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玄机录——太后下嫁案

世祖之母博尔济吉特氏，出生于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宰）桑之女，后嫁太宗皇太极，时年十三岁。她的姊姊也嫁与太宗，即宸妃，两人又是太宗孝端皇后的侄女。

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封庄妃。三年正月，生子福临，即世祖。福临即位，尊为皇太后，史称孝庄后。她守寡时为三十岁，尚在关外，比多尔衮小两岁。

她是一个聪明能干、胸有谋略，又很有姿色的女人，对清之建国有其卓著的功劳。然而谈孝庄事迹的，必涉及下嫁问题。倘是民妇，本无关国故，因是太后，遂起纷议。

认为太后曾下嫁的，主要根据以下几点。

一、明遗臣张煌言《建夷宫词》之一云：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明成祖于女真族所居地置建州卫，“夷”是鄙词。慈宁宫在紫禁城内隆宗门西，清代为皇太后所居，皇后则居坤宁宫。春官指礼部，皇家的婚娶仪节，例由礼部拟订，既然寡居的太后而曰“婚”，自然是改嫁了。

二、多尔衮为世祖叔父，清人先称为皇叔父，这是正常的，后则径称皇父，这就很奇特的了。

三、孝庄病重时（卒年七十五），遗命不与已故丈夫太宗合葬，别营陵墓于关内。她的理由是太宗奉安已久，不可再惊动他。昭西陵的碑文上即有“念太宗之山陵已久，卑不动尊，惟世祖之兆域非遥，母宜从子”语，后人认为这是她不自安于故夫陵墓之故。

孟森在《太后下嫁考实》中都予驳正：张煌言为明之遗臣，坚持抗清，其中自必有成见，含谤书性质。写诗时人在南方，故远道之传闻，邻敌之口语，难以作为定论。“且诗之为物，尤可以兴到挥洒，不负传信之责。”日本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中也说：“但此系出当时南人，究难保无误传之处。”这比孟先生还说得早，或为孟先生所因袭。

蒋氏《东华录》曾记清廷议多尔衮罪状中有二款云：“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孟先生以为“但‘亲到皇宫内院’一句最可疑，然虽可疑，只可疑其曾渎乱宫廷，决非如世传之太后大婚，且有大婚典礼之文布告天下等说也。”

至于皇父之称，“由报功而来，非由渎伦而来，实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这一点，郑天挺《多尔衮称皇父之由来》一文，辨证尤为详明。他疑心皇父之称与“叔父摄政王”“叔王”，“同为清初亲贵之爵秩，而非伦常之通称，其源盖出族中旧俗”。和孟先生说的由报功而非渎伦相合。但这也只能存疑。

孟先生又引《朝鲜仁祖（李倧）实录》载，顺治六年（1649年）二月，“上（仁祖）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孟先生接着说：“以此知朝鲜并无太后下嫁之说，使臣则向朝鲜说明‘皇父’之义，亦无太后下嫁之言，是当时无此事也。”

孟森又说清代皇后与皇帝分葬的，不止孝庄一人，如孝惠后与世祖，孝圣后与世宗等，且当时太宗已有另一皇后孝端后合葬在先，自更难合葬。

但是，一、张煌言虽与清朝敌对，他的为人却一向正直严谨，如果并无其事，尚不致故意诬毁。即使他得自民间传闻，但这时清人已入主中原，民间正慑于清人之威势，为什么敢有这种传闻呢？

二、清人称多尔衮为皇父，和古代称功臣为尚父、仲父不同，这两处的“父”字应读“甫”。《清圣祖实录》记孝庄对孙子玄烨（即圣祖）说：“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这里的皇父虽指圣祖之父世祖，却说明皇父即父亲之意。孟氏引《朝鲜仁祖实录》的话，正说明此中匣剑帷灯、扑朔迷离的迹象，那意思是说，清国何以有皇父摄政王之语。使臣回答说，（从前还用“叔”字）现在连“叔”字也不用了。所以仁祖说：“然则二帝矣。”仁祖起先为什么有此问词，不正是已闻下嫁的消息了吗？孟先生以为《实录》中未明言下嫁即作为无其事之证，未免过于拘泥；即使太后果真有下嫁之事，《实录》也不会记载的。胡适致孟先生书中说：“所云‘今则去叔字’，似亦是答非所问。”但细加玩味，答语似隐而实显。

三、据《学林漫录》第九集所载牟小东《清孝庄后下嫁之旁证》的考释，清代皇后和皇帝分葬的，如孝惠、孝圣等，她们都葬于陵园“风水墙”之内，独有孝庄后的昭西陵在“风水墙”之外，她的灵柩浮厝于“暂安奉殿”近四十年。《朝鲜李朝实录》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月，记朝鲜闻孝庄逝世，却秘不发丧，朝鲜大臣感到奇怪。这是因为圣祖已感染汉化，越发感到其祖母下嫁之不光彩，故有秘不发丧、灵柩浮厝等措施。

再从风俗上考察，这种娶兄嫂、姑母、侄女等“渎伦”事，在关外时原很常见，太宗与孝庄即是姑父与内侄女。我们还可补充一点：孝庄寡居时，正在盛年，入关初期，礼教观念尚不深切，从情欲上说，也很有可能。这话似近不经，但考察历史上某些妇女的生活史，其实是很重要的因素。

前述多尔衮罪状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云云，孟先生也认为最可疑，又觉得“决非如世传之太后大婚”。大婚、布告与否，暂不深究，但有一点却是很明白：这个“皇宫内院”只能指太后居处。正因孝庄已成多尔衮之妻，他才能以皇父身份，堂而皇之进入内院。他在当时这样做，并不算错。孟先生的入室弟子商鸿逵，在《清史研究》第二辑的《清“孝庄文皇后”小记》一文中，先认为单凭一些记载还不能作为下嫁的确证，接着说：“但即使有此事，也只能把它当作一种政治手段看待。”孝庄固善用政治手段，但此事未必出于“美人计”。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西名为马尔蒂诺·马尔蒂尼），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来中国，曾目睹清世祖大婚典礼，并著有《鞑靼战记》。其中说，世祖“发现自己的叔叔活着的时候怀着邪恶的企图，进行暧昧的罪恶活动，他十分恼怒，于是命令毁掉阿玛（父亲）王华丽的陵墓，掘出尸体。这种惩罚，被中国人认为是最严厉的，因为根据宗教的规定，死人的坟墓是备受尊重的。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灰土。在他死后，命运给了他以应得的惩罚。”此事不知是否完全属实，但当时朝鲜使臣也说：“摄政王之以谋逆黜庙，一如郑命守所言。而摄政王葬处，掘去其金银诸具，改以陶器云。”则毁墓实有其事。

另据刘文兴《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一书跋文（见《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清季宣统初元，内阁库垣圯。时家君（刘启瑞）方任阁读，奉朝命检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摄政王诏，遂以闻于朝。”阁读指内阁侍读学士，从四品，掌收发本章、总稽翻译，为清代独有官职。刘氏跋语当可相信，可惜诏书未曾传世。至于《清稗类钞》及《清宫十三朝演义》所载诏书，纯为文人掉弄笔墨，自无人相信。

太后下嫁时（当在顺治六年前），世祖还年幼，至多尔衮死后，遂有削爵、毁墓等举措。至乾隆朝时，汉化已深，国母而再婚，更不成体统，索性将多尔衮平反，示天下以无隐秘。蒋氏《东华录》因依《实录》红本为主，尚载亲到皇宫内院等语。光绪朝时王氏《东华录》成，乃削去加封皇父一节。这也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欲盖弥彰，足见皇父与下嫁有关；一是本为报功之尊称，又恐引起后人误会，故而删削。

太后下嫁事件对后世影响深远。王梦阮《红楼梦索隐》中甚至以为焦大骂的养小叔子的话，“并非指宝玉、凤姐”，意思是指孝庄与多尔衮；第十八回元妃归省，便是影射孝庄下嫁的大典：“行礼已毕，复行更衣，另备车驾，至贾母上房叙家人之礼，意者先御正殿，后入寝宫，所谓骨肉不分，天伦有乐者即在此邪？”又云：“是曰入宫，亦曰入府（指摄政王府），为临幸后之第一步。”第二十九回贾珍知道张道士是当日荣国公的替身，则说：“是指为睿王替身，荣国公即从睿王名衮字上化出。”并以此回是“写睿王死后，孝庄追念的光景”。真是愈演愈烈，不堪设想，但也见得太后下嫁说之深入到文史界的各个方面。

太后下嫁如果是事实，当在顺治二年至六年，但至顺治七年（1650年）三月，多尔衮又谕示朝鲜国王，索取国王的妹女、近族或大臣之女为妃嫔，可见其人之好色（从这一点看，太后下嫁之事似也不大可能）。同年十二月，他就死了。

就史学界而论，太后下嫁一案，今虽尚不能作明确的结论，但近二三十年来，相信下嫁是事实的人更多了。清代的官文书自然不会明白记载，但种种迹象，不难窥测，特别是对多尔衮尊贬的反复变易上，尤可以从夹缝中窥探真相。

附记：

此文系据旧作抄录，修辞上略有改动，前日看了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中有关太后下嫁二文，因而又做了如下的一些修订意见。

太后下嫁说的最有力的根据是张煌言这首诗，张诗的根据是“皇父”这一怪称（当时连朝鲜也已知道）：既然叔父可以成为皇父，当然是太后嫁与多尔衮了。这一推理，倒并非完全出于敌国的中伤，虽然也多少含有出丑的用意。但后两句的“春官”云云，却纯然出于想象与藻饰，即孟先生说的“且诗之为物，尤可以兴到挥洒，不负传信之责”。换言之，当日即使太后真的下嫁，也不可能有礼部拟订仪注，甚至下诏等举措，只是二人同居一处而已。所以，我正文中说的刘启瑞曾见太后下嫁诏书一事，也是不可轻信的。

孟先生说的“但‘亲到皇宫内院’一句最可疑”，却是可疑可不疑的。因为蒋氏《东华录》的原文是这样的：“又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那么，这是去“挟制”幼主，而与太后无关。王氏《东华录》把“亲到皇宫内院”一句删去，后人若将蒋、王二录对照着看，反而会有怀疑了。

又据蒋氏《东华录》所载诏书，有“背誓肆行，自称皇父摄政王”语，则“皇父”原系多尔衮自称，既非由于“报功”，也非由于“满洲”的“族中旧俗”。总之，没有多尔衮的自称皇父，就没有张煌言的诗；没有张煌言的诗，太后下嫁之说未必有这样的“轰动效应”。至于多尔衮为什么敢自称皇父，仍有可疑。“皇父”就是皇帝的父亲，这一点，他不会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