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两个西方的共和国



1　拉丁人的起源

现在我们必须提到西地中海的两个大共和国罗马和迦太基的历史，并讲述一下罗马是怎样成功地把一个比亚历山大通过征服所建成的帝国更要大些的帝国维持了有几个世纪之久。但是正像我们试图要弄清楚的，这个新帝国在性质上是和它以前的任何东方帝国都迥然不同的一种政治结构。在人类社会的组织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条件上，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货币的灵活性和可转移性正在变成一种力量，并且，像放在生手中的一切力量那样，成了人类事务中的一种危险。它正在改变着富人们同国家和同他们较穷的同胞们的关系。这个新帝国——罗马帝国，与以前一切帝国都不相同，它并不是一个伟大征服者的创造。它没有萨尔贡，没有托特麦斯，没有尼布甲尼撒，没有居鲁士，没有亚历山大，也没有旃陀罗笈多作为它的根源。它是由一个共和国建成的。它是由于一种需要，通过正在不断壮大的控制人类事务的那种新的集中和统一力量而成长起来的。

必须先说一说紧靠罗马出现于世界故事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意大利的事态。

公元前1200年以前，就是说在亚述帝国的兴起、特洛伊的被围和克诺索斯的最后毁灭以前，在阿米诺菲斯四世的时代之后，居住在意大利的，像在西班牙那样，大概主要仍是较基本的伊比利亚或地中海种族的暗白人。这种土著人口大概是稀疏和落后的。但在意大利，像在希腊那样，雅利安人已在南下。到公元前1000年，来自北方的移民已定居在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方，而且，像在希腊那样，他们已同肤色较黑的先在者通婚，并建立起一群雅利安语言，即意大利语群，比任何其他语言更接近于克尔特语（盖尔语），从历史观点来看最有意思的是台伯河以南和以东平原上的拉丁诸部落都使用着这种语言。同时希腊人已定居在希腊，他们那时正从事航海，渡海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住了下来。接着他们沿着法兰西的里维拉建立起殖民地，并在一块古老的腓尼基殖民地的遗址上建立了马赛。另一个有趣的民族也已从海上来到了意大利。从他们遗留下的画像看来，他们是一种带褐色的壮健的民族；很可能他们是被希腊人从希腊、小亚细亚和其间诸岛赶出来的那些爱琴暗白人的一个部落。我们已经讲过克诺索斯和同种的腓利斯人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故事。这些在意大利被称作伊特剌斯坎人的人在古代就已被认为起源于亚洲，有人曾想把这一传统同拉丁诗人维吉尔的史诗《亚尼德》联系在一起，这也许是不能成立的。在这首史诗里拉丁文明被归功于来自小亚细亚的特洛伊移民。（但是特洛伊人本身可能是与弗里吉亚人相近，同属雅利安人。）这些伊特剌斯坎人从稀稀落落地散布在这片土地上的雅利安部落手里夺占了台伯河以北意大利的大部分地方。大概是伊特剌斯坎人统治了被征服的意大利居民，而在希腊的事态却正好相反。在那里雅利安人是居于最高地位的。

那幅《西地中海》地图可以约略地表达出约公元前750年的事态；它也表示出腓尼基商人沿着非洲和西班牙海岸的一些建置，其中主要的是迦太基。

实际上所有住在意大利的民族中，伊特剌斯坎人是最文明的。他们建造了迈锡尼式建筑的坚固堡垒；他们有了金属工业；他们使用了式样极为优美的进口的希腊陶器。相形之下，台伯河另一边的拉丁诸部落是粗野的。

拉丁人那时还是个闭塞的农业民族。他们崇拜的中心是阿尔班山上的部落神丘比特的庙宇，正如《早期的拉提乌姆》那幅地图所示的。在主要节日他们就聚集在这个地方，很像我们所想象的在艾夫伯里的早期部落集会的样子。这个聚集的场所并不是一个城镇，而是一块人们集会的高地。这个地方并没有常住的居民。然而，在拉丁同盟中有12个镇区。台伯河上有一块浅滩，拉丁人和伊特剌斯坎人就在这里各处做交易。这个浅滩是罗马的发祥地。商人聚集于此，来自12个镇的逃难者在这个贸易中心找到了避难所和职业。浅滩附近的7个小山丘上兴起了若干定居区，最后合成一个城市。

人们大多听说过关于创建罗马的罗慕洛和勒莫两兄弟的故事，以及他们在婴儿时怎样被遗弃和怎样有一匹狼保护和哺育了他们的传说。近代历史学家并不重视这个故事。罗马创建的时期定在公元前753年，但是在古罗马广场的地下有着比那年代早得多的伊特剌斯坎人的坟墓，并且在所谓罗慕洛墓上刻有难以辨认的伊特剌斯坎碑文。

那时意大利半岛还不是一块像后来才变成那样的有着葡萄园和橄榄园的明媚的地方。它还是一片沼泽和森林的崎岖不平的土地，农夫们在那里放牧牛群，砍伐森林，开垦荒地。位于拉丁人和伊特剌斯坎人交界处的罗马，在防御上并不处于有利之地。也许最初罗马有拉丁人的国王；此后这座城似乎曾落入伊特剌斯坎统治者的手中，他们暴虐的行径最后导致了本身的被逐，罗马变成了一个讲拉丁语的共和国。伊特剌斯坎国王们是在公元前6世纪被逐出罗马的，这时已是尼布甲尼撒的继承者们在米地人的默许下在巴比伦进行统治，孔夫子正在寻求一个国君来拯救中国的混乱，乔答摩则正在贝拿勒斯对其弟子们讲授雅利安之道。

关于罗马人和伊特剌斯坎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在这里不去详述了。伊特剌斯坎人的武装较好，文明较发达，人数也较多，假如罗马人不得不单独和他们作战的话，那大概会是很艰苦的。但是伊特剌斯坎人发生了两桩不幸的事，把他们削弱到使得罗马人最后能够完全制服他们的地步。这两桩不幸的事的第一件是在西西里同锡腊库扎的希腊人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摧毁了伊特剌斯坎人的舰队（公元前474年），第二件是高卢人从北方大举进攻意大利。高卢人拥进北意大利并在将近公元前5世纪末占据了波河流域，正如两个世纪以后他们的族人南下拥入希腊、小亚细亚，并定居在加拉提亚一样。这样伊特剌斯坎人被处于两面受敌之境，经过一次长期和断续的战争之后，罗马人竟能夺取了韦伊，这是个伊特剌斯坎人的堡垒，离罗马只有几英里，一直是对罗马人的一个巨大威胁和烦恼。

每个学童都熟悉的麦考莱的诗《古罗马之歌》，就是讲到反抗伊特剌斯坎君主塔奎因王朝这一斗争时期的事。

但是高卢人的入侵是一次正像以前有过的那种洗荡一空的国家浩劫。他们一直南下攻入意大利半岛，使整个伊特剌里亚成了废墟。他们拿下并劫掠了罗马（公元前390年）。据罗马的传说——这些是可以怀疑的——丘比特神殿的城堡是坚守住了的，假如不是高卢人的暗中动作惊醒了一些鹅群，咯咯的叫声闹醒了守兵的话，高卢人本来可以在夜间出其不意地把它拿下。此后攻城装备很差，加以营房里也许染上疾病的高卢人接受赎金开回北方；虽然随后他们还进行过多次袭击，却始终没有再到达过罗马。

洗劫罗马的高卢人的领袖名叫布伦努斯。关于他，人们传说，当赎买的黄金过秤时对秤砣是否公正有些争论，他就把他的宝剑扔进了秤盘说“V? victis！”（打败的人活该倒霉）——这句成语堂堂出现在后来所有关于赎金和赔款的争议中，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取得这次经验之后，在半个世纪里罗马打了一系列的仗，使自己成为拉丁诸部落中的首领。主城的被焚看来非但没有损坏反而刺激了它的活力。它无论受多大痛苦，它的大多数的邻居所受的痛苦看来却更大些。到公元前290年，罗马成了从阿诺河到那不勒斯以南整个中部意大利位居霸主的城市。它完全征服了伊特剌斯坎人，它的边界北同高卢人相接，南同在希腊控制下的意大利地区（大希腊）相接。沿高卢边界它设立驻防要塞和殖民城市，毋庸置疑，由于这条防御线，高卢人的劫掠行动转向东面而进入了巴尔干半岛。

在我们已经叙述了希腊的历史和它的一些城市组织之后，当读者知道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希腊人已经分裂成一些分立的城市政府——其中主要的是锡腊库扎和塔兰托姆（今塔兰托）——以及它们没有共同的管理规则或政策时，就不会感到意外了。但是那时，罗马势力的扩张使他们吃惊，他们指望来自亚得里亚海对岸的援助，果然由于埃皮鲁斯国王皮洛士的野心获得了这种援助。这些大希腊的希腊人在罗马人和皮洛士之间的地位，与半世纪以前希腊本部在马其顿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地位几乎是相同的。

读者会记得埃皮鲁斯，就是希腊离意大利的靴跟最近的部分，是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阿斯的故乡。随着亚历山大死后地图上的种种变化，埃皮鲁斯有时被马其顿吞没了，有时又是独立的。这个皮洛士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亲戚，并且是一个有才能、有进取心的君主，他似乎已计划好一番征服意大利和西西里的事业。他统率着一支令人钦羡的军队，比较不熟练的罗马征募兵和他对抗时一开始是无法招架的。他的军队包括了当时应有尽有的军事设施，如步兵方阵、色萨利的骑兵和来自东方的20头战象。他在赫腊克利亚击溃了罗马人（公元前280年），并且在穷追中又在罗马人的领土奥斯库卢姆击败了他们（公元前279年）。然后，他不再向前追逐罗马人而同他们休战了，好把注意力转到对西西里的征服，这样导致了海上强国迦太基同罗马结成了反对他的联盟。因为迦太基不能让一个强国在这么近的西西里地方建立起来。在迦太基人看来，在那些日子里，罗马比起另一个亚历山大大帝统治西西里的可能性似乎远远不是严重的威胁。为此，一支迦太基舰队出现在台伯河口外以鼓励或诱使罗马人重新战斗——罗马和迦太基明确地结成了同盟来对抗入侵者。

迦太基的这一介入对皮洛士是致命的。没有经过什么决定性的战役，他的力量就萎缩了，在一次对本尼凡托的罗马兵营的进攻惨遭击退之后，他不得不撤退到伊皮罗斯去了（公元前275年）。

据记载当皮洛士离开西西里时，他曾说他是把西西里留作罗马和迦太基的战场。三年后他在阿戈斯的一次巷战中被杀死了。

反对皮洛士的战争是由迦太基舰队赢得了胜利的，而罗马却得到了整个胜利收获的一半。西西里全部落入迦太基之手，罗马往下进入意大利的整个南部，并且隔着墨西拿海峡和它的新敌手相望。在11年的时间后（公元前264年）皮洛士的预言实现了，第一次同迦太基的战争开始了，这是三次布匿战争中的第一次。（“布匿”出自拉丁文Punieus，迦太基人，即腓尼基人。）

2　一种新的国家

我们写着“罗马”或“罗马人”，而我们还得解释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他们正在承担一项征服的任务，这项任务迄今只有能干而有侵略性的君主才能担当。

他们的国家在公元前5世纪是个同希腊的贵族共和国十分相似的雅利安式的共和国。关于罗马社会生活的最早叙述给了我们一幅很原始的雅利安社会的图画。“公元前5世纪的后半叶，罗马仍然是一个自由农民的贵族社会，面积近400平方英里，人口肯定不超过15万，几乎全部散居在乡间，分为17个区或农业部落。大多数家庭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和一所小房子，父子在一起居住和工作，大多耕种谷物，间或在一条条的地上种葡萄和橄榄。在附近公地上牧放几头牛，衣服和简单农具都是在家里自制的。偶尔和在特殊时节才进入那个设防的城镇，这既是他们宗教的中心，又是他们政府的中心。城里有各种神的庙宇，有富人的住宅，有工匠和商人的店铺，在店铺里可以小量地用谷物、油或酒来换取盐或粗糙的铁制工具和武器。”

这个社会按照通常的传统划分为贵族的和普通的市民，在罗马被称为贵族（patricians）和平民（plebeians）。这些人是公民，奴隶或外地人在这个国家里的政治权利并不比他们在希腊更多些。但是罗马的政治制度不同于任何希腊的政治制度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统治权大部分事实上是集中在一个称作元老院的团体手中，元老院既不纯粹是一个世袭成员的团体，也不是一个直接选举出来的代议团体。它是一个指派的团体，在早期它只从贵族中间指派。它在国王被逐出之前已经存在了，在有国王的时期，元老是由国王指派的。国王被逐出后（公元前510年），最高权力授给两个选出的统治者，即执政官；指派元老的事就由执政官来接管。在共和国早期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当执政官和元老，平民在政治上的权利仅仅是在选举执政官和其他公职官员时有投票权。即使在这个权利上，他们所投的票并不具有他们的同胞贵族公民所投的票的同等分量。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选票也有足够的分量去诱使很多贵族候选人对平民的苦情多少表示些真挚的关切。此外，在罗马国家的早期，平民不但不得担任公职，也不能同贵族阶级通婚。行政管理显然主要是贵族的事务。

因此早期罗马的事务是属于显著的贵族政治类型。在逐出最后的伊特剌斯坎国王高傲者塔奎因和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公元前264年）之间的两个半世纪里，罗马的内部历史主要是贵族和平民这两个等级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事实上，这场斗争同希腊诸城邦中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斗争是极其相似的。和希腊的情况一样，社会上有奴隶，有被释放的奴隶，有没有财产的自由民，有外地人等阶级，这些阶级都是完全处在这场斗争之外和之下的。我们已经指出过希腊民主政治和今天世界上所称作的民主政治本质上的区别。另一个错用的词是罗马名词“无产者”（proletariat），这个词在现代术语中是指一个现代国家中一切没有财产的人。在罗马，“无产者”（proletarii）是指完全合格的公民中的行使选举权的人的一个类别，他们的财产少于1万铜阿斯（相当于800美元）。他们是个服兵役的阶级；他们对国家的用处是在于他们养育公民的家庭（proles，子孙）和从他们的行列里招取殖民者出外建立新拉丁城市或驻守重要据点。但是这种无产者在出身来源上和奴隶或被释奴隶或城镇贫民窟里各种各样的社会寄生虫是完全不同的。十分可惜的是近代政治讨论竟被这个名词的不正确的用法弄糊涂了。这个名词没有确切的现代对应词，它也不能表达近代社会分类的实际。

关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这场斗争的大量细节在这部《史纲》里我们可以置之不顾。那场斗争表现了罗马人是一种性格精明得出奇的人，他们从来不把事情驱向破坏性的危机，而在慎重处理的限度之内，他们又是分毫不让的讨价还价的人。贵族们卑鄙地利用他们政治上的优势，通过征服别国来发财致富，受到牺牲的不仅是被打败的敌人，而且是较穷的罗马平民，他们在服兵役期间田园荒芜和债台高筑。平民们分享不到征服的土地，这些土地全被贵族们各自瓜分了。货币的开始使用大概增加了高利贷者的便利，也增加了借债人的困苦。

三种压力使得平民在国家的管理上赢得了较大的权利，以及在随着罗马的日臻强盛而来的好处中分享了一份。这些压力中的第一个是平民的总罢工。他们居然两次从罗马列队出走，要在台伯河上游另建一座新城相威胁，这两次威胁都证明起了作用。第二个施加压力的方法是暴政的威胁。正像庇西特拉图在阿提卡（以雅典为首府的小邦）依靠贫穷的地区的支持而掌权那样，在平民感到不满的时期大多会发现一些野心勃勃的人随时准备扮演一个领袖的角色，来夺取元老院的权力。在长时间里罗马贵族是够狡猾的，他们对平民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以打击每一个这样的潜在的僭主。最后是有了一些心胸够宽广、眼光够远大的贵族坚持有同平民和解的必要。

这样，在公元前509年，执政官瓦莱里乌斯·波普利科拉规定了无论何时任何公民的生命和权利遭到危害时，地方长官应向公民会议提出上诉。这项瓦莱里阿法是“罗马的人身保护法”，它使罗马平民在法庭里免去万一遭受阶级报复的危险。

公元前494年发生了一次罢工。“在拉丁战争后债务的压力变得太重了，平民气愤地看到他们那些经常英勇地在军团中为国家服役的朋友们，仅仅为了贵族债主的要求而带上锁链，沦为奴隶。那时对沃尔西安人的战争正在进行；但是军团士兵在凯旋归国时，不肯再服从执政官的命令，整队开到阿尼奥河对岸（台伯河上游）的圣山上去了。由于他们在老城里得不到公民的权利，他们准备在那里建立一座新城。贵族们被迫让步，从‘第一次撤离’返回罗马的平民获得了有他们自己的官吏、保民官和营造官的特权。”

公元前486年出现了一个执政官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他通过了一项使平民获得公地的土地法。但是下一年他被控为谋夺王权而被判死刑。他的法律从没有生效。

接着是平民方面争取把罗马的法律书写下来的长期斗争，有了成文法律他们就可以不再依靠贵族的记忆力。公元前451年至公元前450年公布了十二铜表法，这是全部罗马法的基础。

为了系统阐明十二铜表法，任命了一个十人委员会（decemvirate）来代替通常的行政官。继第一个十人委员会之后，又任命了第二个十人委员会，它在阿庇乌斯·克罗狄乌斯领导下企图进行某种贵族的反革命的活动。平民于是再次撤离到圣山去，阿庇乌斯·克罗狄乌斯在狱中自杀了。

公元前440年发生了一次饥荒，一个富裕的平民斯普里乌斯·马埃利乌斯在群众受害的基础上，企图第二次建立民众暴政。这次尝试以他被暗杀而告终。

罗马被高卢人洗劫后（公元前390年），马可·曼利乌斯作为一个民众领袖站了出来，他就是那个被鹅叫惊醒而拯救了丘比特神殿的城堡的指挥官。平民当时深受战后贵族高利贷和投机活动之苦，他们在重建家园和重振家业中又背上重债。曼利乌斯倾其私囊为人还债。他被贵族们控告为有建立暴政的意图，被判有罪，在罗马遭到了被定为叛徒的命运，从塔佩安岩上被推了下去，这山岩也就在他曾保卫过的那个丘比特山神殿悬崖的边缘。

公元前376年，人民的10个保民官之一李锡尼，由于订出了某些被称为李锡尼法律草案的建议而同贵族开始了一场长期的斗争。这个草案建议任何一个公民占有公地的总数应有一个限度，以便留下一些土地给每个人，未偿清的债务只要还清本钱可以免交利息，并且从此之后两名执政官中至少应有一名是平民。这件事促成了一场10年的斗争。在斗争中，平民充分运用了他们的代表，即保民官的否决权来阻止事务的进行。按惯例在国家处于危急情况时，可以撇开一切其他长官而任命一个领袖——独裁者。以前为了军事上的需要，罗马曾经这样做过，但是现在贵族们却怀着打倒李锡尼的想法，在一个极为和平的时候设立了一个独裁者。他们任命了卡米卢斯，他曾在和伊特剌斯坎人打仗时围攻并拿下过韦伊。但是卡米卢斯是个比他的支持者更为聪明的人；他使两个等级之间达成了一项和解，对平民的大部分要求作出了让步（公元前367年），在康科德建立了一座纪念堂，并且放弃了他的职权。

此后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斗争减弱了，它的减弱是因为，在其他各种影响之下，贵族和平民的社会差别正在缩小。随着政治权势的增长，罗马的贸易也正在发展，许多平民变得富裕了，而许多贵族相对地变得贫穷了。由于法律上的一项变更，两者之间的通婚成为可能，社会混合正在进行。当时富裕平民的习惯和同情心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不是变得像贵族那样，至少也变得像寡头执政者那样；有了新的利益而还没有政治地位的新阶级正在罗马崛起。人数特别多的是被释奴隶，即获得了自由的奴隶，大部分是工匠，也有些商人，正在日益富裕。元老院已不再纯粹是个贵族的团体了——因为许多官职现在已向平民开放，而这种当了官的平民就变成了元老——现在它正在变成国家中一切有钱的、能干的、奋发的、有影响的人的会议。罗马的权势正在扩张，随着它的扩张，这些早期拉丁社会里旧的阶级对立也变得没有意义了。它们被新的联合和新的对抗所代替了。所有各种出身的富人正在互相靠拢，形成共同的利害关系，以对抗穷人的共产思想。

公元前390年，罗马是一座在伊特剌里亚边境上被高卢人洗劫过的可怜的小城市；公元前275年，它已统治着并统一了从阿诺河到墨西拿海峡的整个意大利。卡米卢斯的和解（公元前367年）已结束了内部的纷争，它的精力已可腾出来向外扩张了。凭着明智同富有进取心的自私的奇异结合，罗马曾以使其居民在国内等级间的战争中能苦思出一种权力均衡而不致发生任何大难而著称，此时也能以同样的奇异结合来标志它的国外政策。它懂得同盟的价值；它能够同化外人；在国外和在国内一样，在那些日子里，它至少能以某种公平和稳健来“互相让步”。罗马的特殊力量就在这里。凭着这个，例如在雅典明显地失败了的问题上，它却获得了成功。

雅典的民主政治深受“爱国主义”的狭隘性之害，这是一切国家毁灭的原因。雅典被它自己的帝国所厌恶和忌妒，因为它以一种市民的利己主义精神来统治帝国；它的附属城市对它的种种灾难既无同感，又不分担。而在罗马的伟大年代里，那些比较精明、比较高尚的元老们，在那使罗马的道德力量过度紧张和开始衰退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不但情愿以同他们自己的人民群众分享他们的特权作为最后的手段，而且渴望在平等的条件下同他们最倔强的敌手结合在一起。他们慎重而稳步地扩大授予公民权的范围。有些城市变成了罗马的一部分，甚至享有在政府里的投票权利。其他的城市享有自治，并享有在罗马经商或结婚的权利，但没有完全的罗马公民权。在战略要点和殖民地建立了由享有完全公民权的人驻守的要塞，他们在纯粹被征服的人中享有各种特权。在这庞大的和增长着的有公民权的群众中有保持畅通的联系的必要，这是从一开始就明显的。印刷和纸张还没有用在思想的沟通上，但是公路体系则已随着拉丁语言和罗马统治而建立了起来。其中首先是阿庇乌斯大道，它从罗马直通意大利的极南部。它是公元前312年由户籍官阿庇乌斯·克罗狄乌斯开始修筑的（决不要把这个阿庇乌斯同早一个世纪的十人委员之一的阿庇乌斯·克罗狄乌斯混淆起来）。

根据公元前265年的一次人口普查，在罗马版图内，就是说在阿诺河以南的意大利，已有了30万公民。他们都共同关心国家的安危，他们都多少有一点被共和国的扩散的国家权力所触及。我们应当注意，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绝对的新生事物。到那时为止一切重要的国家、王国和帝国，都仅仅是服从某个首领、某个君主的共同体，公众的福利也只能依赖于这些人的心情和性格。直到那时还没有一个共和国能够超过一个城邦的规模。所谓雅典“帝国”只不过是指挥它的同盟者和它的附属城市的一个城邦。罗马共和国预定要在几十年里把波河流域的居民包括在享有公民权的范围里，去同化同族的高卢人，以拉丁语代替他们的语言，并在亚得里亚海的上端建立一座拉丁城市——阿魁雷亚。公元前89年，意大利所有的自由居民都变成了罗马的公民；公元后212年，享有公民权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帝国内所有的自由男子。

这一非常的政治成长显然是所有西方类型的近代国家的前驱。因此它对学习政治的学生，正像石炭纪的两栖动物或始祖鸟对学习动物发展的学生那样地引起注意。它是现在占支配地位的制度的原始类型。它的经验将帮助我们了解一切后来的政治历史。

散布在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几十万公民所组成的这个民主政体的成长的自然结果之一是元老院权力的增长。在罗马宪法的发展中曾有过种种形式的人民大会，即平民大会、部落会议、百人团会议及其他等等，关于这些不同形式我们在这里不能细述了，但是创制法律的权力归人民大会的思想是被确立下来了。可以注意的是在这体制中有一种可说是平行的政府。部落或百人团的会议是全体公民的会议，贵族和平民一起参加的；平民会议当然只是平民阶级的会议。每个会议有它自己的官员；前者有执政官等，后者有保民官。当罗马还是一个20平方英里的小邦时，它有可能召开一个多少具有人民代表性的集会，但是很清楚，就当时意大利所有的交通工具而言，那时极大多数的公民连罗马在发生些什么事都不可能随时知道，更说不上有效地参加那里的政治生活了。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里曾经指出，住在城外专心从事农业的选举人事实上被剥夺了选举权，而这种由于技术上的困难而被剥夺选举权的情况是适用于极大多数的罗马公民的。随着罗马的成长，一种没有料到的弱点，通过这些原因，潜入到政治生活之中，人民大会越来越变成了雇佣政客和城市里地痞流氓的集会，越来越不成其为普通体面的公民的代表会议了。人民大会在公元前4世纪最接近于有权力和尊严的地位。从那时以后它的影响不断衰落，新的元老院已不再是一个具有一致性的和大体上还是高贵的传统的贵族团体，而只是一个富人、前任长官、有权势的官吏、大胆的冒险家等一类人物的团体，这些人充满着退回到世袭资格的思想的强烈倾向，他们成为罗马世界的统治权力达三个世纪之久。

已为世人所知的两项发明蛮可以使罗马的民众政府超过它在公元前4世纪末在户籍官阿庇乌斯·克罗狄乌斯的鼎盛时代之后继续发展下去的，但是任何一项也没有进入罗马人的思想里。这两项发明中的第一项是印刷的正当使用。在我们叙述早期亚历山大城时，我们已提到在公元前4世纪或公元前3世纪世界上还没有印刷书籍这件奇怪的事。在叙述罗马的这段话里我们不得不把这件事重又提出来。照近代人的想法，很清楚，一个普遍性的民众政府，作为健全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需要为所有的公民不断提供关于公众事务的正确消息，并使他们对公众事务保持关心。在最近两个世纪中，大西洋两岸近代国家民众政府之所以能崛起只是在于通过报纸对公众事务作出多少是诚实的和透彻的公开讨论。但是当时在意大利，罗马政府能同它在别处的任何公民团体取得联系的唯一方法是派出一名传令官，而同个别公民则根本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沟通信息。

第二项发明主要是英国人要对人类历史负责的，而罗马人却从未利用过的，就是几乎同样明显的代议制政府。旧的人民会议（在它的三重性的形式下）原本有可能用代表组成的集会来代替的。在后来的历史中，英国人当国家成长时确是实现了这个需要。某些人，州郡的骑士，被召集到威斯敏斯特为地方的乡情说话和投票，他们多少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正式选举出来的。从近代人看来，当时罗马的情况对于这样的修改似乎也曾大声疾呼过。而他们却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召集部落会议（comitia tributa，它是人民大会的三种主要形式之一）的方法是由传令官在开会日期前17天发出公告，他的声音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方必然是听不到的。罗马有若干占卜官，他们是从伊特剌斯坎人那里承袭下来的占卜祭司。在实际举行会议的前夕，他们要检验祭牲的内脏，假如他们认为可以说这些血淋淋的预兆是不吉祥的话，这个部落会议就被解散了。但是假如占卜官们报告说这些祭牲的肝脏是吉祥的，就从丘比特神庙和从城墙上吹起号角，会议也就进行了。会议是在露天举行的，地点或是在丘比特神庙下面的小小广场上，或是在从广场前一块更小的凹进去的地方，或是在称作马提乌斯操场的练兵场上，现在这里是近代罗马最拥挤的市区，但那时还是一片空场。议事在黎明时以祈祷开始。会场里没有座位，这大概有助于使公民甘于顺从那一切事务在日落时结束的常规。

开幕祈祷以后，进入讨论会议所要考虑的种种措施，并在会上宣读各项提议。会上没有散发印出的文件本不是值得惊讶的吗？如果有任何传阅的文件，那必定是手抄的，每份抄本必定容易有错误和有意的篡改。提问似乎是不允许的，但是在得到主持会议的长官的准许下，人们可以个人身份向会议发言。

然后到会的人按他们的部落进入牛栏形的围场，每个部落对在考虑中的措施进行投票。决议并不按公民的多数，而是按部落的多数作出的，并由传令官宣布。

由百人团组成的人民大会，即百人团会议（comitia centuriata），除了在公元前3世纪有373个百人团代替35个部落，以及在开幕时既有祈祷还有祭祀之外，在它的性质上是十分相似的。百人团原系军团（像原始英国地方政府有“百户”[郡的分区]那样），很久以来就失去了同“一百”这个数字的任何联系。有些只有几个人，有些有很多人。有18个骑士百人团（骑士团），原本是由有地位养得起一匹马和在骑兵队里服役的人组成的，但是后来罗马的骑士身份和英国的骑士身份一样，成为一般的荣誉，已没有军事上、精神上或道德上的意义了。（这些骑士团随着罗马的经商致富而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阶级，在一个时期里他们是社会上真正活跃的阶级。最后他们中间连一点骑士精神都没有了，正如今天英国赐封爵士的“荣誉名册”上的骑士们一样。从大约公元前200年起规定了元老们不得经商。这些骑士团于是就成了大商人、交易者，并作为税吏承包税收。）此外还有80（！）个富豪的百人团（各拥有10万铜阿斯以上的财产），22个拥有7 500铜阿斯以上的体面的人的百人团，等等。工匠和乐师各有两个百人团，无产者也组成一个百人团。百人团会议的决议是由百人团的多数作出的。

随着罗马国家的成长和它的事务的日益复杂，权力从这样一个人民大会又回到了元老院，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元老院是一个比较紧密的团体，它的成员最少300名、最多900名不等（900名是由恺撒增扩的），他们须处理政务和经管大事，他们多少彼此熟悉，并有行政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传统。在这共和国里提名和召集元老们的权力最初是授予执政官的，不久以后设置了“户籍官”，执政官的许多权力移交给了他们，这一项权力也移交了。阿庇乌斯·克罗狄乌斯是第一批行使这一项权力的户籍官中的一个。他吸收被释奴隶进入部落会议，并召请被释奴隶的子孙进入元老院。这对那时保守的本能来说是一项令人震惊的安排；执政官不肯承认他的元老院，下一届的户籍官们（公元前304年）扣下了他对被释奴隶发出的请帖。无论如何，他的尝试足以说明元老院从它最初作为一个纯粹的贵族团体的情况这时已进展到什么地步了。有如现代的英国上院，它已变成一个大商人、活跃的政客、成功的冒险家、大地主和这一类人的集会了，它的贵族的尊严只是一套华丽的伪装；但是不像英国上院那样，它在法律上除了我们已描述过的效率极低的人民大会和由平民会议选出的保民官之外，不受任何限制。它对执政官和地方总督在法律上的控制并不大，它没有行政权力，它的力量和影响是在于它的威望和经验。它的成员的利益自然是和一般公民的利益相对抗的，但是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对这种寡头政治的行动，无力表示异议竟达几代之久。比城邦稍大的国家的直接民众政府于是在意大利失败了，因为那时还没有公共教育，没有报纸，没有代议体制；它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仅仅由于技术上的困难而失败了。但是它的出现，即作为现今世界全部政治智慧力图解决的一组问题的首次出现，是有巨大意义的。

元老院通常在罗马广场的元老院大会堂开会，但在特殊的时节，它会在这个或那个神殿举行；当它必须接待外国使节或是它自己的将军们（将军们在统率部队时是不准进城的）时，它就在城墙外面马提乌斯操场上开会。

3　富人的迦太基共和国

对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作出稍微充分的叙述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对今天还有巨大的重要性。至于迦太基的政体就不必多费时间了。

罗马治下的意大利是个共和的国家，迦太基比它要古老一点，是个共和的城邦。它有个“帝国”，正像雅典有个“帝国”那样，这是个由一些不喜欢它的附庸国组成的帝国，它拥有大量的、自然不会效忠于它的工业奴隶人口。

在城邦里有两个选出的“苏菲特”，亚里士多德称他们为被选出来的“国王”，实际上他们相当于罗马的户籍官；他们的闪米特语名称和犹太人用来指“士师”的词是相同的。迦太基有一个不起作用的公众会议和一个由头面人物组成的元老院。这个元老院有两个委员会，即一百零四人委员会和三十人委员会，名义上是选出的，但是由很容易操纵的方法选出的。这两个委员会实际上构成了最富有的和最有影响的少数人专权的寡头政治。他们尽可能地少对盟国和市民同胞讲话，尽可能地少跟他们磋商。毫无疑义，他们所追求的谋划都是把迦太基的福利从属于他们本集团的利益。他们敌视新人新办法，而且相信已经延续了两个世纪的海上优势必定是理所当然的。

4　第一次布匿战争

假如罗马和迦太基能够解决它们的争执，并在西方世界结成一个永久的同盟，人类会发生些什么事？这个设想是引人兴趣的，也不全然是无益的。假如亚历山大还活着的话，他可能向西推进而驱使这两个强国达成这样一个利害攸关的联合。但是这是不会适合迦太基寡头政治私下的谋划和荣耀的，而这时大罗马的新元老院的掠夺胃口越来越大，正以垂涎的目光越过墨西拿海峡盯着迦太基在西西里的领地。他们是贪婪的，但是他们惧怕迦太基的海权。罗马民众的“爱国心”，不管怎么样，也忌妒和惧怕这些迦太基人，更没有心思去计算这一场冲突的代价。皮洛士所强加于罗马和迦太基的同盟持续生效达11年之久，但是罗马已成熟到足以进行一场现代政治术语中所谓“进攻性的防御”战争了。战机发生在公元前264年。

那时，西西里并不是完全在迦太基的手中。东端依旧在锡腊库扎的希腊国王海挨罗的势力之下，他是狄奥尼修斯的继承者，柏拉图曾当过他的内廷哲人。曾在锡腊库扎服役过的一队雇佣兵夺占了墨西拿（公元前289年），并袭击了锡腊库扎的贸易，海挨罗最后被迫采取措施来镇压他们（公元前270年）。于是对扑灭海盗也非常关心的迦太基出兵相助，并派出一支迦太基驻防兵守卫墨西拿。这全然是项无可厚非的行动。这时提尔已被摧毁，在地中海上唯一有能力保护海洋法的是迦太基，而且不但是由于传统也是由于习惯，扑灭海盗就是它的任务。

墨西拿的海盗向罗马求救，对迦太基积累起来的忌妒和惧怕使得罗马人决定去帮助他们。罗马派遣了一支在执政官阿庇乌斯·克罗狄乌斯（在这段历史中我们不得不提到的第三个同名的阿庇乌斯.克罗狄乌斯）指挥下的远征军开往墨西拿。

曾使人类历史陷于黑暗的一系列最劳民伤财、造成惨重损失的战争的第一回合就这样开始了。但是一个浸透了我们这时代的荒诞无稽的政治思想的历史学家却这样兴致勃勃地来写这次不幸的远征：“罗马人知道他们将同迦太基开战，但是人民的政治本能是正确的，因为在西西里海峡的一支迦太基驻防军对意大利的和平本来就是一个危险的威胁。”因此他们就以一场持续了将近25年的战争来保卫意大利的和平，免遭这个“威胁”！在战争进程中他们破坏了自己逐渐获得的政治品德。

罗马人攻占了墨西拿，海挨罗抛弃了迦太基人而倒向罗马人。然后斗争有一段时间集中在阿格里琴托镇，罗马人围困了这个镇，接着是一段时间的堑壕战。双方都由于瘟疫和供应时常中断而蒙受了巨大损失；罗马人损失了3万人；但至终（公元前262年）迦太基人撤离了那个地方，退到该岛西岸设防的市镇，其中主要的是利利贝乌姆。只要能维持住海上优势，他们就可以容易地从非洲本土供应这些市镇，耗尽罗马对抗他们的任何努力。

这时战争的一个新的和非常特殊的局面开始了。罗马人来到了海上，使迦太基人和罗马人自己都吃惊的是他们打败了迦太基舰队。自从萨拉米斯战役以来，海军建造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当初主要的战舰形式是有三层桨的战船，即一种有三层（三排）桨的大帆船；而这时迦太基战舰的主要形式是一种五层橹船，一种大得多的有五层桨的大帆船，它能撞倒或轧断任何较脆弱的船的桨。罗马人开始进入战争时还没有这样的船舶。这时他们着手建造五层橹船，据说他们的设计得益于那些迦太基船舶中的一艘搁浅了的船。在两个月里他们建造了100艘五层橹船和30艘三层桨船。但是他们没有熟练的驾驶员，没有有经验的划手，这些缺陷他们部分由于希腊同盟者的帮助，部分由于新战术的发明而得到了补救。他们不依靠击撞或击断敌人的桨，因为这要求比他们已有的更为高明的驾驶船舶的技术；他们决定强登敌舰，他们在船上建造了一种用滑车定住在桅杆上的长吊桥，末端有抓钩和长钉。他们在大帆船上载满了士兵。于是，当迦太基人的战舰从旁撞击或擦过时，罗马人就可以放下这种称作乌鸦座的吊桥，攻入敌舰的突击队员就可以蜂拥而上。

像这样简单的设计却证明是完全成功的。它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和世界的命运。抵抗乌鸦座所需要的小量发明显然不是迦太基统治者力所能及的。在米拉战役（公元前260年）中罗马人获得了第一次海战的胜利，俘获或毁坏了50艘船。在埃克诺木斯大战（公元前256年）中，这“大概是古代最大的海战”，七八百艘大船投入战斗，迦太基人表现出他们没有从过去的惨败中学到什么教训。按规矩说，他们的机动谋略是胜得过罗马人的，本应把罗马人打败，但是乌鸦座再次把他们打败了。罗马人击沉了敌舰30艘，俘获了64艘。

此后战争继续下去，胜负变动很大，但是不断地显示出罗马人的较大活力、团结力和主动性。埃克诺木斯战役后，罗马人从海上入侵非洲，并派出了一支装备不足的支援军队，它在多次胜利并拿下了突尼斯（距迦太基不到10英里）后却被彻底打败了。一场暴风雨使罗马人失去了他们的海上优势，他们在三个月内建造了有220艘战舰的第二舰队，使海上优势失而复得。他们夺占了巴勒莫，在那里击败了一支迦太基大军（公元前251年），俘获战象104头，并举行了一次凯旋罗马的大游行，盛况空前。他们围攻了西西里岛上迦太基残存的要塞利利贝乌姆，没有成功。他们在德雷帕努姆的一次大海战（公元前249年）中，丧失了他们的第二舰队，损失了210艘战船中的180艘；同年，部分是在战斗中、部分是在暴风雨中，他们丧失了第三舰队的120艘战船和800艘运输船只。

有7年之久，濒于精疲力竭的交战双方之间可以说是在持续战争，是一种袭击和虚张声势的围攻的战争，在这期间迦太基人在海上占了上风。然后罗马作出最后一次极大的努力使一支由200艘船舶组成的第四舰队下了水，并在伊加迪群岛战役（公元前241年）中击溃了迦太基人的最后兵力——此后，迦太基求和了（公元前240年）。

根据这次媾和的条件，除了锡腊库扎的海挨罗的领地外，西西里全境成了罗马人民的一块“地产”。在那里没有像在意大利曾经实施过的那样进行同化的过程；西西里成为一个被征服的行省，像较老的帝国行省一样交纳贡品和上交收益。除此之外，迦太基还付出了一笔3 200塔伦特（折合2 300万美元）的战争赔款。

5　老加图和加图精神

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和平维持了22年。那是没有繁荣的和平。交战双方都苦于匮乏和混乱，这些是自然地和必然地随着一切大战而来到的。迦太基境内暴乱频仍；回国的士兵得不到薪饷，于是哗变抢劫；土地荒芜，无人耕种。我们在书里读到，迦太基将军哈米耳卡尔在镇压骚乱时的可怕的残忍；成千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撒丁岛和科西嘉岛造反了。“意大利的和平”并不更好些。高卢人起兵并进军南下；他们被击败了，有4万人被杀死在太拉蒙。显然，意大利在到达阿尔卑斯山之前是不完整的。波河流域建立起了罗马殖民地，向北的大干线经由弗拉米尼亚的大道开始了。但是当高卢人在威胁罗马时，竟有人建议以人献祭，而且竟予执行，表明战后时期罗马人在道德上和思想上的堕落。旧的迦太基海洋法被破坏了——它可能曾是自私的和垄断的，但至少它维持了秩序——亚得里亚海挤满了伊利里亚的海盗。由这事态所引起的一场争吵的结果，伊利里亚在两年后不得不被并吞为第二个“行省”。由于派出远征军去并吞迦太基的两个在起事中的行省，撒丁和科西嘉，罗马人为第二次布匿战争铺平了道路。

第一次布匿战争考验了并显示了罗马和迦太基实力的对比。任何一方稍微明智一些，罗马方面气量稍微大一些，就绝不会重启战端。但是罗马是个粗野的征服者。它没有正当的理由就侵占了科西嘉和撒丁，它把赔款增加了1 200塔伦特，它划定埃布罗河作为迦太基在西班牙发展的限界。迦太基有一个在汉诺领导下的强大党派愿与罗马和解，但是很自然地许多迦太基人宁愿以一种绝望的仇恨来看待他们天生的敌手。

仇恨是能支配一生的一种激情，有一种气质类型很容易产生仇恨，它动辄依据复仇闹剧的情节来看待人生，乐于在“正义”和报复的惊人表演中寻找刺激和满足。穴居野处时代的恐惧和忌妒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在开放它们阴郁的花朵，我们距离旧石器时代毕竟还不到400代人。全欧洲都知道，大战给这种“仇恨”气质以最大限度的活动余地，第一次布匿战争所发泄出来的贪婪、骄傲和残忍，这时正在产生出排外偏执狂的丰硕果实。在迦太基方面的杰出人物是一个伟大的将军和行政家，哈米耳卡尔·巴尔卡，他那时着手要战胜和粉碎罗马。他是哈斯德鲁拔的岳父和孩童汉尼拔的父亲，这孩子注定将是罗马元老院从来没有这样吓慌过的最可怕的敌人。摆在迦太基面前最明显的方针是重建它的舰队和海军管理，恢复海上霸权，但是这看来哈米耳卡尔是实现不了的。作为一个替代的办法，他决定把西班牙整顿成为一个陆上进攻意大利的基地。公元前236年，他去就任西班牙总督，后来汉尼拔讲过他父亲——那时他是个11岁的孩子——叫他发誓永远敌视罗马。

巴尔卡家族这样把才智和生命半发疯似的集中于复仇上，只不过是人生中褊狭和怨恨的一例，它是这场剧烈斗争的种种压力和普遍不安感在人们心灵中的产物。25年的战争使整个西方世界处于悲惨和严酷的境地。当这个11岁的汉尼拔在永世敌视罗马时，一个两岁的名叫马可·波西乌斯·加图的小个子，大概是个脾气很坏的孩子，正在托斯库卢姆的一所农舍旁边奔走嬉戏。这孩子后来活到了85岁，支配他感情的似乎是除了他自己的幸福之外任何人们的幸福他都要仇视。他是个善战的军人，政治生涯一帆风顺。他在西班牙挂帅，以残酷闻名。他装出一副卫护宗教和公共道德的姿态，在这方便的外衣下他对一切新生的、优雅的或愉快的事物进行了一辈子的战争。谁要是引起了他的妒忌就会遭到他的道义上的谴责。在支持和执行一切反对盛装、反对妇女修饰、反对娱乐和自由讨论的法律时，他是精神抖擞的。他竟然幸运地当上了罗马的户籍官，因而给了他以支配公众私生活的大权。这样他就能够通过传播私人丑闻来毁损公敌。他把曼利乌斯逐出了元老院，因为他在白天当着女儿的面同他妻子接吻。他迫害希腊文学，而他对希腊文学直到晚年还是一无所知的。之后他才读了狄摩西尼的著作并且表示赞赏。他用拉丁文写了关于农业和关于罗马失传了的古代美德。从这些著述里很可以看清楚他的品质。他的格言之一是奴隶们只要不是睡着就应该做工。另一句是牛和奴隶老了就该出卖。在他回意大利时，他把在西班牙战役中骑过的战马丢下，以节省运费。他憎恶别人的花园，在罗马切断了对花园用水的供应。在招待宴会之后，他竟会出去用皮条来纠正在服务上的任何疏忽。他十分赞赏自己的美德，在他的著述中坚持着这样做。在温泉关他跟安提俄库斯大王打过一次仗，关于这次战役他写道：“那些看到他向敌人猛冲，击溃并追逐敌人的人们都宣称加图受罗马人民的恩惠少于罗马人民受加图的恩惠。”到了晚年，加图溺于女色，跟一个女奴私通。最后当他的儿子对大家族内这种乱搞行为提出抗议时，他就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他的秘书的女儿，她所处的地位对此是无法拒绝的。（至于那个女奴的下场没有人提到过，大概他把她卖了。）这个罗马的一切旧道德的结晶品享尽高龄后在受人敬畏中寿终。他最后的公众活动几乎就是敦促进行第三次布匿战争和最后毁灭迦太基。他作为解决迦太基和努米迪亚之间的某些争执的专员曾经到过迦太基，他对那个国家的一些繁荣和甚至欢乐的迹象感到震惊。

自从那次访问后，加图每次在元老院演说结尾时总是要厉声高呼“Delenda est Carthago”（一定要毁灭迦太基）。

在布匿战争期间在罗马当权的就是这种类型的人物，这种人就是汉尼拔和迦太基复仇者的敌手，从这种人和汉尼拔身上我们可以判断那个时代的格调和特质。

这两个西方大国在精神上和道德上都被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压力所挫伤了，罗马也许比迦太基更严重些。生活的邪恶方面最为突出。很清楚，第二次和第三次布匿战争的历史（公元前218～前201年和公元前149～前146年），不是神志完全清醒的人的历史。历史学家撰写罗马人或迦太基人的“政治本能”是毫无意义的。发泄出来的是完全另一些本能。古猿的火红的眼睛又回到了这个世界。这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们被吓倒或被杀害的时代；这时代的真正精神是表现在那种从被作为献祭而牺牲的人体内挖出的还在抖动的肝脏上去检查凶吉迹兆的急切劲儿。这件事就是在太拉蒙战役前罗马大起恐慌时干出来的。西方世界的确被杀人狂抹黑了。对世界的发展都是十分需要的两个伟大的民族却彼此火并，最后罗马打败了迦太基，获得了成功。

6　第二次布匿战争

关于第二次和第三次布匿战争的细节，我们在这里只能简略地叙述一下。我们已讲过哈米耳卡尔怎样开始整顿西班牙和罗马人怎样禁止他们渡过埃布罗河。他死于公元前228年，由他的女婿哈斯德鲁拔继位。哈斯德鲁拔在公元前221年被暗杀，于是由汉尼拔继位，他那时是26岁。实际上战争是由罗马人仓促发动的，它违背了自己的规定去干涉埃布罗河以南的事务。于是汉尼拔立即率兵通过高卢南部，翻越阿尔卑斯山（公元前218年），长驱直入意大利。

此后15年的历史是一段最辉煌和无益的侵袭的故事。汉尼拔在意大利坚持了15年，所向无敌。罗马的将军们不是迦太基人的对手，每次遇到汉尼拔，他们就吃败仗。但是有一个罗马将军名叫普·科尼利乌斯·西庇阿，他富有韬略，定下了剥夺汉尼拔全部胜利果实的计谋。战争爆发时，他曾被派从海上去马赛截击汉尼拔；他迟到了三天，他不去追击汉尼拔，而把他的军队开入西班牙去切断汉尼拔的供应和增援。以后的整个战争期间这支西班牙的罗马军队始终留在汉尼拔和他的基地之间。汉尼拔被“悬空”了，既不能攻城又不能略地。

每当汉尼拔遇到同罗马人明枪相斗时，他总是把他们打败。他在北意大利赢得了两次大捷，并把高卢人拉到了他的一边。他向南逼近到伊特剌里亚，在特拉西美诺湖边设下了伏兵，包围和彻底摧毁了一支罗马军队。公元前216年，在康尼遭到了瓦罗率领的一支比他强大得多的罗马军队的袭击，他又完全摧毁了这支罗马军。据说杀死了5万人，俘虏了1万人。然而他不能推进和夺占罗马，因为他没有攻城的装备。

但是康尼之役产生了其他的战果。南意大利的大部分，包括在面积上仅次于罗马的卡普亚城，归向了汉尼拔，而且马其顿人同他结成了同盟。此外，罗马忠实的同盟者锡腊库扎的海挨罗此时已死去，他的继承者海挨罗尼木斯倒向了迦太基人。然而，罗马人以极大的顽强和决心坚持作战；康尼战役后他们拒绝同汉尼拔谈判，他们逼近卡普亚进行缓慢而最终取得成功的封锁和围攻。罗马又出兵攻击锡腊库扎。锡腊库扎的围攻之所以令人难忘，主要是在于哲学家阿基米德杰出的发明，这项发明使得罗马人长期不敢近岸。阿基米德这个名字，我们已经把他作为亚历山大城博物馆的一个学馆成员和通讯员而提到过。该镇最后陷落时他被杀死了。汉尼拔的主要港口和从迦太基得到供应的手段的塔兰托姆（公元前209年），最终继锡腊库扎（公元前212年）和卡普亚（公元前212年）之后陷落了，他的交通运输从此不能正常畅通了。

西班牙也是一点一点地从迦太基的紧握中被夺走的。由他的弟弟哈斯德鲁拔（不要把他和同名的被暗杀的姐夫相混）率领的最后支援汉尼拔的军队经过苦斗进入意大利时，他们在麦陶鲁斯一仗（公元前207年）中全军覆没了。汉尼拔所得到关于这场灾难的第一个消息是被抛进他营房的他弟弟的头颅。

此后汉尼拔被封锁在意大利的脚跟卡拉布里亚。他已没有兵力再打任何大规模的仗了，他最后回到迦太基，及时赶上在这次战争的最后一役中指挥迦太基人作战。

这最后的战役，扎马战役（公元前202年）是在距迦太基城很近的地方进行的。

这是汉尼拔一生中的第一次败仗，因此他的征服者老西庇阿·阿非利加的人品是值得一说的。他在历史上的确是作为一个十分高雅的绅士、了不起的军人和宽宏大量的人而著称的。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个在西班牙攻打汉尼拔根据地的名叫普·科尼利乌斯·西庇阿的人，这个西庇阿就是他的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也叫普·科尼利乌斯·西庇阿，直到扎马战役之后才给他阿非利加这个姓。（年轻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即小西庇阿·阿非利加，后来的第三次布匿战争是他结束的，是第一个老西庇阿·阿非利加的儿子的养子。）西庇阿·阿非利加的一切都会引起加图这一派老式罗马人的不信任、仇恨和反对。他年轻，他愉快而能干，他挥金如土，他精通希腊文学，在宗教上他倾向于弗里吉亚人的新奇观念，而不那么相信罗马的比较严肃的神明。他对当时支配罗马战略的那种极端谨慎也不以为然。

第二次布匿战争早期吃了几次败仗后，罗马的军事行动计划受一个名叫费边的将军的性格所支配，他把避免同汉尼拔交战的必要性提高到成了一种神圣的原则。“费边战术”在意大利盛行了10年。罗马人进行封锁、切断护航队、攻击掉队的士兵，只要汉尼拔一出现，他们就逃走。当然开始打了败仗后在一段时期里这种做法无疑是明智的，但是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实力始终还是较强的，较强的力量该做的事不是去容忍一场无休止的战争，而是去修补损失、发现能干的将领、训练较好的军队和摧毁敌人的力量。果断是实力的本务之一。

对年轻的西庇阿这样的人来说，费边主义的那种晦涩的、无效的伎俩是可鄙的，它正在促使意大利和迦太基慢慢地被拖垮而两败俱伤。他大声疾呼要求进攻迦太基本土。

“但是费边在这时刻却使全城陷于惊慌，似乎这个国家将被一个鲁莽轻率的年轻人带进极为危险的境地。简单地说，他十分谨慎地不做或不说任何他认为会劝阻他的同胞们接受这项建议的事或话。他同元老院一起奉行他的主张。但是人民却相信，他反对西庇阿不是出于忌妒他的成功，就是出于私自的恐惧，怕这个年轻的英雄一旦做出了些显著的功绩，有如结束战争或者甚至把战争打到意大利境外去，他自己那种多少年来慢慢来的行动可能会被诋毁为懒惰或怯懦……他向西庇阿的同事克拉苏接洽，竭力劝说他不要让那个省屈从西庇阿，但是如果他认为战争应当那样打法的话，由他亲自去打迦太基。他不仅没有去，甚至阻挠为那次远征筹款，致使西庇阿不得不就他力之所及去寻找供应……他竭力阻止愿意参加志愿军的青年去报名，并在元老院和罗马广场大声宣布：‘西庇阿不仅自己躲避汉尼拔，还想要把意大利剩下的兵力拉走；当没有打败的强敌还在门口时，却劝说青年们抛弃父母、妻子和本土。’他用这些武断说法来恐吓人民，以致他们只容许西庇阿带走在西西里的军团和300个曾在西班牙忠诚地跟过他的老部下……西庇阿抵达非洲后，辉煌、显赫的捷报立即就传到了罗马。接踵而至的是证实捷报的大量战利品。俘获了一个努米迪亚的国王；烧毁了两座营房，营中有大批士兵、武器和马匹；迦太基人下令汉尼拔放弃在意大利的妄想，回师保卫祖国。当人人赞扬西庇阿的功绩时，费边却毫无理由地建议派人去接替西庇阿，他只说出了一句箴言：那就是，‘把这样重要的大事委托在一个人的幸运上是危险的，因为他不大可能会是常胜的’。……不但如此，甚至当汉尼拔收兵上船撤离意大利时，费边还不断地扰乱举国的欢欣，对罗马的热情大泼冷水，他冒昧地断言：‘国家正面临最后和最坏的考验；最值得害怕的是汉尼拔回师非洲，在迦太基城下攻击罗马的儿孙；西庇阿就将对付一支身上还沾满了那么多罗马将军、独裁者和执政官鲜血的军队。’罗马城被这些耸听的危言所吓住了，惊惶不安，虽然战争已转移到了非洲，而危险却似乎更逼近了罗马。”

扎马战役之前曾有一段短期的休战和谈判，由于迦太基的错误谈判破裂。像阿尔比勒战役那样，扎马战役的准确日期也可以由一次在这次战斗中发生的日食来断定。在迦太基内地的人民，努米迪亚人，在他们国王马西尼萨统率下参加了罗马的一方，这使罗马人得到了骑兵方面的巨大优势——和汉尼拔作战中这是第一次。汉尼拔的两翼骑兵被打退了，同时西庇阿的步兵较为精良的训练使他们能在迦太基战象冲锋时让开通道而没有陷入混乱。汉尼拔试图展开步兵阵线来包围罗马密集的步兵，当初在康尼会战时在训练上因而在调动上他都占了上风，所以他能包围和歼灭大队步兵，这时他发现对抗他的是一条比他自己更好的步兵阵线。他自己的阵线展开时也就溃散了，罗马军团冲锋深入，这一仗汉尼拔是被打败了。罗马骑兵在追逐汉尼拔的马队的归途中横扫残敌，使汉尼拔的这场败仗更是灾难性地溃不成军。

迦太基没有继续作出任何战斗就屈服了。条件是苛刻的，但是仍让它有可能期望一个体面的未来。迦太基必须把西班牙让给罗马，除了留下10艘船外必须交出全部战舰，必须交付1万塔伦特（折合7 000万美元），而一切条件中最为难的一条是，必须答应，未经罗马人许可不得擅自开战。最后还加上了一个条件，必须交出作为罗马大敌的汉尼拔。但是他以逃奔亚洲来避免他的国人受此耻辱。

这些是过分苛刻的条件，对此罗马人应当满足了。但是有些国家就是这样地怯懦，以致他们不敢只满足于征服他们的敌人；他们一定要使自己确信，并把敌人毁灭。从像户籍官卡托这样一个人身上看出伟大和美德来的这一代罗马人，必然会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卑鄙的同盟者和怯懦的胜利者。

7　第三次布匿战争

从扎马战役到这出悲剧的最后一幕第三次布匿战争期间有53年，这一段罗马史的内容在国外是粗暴无情地扩张权力，在国内是自由农业人口因富人的高利贷和贪婪而慢慢地毁灭。

这个国家的精神变得粗鲁而卑鄙了；不再扩大给予公民权的范围，不再对生来就是异族的居民作出进行同化的较为慷慨的尝试。西班牙管理不善，定居很慢，困难重重。纷繁的干涉导致了伊利里亚和马其顿沦于纳贡行省的地位；显然，罗马那时正要“征外地人的税”，使本土居民免于税赋。公元前168年后，在意大利不再征收旧的土地税，从意大利得到的唯一岁入是来自国有地产和海外进口货物税。来自“亚细亚”省的岁入都用于支付罗马国家的开支。国内加图式的人们正在用贷款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来获取农田，需人耕种的农田常因兵役繁重而日益贫瘠；他们正在把自由公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用无情地被驱使的奴隶劳动来经营他们的农田，这种奴隶劳动已变得越来越便宜和充斥了。这些人把海外的居民仅仅看作是未输入的奴隶，西西里被交给了包税商去经营他们贪婪的企业。富人们用奴隶在那里种上谷物，输入罗马以获厚利，这样国内的土地就可以用来饲养牛羊了。结果被赶出来的意大利人口开始流入城镇，特别是流入罗马。

关于在扩张中的罗马势力同塞琉古王朝最初的冲突和它怎样和埃及联盟，我们在这里不能多述了，关于希腊城市在它挺进的阴影下的盛衰兴亡，直到它们真的被征服，也不多说了。一幅地图已足以表明当时帝国扩张的形势。

对那个时代一般的冷酷卑鄙并不是没有表示抗议的声音。我们已谈到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消耗性病症——一种国家的病症，它产生贪得无厌的富人正像身体上的病症有时会长出大脓包一样——怎样被西庇阿·阿非利加的奋发有为所除去的。当元老院对是否让他作为将军前去非洲尚在犹豫不决时，他曾以向人民呼吁相威胁。从此之后他是个被元老院这伙人盯住了的人物，这伙人正不断地在把意大利从一块自由农民的土地变成为一个用奴隶劳动来养牛的大牧场；他们企图在他到达非洲之前把他毁掉；他们不给他足够的兵力，希望他不能取胜；战后他们硬是不给他任何官职。利害关系和天生的恶意促使加图起来攻击他。

老西庇阿·阿非利加似乎是个性情豁达而急躁的人，他不想利用人民对当时形势的不满和他自己的威望来为自己谋利。当他的哥哥卢契乌斯·西庇阿第一次统率一支罗马军队出发亚洲时，他去当了他哥哥的部下。在吕底亚的马格尼西亚，塞琉古王朝的国君安提俄库斯三世统率下的一支庞杂军队遭到了140年前与它十分相似的波斯军队的命运（公元前190年）。这次胜利招致了元老院对卢契乌斯·西庇阿的敌视，他被控挪用了得自安提俄库斯的金钱。这使西庇阿·阿非利加义愤填膺。当卢契乌斯拿着他的账目在元老院里站起来准备来对付控告者的喧闹时，西庇阿·阿非利加从他手上把这文件夺过来，撕成碎片扔在地上。他说，他的哥哥已向国库交了20万塞斯太里亚（相等于5 100万美元），难道他现在还要在这项或那项账目上受人刁难和挑剔吗？后来当卢契乌斯被起诉并被判罪时，西庇阿·阿非利加用武力营救了他。他被弹劾时，他提醒人民说这天正是扎马战役的周年纪念，他在群众喝彩声中公然违抗了当权者。

罗马人民似乎是爱戴和支持西庇阿·阿非利加的，过了2 000年之后，人们一定还是喜欢他的。他能在元老院面前当场扔出扯碎的票据，并且当卢契乌斯再次被攻击时，人民的保民官之一使用了他的否决权，这项起诉才被宣告无效。但是西庇阿·阿非利加缺乏使人成为伟大民主领袖的那种铁硬成色。他不是恺撒。他没有使人屈从卑鄙的政治生涯的必要品质。发生了这些事件后，他抱恨地从罗马退隐田园，公元前183年死在那里。

同年汉尼拔也死了。他是在绝望中服毒自尽的。对罗马元老院的固定不变的恐惧，从一个宫廷到一个宫廷缠住他的心。不顾西庇阿愤怒的抗议，罗马在和平谈判中要求迦太基交出汉尼拔，而且继续不断地向每一个庇护他的国家提出了这项要求。同安提俄库斯三世媾和时，这也是条件之一。最后他被逼逃进了比提尼亚这个洞里，而比提尼亚国王却把他扣留下准备送往罗马，但是汉尼拔早就在一枚戒指里带着他所需的毒药，他用此自杀了。

给西庇阿这个名字增添荣誉的是另一个西庇阿，他是西庇阿·纳西卡。他把加图的“一定要毁灭迦太基”改成“迦太基一定要站起来”，以此来结束每次在元老院里的演说。他明智地看到，迦太基的存在和刺激是有助于罗马的普遍繁荣的。

然而正是第二个西庇阿·阿非利加，老西庇阿·阿非利加的养孙，攻占并毁灭了迦太基。迦太基人招致第三次亦是末一次布匿战争的唯一罪过是他们继续从事贸易而且繁荣起来了。它们的贸易并不是同罗马竞争的贸易；当迦太基被毁灭时，它的贸易大部分已随之衰落，北非进入了经济衰退的阶段；但是迦太基的繁荣所唤起的那种妒忌的激情显然比“老罗马”式的贪婪更为强烈。富裕的骑士等级除了自己的财富外对世上任何财富都感到愤恨。罗马挑起这场战争是通过鼓动努米迪亚人去侵犯迦太基，直到迦太基人在绝望中被迫起而应战。于是罗马就向迦太基猛扑，并宣称它违背了条约！它未经许可擅自开战。

迦太基人送出了罗马要求的人质，他们交出了武器，他们准备割让领土。但是屈服只增长了罗马的傲慢和支配罗马意见的富裕骑士等级无情的贪心。罗马现在要求迦太基居民撤出迦太基城，迁到离海至少10英里的一个地点。他们竟向这些几乎全靠海上贸易维持生活的居民提出这项要求！

这一荒谬的命令使迦太基人从绝望中惊醒。他们召回流亡在外的人，准备抵抗。经过半个世纪的心胸褊狭和精神卑鄙的政府的管理，罗马军队的效率已不断下降，公元前149年初攻该城镇时几乎以惨败告终。在作战中，年轻的西庇阿在不太重要的职位上立了功。下一年也是由于元老院的无能而失败的一年。这个庄严的团体已从恃强凌弱的心情变成了极度的恐慌。罗马老百姓甚至更为惊惶。年轻的西庇阿主要是为了他的门第而被任为执政官，虽然他还没有到适当的年龄，其他方面也还不够资格。他被匆促地派到非洲去挽救他宝贵的祖国。

接着是最顽强和最骇人的攻城战。西庇阿筑了一道横断海港的防波堤，切断从陆上或海上来的一切供应。迦太基人受尽了饥馑之苦，但是他们依然坚持到该城镇被攻破。巷战持续了6天，最后城堡陷落时，估计50万迦太基人中活着的只有5万人。这些活着的人都沦为奴隶，西庇阿烧毁了整个城市，废墟上还用犁翻过以示最后的毁灭，并且极其严肃地诅咒说，任何人要是企图重建该城定遭天谴。

同年（公元前l46年）罗马元老院和骑士们还攻陷了另一座似乎能够限制罗马垄断贸易的大城市科林斯。他们的借口是科林斯武装对抗他们，而这个借口明明是不充分的。

8　布匿战争怎样伤害了罗马的自由

在这简短的一节里我们必须提一下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罗马军事体制中的一项变化，这对它以后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直到那个时期，罗马军队是从自由公民中征募来的。战斗力和投票权是密切相联的；百人团会议遵循军事动员，齐步走的那一套场面，由骑士百人团领先，向马提乌斯操场行进。这个体制很像上次南非战争中布尔人的那一套。普通的罗马公民，像普通的布尔人一样，是个农夫，在他祖国的召唤下加入“民军”。布尔人战斗得非常出色，但是内心却急切想回老家去种田。持久的作战，像围攻韦伊，罗马人用轮换的办法来增援和接替他们的部队；这和布尔人在莱迪史密斯的围攻中所用的办法很是相似。

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由于压服西班牙的需要，必得有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军队。西班牙距离太远，不能定期轮换，而且战争要求比时来时去的士兵所可能受到的更充分的训练。因此应征入伍的期限拉长了，并须发饷。这样，领饷的士兵首次在罗马事务中出现了。发饷外还要加上战利品。加图在西班牙曾把金银财宝分给部下，在记载中还有说他曾经攻击西庇阿·阿非利加，因为他在西西里把战利品分给了部队。采用军饷制导致了一支职业军队的产生，而这在一个世纪以后导致了普通的罗马公民解除了武装，那时他们被穷困所逼流入罗马和较大的城镇。公元前200年以前，罗马几次大战役获得胜利，帝国基础得到了真正牢固的奠定，都是出于武装待命的农夫之力。在这过程中罗马的这种备战的农夫已经大部分消失了。这种变革开始于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而完成于这世纪之末，马略的改组军队，关于这事在下面适当的地方再予叙述。马略时期之后我们将先写“军队”，然后写“军团”，我们将发现我们在同另一种完全崭新的部队打交道，它已不再是以共同公民身份的团结联合在一起的了。这个纽带一断，军团在他们与一般社会的差别和他们与一般社会利益相对抗中发现了另一种团体精神的纽带。他们发展了对领袖更热烈的兴趣，这些领袖为他们取得薪饷和掠夺赃物。几次布匿战争之前，雄心勃勃的人倾向于讨好平民，布匿战争之后他们开始讨好军团了。

9　罗马共和国同近代国家的比较

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到此为止在很多方面比起以往的任何东西都更有近代味，特别对美国或西欧的读者来说是如此。我们初次有了近似一个自治的“国家”，有了个比单纯的城邦更大一些的东西，在追求支配自己的命运。我们初次有一大块在同一法律概念之下的广阔的地方。我们在元老院和人民大会中看到一个集团之间和人物之间的冲突，一个为取得控制的争论过程，比起任何专制政体所能做到的远为稳定和持久，比起任何僧侣制度远为容易变通和适应。我们也是首次遇到可与我们自己相比的种种社会冲突。货币代替了以物易物，金融资本变得流动和自由；也许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流动和自由，但比起以往则大大地更为流动和自由了。布匿战争是民族间的战争，我们已经记载下来的战争中还没有其他战争是像这样的。无疑地我们当前世界的大致轮廓、主要观念和首要对立正在那些日子里呈现出来了。

但是，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我们时代的某种基本便利和某些流行的政治思想在布匿战争时的罗马还是缺少的。那时没有报纸，在人民的会议里实际上还没有选举的代表。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60年）叫人公布元老院的会议记录，把它们写在白布告板上。用这个方法公布司法官的年度敕令已成惯例。罗马有职业性的写信人，他们凭专差把新闻送给富有的乡下通信员，再把内容抄写在白板上。西塞罗在西利西亚当总督时就是从这样的职业通信员那里获得时事新闻的。他在一封信里抱怨说这些并不是他所要的消息，所传的摘录里关于战车比赛和其他竞技的报道太多了，而没有能对政治局势提出任何见解。显然这种时事通讯体系只是为在繁荣处境下的公职人员服务的。

罗马共和国的民主机器的另一大缺陷是缺乏任何普通的初步政治教育，这种缺陷现今我们是很容易理解的，而在当时却是超出任何人的见识范围之外的事。罗马的平民，当他们坚持公布十二铜表法时，显示出对没有知识则选举权并不能使人自由的思想已有朦胧的认识；但是他们从没有能想象要把知识普及到人民大众中去，这是超越了这时代的可能性的。只有现今人们才开始充分理解“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的政治含义。例如，英国工会已创办厂劳工学院，美国工会已制定了包括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教育方案。但是教育在共和的罗马还是个别父母的非分之想，是有钱财、有闲暇者的特权。教育主要操在希腊人的手里，他们大多是奴隶。如卢克莱修和西塞罗可以作证的，有这么一条很高深的学问和很精美的思想的细流一直流到君主时代的第一个世纪，但这个细流并没有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普通的罗马人不仅对人类的历史，而且对外来民族的情况都茫然无知；没有经济规律的知识，也不明白社会的前途。甚至他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也理解得不清楚。

当然，在希腊的一些小城邦，在那400平方英里的罗马早期国家里，人们从谈话和观察得来的知识已足够一个普通公民完成其职务之用，但是到布匿战争开始时，对不识字的人说来事务已太大和太复杂了。然而似乎没有人曾注意到公民与他的国家之间正在出现裂缝，因而根本没有什么关于通过教导使公民增长知识以适合他扩大了的职务的任何尝试的记载。从公元前2世纪和之后，人人都在谈论一般公民的无知和政治智慧的缺乏，由这无知而发生的政治上的缺乏团结已贻害到一切方面，但是却没有人接下去谈到我们现在应当考虑那不可避免的后果，没有人建议去破除那人人抱怨的无知。当时也不存在任何用共同的政治和社会理想来教育广大人民的手段。直到在罗马世界里发展了强大的布道者的宗教——其中主要的和至今存在的是基督教——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这样一种系统教育的可能性才为世人所明白。六个世纪之后，那个伟大的政治天才君士坦丁大帝是第一个人，理解和试图利用这种可能性以保持和在思想上与道德上密切结合他所统治过的世界共同体。

但是罗马的政治体制和我们自己的不同之处还不只是在新闻、教育和代议政府的办法这些方面的缺陷。诚然，比起我们迄今为止已讲过的任何其他国家来说，它已非常近似一个近代的文明国家，但在某些事情上它却出奇地原始和“不够文明”。罗马史的读者依据辩论和议案、政策和战役、资本和劳工等措辞来读时，往往会碰上一些东西使他震惊，几乎就像他在家中下楼会客，伸手却握到一只尼安德特人奇形怪状的毛茸茸的爪子，抬头却看到一个没有下巴的兽脸时所受到的震惊一样。我们已经提到公元前3世纪还出现以人献祭的事，而且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罗马共和时期的宗教，有许多情节都把我们带回到远离正派神明的日子而进入萨满教和巫术的时代。我们一谈论到立法的集会，思想就会飞到威斯敏斯特去；但是假如我们去参观上议院的开幕式，发现上议院议长正在用血污的手指严肃地拨弄着新宰的羊的内脏以探求凶吉，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呢？我们的思想就会从威斯敏斯特一下退回到贝宁的习俗上去。而且罗马的奴隶制是一种野蛮的奴隶制，总的说来，较巴比伦的奴隶制远为卑鄙。我们已瞥见过公元前2世纪有德性的加图对待奴隶的情形，此外，在公元前3世纪，当阿育王正在开明和优雅地统治着印度时，罗马人却在恢复一种伊特剌斯坎人的游戏，嗾使奴隶为他们的生命而搏斗。这项娱乐的来源又使人想起了西非，它产生于史前期在埋葬酋长时屠杀俘虏的习俗。这项游戏还带有一点宗教色彩；奴隶手执铁钩，头戴面具代表地狱的摆渡神卡戎，把死尸从竞技场拖出去。

在公元前264年，就是阿育王登位和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的那年，在罗马广场举行了第一次有记载的角斗士的竞赛，以纪念罗马布鲁图斯老家族的一个成员的葬礼。这是三对角斗士一场优雅的表演，但是不久就有成百的角斗士在角斗了。对这种竞赛的爱好成长得很快，而且战争提供了大量的俘虏。老罗马的道学家对接吻、妇女的装饰和希腊哲学的态度是那样的苛刻，而对这种新的发展却除了叫好之外一声不哼。只要有人痛苦，罗马的道学家看来也就心满意足了。

如果共和的罗马是第一个近代自治的民族共同体，它肯定是它们中的“尼安德特人”型。

在以后的两三个世纪里罗马的角斗表演大大地发展了。开始时战争频繁，角斗士都是战俘。他们携带他们具有特点的民族武器来到罗马，文身的布立吞人、摩尔人、斯基台人、尼格罗人等等，也许这些展览还有一点军事价值。此后也使用下层阶级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来当角斗士。古代世界不理解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罪犯还是有他的权利的；无论如何，把一个罪犯当作角斗士使用并不像把他用作亚历山大博物馆的活体解剖者的“材料”那样坏。但是随着这种表演的营业利润的增长，以及对牺牲者的需求的增加，普通的奴隶也被卖给了角斗士的教练师，并且任何招惹主人憎恶的奴隶也会发现自己处在被变为角斗士的地位。把财产挥霍光了的青年人和好胜的小伙子，在一个规定的时间里也会自愿进入这一交易，靠着他们的勇气活下去。

随着这项营业的发展，人们发现了对角斗士的一种新的用处，就是把他们作为武装扈从；有钱人会买进一队角斗士，用它作为卫队或在竞赛表演出租谋利。

表演的节日是以仪仗游行（pompa）和一次假斗（pr?lusio）开始。号角响后就正式进入角斗。凡是以任何理由拒绝角斗的角斗士都用鞭子和烙铁赶出去。受伤的人有时会举起食指乞求怜悯。观众或是挥动手帕表示宽恕，或是伸出握紧的拳头，用大拇指做出表示死亡的样子来宣判他的死刑。至于确切的信号，权威们意见不同。梅厄说拇指向上（指向胸口）意指死亡，拇指向下意指“放下宝剑”。普通则认为拇指向下意指死亡。被杀死的或快要死的人被拖到一特定的地方，叫作剥夺所（spoliarium），在那里拿走他们的武器和他所有的东西，那些还没有死去的就被杀死。

这种作为游戏和表演的残杀组织可以用来衡量罗马社会和我们自己的社会在道德标准上的巨大鸿沟。无疑，和这样同样可怕的对人的尊严的残忍和暴行仍在世上持续着，但是这些残忍和暴行并不是以法律的名义和在无人表示异议的情况下持续下去的。诚然，直到塞涅卡时（公元l世纪），在记载上并没有任何反对这种营业的直截了当的抗议。那时人类的良心比起现在来显得更软弱和不够开明。不久通过基督教的传播，一种新的力量进入了人们的良心。基督教中耶稣的精神成了罗马晚期国家中这些残忍的表演和奴隶制的大敌，并且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这两项坏事衰落而消失了。吉尔伯特·默里教授补充说：“希腊人援引角斗表演作为把罗马人看作野蛮人的一个理由，当某罗马地方总督试图把角斗表演引进科林斯时曾发生过骚动。”因此反对古代的这种残忍的不单是基督教。“在罗马人中间较善良的人显然是不喜欢角斗表演的，但是懦弱妨碍了他们去率直地谴责这些事的残忍。比如，西塞罗当他不得不前往竞技场时，他就带着他的书板和秘书，而不去看角斗。他对杀死一头象都表示出特殊的厌恶。这种游戏曾被希腊哲学毫不犹豫地加以谴责，而且在竞赛被废除以前，在不同的时间曾有两个犬儒学派的人和一个基督徒在竞技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以示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