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佛教的兴起与传布



1　乔答摩传略

从雅典和亚历山大城的思想和道德的活动以及地中海世界的人类各种观念的发展转到几乎完全分离的印度的知识生活，是很有意思的。这里的文明，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从它自己的根底上生长出来的，具有它独特的风格。崇山峻岭和沙漠地区切断了它与东方和西方诸文明的联系。进入这个半岛的雅利安族诸部落，不久就同他们在西方和北方的亲属都失去了联系，而沿着他们自己的路线发展下去。那些已经进入和越过恒河地区的雅利安部落更是如此。他们发现印度各地已经散布着一种文明，就是达罗毗荼文明。这种文明似乎与苏美尔文明、克里特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独立地从广泛发展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兴起的。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我们在上文已经叙述过。他们更新了和改变了这种达罗毗荼文明，正如希腊人对爱琴文明，闪米特人对苏美尔文明所做的那样。

这些印度雅利安人与那些以在西北方为主的雅利安人生活在迥然不同的环境里。他们居住的地方气候较为温暖，在这里单吃牛肉和喝发酵的酒是极其有害的，因此他们通常不得不素食，而所需的全部食物，都能从肥沃的、几乎不必费力耕种的土地上获得。他们再没有理由要去游动了，收成和季节都是可靠的。他们对衣服或房屋的需求很少。由于他们的需求很少，因此贸易并不发达。凡愿意耕种的人随处都可以得到一小块土地，而且只要一小块地就足够了。他们的政治生产很简单，并且比较安全；到这时为止，印度还没有过征服别人的霸权，它的自然屏障足以阻止西面和东面的早期帝国主义的入侵。在这块土地上，散布着成千上万比较和平的小小的村落共和国和酋长国。没有海上生活，没有海盗，也没有来自远方的商人。人们可以写一部印度历史，一直写到距今400年前而不提到一个海字。

印度的历史，曾有许多世纪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更为幸福、更为平和、更像梦境一样。称为罗的贵族狩猎取乐，他们的生活主要是由爱情轶事组成的。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在许多罗中兴规了一个大罗[土邦主]，他建造了城市，捕驯了象群，猎杀了老虎，为后人留下了他的豪华生活和阔绰排场的传统。

然而在东方化了的雅利安人中间，却存在着不少积极的思想；他们编成了许多伟大的叙事诗，由口头代代相传下去——因为当时还没有文字。他们还有极为深刻的哲学推论，这些推论同西方哲学体系的关系，尚不十分清楚。

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500年前后，正当克雷兹繁荣于吕底亚，居鲁士准备从那波尼德手中攫取巴比伦的时候，佛教的创始人在印度诞生了。他出生在喜马拉雅山麓孟加拉北部一个小的共和制的部落村社里，即在现在的尼泊尔边境上一块密林地方。统治那个小邦的是一个家族，即释迦氏族，乔答摩·悉达多就是这个氏族的成员。悉达多是他的名字，就像盖尤斯或约翰一样；乔答摩，或哥答摩，是他的姓，正如恺撒或史密斯一样；释迦是他的氏族名称，正如尤利乌斯一样。那时种姓制度在印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婆罗门虽享有特权并拥有势力，但还没有爬到这个制度的最上层；然而在高贵的雅利安人和肤色较墨的普通人之间，却已存在着极为显著的阶级区分和一道实际上不可逾越的鸿沟。乔答摩属于雅利安种族。我们可以注意，他的教义曾被称为“雅利安道路”、“雅利安真理”。

只是在上一世纪中，由于对巴利语的研究有了进展，乔答摩的真实生活和实际思想才能公之于世，因为大部分的原始史料是用巴利语写的。以前，他的传记是由许多荒诞的传说堆砌而成的，他的教义也受到了严重的歪曲。现在我们有了关于他的很合乎人情而且是可以理解的记述了。

他是一个容颜俊美、精明能干、富有钱财的青年人，在29岁以前，他过着当时普通的贵族生活。在知识生活方面，并不是很满意的。除了口传的吠陀末期史诗的传统以外，没有别的文学，并且这传统还主要被婆罗门所独占；一般的知识就更少了。这个世界北面限于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面则一望无际。贝拿勒斯城在大约100英里以外，城里有一个王。当时主要的娱乐是狩猎和恋爱。人间可以得到的幸福，乔答摩都享受到了。他19岁时跟一位美貌的中表结了婚。若干年后仍然没有子女。他狩猎、玩耍，往来于阳光充足的花园、小小的丛林和有水灌溉的稻田里。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间，他仍然感到了极大的苦恼。这是一个健全的头脑无所事事时所引起的烦闷。他生活在富足和美色之中，从满意到满意，可是他的心灵却没有满足。他似乎听到了种族的命运在向他召唤。他感到他所过的生活仅仅是生存而不是真实的生活，是一个假日——一个已经延长得太久了的假日。

当他处在这样的心情中的时候，他见到了四件事，启发了他的思想。有一次他驾车出游，碰到了一个极其衰弱的老人。那个贫困、驼背、衰老的人指点了他的思路。他的驭者车匿说：“这就是生活的道路，我们一定都会那样的。”当这件事还萦回在他的脑海中时，他碰见了一个身患恶疾痛苦万分的人。车匿说道：“这就是生活的道路。”他所见的第三个景象是一具没有埋掉的尸体，已经肿胀，没有眼睛，被经过的飞鸟和走兽所啄坏啃烂了，样子十分可怕。“这就是生活的道路。”车匿又说。

疾病、必死的命运、一切幸福的没有保障和不能得到满足，这些思虑一下子都来到乔答摩的心头。后来他和车匿又看见了一个游荡的苦行僧。当时印度已有很多这样的苦行僧。这些人按照严格的规则生活，用很多时间从事沉思默想和进行宗教讨论。因为在这一片平安无事的、阳光和煦的土地上，早在乔答摩之前就有许多人发现生活是烦恼而神秘的。所有这些苦行僧据说都是在寻求生命中某种更深奥的现实，乔答摩就被也要这样做的狂热愿望占有了。

据传记说，正当他沉思这个计划的时候，消息传来，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个头生子。乔答摩说：“这又是一个待解的结。”

正在本族的同人们欢庆之际，他回到了村里。他们正在为庆祝这个新的族人的出生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和东方式舞女的舞蹈。夜里，乔答摩在精神极端痛苦的状况中醒了过来，“像一个被告知他的房屋起了火的人一样”。在外室舞女们躺在从窗外射来的月影横斜之中。他召唤车匿，叫他备马。然后他轻轻地走到妻子卧室的门口，在一盏小油灯的光亮下，看见她睡得正香，身旁围满了鲜花，怀里抱着婴儿。他极想在离开之前，将孩子抱起来做第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的拥抱，但他生怕惊醒了妻子而没有这样做，最后他转过身来，走到外面明亮的印度月光之下，看到车匿正牵着马等候，于是他骑上了马，奔驰而去。

当他和车匿彻夜驰走的时候，他似乎见到人类的诱惑者摩罗充塞天空并和他争论。“回去吧，”摩罗说，“去当一个王者，我将使你成为最大的王。继续前行，就会失败。我将永远追随你的足迹。情欲、邪恶或愤怒最终将在你不注意的时刻出卖你，迟早你会是我的。”

那天夜里他们跑了很远的路，到了清晨，他已离开了他的氏族的土地，停了下来，在一条沙河旁边下马。他就在那里拔剑削下了他一绺绺飘垂的头发，卸去了一切装饰，叫车匿把这些东西以及他的马和剑送回他家里去。于是他继续前行，不久，便遇见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同他互换了衣服，他就这样摆脱了一切世俗的羁绊，自由自在地去寻求智慧。他向南走去，到了一处隐士和教师们栖止的地方，那是在文迪亚山脉向北伸入孟加拉的一个小山支脉里，离拉杰吉尔镇不远。那里有一些术士住在拥挤的山洞里，他们偶尔到镇上去取他们简单的供应品，对那些愿意来向他们请教的人们口头传授知识。

这种传授，与两个世纪以后雅典苏格拉底式的讨论，在风格上一定是很类似的。乔答摩于是精通了当时的全部形而上学。但他的敏锐的才智并不满足于向他提出的解答。

印度人总是倾向于相信权力和知识是可以通过极端的禁欲、绝食、不眠、自我折磨等手段来获得的，乔答摩这时把这些想法付诸检验。他同五个弟子结伴到文迪亚山脉中一个峡谷的丛林中去，他在那里坚决地绝食、苦行。于是他的名声远扬，“如同悬在天空中的一口大钟的声响”。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感到获得了真理。一天，他正在上下徘徊，尽管身体已很虚弱，仍在尽力思索。突然间他摇晃了一下，跌倒在地，人事不省。当他醒来以后，就彻悟到企图以这种半巫式的手段去求智慧是荒谬无稽的。

他索取普通的食物，拒绝继续进行自我苦修，这使他的五个同伴感到惊骇。他已认识到一个人无论要得到什么真理，只有借助于健康身体中的有教养的头脑才能达到。这样一种想法是与当时当地的思想格格不入的。他的弟子们抛弃了他，忧郁地走向贝拿勒斯去了。大钟停止了轰鸣，异人乔答摩崩溃了。

乔答摩独自游荡了一个时期，历史上最孤寂的人，正在为光明而战斗。

当一个人的心灵抓住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问题时，它向前迈进，一步一步地巩固阵地，并不了解已取得了多大的成就，直到突然间，就像黑暗中忽然大放光明一样，它实现了它的胜利。看来，乔答摩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他坐在河边一棵大树下，就食时，达到了这种彻悟的境界。他似乎觉得自己已明白了人生的奥秘。据说他坐着深思了一天一夜，然后起身把他见到的传诸世人。

2　教义与传说在冲突中

这就是我们同古代著作作了比较以后所得到的平易的乔答摩传记。但是一般人一定还有别的神奇传闻。

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最终必然会产生出一个对过去、将来及生存的本质深思熟虑的人，这对一般的人是无所谓的。因此我们一定得让某个有声望的巴利文作者来说一说这一类的事，尽可能地去理解它。

“当菩萨与魔王开始冲突的时候，一千颗惊人的流星落了下来……河水向发源地倒流；长年长着葱郁繁茂树木的高峰峻岭滚滚崩塌下来……可怖的黑暗笼罩着太阳，一大群无头鬼怪塞满天空。”

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找不到证明。我们有的只是一个向贝拿勒斯踽踽走去的孤独的身影。

乔答摩坐在下面感到大彻大悟的那棵树，一直受到人们异常的注意。它属于无花果科，从一开始就极为人们所崇敬，称它为菩提树。这棵树早已枯死了，但在近旁另有一棵大树，那可能是它的后代；锡兰有一棵树至今还生长着，我们确实知道它是在公元前245年从菩提树分枝种植的，是世界上最老的一棵具有历史意义的树。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这棵树受到细心的管理和浇灌；用木柱支持它巨大的树枝，并在树干周围培土，使它能继续不断地长出新根。单单一棵树居然经历了世间这许多代人的时光，足以使我们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短促。不幸的是，乔答摩的门徒们对保存他的树比保存他的思想更为关心，他的思想从一开始就被他们误解和歪曲了。

乔答摩在贝拿勒斯找到了他的五个弟子，他们仍过着禁欲的生活。有一个记载说当他们看见他走近时，踌躇不前，不愿迎接他。他是个倒退的人。但他的性格里有某种力量压倒了他们的冷淡态度，使他们倾听他的新信念。讨论进行了五天。当他终于使他们相信他这时已得到正觉以后，他们就称颂他是佛陀。那时印度已有了一种信仰，认为每隔一段相当长的间隙，智慧将回到世界上来，并通过一个特定的人，即佛陀，向世人显示。按照印度的信仰，已经有过许多这样的佛陀了；乔答摩佛陀只是这一系列中的最近的一个。不过他自己是否接受那个称号或承认那个理论，还是疑问。他在说教中从未自称为佛陀。

后来他和他重新找到的弟子们在贝拿勒斯的鹿苑里成立了一个类似学院的组织。他们自造茅舍，信徒聚集，达六十多人。雨季，他们留在这个定居区里论道；旱季则散往各处，各人按照自己的见解宣讲新的教义。看来他们的说教都是口传的。那时印度大概根本上还没有文字。我们必须记住，佛陀在世的时候，甚至《伊利亚特》是否已写成文字，还是可疑的。地中海地区的字母，是大部分印度文字的根源，但那时大概还没有传到印度。因此，这位导师编造了一些简洁精练的诗句、格言和“要旨”条目，他的弟子们在论道时则加以扩充。把这些要旨和格言冠以数字，这对他们是大有帮助的。近代人对于印度以数字表示事物的思想倾向，如“八正道”、“四圣谛”等等，总感到不耐烦，但在一个缺乏文献为证的世界里，这样以数字列举事物，正是帮助记忆所必需的。

3　佛陀乔答摩的福音

由于研究了原始史料，我们现在得以明了的乔答摩的基本教义，是明白、简单，并与近代思想十分融洽的。无可争辩，它是世界上迄今最尖锐透彻的才智之一所取得的成就。

他向五个弟子讲道说法的要旨包含了他的根本教义，这是相当可信的。他把人生一切苦难和不满都归咎于不知足的自私。他教导说，痛苦出于个人的渴望，出于贪欲的折磨。一个人在克服其生活中各种私欲之前，他的生活是苦恼的，他的结局是忧伤的。人生的私欲有三个主要形式，所有这些都是邪恶的。第一是满足感官的欲望，就是肉欲；第二是个人永生的欲望；第三是富裕的欲望，就是俗欲。所有这些都必须克服掉——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不再为自己而活着——生活才能变得宁静。但是当这些私欲的确得到了克服，不再主宰一个人的生活时，当第一人称代词已从他的私念中消失时，那么，他就达到了较高的智慧，那就是涅，就是灵魂的宁静。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涅的意思是寂灭，其实涅指的只是必然会使生命变得卑鄙、可怜或可怖的毫无价值的个人目的的寂灭。

在这里，固然，我们得到了对灵魂的宁静这一问题的最完备的分析。每一种配称为宗教的宗教，每一种哲学，都告诫我们要把自己消失在比一己更大的事物里面。“凡要拯救自己生命的人，必将失去它”，这恰恰正是同样的教训。

我们在这部书里所揭示的历史教训，与佛陀的这个教训是紧密符合的。我们正在看到，除非人们将自己消失在比自己更大的事物之中，否则就不会有社会秩序，不会有安全保障，不会有和平或幸福，也不会有正直的领袖或君王。对生物进化的研究也显示出完全相同的过程——个体经验的狭小球体融合在较大的物体之中。在更大的利益中忘掉自己就是从牢狱里逃脱了出来。

自我否定必须彻底。从乔答摩的观点来看，怕死、贪求卑贱渺小的个人生命的无限持续，这些曾经驱使埃及人和那些向他们学习的人到庙宇去赎罪和求符的心理，实际上与淫欲、贪婪或憎恨同样致命，同样丑恶和邪恶。乔答摩的宗教与各种“灵魂不灭”的宗教绝对相反。他的教义是石头般坚决的反对禁欲主义，认为那只是妄图以个人的痛苦赢得个人的权力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生活的准则，即“雅利安道路”，会使我们避开玷污人生的三重卑劣渴望所从出的道路，这教义就不那么明晰了。这教义之所以不那么明晰，有一个极为明显的理由，那就是因为乔答摩对历史既无知识又无远见；他对在空间和时间中开展得一望无际而又多方面的冒险生涯没有明澈的感觉。他的头脑局限于他的时代和人们的思想框框里，当时人们的头脑里具有反复循环的概念，世世相传、佛佛相承，一个呆滞的宇宙的运转。把人类看成是一种亲如兄弟的伟大情谊，在正义之神之下追求一种无穷无尽的命运，这种思想当时在巴比伦的闪米特人的意识中已开始萌芽，但不存在于乔答摩的世界之中。但是，他所讲述的“八正道”在这些局限之内却是极度明智的。

让我们扼要地重述一下雅利安道路的八个要素。第一，正见：乔答摩把对见与念的严格检验，坚持真理，作为他的信徒求道的第一步。不允许依恋于庸俗的迷信。例如，他曾谴责当时盛行的灵魂转世的信仰。在一篇著名的古代佛学问答中，他对个人灵魂永存的思想，作了破坏性的分析。次于正见的是正思维：因为自然界忌讳真空，既然要把卑劣渴望排除掉，就必须对别的欲望加以鼓励——热爱为别人服务，情愿实行和保证公道，等等。原始的未受腐蚀的佛教并不是以毁灭欲望，而是以更换欲望为目的的。献身于科学和艺术，或专心于世事的改善，只要这种目的不掺杂妒忌或求名的心理，显然都是同佛教的正思维完全一致的。正语、正命、正业，这里不需多加解释。第六是正精进：乔答摩对好的意图和懒散的执行不予宽容；门徒必须对自己的种种活动随时保持锐利的批评眼光。该道路的第七个要素是正念：就是时刻警惕不要堕入完全为己的感情，不要为已做或未做某件事而自鸣得意。最后一个是正定：其目的似乎是反对虔诚信徒的无意义的欣喜若狂，比如有些人因听到亚历山大城手鼓上的铃声时就愚蠢到那样入迷。

我们不打算在此讨论佛教羯磨[业]的教义，因为它所属的思想世界正在消逝之中。它认为每个人生活的善恶，可以决定来生的安乐或痛苦，今生与前生是以某种无法解释的方式打成一片的。现今我们已认识到生命是永远在它的后果中前进的，但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假定某一特定生命会回转重来。印度人头脑里充满了循环轮回的思想，认为事事都会回转重来。人们作出这样的假定是很自然的；世界上的事情如果不加分析，看来也确乎如此。近代科学已向我们说明，我们平时假定的那种完全相同的轮回，是不存在的；每一天都以无限小的数差比前一天略长一点；这一代不会刻板地重复上一代；历史永远不会重演；我们现已认识到，变化是无穷的；万事万物永远是新的。但是，我们的一般思想与佛陀所必然有的那些思想之间的这些差别，丝毫不应妨碍我们钦佩乔答摩空前未有的智慧和善心，以及他在公元前6世纪就定下了的解放生活的计划的伟大意义。如果说他在理论上未能使皈依者的一切意志全部集中起来，成为人类在时间和空间里与死亡和衰败作斗争的一个包罗万象的活动，那么他实际上确实已经指导他自己和他的全体亲炙弟子的生活向往一个进步的冒险事业，那就是在我们这个狂热的世界里到处宣讲和传布涅或灵魂宁静的教义和方法。至少对于他们，他的训诲是完全而圆满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讲道或传教，教义只不过是基本上正义生活的许多功能之一。对近代人的头脑来说，至少是同样可以接受的，虽则也许会遭到较大的困难的，那就是人们能以完全的忘我精神和灵魂宁静来从事耕田、治理城市、修筑道路、建造房屋、制造引擎或寻求和传布知识。乔答摩的教义内容固然很多，但着重点当然放在教义本身，放在从人们日常事务中隐退，而不是放在日常事务的提高。

这个原始的佛教在其他某些方面，与我们已考虑过的任何宗教都不相同。它主要是一种行为的宗教，不是一种遵守仪式和献祭的宗教。它没有庙宇；它既然没有献祭，也就没有祭司的圣职。它也没有任何神学。它对当时在印度受到崇拜的无数常常是怪诞的神的真实性，既不维护，也不否定。它对它们置之不理。

4　佛教与阿育王

这个新的教义从一开始就被人误解了。有一个弊病也许是它的教义本身所固有的。由于人类世界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生命不断前讲的努力，因此很容易从否定自我的思想滑到否定积极生活的思想。逃避此世比逃避自我要容易些，这是乔答摩本人的经验所表明了的。他的早期弟子都是不屈不挠的思想家和教师，但是陷入到纯粹寺院式的隐居生活却是非常容易的事，特别是在印度的气候条件下，因为在印度，极端简朴的生活是方便和有吸引力的，而努力工作却比世界任何别的地方都更为辛苦。

乔答摩的命运与此后大多数宗教创始人的命运一样，他的那些不才的弟子们为了努力于吸引外界，从很早就使他变成一个神奇人物。我们曾经指出，一个虔诚的信徒不能不相信，教主精神焕发的时刻必然以一阵癫痫性的发作为其特征。这只是后来围绕乔答摩的追忆而不久产生的大量庸俗奇迹中的一个小小例子而已。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只是从自我解脱出来这一观念，对人类大多数来说无疑已是很难领悟的了。即使在佛陀从贝拿勒斯派遣出去的法师之中，大概也有许多人并没有领悟这个观念，至于能够向听众传授这个观念的人那就更少了。他们所传的教义很自然地不是从各人的自我方面来讲得救——这个观念他们是不理解的——而是从今生和来世的灾难和痛苦方面来讲得救的。他们发现在人们当时存在的种种迷信中，特别是死后灵魂转生的观念中，虽然这个观念与佛陀的教理是相反的，有令人恐惧的东西可以加以利用。他们劝人要有德行，免得来世会沦为卑贱的畜生，或堕入婆罗门法师们早已使他们熟知的无数层苦刑地狱之一。他们推尊佛陀为无边苦难的救主。

为了教主的荣耀，为了他们所关心的宣传得以成功，诚实而愚蠢的弟子们说起谎来似乎是毫无边际的。在日常生活中会斥责说谎是坏事的人，一旦投身于宣传工作，就会变成厚颜无耻的骗子和说谎者，这是我们人类天性中窘人的荒唐行为之一。这些诚实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毋庸置疑地都是诚实的，不久就向听众大谈附会于佛陀诞生的奇迹——他们不再称他为乔答摩，因为那个名字太熟悉了——就讲他的气功力技，讲他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奇迹，一直讲到他逝世时身上发出某种光辉为止。

当然不可能相信佛陀是凡人的儿子。他是由他的母亲梦见一头美丽的白象而神奇地怀孕的！他的前生是一头具有六根大牙的奇象。他把全部象牙都慷慨地施舍给一个贫穷的猎人，甚至还帮他把象牙锯下等等。

此外，围绕着佛陀还产生了一种神学。他被发现是一个神。他是一系列的神明之一，诸佛陀之一。有一个不灭的“一切佛陀的灵魂”，有一长列过去的佛陀和将来的佛陀（或菩提萨捶[简称菩萨，佛陀的前身]）。但是我们不能再进一步研究亚洲神学的这些复杂细节了。“在这些病态想象强有力的影响下，乔答摩的道德教义几乎都被隐藏得看不见了。各种理论不断地发展和兴盛；每一个新的步伐、每一个新的假设，都会引起另一个新的步伐和新的假设；直到整个天空充满了头脑里臆造出来的赝品，而佛教创始人的较高尚、较简明的教训却被窒息在大量眼花缭乱的形而上学的琐细难解的论说之下。”

公元前3世纪，佛教已逐渐取得了财富和权势，法师们从前在雨季聚居的一簇簇简陋茅屋，正在被宏伟的寺庙建筑所代替。佛教艺术的开始就是在这个时期。现在，如果我们记得亚历山大的军事冒险在当时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整个旁遮普还在塞琉古王朝统治之下，印度各处都有许多希腊冒险家，当时印度同亚历山大城还保持着十分公开的海陆交通，所以我们见到这初期的佛教艺术具有强烈的希腊特征，以及新的亚历山大城的塞腊皮斯和埃西斯的崇拜对于佛教艺术的发展具有特殊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西北边境白沙瓦附近的犍陀罗王国，是希腊世界和印度世界典型的会合处，它在公元前3世纪是很兴盛的。这里能找到许多最早的佛教雕刻，其中掺杂着一些可以辨认的塞腊皮斯、埃西斯和荷鲁斯的神像，因为他们早已形成聚集在佛陀周围的神话网的一部分了。那些来到犍陀罗的希腊美术家，无疑是不愿意放弃他们所熟悉的题材的。但是埃西斯据说已不再叫作埃西斯，而是诃利帝了，诃利帝原是疫病女神，后来佛陀把她转化成善良者。富歇从这个中心追踪埃西斯一直到了中国，然而在中国，其他的一些影响也在起作用，情况变得太复杂了，我们无法在这部《史纲》里加以解辨。中国有一个道教的神，就是圣母，天后，它采用了一个名字叫观音（这原是个男性的名字），她的形象很近似埃西斯。我们觉得埃西斯神像对观音形象的处理上一定有过影响。观音和埃西斯一样，也是海后斯特拉·马里斯。她在日本的名称是观音。看来东方和西方之间宗教的外形是经常交换的。我们从于克[古伯察]的《游记》中可以见到，他和他的传教同事发现东方和西方具有共同的崇拜传统时感到迷惑。他说：“十字架、法冠、法衣、大喇嘛外出时或在寺庙外面举行仪式时穿的袈裟；礼拜仪式中的双重歌咏、颂诗、驱鬼；悬挂在五条链子上可以随意开关的香炉；喇嘛伸出右手按在信徒的头上祝福；数珠、僧徒过独身生活，离俗隐退、圣者崇拜、禁食、仪仗、祈祷、圣水，在所有这些方面，佛教徒和我们都是相似的。”

乔答摩的教仪和教义，兼容并收了婆罗门教和希腊教的讹误和差异，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时，由一群人数日多的法师在印度各地传布。至少有几代人之久，佛教保留了许多道德上的优点和开创初期的一种淳朴的风格。尽管有许多人不能从理智上领悟自我克制和公平无私的意义，他们还是有欣赏这种品质的现实性光彩的能力的。初期佛教肯定产生了高尚的生活，我们心中对高尚品质的潜在的反应并不是仅仅通过理智来予以激发的。佛教，与其说是由于向庸俗的想象力作出了让步，不如说是由于没有理睬它们才得以传布的。它之所以得到传布，是因为许多初期的佛教徒是一些和蔼可亲、乐于助人、高尚可敬的人，使人不得不相信他们有坚韧不拔的信心。

佛教创立之初，很快就同婆罗门日益增长的矫饰自负发生了冲突。我们曾经指出，这个僧侣种姓在乔答摩时代还只是在为统治印度的生活而进行斗争。他们已经占了很大的有利地位，他们垄断了传统和宗教的祭祀。但是，他们的权力正在受到王权发展的挑战，因为成为氏族领袖和国王的人们通常并不属于婆罗门种姓。

波斯和希腊的入侵旁遮普推动了王权的发展。我们曾提到过波鲁斯王的名字，尽管他有象队，但被亚历山大击败了，成了一个总督。有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孔雀的印度冒险家，希腊人称他为山陀罗科督，来到了驻扎在印度河畔的希腊兵营，献上了一个征服恒河地区的计策。但是这个计策并没有受到马其顿人的欢迎，因为他们正为反对进一步侵入印度而哗变了，于是他不得不从兵营溜掉。他在西北边境各部落之间游荡，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亚历山大离开以后，他侵犯了旁遮普，驱逐了马其顿的官吏。然后他征服了恒河流域（公元前321年），并且当塞琉古一世企图重新占领旁遮普的时候，成功地发动了一次战争（公元前303年），打败了塞琉古一世，从而统一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它的幅员从西海岸直到东海岸，横跨北印度的整个平原。于是他同婆罗门逐渐增长的权力发生了冲突，那就是我们曾经指出在巴比伦尼亚、埃及和中国发生过的王权和僧权之间的冲突。他从正在传布的佛教教义里看出了反对僧权和种姓发展的同盟军。于是他支持、资助了佛教这个宗教团体，并且鼓励它的教义。

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王位，再传到阿育王（公元前264～前227年）。阿育王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他统治的地区从阿富汗直到现在的马德拉斯省。他是历史记载上唯一在取得胜利后放弃了战争的军事君主。他曾入侵羯陵伽（公元前225年），沿马德拉斯东海岸的一个地方，也许他还有某种完成征服印度半岛南端的意图。那次出征是胜利的，但他所见到的战争的残酷可怖的景象使他感到厌恶。他在一些至今尚存的铭刻里宣布，他不再打算以战争进行征服，而要代之以宗教，从此他的余生都致力于佛教在全世界的传布。

他似乎能够在和平中很有才干地治理他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他不单纯是宗教狂热者。他在进行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战争的那一年，作为一个居士参加了佛教团体，几年后成了名副其实的教团成员，致力于八正道以求得涅。他的生活表明，那种生活方式当时同最有益的慈善活动是完全适应的。他的一生事业突出地表现了正思维、正精进、正业的特点。他在印度组织了大规模的掘井，并且种树以供遮阳。他委派了官吏来管理慈善事业。他建立了医院和公园。他又令人建立园圃以培植草药。假如有一个亚里士多德来给他启示，他无疑会大规模地资助科学研究的。他设立了一个部，管理土著和臣属的种族。他为妇女的教育提供了条件。他还试图——他是进行这种尝试的第一个君主——教育他的人民对人生目的和生活方式具有共同的见解。他对佛教的传教团体大加布施，试图激励他们更好地学习佛教文献。在全国各地，他树立了铭刻，重述乔答摩的教训，这些教训既简朴，又合乎情理，没有和常识相反的附会枝节。其中有35篇铭文至今尚存。此外，他还派遣传教士去世界各地，到克什米尔，到锡兰，到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传布他的教主的高尚而合理的教训。我们已经谈过，把菩提树的一枝带到锡兰去的，就是其中的一个使团。

阿育王神志健全地为人类真正的需要工作了28年。历史上成千上万的君主，庄严、优渥、恬静、尊贵，显赫一时，而阿育王的名字在其中闪闪发光，差不多是单独地放射着光芒，是一颗明星。从伏尔加河一直到日本，他的名字至今仍受到尊敬。中国，甚至已抛弃了他的教义的印度，还保存着他的伟大的传统。今天世界上怀念他的人比听到过君士坦丁或查理曼的名字的人还要多些。

5　两位伟大的中国导师

有人认为阿育王广施恩泽，因而把大量贪财的、不虔诚的信徒吸引到教团中来，以致最后败坏了佛教；然而佛教主要是由于得到了他的激励，才在亚洲得以广泛传播，这是无可置疑的。

佛教经由阿富汗、突厥斯坦传到了中亚细亚，然后再传入了中国。据普拉马塔·纳特·博斯教授说，佛教约于公元64年汉朝明帝在位时传入中国。佛教在中国布教的始祖是大学家迦叶摩腾[摄摩腾]，随后还有一连串的大法师。公元3世纪至4世纪时，佛教在中国最为兴盛。后来遭受了残酷迫害，到了唐朝才又重新兴盛起来。

当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道教已是中国普遍流行的一种宗教，它是从很古老的原始巫术和秘传法术发展而来的。到了汉朝的张道陵才重加组织，自成一派。道的意思是道路，这同雅利安道路的意思很相一致。这两种宗教经过了一番公开的斗争之后，并肩传播，并且经历了相似的变化，因此它们现在外表做法上极为相似。佛教还遇到了儒家，儒家的神学性质更少，而更多的是个人行为准则。最后它又遇到了“无政府主义者、进化论者、和平主义者、道德哲学家”老子的教导。老子的教导与其说是个宗教，不如说是个生活的哲学规则。这个老子的教导后来被近代道教的创始人陈抟同当作一个宗教的道教合并到一起。

创立儒家的孔子，像南方的伟大导师老子和乔答摩一样，也生于公元前6世纪。他的一生同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更注重政治的某些希腊哲学家有一些引人注意的平行之处。公元前6世纪是中国历史学家称之为周朝的时期，但当时周朝的统治已徒具形式，皇帝仅仅履行天子传统祭祀的职责，接受某种形式上的尊敬而已。他那个即使只是徒具虚名的帝国也不到今天中国的1/6。我们已简略地谈过当时中国的情况，实际上中国是一群遭到北方蛮族威胁的交战中的国家。孔子是其中一国即鲁国的臣民；他出身贵族，但是贫穷；他担任过几种不同的官职之后，在鲁国设立了一个类似学院的机构，从事于智慧的发现和传授。我们还知道孔子曾周游列国，寻求一个愿意聘请他作为顾问并愿意成为一个改造了的世界的中心的国君。柏拉图，在两个世纪以后，到锡腊库扎的僭主狄俄尼修斯那里去当顾问，完全出于相同的精神。我们已讲过的亚里士多德和伊索格拉底对马其顿的菲力浦的态度也是这样。

孔子的教导集中于一种高尚生活的思想，他把这种思想具体表现为一种标准或理想，就是贵族式的人，君子。这个词常被译为英文的“卓越的人士”，但由于“卓越的”和“人”两词，跟“可尊敬的”和“有大家风度的”这类字眼一样，早已成了有点诙谐的骂人的词语，因此这个译法对儒家是不公允的。他的确给他的时代提供了一个热心于公众的人的理想。对于他，为公的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他和乔答摩或老子相比更属于建设性的政治思想家。他一心考虑的是中国的状况，他力图培养君子，主要是希望产生一个高尚的国家。他的一条语录可以引用在这里：“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他的教导的政治基础似乎是表示中国道德观念的特征的；同大多数印度和欧洲的道德教诲及宗教教义相比，对国家有更直接的关注。他曾在鲁国的一个名叫中都的城市做过一个时期的市长[宰]，他在这里力图整顿生活，牵涉范围极广，要使每一种社会关系和每一个行动都受到精心计划的规则的约束。“一举一动，都有礼仪，像我们惯常只见于统治者的宫廷和贵族家中的那样，一般平民也必须遵守。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务，都有严格的规则。甚至不同阶级的人能吃什么食物也有规定；男人和女人在街上不能同行；甚至棺木的厚薄、坟墓的形式和方位，都加以规定。”

这一切正如人们所说的，都是非常中国式的。别的民族从来未曾通过举止礼貌的渠道去取得道德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然而孔子的方法在中国无论如何却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有讲求礼貌和自我约束的普遍传统。

后来孔子对他的国君的影响被削弱了，于是他又退隐。他的几个最有希望的弟子相继死去，使他的晚年更加凄凉。他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

然而他以死得生。希尔特[夏德]说：“孔子对中华民族性格发展的影响，无疑比许多帝王合起来还要大些。因此他是有关任何中国历史必须考虑到的重要人物之一。据我看来，他之所以能够影响他的国家到如此的极度，固然由于他本人人格的特性，但更多的是由于那个民族的特点。如果他生活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他的名字也许早已被人遗忘了。我们知道，他是在仔细研究了和前几代所培养的道德哲学有密切关系的典籍之后，才形成了他的品格和他个人对人生的见解的。因此他向同时代的人宣讲的，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全新的东西，而是由于他在研究古老记载时听到了上代圣哲的隐约的声音，他于是就成了好似个传声的唱机，把他从对这个民族本身发展初期中得来的这些观点，向全民族表达了出来……孔子的人格对中国的民族生活的巨大影响，不仅得力于他自己的著作和别人记录下的他的教训，而且还得力于他的所作所为。他个人的品德，据他的弟子们的描写和后世著作者的记述，其中有的虽则可能完全是传奇性的，已成了专心致志于效仿这一伟大人物的外表仪态的千百万人的模范……他在人前的一举一动，即使是最细微的琐事，都要合乎礼仪的规定。这并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因为礼仪生活在孔子之前许多世纪里早已培养成了，但他的威望和榜样的确使他认为是可取的社会实践得以流传下去。”

老子曾长期担任周朝王室图书馆的工作[即守藏史]。他的教训与孔子的比较起来，要神秘得多，含糊而不易捉摸得多。他似乎曾宣讲一种不以世间苦乐和权势为意的禁欲主义的淡泊思想，要返回到一种想象中的往昔的简朴生活。他留下的著作，文体非常简约，并且非常晦涩。他的话是用谜语的形式写下来的。老子死后，他的教导跟佛陀乔答摩的教导一样，面目全非了，涂上了传奇的色彩，掺入了种种极为复杂离奇的仪节和迷信的观念。然而孔子的教导却还没有被这样地涂饰过，因为它的范围有限，意思明了，简洁易懂，使它不致受到这些歪曲。中国人把佛教、老子和孔子的教义称为三教。这三教成了以后全部中国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东方和西方世界伟大民族之间在知识和道德方面如果要达到任何真正的相通，对这三教的彻底研究是必须做的第一步。

这三位导师有某些可以觉察到的共同之处，三人之中乔答摩无可争辩地是最伟大最渊博的一位，他的教义直到今天仍在大多数人类的思想中占着支配地位；他们的教诲中的某些特点，与即将在西方世界占上风的思想感情成为对比。它们主要是私人的和容忍的教义，是关于道路，关于道，关于崇高精神的教义，而不是关于教会或一般规则的教义。对于当时供奉的神是不是存在，该不该崇拜，则一概不置可否。应当指出，雅典的哲学家们在神学方面恰好抱着同样超然态度；苏格拉底几乎对任何神明都愿意恭敬地礼拜或正式献祭——只要能保留他私自的思想。这种态度同成长于犹太、埃及和巴比伦尼亚的犹太人社会中的心理状态完全相反。在后者，一神论思想是第一和主要的。无论是乔答摩，还是老子或孔子都未曾暗示过嫉妒的神这一观念，那是一个“不要任何别的神”的神，一个可怖的真理的神，它不会容忍人们暗地里相信巫术、魔道或旧的习俗，也不会容忍人们向神王献祭，也不会容忍人们忽视万物的严格的统一。

6　佛教的衰败

犹太人的不能容忍异教的心理，使他们的根本信仰得以保持清澈和纯洁。另一方面，伟大的东方导师们在神学方面不置可否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容许不同解释的演释和繁文缛礼的累积。除了乔答摩极力主张的但又极易被忽视的“正见”之外，无论佛、道、儒三教都没有自洁的成分。对于迷信活动，召鬼、念咒、跪拜及其他附带的崇拜仪式，都没有严格的禁止。在初期，僵化的过程就开始了，而且继续下去。新的诸信仰几乎染上了它们所要取代的衰败宗教的一切弊端，承受了偶像和寺庙、祭坛和香炉。

西藏在本世纪的前半期是一个佛教之地，如果我们设想乔答摩那时访问西藏，他是不可能找到他自己的教义的。他会找到的将是一个人类最古老形式的统治者，一个被立为神王的“活佛”，就是达赖喇嘛。在拉萨，他会见到一座巍峨的大寺庙，里面挤满了僧徒、住持和喇嘛——而他在世时的建筑物仅有几间茅舍，并且没有剃度人做僧徒——在一座高大祭坛的上方，他会看到一尊巨大的金色偶像，他会知道这尊偶像名叫“佛陀乔答摩”！他还会听到有人在这神前念颂祷文，有人低声念颂某些他仿佛有点熟悉的箴言作为应答。钟、香、跪拜，都在这一令他吃惊的仪式中使用上了。礼拜仪式进行到某一点时，有人敲钟，有人举镜，这时参加礼拜的全体会众，毕恭毕敬，俯伏得更低了……

他在这个信奉佛教地方的乡下，到处都会发现有一些奇怪的小装置，那是一些旋转着的小风轮或小水轮，上面刻写着简短的祷文。他会了解到，这种轮子每旋转一圈，就算做了一次祷告。乔答摩也许会问：“向谁祈祷呢？”此外，到处都会有许多旗杆，上面悬挂着美丽的小经幡，幡上写着“嘛呢叭咪”这种令人莫名其妙的字，意思是“珍宝寓于莲花之中”。他会了解到，这面小幡每当拍动一下，也算做了一次祷告，这对于施舍这面经幡的善人以及整个地区都会有极大的好处。于是善男信女会雇佣大批工匠到各地去，把这宝贵的“公式”刻在峭壁或石头上。乔答摩终于会认识到，这就是这个世界所信奉的他的宗教！在这种俗丽的光辉之下掩埋着通往灵魂宁静的雅利安道路。

我们曾经指出，原始佛教缺乏任何进步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它同犹太教又是相反的。上帝的诺言这一思想，给予了犹太教以一种过去及当时的宗教所未曾有过的特质；这一思想使犹太教具有历史性和戏剧性。这一观念使犹太教有理由强烈地不容忍异教，因为它指向了一个目标。乔答摩的教理在心理方面尽管很真实和很深奥，佛教终于停滞而腐败，就是因为它缺乏那种指导思想。必须承认，犹太教在最初阶段，很少进入人们的灵魂境界；它允许人们仍旧过着淫荡、贪婪、庸俗或迷信的生活；然而由于它具有上帝的诺言的信念，具有将得到神圣的领袖以达到神圣的目的的信念，因此，同佛教相比，它像一柄时常磨砺的利剑，仍然是明亮而有前途的。

7　现在佛教分布的范围

佛教在印度盛行了一个时期。然而婆罗门教，它的众多的神灵，以及无穷的崇拜对象，一直与佛教同时并盛，并且婆罗门的组织日益强大，最后终于有力量反对这个不分种姓的教派，并且把它完全驱逐出了印度。两教斗争的情况，这里将不予详说，这中间有迫害也有反迫害，总之，到11世纪时，除了奥里萨之外，佛教教义在印度已经绝迹。它的许多有关温和慈悲的性质，则已并入到婆罗门教之中。

但佛教仍然存在于世界上的广大地区，很可能，接触了西方科学并且受到历史精神的鼓舞，乔答摩最初的教义经过复苏和净化，对人类命运的前途，还可能起很大的作用。

然而丧失了印度以后，雅利安道路就不再对任何雅利安民族的生活有所约束了。奇怪的是，这个伟大的雅利安宗教现今几乎完全局限在蒙古利亚诸民族之中，而雅利安人自己却生活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宗教的统治之下，我们以后将会看到，这两个宗教根本上都是闪米特人的。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同样披着仪式和信条的外衣，似乎都是经过希腊文化的渠道从庙宇和祭司之国——埃及得来的，也是从棕色皮肤的含米特人的更为原始和更为根本的心理状态中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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