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梦华——大明考神那些事



洪武年间，安徽池州府有位穷困的书生，唤作黄观，字澜伯，祖籍徽州，因其父入赘一户许姓人家，黄观打小便从母姓。

从黄观后期的举动来看，他对父亲入赘这件事耿耿于怀，又因家境贫困，故而一门心思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寒窗十年，未曾有过一丝一毫懈怠。功夫不负有心人，参加县试时，竟中案首，全县第一！

这给了黄观极大的信心，此后越发勤奋刻苦，参加府试、院试时，均得案首。

若说县试第一可能属于侥幸的话，府试、院试再得案首，那便不是什么运气了，乃是奇迹。家人似也发现了黄观的读书天赋，再穷再苦，也让他安心读书，黄观受到鼓励，一发不可收拾，此后的成绩不仅震惊了乡里，还震惊了大明朝野，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留下了空前而绝后、让所有学子都无法望其项背的成绩！

洪武二十三年八月，黄观参加乡试，中头名举人，既解元；次年三月，参加会试，中贡士头名，既会元；同年四月，黄观参加太祖亲自主持的殿试，因国家初定，边关未安，策论提出“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者拒之，去者防之，则可中国无扰，边境无虞”之说，得太祖赏识，得殿试头名，钦定的状元，授翰林院修撰。黄观完成了人生的伟大壮举，亦在中国应试史上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

连中六元很难吗？难处前面已说到，自不消在下再行强调，那么连中六元者，在中国历史上果无第二人吗？

时有一句话，叫作“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在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史上，共有状元五百九十六名，而连中三元者只十九人，此十九人中，除去三位武状元，真正连中三元者，包括黄观，不过十六人耳！其中唐朝三位（张又新、武翊黄、崔元翰），宋朝六位（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岩叟、冯京），金朝一位（孟宋献），辽朝一位（王棠），元朝一位（王宗哲），明朝两位（黄观、商辂），清朝两位（钱棨、陈继昌）。

这些人均可谓天之骄子，古今稀有之人才，然而按冯梦龙的说法，“论他的志气，便象冯京、商辂连中三元，也只算他便袋里东西，真个是足蹑风云，气冲斗牛。”即便是那些连中三元的佼佼者，与黄观一比，都不值一提了。

洪武二十九年，黄观升任礼部右侍郎，时年不过三十二岁。这时候，他终于将一直梗在心头的那件事说将出来，请求太祖准他恢复原姓。太祖在这种事情上绝不含糊，准其复原姓。

综观黄观一生，似乎可以如此评价：黄观因一直从他姓且家境贫困，故而努力读书，以此来改变命运，使自己的命运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毫无疑问，黄观做到了，且一鸣惊人，飞黄腾达。按照一般的逻辑来看，从贫困线上挣扎出头之人，往往极为看重眼下之财富和权力，甚至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那么黄观走入大明朝权力的中心后，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事实证明，他后来的表现，一如他应试的成绩一样令人震惊。

前文提到，明朝的书生是极具风骨的，愚昧也好，愚忠也罢，不过是后世之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做出的评价罢了，于当时人来讲，忠君爱国，错自何来？不仅不愚，且是可爱可敬的。

建文元年，建文帝听从齐泰、黄子澄之策，削藩集权，朱棣自知危险，趁机起兵，以诛杀齐、黄，清君侧为名，从北京直扑南京。

从当时之情势来看，建文帝才是太祖指定的皇室继承人，朱棣不服而起兵，那就是造反，为时人所不容。黄观作为太祖时期出来的进士，自然对朱棣之行为恨之入骨，故在长江一带督促各方兵力勤王，并募兵组织力量，往南京输送兵力，企图阻止朱棣南下。

对黄观，朱棣同样恨之入骨，在所列的“文职奸臣”的必杀花名册中，黄观列第六位。

这场战争，史称“靖难之役”。朱棣毕竟是千古罕有的文治武功俱全的帝王之材，建文帝的能力难敌其之万一，建文四年，帝都应天被克。站在历史的肩膀上看，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然于时人而言，这样的结局却是至死亦难以接受的。

时黄观的船正行至安徽安庆一处叫罗刹矶的地方，听到噩耗，如遭雷殛，木然在船头站了许久，两行热泪潸然而下。国已破，家复何存焉！黄观穿戴齐整，朝东跪下，拜了三拜，泣道：“皇上，臣无能啊，历四载而无功，终使贼兵入京，我皇罹难，臣即便是万死亦难辞其罪也！”说毕，起身投江。这位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连中六元之书生，就这样结束了一生！

同时期还有一人被杀，此人姓方名孝孺，字希直，号逊志，浙江宁海人，师从明初大文豪宋濂。方孝孺在大明朝的历史上亦是赫赫有名。

方孝孺不是考神，其实他连考试都不曾参加过，如果说黄观是连中六元的考神，那么方孝孺则是不考而进入政治中心的奇才。

方孝孺打小就聪慧，文才弥于乡里，在一众文人的抬举之下，在江南一带赫赫有名。人有名望是好事，可有时候也会为声名所累。在方孝孺生活的时代，太祖已恢复科举，以他的能力，再加上明初朝廷求才若渴之形势，完全有可能名列杏榜，从此步入仕途，一展才华。但是只是有可能而已，科举应试是最公平的，然在千万学子答同一道题的时候，未必能尽显公平，历史证明，许多流芳千古的大文豪均屡试不第。

方孝孺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大伙儿都捧他，赞他才学在当世是数一数二的，万一没考中，未能入仕事小，面子事大啊！故而方孝孺终生未考，他只在等一个机会——荐举。

所谓的荐举，便是不通过考试而被朝廷录用。被荐举而入仕者，历史上不多，却并非没有，以方孝孺之名望，也有可能不考而仕，既然有此可能，那还应什么试呢？

果不出所料，洪武十五年，大学士揭枢、吴沉双双向太祖举荐方孝孺，谓其乃宋濂门生，才名冠于当世。

太祖对宋濂极为尊重，洪武十年，宋濂告老还乡，太祖亲自饯行。后来，宋濂被卷入胡惟庸案，太祖本想杀了他，因其与太子朱标有师生之谊，终在马皇后和太子的求情下免他一死。

因这一层关系，太祖有心想见一见那方孝孺，看他究竟有怎样的才学。

史载，那一次召见后，太祖并没用方孝孺，说今非用孝孺时，言下之意是要留给太子朱标，后来还交代朱标道：“此庄士，当老其才。”意思是说，这等人才，当将其用到老，不可浪费了。

此乃正史记载之事，当是可信的，然却有矛盾之处。既然是不世之才，且还交代太子要将其一直用到老，何以太祖自己不用，说今非用孝孺时，莫非用人才还讲时势时局不成？

只要是人才，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候都可用，并没有此时不能用而彼时能大用之说。唯一能说得通的是，太祖行事，杀伐决断，雷厉风行，而方孝孺是实实在在的儒家子弟，讲究以仁治天下，是一位比较死板的真书生，可能在有些事情上还不知变通，与太祖的理念不同，这样的人虽有才，但在国初天下方定之际，却是不合适的。

方孝孺号逊志，从此名号中亦能窥得一二。何为逊？退避、退让也，大有远离志向，不再追求功名之意。那么这位不想考科举的书生，果然致仕无望了吗？

十年后，也就是洪武二十五年，方孝孺再次被举荐，此番太祖虽也没让他当官，却给了份差事——汉中教授，给众生员授课，倒也是人尽其才了。

及至建文元年，许是建文帝受其父朱标影响，调方孝孺作翰林侍讲，次年，又擢为侍讲学士。凡有要事，建文帝必寻方孝孺商量。方孝孺这才真正走到了权力中心，踏上了政治舞台。

毫无疑问，方孝孺对建文帝是心存感激的。何谓知遇之恩，建文帝给予方孝孺的便是。后来，方孝孺“杀身以成仁”，算是对建文帝涌泉相报了。

靖难之役中，方孝孺发挥了巨大作用，建文帝对方孝孺几乎言听计从。不过，抵御朱棣叛乱的这一年，足以证明太祖的眼光是毒辣的，他没看错人。方孝孺有才，但只是文才，而少谋略，不妨来举个例子。

建文三年五月，叔侄间正展开拉锯战，方孝孺看到朱棣二子性格迥然不同，世子朱高炽性仁厚，而朱高煦则多谋，便想了一计谋，对建文帝道：“燕贼朱棣有二子，朱高煦狡黠多谋而受到朱棣宠爱，朱高炽世子之位岌岌可危，不妨施以离间计，教他们内部混乱。”

建文帝觉得可行，遂起草书信，差锦衣卫千户张安携书前往燕世子朱高炽府邸，意图使燕军内乱，从而反击朱棣。

那么此计好还是不好呢？不好，十分的不好。

但凡有些脑子的人都能想明白，朱棣的夺位行为何其危险也，那是造反啊，是不成功便成仁的事，是时起兵没几个月，大伙儿的脑袋还别在裤腰带上，连性命都难保，世子之位重要吗？

方孝孺显然是史书看多了，将太平盛世时宫里争权夺位的那一套照搬到了战时。朱高炽收到那封信，连拆都不曾拆开，便将张安及书信一并交给了朱棣，方孝孺之计失败。

建文四年五月，燕军已抵江北，南京岌岌可危，建文帝欲向各地征集军队，以阻止燕军渡江。

方孝孺道：“燕军已到江北，渡江只在朝夕，从各地募兵已然晚了。”

建文帝亦知晚了，便问道：“那怎生是好呢？”

方孝孺沉思片晌，出了一计，说道：“可差使者去谈判，许朱棣以土地，拖延些时候，只要我援军一到，便可与之在江上一战。”

建文帝委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果然差了使者前去。

方孝孺能想出如此“奇计”，应是兵书看多了想当然耳，两国之争，无非为利益，许以土地自然可达到目的，但是朱棣起兵是为了利益吗？

大概朱棣看到此计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建文帝身边有如此谋士，安有不败之理乎？

六月，燕军顺利渡过长江，直逼南京。有人建议建文帝逃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后再图东山再起罢了。可是方孝孺却坚决反对，道：“唯死而已，岂能置国家社稷于不顾耳！”为国家而战，不惜付出性命，以全气节和忠义，这符合方孝孺之性格，但是在热血沸腾之时，他却不曾想过，皇上陪他一起死在乱兵之中，值不值？

结果可想而知，燕军从金川门涌入，大势已去，建文帝生死不明，方孝孺被抓入狱。方孝孺何以入狱，而未如其他旧臣一般被直接杀死呢？原来，在出兵南下时，朱棣身边知名的谋士姚广孝曾说道：“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朱棣也知道杀读书人有害无益，便答应下来，登基前，将方孝孺从狱中提将出来，叫他草拟诏书，一则是教“读书种子”拟诏更具说服力，二则试探他是否有诚意投降。

岂料，方孝孺入殿后只管大声悲恸，毫无动笔的意思。朱棣见他这般悲切，亦为之动容，走上前去，道：“先生毋悲，我不过欲效法周公辅成王罢了。”

方孝孺抬头道：“成王安在？”

朱棣道：“已自焚。”

方孝孺道：“便是成王自焚，何不立成王之子？”

朱棣道：“国须依赖长君。”

方孝孺又道：“那么何不立成王之弟？”

朱棣见他纠缠不休，已没多少耐心了，打了四年，为的就是君临天下，事已至此，纠缠于这些废话，徒逞口舌之利何用？因沉声道：“此朕之家事，不劳先生费心。”命左右拿笔墨来，又道：“朕即大统，诏天下，非先生不可。”

方孝孺掷笔于地，边哭边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终于忍不住发怒了。草拟道诏书，此后便是荣华富贵，这等便宜之事，若非姚广孝恳求，焉能许你？朱棣厉声道：“你不要性命，莫非亦不顾九族吗？”

方孝孺冷笑道：“便是十族，又能奈我何！”

朱棣一怒之下，果然诛其十族。何谓十族，便是父四族，母三族，妻二族，再加上门生。

这便是未考而致仕的大明奇才方孝孺的故事。严格来说，方孝孺不能并入考神之列，但实际上，未经科举，以特殊人才之方式为官，且一步步走入政治中心，比应试入仕者更为难得。

方孝孺是上下五千年唯一一个被诛十族之人。说起来血腥而可怖，然细细一想，体现出来的是书生之气节及不屈的风骨，站在方孝孺的位置去看待此事，他是伟大的，教人肃然起敬。

从正统历史记载来看，黄观让成祖除了名，不算状元，这么算的话接下来要说的这位书生，便是有明一朝唯一的一位连中三元的状元。

此人姓商名辂，字弘载，号素庵，浙江淳安人。历英宗、代宗、宪宗三朝，担任过户部、兵部、吏部尚书，成化十三年入阁为首辅，位极人臣，倒是符合三元及第的才名。

不知列位看官注意到了没有，黄观是安徽池州人，方孝孺是浙江宁海人，商辂是浙江淳安人，这些赫赫有名的书生皆出身于南方，也无怪乎当年大祖要重定“南北榜案”，且划定了南、北、中等各省的名额，不然取仕南方人多到一定程度，就不只是南北名额不均的问题，更会升级为政治问题。

闲话表过，言归正题，却说那商辂有兄弟五人，他是最小的，也最受父亲疼爱。商辂从小便聪慧好学，六岁即能通读《论语》，十三岁时已可写文章，且有文采。从童试一路考过来，商辂虽没得案首，却也通行无阻，二十二岁时参加浙江省乡试，一举夺魁，考了个解元，一时名声大噪。附近家有女儿的，都蠢蠢欲动，恨不得女儿立马嫁入商家。

这也好理解，商辂不仅才华横溢，长相也很俊秀，可谓风流倜傥、卓尔不群，如此一位前途无量的少年书生，哪家女儿不眼馋呢！

谁都以为，浙江省乡试头名商解元，此后定然一帆风顺，上京赶考即便没摘得状元，入三甲定然是不成问题的。可人算不若天算，次年会试，商辂不仅未入三甲，还名落孙山了！

如此之结果，慢说商辂本人无法接受，那些等着庆祝的亲人、老乡，皆是诧异莫名，怎么可能呢，乡试头名，会试如何未入三甲？

所谓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录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名额无定员，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名额无定员。三甲以内的便是榜上有名的录取之人，一般都可分配官职。

虽说三甲名额无定员，但也可以从各科录取人数上面看出个大概，有明一朝，会试录取人数最多的有两科，分别是洪武十八年乙丑科、永乐二年甲申科，都录取了四百七十二人，最少的是洪武二十四年辛未科，只录取了三十二人。其中，洪武十八年乙丑科的应试人数不可考，永乐二年甲申科的应试者有一千八百余人，洪武二十四年辛未科的应试者有六百五十人。其余年份，应试者平均有三至四千人，录取者在二至三百人之间。

从以上数据来看，虽说在全国尖子之中只取数百，难之又难，但是明朝两京十三省，总共不过十五个地区，按照常理推断，商辂作为浙江省乡试头名，不入一甲已算是给其他考生机会了，莫非还挤不进三甲之列吗？

也许，这就是应试的奇妙和残酷之处吧，没进就是没进，况且明朝自开科以来，从不曾有作弊之说，哪个都反驳不得。

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一下子将商辂的乡试头名光环打得无影无踪。回乡后，商辂大有不再考取功名之意，只闭门读书，不闻窗外事。浙江的官员情知这位少年人有才，会试落第，不过是没发挥好或是气运不佳罢了，若长久颓废下去，非埋没了不可，于是亲自到商辂家中，劝说其振作起来，莫因一次失败而放弃考试，人生之中，坎坷无数，要是连区区苦难都无法抵受，即便是一时考中了，日后怎生给国家分忧乎？

这番话商辂听进去了，心想此言甚是，读书致仕，说到底是要给国家分忧，国事何其繁杂操劳，莫非遇上困难也要置国家黎民于不顾吗？商辂当下重振信心，刻苦攻读，二十九岁再次赴京会试，也不知为何，这位乡试第一的大才子竟然再一次落榜了！

也许商辂的运气端的不佳，还侧面证明了大明朝的科举并无舞弊，总之，命运再次给商辂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好在此番他并没气馁，大有要与命运争一回之气势，以贡生之身份入国子监深造。

前文曾提及国子监，不过未说到贡生入学后怎生出学，趁此机会，予以补充。

说得明白一些，国子监，其实就是朝廷出资，专门培养优秀人才的地方，是全国最好的学府，从国子监出来的考生希望更大。

贡生分作四等，甫入学者，修习《四书》，若无问题，则入正义堂、崇志堂、广业堂学习，习满一年半，成绩优秀者，可入修道堂、诚心堂学习，又过一年半，优秀者则可升入最高学堂率性堂研修。

率性堂以积分制考核学生，每月都要考试，每季的第一个月试经义一道，第二个月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个月试经史、策论一道，判语两条。每次考试，优秀者给一分，稍差些的给半分，文理不通的不给分。在一年之内积满八分者，予以毕业，余者留级复读。

对商辂来说，国子监的学业丝毫不成问题，积满学分后，于正统十年参加会试。上天不负有心人，此番杏榜一出，商辂终于考出了乡试头名应有的成绩——会试头名，即会元！

同年殿试，主持考试的乃是英宗皇帝朱祁镇，在一甲的三人之中，英宗问主考官道：“哪个长得俊朗些？”

主考官想了一想，答道：“商辂。”

由是英宗朱笔一挥，点了商辂为状元，此朱笔一点，点出了大明朝除黄观之外，独一无二的三元及第者。

阅至此，列位看官许有不明，状元乃全国第一名，英宗竟如此草率，论长相点状元？要认真起来，此事端的十分奇怪，那么明朝点状元，真的是靠样貌吗？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