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梦华——因宴而宴，为吃而吃



从正德、嘉靖朝开始，无论喜、丧宴席还是家宴，凡宴会必有乐队，且所请厨师皆是有名头的。在那个时候，厨师是十分吃香之行业，究竟如何吃香，前面已略有涉及，后文亦有交代，姑且按下不表。

且说丧宴，最初之时，交通不便，远房亲戚赶过来送终，主人家为示谢意，准备一种简陋的宴席，谓之丧宴。

何以说是简陋之宴席？试想，亲人故去，悲痛尚且不及，怎么还有心思去准备菜肴？再者亲戚本是为了奔丧而来，一日三餐饱腹即可，哪个会去计较饮食好坏？

然无论在哪一朝，一旦经济复苏，丧宴必然变味。甚至宴席之好坏，关系到主人家客不客气、尊不尊重来宾的问题，何以如此呢？

无非是所随礼金多了，若是宴席规格不上去，岂非是教宾客吃亏吗？于是乎，礼金水涨船高，丧宴亦随之越办越好，主客之间，皆劳师动众，劳民伤财。

老祖宗言，死者为大，然丧宴看似为死者所办，可是所有的注意力，均不在死者身上。

此并非胡诌，且容在下慢慢道来。先说听到死讯，亲人故去，固然悲伤，可随即就得为银子犯愁了，大操大办之下，所耗之资，几是一般人家数年不吃不喝之收入，若是有些积蓄尚好，遇上家里没有余银的，估计也无暇悲伤，须筹措银子去了。

众家亲戚接到死讯，一番哀叹之后，马上也得为礼金打算了。办丧事的礼金，有些地方也叫招资，原是资助的一种，出于善意，给予丧父或丧母者帮助。后约定俗成，演变为一种必要的随礼，再后来，就成了人情。

亲戚出门奔丧之前，先要合计一下，自家办这种事时，对方出过多少，又要打听其他亲戚会出多少。若是事先不准备这些细节，万一出多了，将其余亲戚压了下去，不免有炫富之嫌；要是少了，难免寒酸。如此这般算计下来，所谓死者为大，早已抛之九霄云外。

及至灵堂布置完毕，众家亲戚也都到了，仪式开始，有做法事、唱戏的，也有变戏法、看烟火的，总之越热闹就越显气派风光。

此时，人人都观赏着那些唱戏的、变戏法的，嬉笑嫣然，交头接耳，谈论着戏的内容，戏子的唱功，或变戏法之人的水平……倒像是在街头看热闹，而躺在灵前的死者，则早已被众人忽略，更无悲伤之氛围。

葬礼本是为死者做的最后一场告别仪式，即便没有悲容，亦不该有喜悦，可是在讲排场、说规格的风气漫延之后，所有的一切皆为财富主导，本末倒置。

出殡之后，所有人似乎都忘记了悲痛，或许从来都不曾真正伤怀过，坐将下来，宴席正式开始。彼此推杯换盏，说说笑笑，甚至还有些年轻人呼喝着猜拳，好不热闹。

若是主人家的宴席在众人的预料之中，不是特别差，这一场葬礼便在吃吃喝喝中结束了；倘若菜肴差了，估计是要被人在背后说上几天的；若是席上的菜，山珍海味，水陆俱全，大家便边吃边夸奖，说这家儿女孝顺，连丧宴都办得如此得体。而死者，最多是在吃喝之中，或是在茶余饭后，偶尔被谈及，呜呼！

这说的是普通百姓，在经济发展、日子好过了之后发生的心态以及观念上的变化，似乎一切都是为了宴而宴，为了吃而吃。

切莫道百姓庸俗，世情浅薄，那些被称为文雅之士的文雅人，在吃喝面前，与常人无异。

何为文雅之士？便是如在下这般之人，以卖文为生，以书生自诩，生平所做之事，无非两件，要么写书，要么读书，总之以书为伴，故世人称为文雅人。

文雅人当真文雅吗？不妨来说说文雅人的生活。

有明一朝，读书人亦经历了从被禁锢到开放的过程。早期，文人以清雅俭朴为主，保持了雅士本色。他们潜于书房，门无杂客，以风雅面貌示人，从不让人觉得他们追求物质，免得落于庸俗。

风气开放后，文人走出书房，影响世人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文章，还有行为。许多言行上的怪现状，始作俑者皆是文人，如上文所涉及的头巾、服装、鞋帽等，以奇为乐。

除言行引领风潮外，读书人还喜欢给自个儿取外号，如这个斋的主人，那座山的山人，或明明住着豪华大院，偏以陋室为名，以示清雅，与众不同。

此外，读书人还好拉帮结派，曰结社。在有案可查的资料里，明朝的文人社团多达近二百个。如写诗的有诗社，说书的有评书社，画画的有书画社，亦有以地方势力为中心的社团，发展到后来，渐有品尝美味的、讥评时政的、吹拉弹唱的、游山玩水的……凡风雅之事，必有社团。

如此名目繁多的社团，究竟有何用处？自然是以交流为目的，相同爱好者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未尝不是件幸事。另有诗文等赛事，每岁必举办。

然既有聚会，必有聚餐，起先倒是纯粹些，每有诗文或书画等赛事，便由一位有名望之辈主持，号召远近文人，舞文弄墨，胜者辄有厚赠，与此同时，众名士聚在一起，吃酒谈天，至多一两日便散，吃喝亦是简单为主，未曾借文艺之名，行奢华之实。

后来就变了。文事未变，变的是由文事延伸出去的类目。

嘉靖二十年，吴中文人赴苏州虎丘大会，估摸是一年一届的盛事，苏州才俊竞相前往，把个虎丘的山庄酒家包了场，尽由与会文人居住。

一夜无话，次日一早，众文人乘舟而游，三五人一叶小舟，由于人多，小舟几塞满江水，首尾难相望，水路为之塞，场面壮观之极，引得许多百姓围观。

见引人瞩目，众文人兴致更高，面对青山绿水，或高歌赋诗，或奏古筝，于舟上翩翩起舞，一曲舞罢，众人高声叫好，围观之百姓免费听歌观舞，一同喝彩。舟行至一处浅滩，众人陆续下舟，早有山庄人员将一应吃食准备好。有分教：野芳滨外，斟酌桥边，酒樽花气，月色波光，相为掩映。

这帮文人一面教山庄小厮在水边烧烤，一面或端杯坐于水畔，或数人围坐一圈，相互敬酒，更文雅些的，学晋人曲水流觞，吟诗作对，对不上来的则罚酒。

如此谈笑间，几十坛酒早已下了肚，庄内小厮轮番搬酒。喝到酣畅处，有的勾肩搭背，丑态百出，有的相互吹捧，自诩高才，端的是一朝酒樽在，世间无谪仙，一时欢华沸腾，杯盘狼藉。

此等场景，与主静的文士似乎并无联系，然而一个人或是一个群体，其性质是随社会的主流而变动的。在明朝初期，文人自然是主静的，那个时候，慢说是普通文人，即便是中了举人、秀才，朝廷有补助，吃饭不成问题，但是，要想出去会友或者游山玩水，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中后期，上层阶级的士大夫，以风流自赏，往往会出资邀请名士，借以文会友之便，行贴金之实，或者赞助举办活动，主持盛大文会，抬高自个儿在文化界的地位。而文人们也乐得占这个便宜，借聚会之便，行吃喝之实。

至此，所谓文会，不过是会而聚宴，与文无关了。

不只是文人，平民也是如此。所谓“室无石米，而饮食拟于巨室”，便是民间百姓最为真实之写照，家里本无多少积蓄，随着这股豪吃剧饮之风的盛行，为了好个面子，无故宴客，一月凡几。且每次宴客，必是好酒好菜，倒囊不计，稍逊则视为渎客，脸面全无。相形对比之下，那些敦厚老实，生活节俭者，反倒成了众人取笑之对象！

郓城县有位农夫，姓朗名月，以好客豪爽自居，但凡有朋友来，即便是家中无余银，借钱也要与友人痛饮。

这一日，邻县来了位朋友，因来得突然，朗月家中又实无存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正没作理会处，目光一转，瞟了眼那头拴在棚里的耕地的黄牛，取来刀斧便要砍。

其妻见状，急忙相劝。那朋友亦闻声出来，说道：“我也不是甚稀客，何故宰牛相待，吾兄莫要如此。”

朗月笑道：“区区一头牛算个什么事，耽误了我与兄弟喝酒，这才罪过。”言语间，提刀又要去棚里。

妻子急得眼泪打转，又待相劝，朗月将之推开，斧头一抡，就往牛头上砸，两斧下去，那牛便轰然倒地。朗月取刀，割了块鲜肉，叫妻子去洗净了煮，又去沽了两壶酒，与友人对饮。

列位看官莫笑，如朗月等辈，古今有之，实际上乃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反映，富人剧饮，穷人效仿，连文人亦不能免俗，况民夫乎？故浮躁之气，举国盈然。

能吃饱喝足，自然是生活富足的一种表现，更是国家昌盛的一种自然现象，乃是值得称赞之事。不知列位看官是否注意到，历朝历代，皆是越到晚期，经济越是凋敝，百姓越是贫困，独明朝不然，到了晚期，百姓最是富裕。

那么中后期的明朝，究竟富裕到何等程度呢？不妨作个比较，众人皆知康乾盛世乃是清朝最为富庶之时，而按照康乾富庶之标准，有明一朝，二百七十六年，至少有二百五十年处于盛世之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朝的百姓着实是幸福的。但在下以为，幸福也应有尺度，贪图享乐，无节无制，未必是好事。

有人曾放言，明朝是吃喝亡国的，虽言过其实，也并非毫不可取，吃喝之风助长的，绝不止在下所言及的这些恶习，还有更加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