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梦华——书生写作的甘苦冷暖



写到本章内容时，在下的心情五味杂陈。何也？在下也是一介书生，无功名傍身，与本章节标题一般无二，乃是个鬻文为业的书生！说到写作之甘苦冷暖，不说明朝，单是在下的经历，写来也是好几把辛酸泪。

那么写作究竟辛苦不辛苦，容易不容易呢？在下以为，辛苦且不容易。鬻文所得多是不多呢？客观地讲，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对的。有人曾对历史上的稿酬做了个总结，在下不妨摘录部分，以供列位看官鉴定。

司马相如给陈阿娇写《长门赋》，六百个字，得铜一百斤；杜牧给韦丹写《韦公遗爱碑》，五百个字，得绢三百匹；韩愈给韩宏写《平淮西碑》，一千五百个字，得绢五百匹；皇甫湜给裴度写《福先寺碑》，三千个字，得绢一万八千匹；白居易给元稹写《河南元公墓志铭》，一千四百个字，得铜钱七十万；王禹偁给李继迁草拟委任状，三百个字，得马五十匹。到了本朝，徐渭给人写了篇《镇海楼记》，得纹银二百二十两。

列位看官，汝等阅后，是否震惊？前文中在下曾提到，普通百姓一年之收入，不过二十两银子，这些文人，一篇短文所得乃普通人十数年之血汗，委实让人瞠目结舌。按照这么算来，这些文人之收入，简直无不为巨富也！

鬻文为生端的是如此容易赚得银子吗？非也。列位看官倘若不信，在下便将以上这些文人的巨额稿酬一一推翻了，何如？

细阅这段文字的话，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文中所列，无一例外皆是应景之作，要么受雇于民间填碑，要么受官府所托颂德，并无一篇他们笔下的文学名篇。换言之，没有一篇作品是发自文人肺腑的，这些所谓的作品，不过是文人们充当刀笔吏所作，而后官府拿官家的银子给予打赏。此等打赏，有人情成分，也有拿官家的钱挥霍的成分，若是按上文里的数据算每字多少银子，就大错特错了。

非行内的看官也许会问，既然给官家或富豪当刀笔吏银子来得如此容易，何乐而不为呢？这是一个十分正常之问题，有银子可以赚，如果不赚的话，那简直比傻子还傻十分。但是，这又是一个十分荒谬之问题，此等荒谬，乃是正常人与非正常人的思维不同造成的。

莫非文人不是正常之人？在绝大多数普通人看来，文人还真的不是什么正常人。

所谓文人，是指真正有理想有抱负，不受任何拘束，且欲通过写文流芳于世者。在世人看来，他们是一群重名而不重利的傻子，是傲世而不受世间俗事约束、游来荡去、无所事事的疯子。在文人看来银子不过阿堵物罢了。而真正甘愿当刀笔吏的皆非真文人也。

将白花花的银子视作阿堵物，你道是正常不正常？不说远的，单以区区在下为例，也曾充当过四年的刀笔吏，某一日，突觉聊而无趣，弃职远行，至今仍以鬻文为生。

那么以上罗列的司马相如、杜牧、白居易、徐渭，莫非皆不是真文人？自然是，如这般行为，不过偶尔为之罢了。不信的话，来看一下以一篇《镇海楼记》得纹银二百二十两的徐渭，其有一首诗如此言道：“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这一首诗道出了徐渭晚年生活的窘况，凄苦。然需要注意的是，这般的窘迫，一半是由于环境使然，志不能伸张，另一半则是性情所致，非是笔底明珠无处卖，很多时候，对于如徐渭这般疏狂的文人而言，宁饿死亦不想卖笔底之明珠。

徐渭，字文长，绍兴府山阴人氏，乃明朝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书画家，与解缙、杨慎并称“明朝三大才子”，是青藤画派、泼墨大写意画派之鼻祖，有许多作品流传后世，价值连城。

就是如此一位才学横溢的大文人，其一生之际遇，教人唏嘘。嘉靖十九年，徐渭考得秀才，是年，他二十岁，正是意兴遄飞的年纪。然此后数十年，八次乡试，无一次中举，其间家产为富绅所占，妻子离世，端的是苍天捉弄，命运多舛。此后又曾应试，想捞个功名以糊口，兀然未中举，可见应试制度有时害人不浅。

后受南直隶总督胡宗宪赏识，入其幕僚，助胡宗宪抗倭，擒徐海、诱汪直，立下许多功勋，因后世也将之列入军事家之列。严嵩倒台，胡宗宪被查，徐渭离开徐府，又流落江湖，其生命中真正的苦难亦从此开始了。

胡宗宪与徐渭表面上是上下级，实则如同挚友。胡宗宪因赏识徐渭，故对其疏狂之行为视而不见。曾有多次，胡宗宪找徐渭写公文或有要事相商，命人去寻，要么寻不见，要么寻见时，已烂醉如泥，人事不省。另有数次，皂隶寻到徐渭，趁其未醉，便催说胡部堂相请，早些赶回去。徐渭喝酒不曾尽兴，斥道：“聒噪什么，没见我喝酒吗？”皂隶无奈，只得在一边等着，等其喝完酒，连路都不会走了。

在徐渭的生命中，也许只有胡宗宪肯容他这般张狂。离开胡府后，礼部尚书李春芳托人找到徐渭，并以六十两纹银相赠，望其能赴京入幕。李春芳也是反对严党之人，徐渭觉得此人正直，可交，便欣然往京师。

可李春芳是何许人也，乃是个娴静的书生，为人恭敬、谨慎，举止有度，与徐渭的性格截然不同，一年后，渐看不惯徐渭散漫之行为。而徐渭也难以忍受李府的各种规矩，况且李府之幕僚不只他徐渭一个，因而得不到重视，只觉在这府上待着，犹如置身牢狱，便辞归回乡。

后徐渭又应好友张元忭之邀，往京师任书记。然那张元忭也是个拘谨的文士，时时以礼法约束徐渭，端的是将徐渭惹恼了，斥道：“纵死不过颈上一刀，汝竟要剁我如糜肉！”与友人闹翻后，扬长而去。

后张元忭亡故，徐渭虽至灵前抚棺悲恸，但在张元忭有生之年两人却无交往。

其间，胡宗宪案被重新翻起，许多相关人员俱入狱，徐渭便越发痛恨官场，居于乡野，概不纳客，虽时常忍饥月下徘徊，亦不与权贵交往。有一县令，路过徐渭居处，大约想求字画，前往相见。于一般人而言，虽家徒四壁，炊而无米，有贵人上门，自应开门纳客，徐渭则一人一狗留于屋中，县令敲门时，大喊：“徐渭不在！”堂而皇之地拒于门外！

万历二十一年，徐渭去世，床无一席，缸无一米，身无一文，唯一犬耳。

以徐渭之才学，但凡能够忍着些性子屈就，虽不至于富贵，但图个温饱绰绰有余，争奈文人随性，特别是才高者，性情孤僻，胡宗宪后，徐渭再无知己，方才一生潦倒。

如徐渭者，便是在下于前文所说的，世人眼中之傻子、疯子，只有在知己眼里，才是至情至性的正常人。

又有些文人，不求才不求名，只为完成心中之夙愿，潦倒一生，生前未曾享受丝毫富贵，死后却为后人留下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财富。前文提到的徐霞客便是典型的例子，因其生平在下已详细录之，不再赘述，不妨再说一人。

李言闻乃成化至正德年间知名的大夫，时大夫是不入流的行业，因此李言闻希望其子李时珍能考取功名，步入仕途，若端的能谋得一官半职，也算是光耀门楣了。

争奈小儿之习好秉性，往往受父亲影响，那李时珍虽也好读好学，却无意功名，只求随父悬壶济世。嘉靖六年，在李言闻的逼迫下，李时珍才往黄州府应试，不想竟然一考得中，得了个秀才！

李言闻欢喜不已，越发相信此儿是个为官之材，不求封侯拜相，一级一级考将上去，将来放榜之日，中个进士总是不成问题的，因此不让李时珍去干采药治病之事，只读书即可。

李时珍是怎样性子之人？毕生不求名、无意利，哪会因谋个官职而浪费半生的时间读那些无甚用的八股文章？为了不违背父亲，他阳奉阴违，一边研习医学，一边装模作样地看些四书五经。其后，李时珍曾三次去武昌应试，结果可想而知，均落第。

李言闻见他实在无意功名，只得作罢，由是带在身边学医。每人都有独特的天赋，但凡能投其所好，往往一点即透，李时珍从医之后，医名日盛，到了嘉靖三十年，因治好了富顺王朱厚焜之子，名声大噪。此后，平步青云，先是入楚王府，后又入太医院，任太医院判。

莫要看太医院判不过是个六品的衔，但是靠手艺为生的与那些当官的有本质的区别，能入太医院并任些职位的，属于举国知名的大夫了，顶着个太医的头衔，无论走到何处皆受尊重。可就是这么个受人敬重的头衔，李时珍居然弃而辞之，丢了那太医的名头，回乡开堂问诊去了。

这是一个常人无法理解的举动，吃的是皇粮，顶的是太医的光环，莫非还不如回乡当个赤脚的大夫好吗？

如果只想混个名头，求个安稳的日子，在太医院任职确实再理想不过了，可李时珍非等闲人，在太医院三年，阅尽各类医书，品尽各种药材，越发觉得自个儿眼光短浅，有许多疑难需要求证。另嘉靖帝只好求道求长生，无心发展医学，在他的眼里根本没有太医，那么留在太医院难免碌碌无为，终身尸位素餐，衣食倒是无忧了，可心呢，一片荒芜。

返乡后，李时珍开创东璧堂，一边开堂问诊，一边研究医学，期间多次离家，足迹踏遍湖广、江西及南直隶各地，阅览八百余部医书，慢慢弄清楚了许多疑问。流传于后世的《本草纲目》，便是在一次又一次求证和游历中记录下来的。

李时珍穷二十七年之功，又经十余年修订，历四十年，耗尽毕生之心血，方才著成《本草纲目》这本光耀后世的巨作！

按照惯有之思维，如此一本穷毕生心血之医书，该有书商争抢着来购买文稿，李时珍晚年，靠着该书之稿酬，理应衣食无忧才是。可谁又能想到，居然无人问津，时已七十余岁的李时珍，亲往应天府向各大书商推销自己的文稿，希望能刊行问世，那些书商无不婉言谢绝，把他打发了回来。

其实也难怪书坊主们，时正流行通俗小说，哪个会潜下心去读这般难懂的医书？既是没人读，出版了也是赔本，哪个愿意干赔本的买卖？

从南京失望而归，大概是李时珍生命中被打击最严重的一次，他可以不要名、不要利，然毕生之心血不被承认，却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无奈之下，李时珍将书稿交给儿子李建元，对他说道：“这一部书，乃是我毕生行医之结果，想来我有生之年，难见其成书了。然若得以刊行于世，必惠及于民，你将它交给朝廷吧，借朝廷之力，将之推行全国，也是好的。”

李建元谨记父亲临终遗言，带着《本草纲目》书稿去湖北布政司，望官司出资，完成父亲遗愿。哪料这部书稿不只民间书商不愿刊印，连官府亦无意接收。

直至三年之后，南京有位叫黄承龙者，觉得有商机，找到李家子孙，购下书稿，才得以问世。倘若李时珍泉下有知，见耗尽毕生心血之书畅销于全国，并渐渐受到官方承认，奉为医学经典，该含笑九泉了！

无论是书画名家徐渭，还是医学名家李时珍，皆是不愿苟且，不愿依附权贵的真文人，他们以真情真性活于世间，可惜真正有才学之人皆是傲世孤立之辈，为世人所不容，终是潦倒一生。

凡真书生者皆命运多舛，自古皆然，那么一般的文人又是如何生存的呢？

无论古今，文人想要以撰稿鬻文为生，须入世；跳出俗世，游然方外的，必不能生活。以冯梦龙来说，其一生所编撰之著作颇多，所编者又多是世情小说，最为重要的是，他与书坊主交好，交友广泛，属于通世情之文人，因而即便鬻文为业，在晚明这个商业发达的时代，亦可衣食无忧。

又如凌濛初，除去小说家的身份，他自己同时亦做刻版之事，乃是刻书名家，在其手底下刻印问世的有《孟浩然诗集》《孟东野集》《西厢记》《琵琶记》《红拂记》《虬髯客传》《东坡书传》等，其创作的《拍案惊奇》，即《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两书，亦风靡于世。

可惜的是，大明朝的文化在凌濛初、冯梦龙这一代而终，其同时期的侯峒曾、黄淳耀、黄道周、吴应箕、夏允彝、祁彪佳、刘宗周等文人，大多死于战乱，是时，西方之文艺复兴正如火如荼，而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则在大明王朝轰然倾覆之后，亦埋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

闲话表过，书归正传，有人云“自古文人遭际，有穷达之不同”，那些在小地方又不知名的文人，是如何生存的呢？

约在万历年间，有一书生，唤作杨尔曾，字圣鲁，号雉衡山人，乃浙江钱塘人氏，好游历，足迹踏遍三山五岳，闲时也写些通俗小说。其名下之著作有《韩湘子全传》《东西晋演义》两部。不过，这两部著作充其量是跟风之作，不足一提，真正使他留名于史册并成为畅销书作者的，是一部叫《海内奇观》的书。

乍看书名，仿佛神魔小说，实则不然。因杨尔曾好游，便在游历过程中将旅途之路线、风景、饮食等记录下来，最后汇集成册，《海内奇观》实是一部集实用性与文学性于一体的游记。由于上至士大夫下至平民皆好旅游，书坊主也是聪明，将此书稿收购之后，另请画师，将杨尔曾所记录的重要之处画将下来，以图文之形式刊行于世。

如此一本居家旅行必备之书籍，别开生面、填补了市场空白，若是不畅销，真正是天理不容。

其后，如《天下水路陆程》《客商一览醒迷》等旅游书问世，可见文人写作，若肯钻研，别出心裁，也并非没有出路。

当然，如杨尔曾之辈，算是幸运的，靠着一己之爱好，在旅游之余，著文为生。而许多文人，一生无非蝇营狗苟，以卖字得些小利，前文中亦曾略有涉及，比如予人代写书信，时街上就有设摊专门代写者。又有予人写碑文的，百姓生活富裕后，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要装点些门庭，而装点门庭无非便是请文人写字画、书碑文。大文人写碑文自有大价钱，不知名者写一篇碑文，虽无赠金送银之厚禄，但供半月或一月之资倒还是有的。只不过遇上无信之人，偶尔也有讨不着银子或长期赖着不给的状况，只能自认倒霉了。

除此之外，在下于前文讲到，还可受雇于书坊主写通俗小说。按体裁定制，仿写时下流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后来的《西游记》等，虽不至于富贵，但糊口却不成问题。

这大概便是明朝靠写作为生的文人之生活状态，除去徐渭、徐霞客、李时珍等特殊之人，一般的文人，在商业发达的时代，若是守得住寂寞和清贫，凭着自个儿手中之秃笔，总不至于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