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玄机录——后皇翻前皇之案

在两大派系的斗争中，一派失败后，必然会株连到许多人。被株连的成员的品行却极为复杂，有些是朝秦暮楚，辗转矫诈，翻覆无常，最后兔死狗烹，同归于尽。多尔衮身后，就有不少例子。

一、正黄旗的巩阿岱，于太宗死后，曾拥立多尔衮政敌豪格，兵围崇政殿。事发后本应论死，却得到多尔衮的赦免，兄弟四人同日受赏。后因屡次违禁，不知自重，被多尔衮降爵。

多尔衮逝世后，济尔哈朗先恢复巩阿岱的爵位，入议政大臣行列，其弟锡翰也封为贝子。兄弟两人，遂积极为“反多”做证，多尔衮集团的骨干由此而逐渐被收拾，他们却各得御赐牝马五十匹，以示宠信。可是到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济尔哈朗以“党附睿王，媾陷忠良”十六大罪，将巩阿岱、锡翰处死，正如俗语说的“酱里虫，酱里终”。

二、正黄旗的谭泰，也于太宗死后竭力拥立豪格，又与索尼等六人共立盟誓，愿生死一处。后与太祖之子、多尔衮异母兄巴布海有仇，被巴布海的太监匿名告谭泰阴谋不轨，可是谭泰向多尔衮陈诉后，多尔衮却将巴布海及有关人犯处死，没收巴的家产一半与谭泰，并信任谭泰的忠心。

谭泰阿附多尔衮，引起部分黄旗大臣的反感，因而黄旗内部争议纷起。图赖、鳌拜等曾议其不法的罪状，建议将其处死，多尔衮却迟疑不决。图赖厉声责问：“尔何将谭泰之罪，耽延三日不决？”多尔衮乃将谭泰监禁，遣人以野鸡肉野猪肉赠送探视，谭泰因而有“吾当杀身以报恩”语。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出谭泰于狱。他不在京时，部分职权即由谭泰代行。

多尔衮去世，世祖亲政，对谭泰附多尔衮之事暂不举发，反授吏部尚书。当多尔衮罪状被苏克萨哈等告讦时，谭泰也首告多尔衮取豪格之妃事。可是到顺治八年（1651年），谭泰即被逮捕，经过审问后，世祖便命“着即正法”。他任吏部尚书时，因偏爱而超授世职者，也一并革去。

三、正黄旗的何洛会，是豪格的亲信，曾参与立嗣君的密议。多尔衮专权后，他便出首告发豪格有怨言，从而使几个黄旗大臣因附豪格为乱之罪而被杀。多尔衮便以“能矢忠义，举发伊主”使他升官。这是何洛会卖主求荣的开始。

于是何洛会随多尔衮入关，后又为定西大将军。以内大臣而为大将军者，何洛会为第一人。顺治五年（1648年），贝子吞齐告发济尔哈朗徇庇豪格，何洛会挺身做证，又说了些济尔哈朗袒护豪格之事，济尔哈朗因而获罪。

豪格被幽禁后，何洛会见到豪格的儿子，诅咒说：“见此鬼魅，不觉心悸。”多尔衮听到后说：“想彼欲媚我而为是言，但我之爱彼，更自有在。”（《清世祖实录》）就是说，他还别有利用何洛会的地方。

多尔衮一死，何洛会自知靠山已倒，对锡翰说：“今上亲征，两黄旗大臣与我相恶，我昔曾首告肃王（豪格），今伊等岂肯不杀我而反容我耶？”这倒很有自知之明。

顺治八年（1651年），谭泰告何洛会骂过豪格儿子，锡翰告何洛会对他说过的话。最后是凌迟处死。其弟胡锡，明知其兄种种逆谋，不行首告，亦被凌迟。因阿附多尔衮而被处死的。何洛会是第一人。

四、刚林初为正蓝旗，后改隶正黄旗。他的罪状是阿附多尔衮，删改《实录》，和祁充格一同参与多尔衮迁驻永平之谋。据谈迁《北游录·刚令（林）修史》条：“昭陵之殂，故事殉葬，摄政王母宜从而不欲也。宗室大臣勒令自尽，后修《实录》，刚令书云：自愿从死。”刚林因而获罪。（按：谈《录》中的“昭陵”，实误。昭陵为太宗陵，此处指太祖陵，应作福陵，同时是太祖的代称。）但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刚林书“自愿从死”会成为罪名？是不是因为不符合事实？我觉得更重要的理由是在这里：太祖生前，对多尔衮生母纳喇氏本有戒忌，怕她日后会乱政，所以遗命要她殉葬，纳喇氏起先并不甘心。多尔衮死后，济尔哈朗等正要历举多尔衮种种罪行，由子而及母；刚林却写成“自愿从死”，等于将纳喇氏美化成为很忠贞驯良的人，因而加重了刚林的罪名。

因阿附多尔衮而被处罚的还有好多人，这里不再缕举。这些人，因派系斗争而弃旧媚新，反亲为仇，“自求多福”，妻财子禄，事事如意，又成为一时新贵。曾几何时，树倒猢狲散，自己已成为派系斗争的刍狗，葬身于政变的波涛中。

这里还要探索一下：两月之间，多尔衮的荣辱之变为什么这样迅剧激烈呢？原因固然很复杂，例如功高震主，树大招风，只是太笼统。具体言之，多、济两大派系之争是关键之一。

太宗殁后，世祖嗣位，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共同辅政的结果，不外两点：一是彼此协力团结，相忍为国；二是由于政见分歧，权欲冲突，必将形成东风与西风的难以调和的僵局。济尔哈朗曾受过多尔衮的排挤，前文已屡次说过。他们两人生年相同，多尔衮却死在前头，人一瞑目，什么都只能凭人摆布，遂给济尔哈朗以报复泄愤的机会。

另一关键乃是，世祖曾几次受到阿济格、多尔衮兄弟的凌辱，尽管当时还幼小，但儿童对凌辱也是很敏感的，何况他这时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万人之上的皇帝。多尔衮死时，他已有十四五岁，很懂事了，经过济尔哈朗等反多派的搬弄，自然更增加了世祖的愤恨。他将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废为静妃，改居侧宫，就因为是多尔衮给他定的婚事，可见他对多尔衮痛恶之甚。加上多尔衮生前确有许多专权跋扈的地方，奏疏中举发的罪名，大多不冤枉。他身后这种突变，也就不难找到根据。

宫廷政变，多半由于派系上的斗争。这中间，固有政见上的对立，但个人仇恨上的发泄报复，即属于情绪上心理上的而非理性上的因素，也占很大的比重。试看官方揭举的多尔衮罪状，纯属政治上是非的就不多，有的只是人身攻击。

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先下谕命内务府修葺多尔衮墓，并准其近支王公等祭扫。其墓在今北京东城区新中街一带，上谕中说的“茔域之在东直门外者，岁久益就榛芜，亦堪悯恻”，即指其地。当初占地三百亩，后人称为“九王坟”。一九四三年被盗掘，仅见瓷瓶及节炭，与朝鲜人所记以陶器易金银葬具事相符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又曾下谕，谕中有这样几个要点：

多尔衮摄政有年，威福不无专擅，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遂致殁后为苏克萨哈等所构，诬以谋逆。

世祖登位，尚在冲龄，未曾亲政。吴三桂之所迎，胜国（指明朝）旧臣之所奉，只知有摄政王。假如果萌异志，此时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他不在这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以敛服僭用明黄龙衮，指为觊觎之证，于情理不合。

太宗死后，阿济格、多铎跪请多尔衮即位，多尔衮坚决不从，又力颂太宗对他的恩育信重，“使王彼时如宋太宗之处心积虑，则岂肯复以死固辞而不为邪说摇惑耶？乃令王之身后，久抱不白之冤于泉壤，心甚悯焉。假令王之逆迹稍有左验，果出于我世祖圣裁，朕亦宁敢复翻成案？乃实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而王之政绩载在《实录》者，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岂可不为之昭雪乎？”

于是恢复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1]，配享太庙，入祀盛京（沈阳）贤王祠。

谕旨的措辞倒很公平得体，既指出多尔衮的威福自专，又否定他的蓄谋篡逆，但谕旨把多尔衮蒙冤的责任全推给宵小奸谋如苏克萨哈等，而与世祖及济尔哈朗毫无关系，虽不公平，但在当时，只好这样说，否则，这一案便翻不成，这在高宗谕旨中也说了。

前面说过，彭长庚、许尔安曾为多尔衮申冤，说他并无逆谋，所举理由，和高宗谕旨中所说类似，结果却被充军。直至一百二十余年后的乾隆时，才将这案彻底翻了，实即后皇翻前皇之案，说来说去，还是皇帝最有翻案的权力。

高宗之为多尔衮昭雪，是否牵涉孝庄太后下嫁事？详见下篇。

[1] 玉牒，即皇家族谱。可见在此之前，多尔衮是不被载入《玉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