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梦华——精打细算过日子，数一数柴米油盐



要说明朝的百姓能否买得起房子，还得从他们的收入说起。那么明朝老百姓的收入如何呢？客观讲，不算高。

话说在嘉靖朝，有位著名的清官，名唤海瑞。按照明朝的体制，须考中进士，方能当官，海瑞属于特例，是以举人的身份被提拔为淳安知县的。

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中举，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在淳安为官，十多年里，海瑞一直在民间，且生活清苦。

到了淳安，莫道海瑞享福的时候到了，淳安虽处富庶之浙江，却位于西部山区，四面多山，中间为丘陵，又有钱塘江、新安江支系从此经过，其地貌形似一个水盆，一旦进入汛期必发大水。

海瑞到任后，为了改善民生，决心修堤筑坝，此乃大好事，百姓自然高兴，慢说是倒贴工钱，就算家家户户都捐助些出来，只要能让后代子孙安居乐业，也是值当的。

可海瑞是何等样人，宁愿让自个儿挨饿，也绝不教百姓吃了亏，在现有的财政能力范围内，尽量提高修堤民工之工钱，每人每日银二分（0.02两），月银半两多一点（0.6两），一年下来七两左右（7.2两）。

这是海瑞照顾民工，把工钱发高了，若是平时，只怕一年的收入只有五两左右，此数字该是明朝前期的最低工钱了。那么这五两银子能做什么呢，究竟属于怎样的收入水平？

不知列位看官是否留意，在下于前文曾提到，秀才“廪膳米人日一升”，能供两人一日的膳食，换句话说，一升米一个人能吃两日。

为了让列位看官有一个较为直观的了解，在下先给出有明一朝各个时期的米价，以供诸君参考：

从这张表中不难看出，明朝的米价相对平稳，除了灾年，变化不大，以海瑞时期的嘉靖朝来看，六钱银子可买一石大米。

那么一石大米是什么概念呢？明代计量法，十升等于一斗，十斗等于一石，即一石米等于一百升，一两银子的米，一人吃一年绰绰有余，一户普通人家，按最低年收入五两银子来算，过日子够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百姓的收入亦在逐年提高，到了万历年，民工平均每日最低收入已达纹银五分（0.05两），一年下来可挣十八两银子，比起嘉靖年足足多了十两有余。

老百姓收入增加了，物价多少也随之增加，从上面给出的米价表中不难看出，嘉靖到万历年波动虽不大，但也上涨了一些。

那么十八两银子的年收入，在万历朝算是什么生活水平呢？

这需要从综合情况来看，米价已知，不妨再来看看百姓餐桌上常出现的菜蔬的价格，同样，为了能让列位看官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在下将万历年部分菜蔬的价钱罗列如下：

蔬菜太多，不便一一罗列，在下只列举部分常见的菜蔬，除去罕见的蘑菇、笋、山药等其价贵过猪肉之外，总体来看价格不高。

再来看下肉类的价钱，以万历二十年为例，罗列如下：

从最低收入水平每日纹银五分的工钱来看，一般人吃肉有些奢侈，至多逢年过节买些打打牙祭，吃普通的菜却不成问题。

当然，每日五分纹银是最低收入水平，对应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百姓，那么其他人群的生活又如何呢？

先来看最为普遍、从业人口最多的农民。农民分为自耕农和佃农两种。佃农便是给地主家打工之人，其收入亦属于最低生活水平，前文已有交代，不赘述。说自耕农。

所谓自耕农，便是自个儿有地，能够自给自足，无须依赖他人的自由耕种农夫。他们手里所拥有的地，地区不同，有较大差异，少则二三亩，一般为五至十亩，多者有几十亩，但最多不会超过四十亩。

一般情况下，因地区气候之差异，南北土地的产量不尽相同，不便笼统地一概而论，在下以浙江地区中等田地为例，每亩每季可产一石，一年两季的话，便是二石，中间再插播一季麦或豆的话，那么一亩田所产出的作物应在三石以上。

再折中计算，以农民分得五亩田为例，那么年产便是十五石。当然，这十五石并非纯收入，要除去肥料、种子、农业税等一应费用。统观明朝，农业税比较低，明初为每亩三四斗，万历朝时减为亩取一斗，农民还是相当幸福的。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陈确说“一亩土地之收入，可供一夫之食”，在下以为，应是指一亩地种植两季水稻的产量，那么如果再种季小麦或豆子，该是纯收入了。一户六七口人，拥有五六亩田，只要勤勤恳恳地劳作，生活还是比较殷实的。

这只是针对单纯的庄稼汉而言，若是肯钻营，种些农副作物，收入更为可观。以陈确先生所在的海宁为例，由于纺织业、手工业发达，许多农民改种桑麻，有专门的纺织从业者收购，抑或种植瓜果，特别是圆眼（龙眼）、荔枝、樱桃、杏等，均是纹银五分一斤，西瓜更是达到一钱一斤。要是能将这些珍贵的瓜果、桑麻侍弄好，每亩产出十至二十两银子绝不成问题，一亩地便能供一家一年之口粮，收入十分之可观了。

也许有些看官会惊讶，原来农夫收入竟如此之高！莫要小看了山野村夫，只要是盛世，无论哪朝哪代，农民收入都还是不错的，要是肯花心思，种出些新鲜物品来，农村里决计不乏隐形富豪。

再说从事手工业的匠人，明初匠人服役于官府，称为官匠，相当于给官府打工的，到了中后期，官匠逐渐为民匠代替，但无论是早期的官匠，还是中晚期的民匠，收入不过日六七分纹银，不若农夫。

嘉靖年间李昭祥所著的《龙江船厂志》，如是描写工匠生活状况：

夫工匠执役于官，晨出暮归，岂真有奉公之义哉，为糊口计也。兴工之初，工食未领，先称贷以自给，工完支粮，计其出息，十已损二矣！而府吏胥徒，蚕食于公门者，又方聚喙而睁目焉，故匠工之所得者，仅十之六七耳。

没有人身自由姑且不论，还要给人盘剥，到了自个儿手里的仅十之六七，何等悲惨！

再说商人，明朝的商人并没想象中的美好。

何以如此说呢？前面说及自耕农，仅以种粮便能自给自足，且自由自在，自得其乐，若是种些农副产物，日子过得更是滋润，关键是可以与妻儿父母日日为伴，无须受那别离之苦，此为其一；其二，若无雄厚之家资支撑，即便是去经商，亦只能从小商贩做起，穿街窜巷，风里来雨里去，其辛苦程度丝毫不亚于农夫，且收入微薄，少则十赚其一，多则亦不过十之二三耳。

《醒世恒言》卷三有则故事，唤作《卖油郎独占花魁》，那秦重自小就让其父秦良卖了，在开油店的朱十老处学做卖油生意。本倒也能好生过日子，却被个风骚的丫鬟兰花，勾搭不成，反生醋意，联合伙计刑权，在朱十老面前撺掇，朱十老年老糊涂，将秦重赶将出门。

好在朱十老心还不错，临出门时，给了秦重三两银子，以便谋生。秦重便凭这三两银子卖油为生，每日所赚，省吃俭用，积下银两来，除去置办日用家业及身上衣服之类外，并无剩下多少。

一日卖完油，秦重寻了个地方歇脚，教他撞见了花魁王美娘。秦重一见那娇人儿，身子都酥麻了，因寻思：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可转念又想，我终日挑这油担子，不过日进分文，怎能有这等非分之想！

少年郎遇着美娇娘，一时心猿意马，难以平静，在一家酒馆里饮了几杯酒，便向店内小厮打听那美娇娘是何许人，得知乃是汴京人氏，唤作王美娘，接触的皆是达官贵人，须十两银子，方能得她陪睡一晚。

秦重因此留了心，回家路上，一路寻思：从明日始，逐日将本钱扣出，余下的积攒上去。一日积得一分，一年也有三两六钱之数，只消三年，这事便成了；若一日积得二分，只消得一年半载；若再多得些，一年也差不多了。

端的是个痴人，竟要以两三年之积蓄，去换那名妓一晌之欢！

所谓有志者事竟成，一年之后，竟给他攒了十六两银子，心想除去三两银子日后做本钱，余下的做一夜花柳之费还有余！

当下又费了几钱银子，置下镶鞋净袜，新褶了一顶万字头巾。回到家中，把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又买几根安息香，熏了又熏。拣个晴明的日子，打扮毕了，去找那花魁。

余下的情节在下便不说了，又发生了许多事，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卖油郎独占了花魁。单说这秦重为了与那王美娘搂抱着睡一晚，省吃节用一年有余，把自个儿饿得面黄肌瘦，方才省下十六两银子，便足可窥见小本买卖者不易，其收入水平，彼时应处于最低收入者之列。

好在这秦重是个单身汉，才有那花花心思，倘若是数口之家，一年下来，也就是图个温饱，要有积余，想也休想，这大体便是贩夫走卒的生存状况。

至于那些戏子或艺人，在明朝属于贱民行列，明初之时，身份低下不说，收入更是少得可怜。到了中后期，经济繁荣，文化亦为之昌盛，艺人常出入官宦或富商之家，谓之唱堂会，每次可得五钱银子，于普通人而言，可谓是笔大收入了。

然必须注意的是，艺人并非每日都有地方唱，况且唱戏的人多了，竞争激烈，接活不易，一年之中，倘若能有一半的日子出勤，已是难得。

也有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明朝张岱著有本杂记散文《陶庵梦忆》，记载了一个艺人，叫作柳麻子，说此人脸色黧黑，还有个疤，样貌奇丑，每日闲闲散散、一副神情恍惚的样子，浑然一个市井混混。亏得能说书，且说得极好，在南京城是个大红大紫的人物。每天只说一回书，每一回定价银一两，其价之高，教人咂舌，然即便如此，有人欲请其去说书，往往十日之前预约，尚且约不到。

每至丙夜，将桌几抹干净了，剪了灯芯，小厮送上素瓷杯，便开始款款而言。其说将起来，真若变了一个人，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特别是那段《景阳冈武松打虎》，与原本迥异，却又拿捏得当，张弛有度，毫不絮叨。说到武松到店沽酒时，店内无人，倏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单是这般气势，委实是南京城一绝。

每个商业发达、文化繁荣的时代，都不免产生贫富差距，除去那些凭着关系，依靠贿赂，走不正当之路升官发财者不谈，单是凭本事吃饭，难免有高下之分，因也有了贫富之别。相较于一般的艺人，柳麻子虽其貌不扬，却也是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

其余各行各业亦是如此。比如生员，即我们俗称的秀才，也大体是这种情况，生活质量因人而异。

《明史·选举志一》曰：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

说的乃是本朝选举之法，由童生考入官学（县、州、府学）的，便是秀才，在乡里算是极有名望了，允许见知县时不拜，还可以享受八十亩田地的免税政策。试想，除去乡绅地主，一般人家何来八十亩的地？实际上，但要有功名在身，此生便无须交税了。

这是何等的荣耀事！因此，但凡乡里有事，往往会请秀才帮忙，这时候，秀才之间的差距也就出来了。

有些秀才，诸如前文提到的袁秀才，只是个纯粹的读书人，除读书写字外，不作其他念想，如果不能再一级一级往上考取功名的话，此生也就只能享受朝廷拨给的补助，聊以度日了。

又有些人，生得机灵，财路却是不少。比如乡里有乡民打官司，诉状自是要请秀才写的，临了将诉状呈予县衙，要想赢官司，难免走些人情，因秀才乃是知县大老爷的门生，自也需要请他去走走关系，这当中的好处焉能少了？一旦把官司打赢了，人家自要酬谢，又是一笔好处。

除官司外，还有求办事者。这是个人情社会，出了事首先想到的并非如何解决，而是如何找人，故相托办事者多，秀才则从中捞些好处费，或是收取中间费，也乐于跑腿，甚至与县衙那边的人打好招呼，但要把事办好，好处费一律对分，倒成了一门生意。

另有写信代笔的，若字写得漂亮，还有人上门求字。或是在乡里教书等，实际上秀才同其他各行各业一般，只要肯花心思，也成不了他人眼里的穷秀才，甚至因其特殊身份，以及在乡里的威望，谋个职要比普通人容易一些。

始于明而盛于清的绍兴师爷，便是那些秀才、举人的另一出路。读了许多书，却又无法更上一层的这批人，凭着自身的才学，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真正是应了那句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有些出众者，虽非状元而胜于状元。

最后来说说公职人员，即就职于衙门的那群人。

明朝的百姓有给朝廷服役的义务，那些在衙门里当跟班的皂隶，其实是百姓抽调过去的。不过并非义务劳动，可享受朝廷拨给的工钱，每年约二十两白银。另有车夫，亦是临时服务于衙门的，一般的县衙里，知县、县丞、主簿、典吏等，各配有一名车夫，其收入高于一般百姓，每年约有四十两白银。

若是按照固定俸禄来看，车夫的收入基本跟知县持平了，完全算得上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只不过正职官员可享受朝廷各种福利，而皂隶、车夫没有其余福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