国就没有过这样“金融”的发展。财富在中国依然是真实而可以看到的。中国不需要李锡尼法，也不需要提比利乌斯·格拉古这个人。中国的财产观念没有远超过有形的实物。中国没有“劳动”的奴隶制，没有奴群劳役。有做家务的丫头，也有买来卖去的妇女，但那只是日常家务中妇女屈从的轻微扩展。占有和利用土地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是土地的主人，只缴纳土地税。也有一定数量的小规模的地主所有制，但没有大地产。无地的人则为人雇佣，多半用实物支付工资，像古代巴比伦一样。

这些事情使得中国安定，而它的地势又适宜于统一；但是也许奢侈削弱了它的元气，汉朝衰颓了，最后在2世纪末时，大瘟疫的世界性灾害打击了中国的制度，这就是使罗马帝国开始了一百年混乱的同样的瘟疫，汉朝像一棵朽树在狂风中倒下了。此后中国和罗马都分裂为互相攻伐的许多小国，蛮族统治者也同样崛起，这种趋势在东西两方的表现是相同的。

傅[斯年]先生把这时期中国政治上的萎靡不振多归咎于享乐主义，他认为这是从老子的怀疑派个人主义产生的。这个分裂的时期称为“三国时期”。4世纪多少已开化的匈奴人在今陕西省建立了新的王朝。这个匈奴王国不但包括中国北部，而且还包括鲜卑的广大地区；它的王朝吸收了中国文明，它的势力把中国的贸易和知识带到了北极一带。傅先生把这个鲜卑君权比作欧洲的查理曼帝国，我们将很快描述到这个帝国；它是蛮族变为“中国化了的人”，就像查理曼帝国由蛮族变为罗马化了的人一样。

来自这些鲜卑诸族同中国北方本土诸族混合起来而兴起的隋朝征服了中国南部。这个隋朝标志着中国文艺复兴的开始。在隋朝一个君主的统治下，琉球群岛被并入中国，这时也出现了文学活动的盛世。相传当时在大内的藏书卷数日益增多，多至5.4万册。7世纪初大唐王朝开始，延续了300年之久。

始于隋而盛于唐的中国文艺复兴，傅先生坚决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新生。他写道：“这精神是一种新的精神，它标志着唐朝文明具有完全与众不同的特点。四种主要因素聚到一起而混合起来：（1）中国的开明文化；（2）中国的经学；（3）印度佛教；（4）北方的英勇之风。

“一个新的中国形成了。唐朝的分道制，中央政府和军队组织与前代大不相同。艺术受了印度和中亚很大的影响而充满了生气。文学不仅仅是旧文学的继续，而且也是一种新的产品。佛教的宗教和哲学各学派都具有新异的特色。这是一个本质变化的时期。

“把中国的缔造过程同罗马帝国末期的命运作一比较也许是有意思的。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中国则分为南北二朝。两国都有相似的蛮族入侵。这些蛮族建立同类的领地。查理曼的帝国相当于鲜卑王朝（后魏）；查士丁尼暂时恢复的西罗马帝国相当于刘裕暂时恢复的北方。拜占庭的帝系相当于中国的南朝。但从这点出发，两个世界就有分歧了。中国复归于统一，欧洲则还在努力统一之中。”

唐朝第二个皇帝太宗（627年）的版图，南边扩展到安南，西边扩展到里海。他的南部边境同波斯的边境并行。他的北部边界从吉尔吉斯草原起，沿阿尔泰山而达戈壁沙漠以北。但他的版图不包括高丽，到他的儿子[高宗]时才征服了高丽而使它称臣纳贡。这个唐朝使南方的居民全部开化了，并使他们与中国人种合并在一起，正如北方的中国人自称为“汉人”，南方的中国人则自称为“唐人”。法律被编成了法典；修订了以文学取士的考试制度，也发行了一切中国经书完整准确的修订版本[十三经]。

拜占庭派遣的一个使节来到了太宗的朝廷，更有意义的是从波斯来的一队景教传教士（635年）。太宗以极大的尊敬接待了这些传教士；他倾听了他们陈述的景教信条的主要条款，并令将基督教圣经经文译为中国汉文供他作进一步考查。

638年，他宣布他对这新宗教完全满意，它可以在帝国内宣讲。他也允许建立一座教堂和创办一所寺院。今天在西安府还存在的一块刻石（大秦景教流行碑）是781年开始建立的，这些事实都在碑上用汉文记载了下来。

628年，比景教徒早7年，还有更值得注意的一个使节也来到了太宗的朝廷。这是一批阿拉伯人，他们从阿拉伯半岛麦地那城港口延布乘商船出发，由海道来到了广州。（附带有意思的事，是知道这时有这样一些商船已从事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这些阿拉伯人我们已经说过，是由自称为“上帝的使者”穆罕默德派遣的，他们带给太宗的信大概与同一年送给拜占庭皇帝赫拉克利乌斯和忒西丰的卡瓦德的召唤是相同的。

但是中国皇帝既没有像赫拉克利乌斯那样对那封信置之不理，也没有照弑亲者卡瓦德那样侮辱送信的人。他很好地接待了他们，表示对他们的神学观点很感兴趣，据说，还帮助他们为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建立了一座清真寺，这寺直到今天还在。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

2　中国智慧的束缚

在唐初诸帝时代，中国的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远被，同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对照得那样的鲜明，以至在文明史上立刻引起一些最有意思的问题。中国由于迅速恢复了统一和秩序而赢得了这个伟大的领先。为什么没有保持下来呢？为什么它没有把这个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支配全世界的地位保持到今天呢？

中国确实在一个长时期内保持了领先的地位。只在1 000年以后，在l6和17世纪，有了美洲的发现，有了西方印刷书籍和教育的传播，以及有了近代科学发现的曙光，我们才能有信心地说西方世界开始再次走在中国的前头。在唐朝，中国的极盛时代，其后又在优雅的却颓废的宋朝（960～1279年），以及又在文化很高的明朝（1368～1644年），中国呈现的繁荣、幸福和文艺活跃的景象远在任何同时代国家的前头。看见中国得到了这么大的成就，为什么它不能有更大的成就呢？中国的船舶远航四海，在这时期有相当大的海外贸易。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现美洲或澳洲呢？

有一些早期布须曼人的岩石绘画可以说明孤独的中国船只不知在什么时候到过南非，据说在墨西哥也有中国访问者的足迹，但即使这样，这些偶然的探险一点也不像迦太基人环绕非洲的航行，北欧人早期访问美洲那样，以后还有探险者接踵而来。沃岗先生说，在新西兰和新加利福尼亚也有中国人的岩石雕刻。要为社会取得一个发现并使它结成确定而合用的知识果实，就需要比个人天才和无人支持的事业进取心更多的东西。这社会本身必须作好准备。

的确，同世界的任何地方一样，中国也有不少孤立的观察、创造和发明。中国人在6世纪就知道火药，他们在欧洲用煤和煤气取暖以前的几百年就在他们的地方上用过这些东西；他们的桥梁建筑、水利工程都是值得羡慕的；表现在他们的搪瓷和漆器上的物质知识非常广博。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组织起一个对世界近代科学起先导作用的记载和合作探讨的体系呢？虽然他们的一般训练是有礼貌而克己的，为什么思想教育从来没有渗透到一般民众之中呢？虽然他们天赋才智特别高，为什么中国广大群众从来一直是，而且至今还是文盲居多呢？

通常总是用陈词滥调来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听说中国人是人类中最保守的，与欧洲各种族相对而言，中国人的心思总是扭向过去，是古礼成规的甘心情愿的奴隶，陷溺到西方头脑所不能想象的深度。中国人被看作是有一种那么独特的心理状态，使人几乎会期望从脑子的构造中找到一种差别来解释它。孔子的拳拳服膺于古圣先贤德行的呼吁，总是被引用来证实这种说法的。

但是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查这个概括，它就成为无稽之谈了。被当作显示西方人头脑特性的卓越的思想上的首创精神、开明的事业进取心和实验的态度，也只有在某些时期和特殊境况下才在历史中表现出来。至于在其他方面，西方世界所表现的也像中国一样是传统的、保守的。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头脑在激发的条件下，已自行表明和欧洲人一样是极能发明创造和多才多艺的，而和他们同种的日本人的头脑就更是这样。拿希腊人来说，他们的头脑活力全盛于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托勒密晚期亚历山大博物馆衰落之间。在此以前和自此以后都有希腊人，但是拜占庭帝国1000年的历史表明希腊化的世界至少也和中国一样在思想上停滞了。我们已经注意到罗马时期意大利人的头脑比较贫乏，而自文艺复兴以来它又富饶灿烂。英国人的头脑在7和8世纪也有一个光明的阶段，直到15世纪才又重放光明。又如阿拉伯人的头脑，我们即将谈到的，在伊斯兰教出现以后，明星般地照耀了一二百年，但在此以前或以后就没有过任何重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国各地总有许多散见的发明创造能力，中国艺术的进步证明了一些新的运动和有活力的革新。我们夸大了中国人尊敬他们的前辈，在中国皇帝中犯杀父之罪的比在波斯统治者中更为常见。而且，中国有过几次思想解放运动，有过几次有记载的反对“古道”的斗争。

前面已经提过，任何社会真正思想进步的时期似乎是同一个超然独立的阶级的存在相联系的，这个阶级充分免于为世俗需要而被迫劳动或无穷地忧虑，也不是有钱有势到被诱入淫欲、矜夸或残酷等放肆行为。他们必须有一种安全感，而又不自高自大。我们已进一步暗示：这个阶级必须能够自由谈论而且容易交换思想。它必须不至因为表明任何意见而被视为异端或遭到迫害。这样一种可喜的事态在希腊极盛时确曾流行。的确，无论在什么时代，哪里有大胆的哲学或显著的科学进步的记载，就必有一个知识的阶级，即自由高尚人士，在当时历史上卓然出现。

在唐朝、宋朝和明朝，中国必然有不少处境优裕的人，正如为雅典的柏拉图学院供应大多数青年的那个阶级，或者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供应显赫的才智之士，或者为那个近代科学鼻祖的伦敦皇家学会提供会员的那个阶级；但是中国在这些大好时期竟没有开始作出任何对事实的记载和分析。

如果我们否认中国和西方之间在种族上有很大的差别，使得中国人生来就保守，而西方人生来就进步的想法，我们就不得不在另一方向探求这个差别在前进中起着作用的原因。许多人都想寻找这个起作用的原因，因为中国虽然有了原来的种种优越条件，而在以后的四五个世纪中它却大受阻滞了，中国人的头脑被禁锢在一种那么复杂、那么困难的文字和思维成语中，使得这个国家的精神活力大量消耗在语文学习上面。这个意见是值得研究的。

我们已经说过中国文字和中国语言的特点。日本的文字来源于中国的汉字，是以更简捷的书写形状构成的。很多这些形状是从汉字来的表意文字的用法，与汉字的用法恰恰相同，但也有一些符号是用来表示音节的；前面我们已描述过，有一种日语的假名表是仿效苏美尔人的音节表的。日本文字仍然是笨拙的体系，仍然像楔形文字那样笨拙，虽然不像中国文字那样笨拙；日本有了一个采用西方字母的运动。朝鲜则早就进一步或从中国文字或独立地发展了一种字母体系。

除了这几种文字之外，一切世界上现在使用的广大文字体系都以地中海地区的拼音字母为基础，远比中国汉文更容易学会，更容易精通。这就意味着当其他民族只需学一种他们所熟悉的为记载用的比较简易而直接的方法时，中国人却必须精通一大堆复杂的字和词。中国人必须不但学习这些符号，并且必须熟悉规定的一群符号所组成的词来表示各种不同的意义。因此，他必须熟悉许多示范的经典著作以资模仿。结果在中国虽然会有许多人认识一些常见的、熟悉的汉字，可是只有少数人知识广博到能够完全理解报纸上各段文章的意义，至于能领悟意义中深奥或含蓄之处的就更少了。日本也是如此，不过没有如此之甚。无疑欧洲的读者，尤其是像英文或俄文这些词汇丰富而不规则的语言，他们之中关于所能阅读书籍的多少和了解到的程度则因人而大不相同；他们阅读的能力因他们掌握词汇的多寡而不同；但中国人中要达到相当的理解水平，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劳动。中国士大夫的教育，主要是在于学会阅读。

情况也许是，中国受教育的阶级因为在它最易受感染的年代就专心攻读经书，使得它必然对它曾勤攻久习的这种传统学问有了偏好。很少人会甘愿放弃头脑中久已苦心建立的任何知识系统，去支持其他新奇的东西。这种倾向不但是东方的特征，也是西方的特征，英美大学的学者同中国的士大夫，都表现得同样突出；现在的英国人，他们还不肯把他们现行的蛮族的缀字法改变为标音字母和按音拼写法，虽然在民众教育和国民宣传上，这种改变会得到巨大而明显的便利。中国汉文的奇特，以及由此文字而产生的教育制度，必然成了世世代代不可战胜的过滤器，有利于肯听话的和学究式的头脑，而不利于不易驾驭的和有创造力的类型，它摒除了后一种人于有权有势和有地位之外。这种解释是很有道理的。

可是，直到晚近的明朝，古典的考试制度才完全严格建立起来。明朝（1368～1644年）是蒙古人统治之后又恢复中国领地的爱国而保守的王朝。据L.Y.陈君说，明太祖把考试制度改革为更严密的制度时，说：“使天下士尽入吾彀中。”五经和四书已把中国人的头脑禁锢住了。一个人到了苦读完这些经书之后，他的一套代价就像牛津大学的古典学者一样僵硬到不可救药了。

近来中国已有几种要使汉字字体简化而采用字母制的企图。早年佛教传入中国时，从梵文译成汉文的书很多，印度的种种影响几乎达到了这个目的；确实发明了两种汉文字母，两种都没有多大使用。但是妨碍普遍采用这些字母而阻碍今天汉文字体采用拼音体系的，就是文言的文字和措辞，虽然全国到处一样，但普通人的口语，在发音上和地方语上都因地而异，差别之大，以致一省的方言不能为他省人所了解。可是，有一种“标准汉语”[官话]，一种多少是通文的口头成语，受过教育的人一般都懂得；目前许多中国近代教育改革者的希望，就是寄托在这个标准汉语采用拼音字母的可能性。一种汉语拼音字母制成了，它在中国普通学校中传授，报纸和小册子也以此发行。而且扑灭一切思想创造力的严格考试制度也被摧毁了。

用白话写成文字方面，中国的汉文也进行了相当大的简化。这就使汉文流畅而明白；即使字体仍旧，这样的汉文也是更易读易写的，并且比古汉文更能适应近代文学表达的需要。

但是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使中国不能推进到人类的明确领导地位。中国过去巨大的成就、早期的繁荣和普遍的满足必定使我们人类中那个国家的人都把自然的自满和守旧思想看成正当的了。在这件事上人也还是动物。l9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很少能引起中国人头脑中对于他们自己的文明一般优越于世界其他各处的文明，产生过任何认真的疑问，因此显然也没有任何改变的理由。中国产生了大量美丽的艺术，一些优美的诗歌，令人惊叹的烹调法和世代相传几亿人民的光辉愉快的生活。它始终是一个许多小有产者的国家，各种人手都需要，还可以被吸收到古老的祖宗传下的农业工作中去。此外，还有向外扩张力量的出路。往北和往西仍有大量可以垦殖的余地。因此从来没有发生过激烈的内部紧张，来破坏那在子孙获得经济独立之前就早年结婚留在家里的父权家长制的中国家族。所以中国平静地代代相传下去而没有像罗马帝国富人统治下的那种普遍的厌烦、奴役、侮辱和苦难而最终导致了它的崩溃。中国国内也有很多的贫困，很大的不满，但还没有那么众多的赤贫的人，民众也没有被迫到普遍不满的地步。每次动乱以后，每次灾害以后，人口又恢复了；创伤又医好了。中国制度一千年来虽有时破裂和动摇，但似乎还能抵制衰退。朝代不断更换，也有反叛、混乱阶段，饥荒瘟疫频仍；两次大的外族入侵在天子的宝座上建立过异族王朝；但一点也没有震撼到使日常事务秩序革命化。帝王和朝代可兴可亡，士大夫、科举、经书和传统习惯生活却依然如故。从唐朝起，中国文明显然缓慢而稳定地传入了安南、柬埔寨、暹罗、尼泊尔、朝鲜、蒙古等地，但在文件的记载上却只是版图的进展而已。公元7世纪的中国人在一切方面都是文明化了的民族，就像他们在一千年后一样。

3　早期中国的艺术

这里也许我们可以讲一点汉唐及其间的几个朝代的中国的艺术和建筑。我们不十分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喜欢在建筑上用木和砖而不用石头，而在中国是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用于建筑的石头的。11世纪以前的建筑，除了长城以外，都没有留下什么历史上闻名的遗迹。但是有些图画和记载证明，从秦朝或更早以来，就有了悠久的传统。

最早的建筑式样是直接从蒙古包得来的。主要的特点是大屋顶。可以是两层或三层屋顶，有雕刻和油漆的木工细作。屋顶本身可以盖上色彩鲜艳的琉璃瓦。一般说来，建筑都是一层，向横面伸开。中国式设计的常见特征是纪念牌坊。石桥很多，有些非常美丽。直指青天的塔是第三种类型的建筑物，这些塔，回廊和栏杆完成了中国建筑的一般设计。这就是公元开始时中国的建筑景色，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据说，也许是不正确的，中国的塔是从印度佛教起源的，与印度纪念性的卒塔婆相同。

对耐久物质的同样不关心，影响了我们对汉朝以前中国塑造艺术的知识。青铜几乎是唯一的例外。我们知道有周朝和更早殷朝的青铜瓶罐和人物。它们铸造得那么精致和美丽，意味着现已消灭的、当时存在的一个优美产品的世界。只有汉朝和公元开始以后，我们才从许多留在其他东西上的遗迹中知道了中国人的生活状况。

我们听说，绘画是中国的基本艺术，在汉朝就已有了很美丽的作品。顾恺之（4世纪）被称为中国大画家之一。他的作品还有遗留下来的，显示出一个已经确立的画派的成熟和技巧的精湛。中国的绘画都是水彩画；我们看到画在绢上和纸上的图画代替了大壁画，这与西方作品不同，显示出对于浮雕的表现法的断然厌恶。它是平的、悬空的、柔美的，它多画山水，而少画人体近像。许多评论家认为唐朝是中国画最杰出的时期。

中国的雕刻绝不能同中国的绘画艺术并驾齐驱，也难和欧洲作品相提并论，但另一方面，中国的陶器制造是卓越的。中国人用比西方世界高得多的温度来烧制陶器，在唐朝末期产生了绝好的上釉的瓷器。汉陶已经是非常坚实和细致的。大量唐朝制造的上釉的陶器如侍从、马、骆驼等形象，见于现在欧洲人的家里和他们的收藏品中。它们是从坟墓里发掘出来的，它们被埋在墓里是用以代替较野蛮的过去杀戮的奴隶和动物的。这种墓边的杀戮，使死去的蒙古酋长在阴间能有奴仆和坐骑来侍奉他，在中国一直进行到公元前7或公元前6世纪。然后用俑来代替实物。阿提拉时代的匈奴人还遵守真正的古代杀戮习俗，但在埃及最早的王朝以前，这个古俗在那里已经灭绝了，而用了殡仪的偶像。

4　玄奘的旅行

629年，即穆罕默德的使者到达广州的次年，格列高利教皇派遣的传教士在英格兰登陆以后三十余年，一个博学而虔诚的佛教徒名叫玄奘的，开始从唐太宗的京都长安府（西安）出发，作长途旅行去到印度。他去国16年，在645年回国，他把他的旅行经历写成书，现被珍藏为一部中国名著。这里应当记述他所经历的一两点，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概观7世纪世界的情况。

玄奘和希罗多德一样，极其好奇而轻信，但无后者的史学家的细致感；玄奘从来没有路过一个纪念碑或废墟而不追问关于它的传说故事的。中国人对文学的道貌岸然的风格，也许阻碍了他详细告诉我们他是怎样旅行，谁是他的侍从，他怎样住宿，或他吃些什么，他如何支付他的费用等等历史家所珍视的细节；但是他把一系列照亮这时期中国、中亚和印度的闪烁的光辉昭示了我们。

他的旅程是一次艰巨的旅程。他来回都取道帕米尔高原。他去时经由北路，越过戈壁沙漠，循经天山南麓，沿着宽阔深碧的伊塞克湖到达塔什干和撒马尔罕，然后多少循着亚历山大的足迹，向南到了开伯尔山口和白沙瓦。他归途经由南道，从阿富汗越过帕米尔到了喀什噶尔，这样沿着700年前月氏人退却的路线反其方向而行，经过叶尔羌，沿昆仑山麓至长城的沙漠尽处附近，与他的故道重新汇合。往返两道都要攀登艰险的山路。他在印度所经的路程已不可考；他在那里14年，从尼泊尔到锡兰，他走遍了印度半岛。

当时朝廷有命令禁止出国旅行，所以玄奘像逃犯似的从西安府出发。当时曾有人力图阻止他出国计划的实现。他怎样从一个不相识的白须老翁购得一匹认识沙漠小道的瘦红马，怎样得到一个“外国人”的帮助，躲过边塞的守望所，并且在河的下游替他造了一架浮桥，他怎样靠人畜遗骸指引道路越过了沙漠，怎样看到了一座蜃楼，怎样在望楼附近的沙漠小道上打水时两次幸免于被箭射中等等，读者都可以在他的《三藏法师传》中看到。他在戈壁沙漠中迷失道途，四夜五天没有水喝；当他在高山冰川中时，他的12个同行人都冻死了。所有这一切都写在《三藏法师传》中，他自己的《大唐西域记》里则一点没有谈到。

他向我们指明，突厥是匈奴传统的新发展，不仅占有突厥斯坦，而且拥有他所经行的北道一带地方。他提到许多城邑和不少的开垦之地。他受到各种各样的统治者的优遇，他们多少名义上是和中国结盟的藩臣，其中有突厥可汗是个身着绿色缎袍、用绸子束紧长发的壮汉。

“帐以金华装之，烂眩人目；诸达官于前列长筵两行侍坐，皆锦服赫然；余仗卫立于后，观之，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法师去帐三十余步，可汗出帐迎拜传语慰问讫入座……须臾，更引汉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悦，令使者坐；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饮，别索葡萄浆奉法师。于是益相酬劝，浑钟碗之器交错递倾，侏兜离之音铿锵互举，虽蕃俗之曲，亦甚娱耳目乐心意也。少时，更有食至，皆烹鲜羔犊之质，盈积于前，别营净食进法师，具有饼、饭、酥乳、石蜜、刺蜜、葡萄等。食讫更行葡萄浆，仍请说法。法师因诲以十善，爱养物命，及波罗蜜多解脱之业。乃举手叩额，欢喜信受。”[引自《三藏法师传》卷二]

玄奘所记述的撒马尔罕是一座广大而繁荣的城市。“异方宝货，多聚此国。土地沃壤，稼穑备植。林树蓊郁，华果滋茂。多出善马。机巧之伎，特上诸国。”[引自《大唐西域记》卷一]我们必须记住，当时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还很难有这样的一个城市。

但是，玄奘记述他进入印度后的经历，虔诚而博学的香客态度占了旅行家的上风，他的书就成了充满怪诞而难以置信的神奇故事。尽管如此，我们对于当时的居室和衣服等等还是得到了一种印象，即当时的印度和今日的印度十分相似。印度群众的五光十色的衣着，与中国大众一律穿着蓝色制服成了对照，今昔也是相同的。在佛陀时代，印度是否已会读会写尚属可疑，而现在会读会写已是民间很平常的才能。玄奘对于伟大的佛教大学那烂陀寺写了一段有趣的记载，这个遗址最近已被发现和发掘了。那烂陀和叉始罗似乎早在雅典学校开办时已是印度的教育中心。玄奘也参观了我们已讲过的阿旃陀穴洞。他发现印度虽有佛陀，但种姓制度已完全建立，婆罗门教徒这时完全占了优势。他列举我们已经提到的四大种姓，不过他所记述的他们的职能很不相同。他说，首陀罗是土地耕作者。印度作家们则说他们的职能是服侍居他们之上的“再生的”诸种姓。

但是，就像我们已经讲过的，玄奘所记载的印度事实，被他所积累的传说和虔诚的臆造故事所淹没了。他是为此而来的，也以此为乐。此外就是叙述他着手要做的工作，下面我们就要谈到。佛教的信仰，在阿育王时代以至更晚的迦腻色迦时代，还是纯洁到可以作为一种高尚的启示，这时我们却发现它已完全丧失在一堆荒诞无稽的废话之中。佛陀不断轮回的哲学，显灵等奇异的故事，很像基督教圣诞节的哑剧那样，六颗牙的象奇迹般地怀孕，行善的王子们舍身去喂饿虎，在剪下的指甲上建立庙宇，等等。我们不能在此详述这些故事，如果读者喜欢这一类的东西，可以去找皇家亚细亚学会或印度学会出版的书籍，一定会看到这样一些幻想的昏话。那时的佛教被镀金的装饰所窒息，思想上日益败坏，而婆罗门教在和它竞争中到处又重行得势，这就是玄奘慨叹地记载下来的。

同玄奘书中所叙述的印度广泛的思想败坏迹象一起，我们还可注意书中屡次出现的那些毁坏了的和遗弃了的城市的叙述。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仍在遭受哒人的蹂躏和由此引起混乱的痛苦。我们一再发现有这样一些段落：“自此东北，大林中行。其路艰险，经途危阻。山牛野象，群盗猎师，伺求行旅，为害不绝。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罗国。拘尸那揭罗国城郭颓毁，邑里萧条。故城（即曾为京都）砖基，周十余里。居人稀旷，闾巷荒芜。”[引自《大唐西域记》卷六]不过，这种颓毁绝不是到处如此；至少书中很多处提到了人口稠密的一些城市、村落和繁忙的耕耘。

《三藏法师传》告诉我们他归途中的许多艰险：他落到强盗的手里，驮载他的大部分所有物的大象淹死了，他经过许多困难才找到另一种运输工具。这里我们不能详谈这些偶然的遭遇了。

玄奘回到了中国的京都长安府，据我们的推断，是一次胜利。先遣信使一定传报了他的归来。长安过了一天公众的节日，大街小巷悬旗挂彩，声乐喧腾。盛大的仪式把他接进城里。运载他的旅行所得需要20匹马；他带回了几千卷贝叶梵文佛经。他还带有用金、银、水晶和檀香木造成的大小佛像多尊；他带有佛像多幅，并有不下于l50件经鉴定的佛陀真正的遗迹。玄奘入觐太宗，太宗以至友之礼相待，带他进入宫中，每天都询问他关于久处的异邦的种种奇闻。但是当太宗问到印度的情况时，这位法师只愿谈论佛教。

在玄奘以后的历史中，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太宗这位伟大君主的心理活动，他大概既是一个景教徒或一个佛教徒，又是一个穆斯林。一切笃信一教的专门家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知道本教过多，也通晓本教怎样和他教不同；而太宗和君士坦丁大帝这些有创造力的政治家，他们占便宜或吃亏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对这些事懂的较少。显然在太宗看来，所有这些宗教的根本好处，在很大程度上似乎都是相同的。因此很自然地他建议玄奘，这时应当舍弃宗教生活而替他办理外事，玄奘却毫不考虑这个建议。于是太宗坚决主张，至少将他旅行的经历撰写成书，这就是我们所珍藏的玄奘的名著。最后太宗建议，这个高度虔诚的佛教徒应当用他的梵文知识把中国大师老子的著作译成梵文，以供印度读者享用。

无疑，太宗认为这是对印度的公平的酬报，也是对一切藏在宗教下面的根本好处的有益效劳。总的说来，他认为老子尽可同佛陀并列，甚或稍在其上，因此，如果把玄奘的译著放在婆罗门教徒面前，他们定会欣然接受。这种精神与君士坦丁大帝竭力使阿里乌斯和阿塔内西乌斯两教派相安无事十分相同。但很自然地，这个提议被玄奘谢绝了。他退隐到一所寺庙里，把他的余年尽量用在把他带回的佛经翻译成优雅的汉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