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梦华——爱归爱、情归情，没钱要为奴



何谓婚姻？汉班固《白虎通》曰：婚者谓昏时行礼，故曰婚，姻者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

那么何谓嫁人呢？《白虎通》又如是曰：嫁者，家也，妇人外成，以适人为家。

老祖宗的词汇何其玄妙。人与自然一样，天地阴阳，自开天辟地以来便已然注定，年轻时思想不甚成熟，受一些不当理论影响，以为世间万物，事在人为，无不可破，然几千年来，又有哪个破得了自然阴阳法则？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传统，所谓的传统，便是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不变的法则耳。便以恋爱、婚嫁而言，其核心规则一直未变，甚至连基本形式都不曾发生根本改变，只是由父母之言变成了自己恋爱，说到底就是自由了一些。历朝历代以来，所谓的要冲破封建礼法之樊篱，要的不过是一个自由罢了。

洪武二年，太祖便诏令，凡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除主婚人外，还须有媒人，即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此外，明初等级森严，连穿件衣服、用副碗筷都有定制，婚姻上自然也有严苛的规定，一般亲属不婚、同姓不婚、尊卑不婚、官民不婚、良贱不婚。谁与谁结婚，皆有律法，若逾法而婚，“奴娶良人为妻者杖八十，冒充良人而为婚者罪加一等”（《大明律·户律》）。那么若是良人娶了奴，又当如何呢？一同为奴，贬为卑贱一级之人。

在这种情况下，士不愿与农、工、商者结亲，农亦不愿与工、商联姻，各守着各的地盘，俨然若一个个防备森严的城堡，老死不相往来。

常听到一些神话爱情传奇，仙人宁被贬为凡人，亦要与心爱之人在一起。在下以为，与被贬为奴相比，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情况可能更好一些，至少可以自由为人，至少还有希望。而为奴者，卑贱之人连读书科举的资格都没有，一辈子不会有出头之日，这对有些志向之人来说是极为痛苦的，一般情况下，没人愿冒这种险。

永乐年间，松江府有位秀才，姓成名浩，家有二女，长女已嫁了出去，小女尚待字闺中。这小女唤作成秀婷，颇有些姿色，人也机灵，因受成浩疼爱，从小未学女工，读了好些书。及至成年，虽不敢说学富五车，却也是知书达礼，落落大方。

按照成浩的规划，千辛万苦培养这个小女，自是要嫁个好人家的，哪曾想读了些书的女儿，在性格方面自主性便强硬一些，无论是对感情还是未来的人生，比普通人要多一些憧憬和向往，竟瞒着成浩私下结识了一位商户之家的儿子。

那家商户虽是小本买卖，倒也有些积蓄，若嫁过去了，应是吃不了苦，然贱民终归是贱民。成浩费尽心思，培养了个知书达礼的女儿，指望着她光耀门楣呢，嫁去商户为奴，十几年培养之心血岂非付诸东流了吗？

那一日，商户备了许多聘礼来提亲，还请了个当地知名的媒婆，指望着说动成浩，成就这门姻缘。哪料到刚刚进门，成浩不由分说，就让家丁把人给轰了出来。

这般举动，岂止是无情啊，简直无理，不光是商户家吃惊，连媒婆亦觉成家过分了，便说道：“成老爷，咱们这才刚进门，还没说话呢，便没来由地将咱们轰了出来，岂是待客之道？”

“待什么客？”成浩红着脸道，“我书香门第，世代治学读书，你却把贩夫走卒给我引进门来，分明是要害我成家，哪里是客！”

成浩虽只不过一介秀才，然自认为是读书人，清白世家，而商户则是贱民，一辈子不得翻身，慢说是要与他谈女儿的婚姻大事，即便是闲话家常，也不想低下腰身与贱民说话，这才放下斯文，怒而轰人。

成秀婷哭成泪人儿一般，埋怨父亲将心爱之人扫地出门。成浩正在气头上，拿了扫把就往女儿身上招呼，边打边骂道：“你个不孝东西，都说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为父教你读书写字，是为了让你后半辈子变作贱民，终身为奴吗？果真嫁了那商户，让为父情何以堪？”

在等级森严的特殊时期，成浩之行为并非不可理解，为了你所谓的爱情，为了一个男人，嫁去为奴，作践的不只自己，还有家庭的荣誉。这等行为，在道德上不允许，法律上也是禁止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跨越门第结婚，实际上就是违法违纪、违反道德的严重行为。成浩看似无情地扼杀了一桩浪漫的爱情，然站在当时，易地而处，谁敢去那样做？

从道德和伦理上来说，以门第之别去约束婚姻之事，似乎是残忍的，极不道德的。然不道德的岂止婚姻而已，前面讲到的衣食住行，样样都以身份高低限制，逾规的以违法罪论处，遗害之深，自不待言。好在自明朝中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绝大多数等级制度被打破，思想、言行、门第等古老陈旧的糟粕没有了，老百姓终于自由了。

可是，再仔细往深层去想，果然是统统被打破了吗？实际上，那一套出身论、门第论，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一直存在。以婚姻而言，明朝中后期看似自由了，我们可以从《桂枝儿》这些词曲上，看到当时女子热辣而奔放，几乎没什么不敢言，也没什么不敢做，然而，冲破传统的樊篱之后，另一个新的樊篱，已然不知不觉地套在世人的头上了。

万历十五年，有一位农户唤作周朝兴，是个兢兢业业、勤劳朴实之人，也因勤劳肯劳作，在十里八乡家境也算得上殷实了。周朝兴有个儿子，唤作周小阳，与父亲一般，只会在地里劳作，没读书的本事，倒是做得一手好农活儿。

年轻人思想活跃，周小阳在祖上传下来的几亩地的基础上，又承包了三十余亩地，雇有五六个劳役，除去种植水稻外，另种有桑、麻、棉花等作物，搞得有声有色，几年下来，新盖了宅子，大受乡亲们推崇。

到了成婚的年纪时，不乏上门说亲之人，某某村有位姑娘，某某乡有位小姐长得不错，不绝于耳。哪料周小阳都看不上，一一回绝了。

周朝兴不免有些急，对儿子说道：“我儿啊，咱说到底不过农民罢了，本该是请媒人四处说亲去的，现有人倒求上门来提亲，实在是祖上保佑，该选一门亲事定将下来了。”

见父亲逼问，周小阳这才说了实话，道：“不瞒父亲，我心中实有意中人儿。”

周朝兴眼睛一亮，喜道：“原来如此，是哪家的女儿，快些说来，为父替你做主。”

周小阳道：“乃是杜家兴家的小姐，叫作杜菀儿。”

周朝兴闻罢，眼里那丝光亮不由黯淡了一下。那杜家兴何许人也？乃县里数一数二的大户，家有织造坊两座，做的是丝棉生意，另有一百多亩地，家大业大，他周家虽也殷实，可是与杜家相比，便是小巫见大巫了，怎生配得上？

周朝兴沉思会儿，问道：“你与那杜家小姐，何时认识的？”

周小阳道：“已逾一年，两情相愿，彼此都有互定终生之意。”

周朝兴听他如此说，心想既如此，好歹去试上一试，免得错过了一段良缘。当下便请了媒人，到杜家去说亲。

半日后，媒人返回，带着一脸的不悦。周朝兴见状，便已料知了结果，道：“是没说成吗？”

“岂止是没说成啊！”媒人气道，“人家将我轰了出来，说癞蛤蟆休想吃天鹅肉了，另将我也骂了一通，说好媒人怎能干出这等不识好歹之事！”

周朝兴迭连赔不是，回头时，见周小阳一脸的落寞，眼里不再有光彩，周朝兴的心底亦是一阵疼惜，然却如之奈何呢？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固然是浪漫的，可婚姻是两家的事，涉及两家的社会地位、产业财富等现实问题，就不是两个人私下说了算之事了。

明朝中叶后，王守仁、李贽等大批思想家出现，大量的通俗小说充斥民间，整个社会的思想相当开放。是时，商品经济出现，各行种业迎来了前所未有之机遇，亦有一大批商人走出社会的底层，站到了主流位置，国家也顺应形势，改了制度，商籍亦可参加科举。如此一来，商人不仅拥有财富，更有了国家承认的地位。

等级制度被打破之后，实际上迎来的是另一种新的门第观念，即贫富论，一切以成功论英雄，以积蓄了多少财富论输赢，不管你是何出身，有银子才是大爷。这种观念渗透到全社会后，亦延伸到了婚嫁上面。

有些士大夫不满此等现象，痛心疾首地道：“今世流品，可谓混淆之极，婚姻之家，惟财势论耳，有起自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

此言论不难看出，有人对唯财富论深为痛恨。不过在下倒是以为，此乃社会发展之必然结果，有何不可呢？莫非为奴者便要一辈子为奴，才叫个好？至少婚姻之事，从以等级论到以财富论，也是一种进步。此等进步，是应该被肯定的，不然人人守着旧的传统，不思进取，不懂得用自个儿的双手去获取财富，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便无从谈起。

只不过，万事万物，随着潮流的发展，不免变味，让婚姻彻彻底底沦为金钱的附属品，似乎没有足够的金钱，连谈婚论嫁的资格都没有，这便变得甚为可悲了。

男女双方，到了婚嫁之时，男人计较对方的嫁妆，女方计较对方的聘礼，稍微不满意时，讨价还价，甚至一言不合，恶语相向，其性质之恶劣，比之集市里的买卖还不如。做生意尚且讲究个买卖不成仁义在，期待下次合作，婚姻一旦谈崩，从此之后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

有人曾如此道：“男计奁资，女索聘财，甚有写定草帖，然后缔姻者。于是礼书竟同文契，亵甚矣！”

在男女婚嫁程序上，有“六礼”之说，遵《朱子家礼》，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此外，凡男女定婚之初，务使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

所谓礼书，便是婚书，本是遵古礼、定婚约的一种形式，争奈到了后期，男方之聘礼、女方之嫁妆多寡，先一概明明白白地写于礼书之上，以免对方赖账，然后才缔姻办婚事，实则与买卖合约无异，殊为悲哀。

其实可悲的还不只这些。当一切以金钱多寡论的时候，整个社会都不免浮躁，于是有时即便门当户对，若无足够的银子，也不好使。

明陆人龙《三刻拍岸惊奇》有如此一则故事，说是在麻叶渡口有位农户，唤作支佩德，年将三十，父母早亡，妻子也不幸故去，守着祖上传下来的几亩地过日子。

支佩德同村有个媒婆，一日闲来无事，与他商量续弦之事。支佩德道：“正要在这里寻亲，没好人家。”

媒婆道：“你真要寻亲，我倒知道个好人家，是北山郑三山的女儿，十八岁。”

支佩德眼睛一亮，道：“她肯嫁我这穷光棍？”

媒婆说先去提亲再计较。择日便去郑家说亲，道：“他自己有房子住，有田有地。走去就做家主婆，绝好人家！他并不要你陪嫁。你自打意不过，与他些，他料不争你。”

郑三山也是穷人家，正愁不知怎生嫁女，听说人家不要嫁妆，还能收些彩礼钱，也就答应了。

媒婆回来，将消息道与支佩德。支佩德闻言，喜笑颜开，问道：“只不知办这场婚事需要多少银子？”

媒婆道：“多也依不得，少也拿不出，好歹一斤银子吧。”

支佩德急忙摇头，道：“来不得，我积攒几年才得九两银子。”

媒婆道：“便借上些，一个二婚头也得八九两。她须是黄花闺女，少也得十二两。还有谢亲、转送、催妆、导白，也要三四两。”

支佩德虽自忖没钱娶亲，然到底有些心动，便问道：“承婆婆好意，哪家肯借？”

媒婆道：“若要借，我房主邹副使家广放私债。那大管家常催租到我这里，我替你说。”

如此前后共借了十二两银子，再加上自个儿积攒的九两，把这门婚事办了。

关于普通人家的收入，在下于前文曾有详细叙述，十几二十两银子，于一般人家可非小数目，况且支佩德是个老实巴交的光棍，家田不过两亩，仅以度日罢了，成婚后，小两口倒是欢愉，却是险些闹出一桩人命案来。

支佩德婚前借的那笔债，前后拖了三年，不但尚未还清，除去本金，利息又增了八两，那放债的邹副使前来逼债，支佩德拿不出银子来，债主要其以妻抵债。支妻郑氏不依，偷偷地从后门溜出，要去投河，若非贵人相救，只怕是香消玉殒了。

从这桩事不难看出，对普通人家而言，就算门当户对，要想把婚事办成，也是件难事。

及至后来，除去婚聘之钱资，婚礼每每大操大办，哪个也不肯与人说闲话，丢了面子。由是婚宴上争相比阔，越办越丰盛。对很多人家来说，办一场婚事，花去毕生积蓄不说，更得还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债，所谓人前笑，人后愁，说的就是此等大操大办之风俗。

如支佩德之辈到底还是借到了银子，把婚事办了，那么借不到银子的，又当如何呢？也不是没有办法，至少有三种方法可用。

其一是十分普遍的入赘。女方没有男丁，缺个继承人，男方家贫，娶不起亲，双方便立一份契约，叫作入赘婚。

其二是服役婚。男方无钱娶亲，便以劳役的方式补偿。由于没钱的为弱势方，一般劳役期限由女方来定，少则一二年，多则十年。

列位看官兴许会疑惑，既是穷得连娶亲之资都拿不出来，劳役期满后，照样不得过穷日子，女方如何同意教女儿过去受苦？

其实，服役婚一般娶的是豪门家的奴婢，明时诉讼集《萧曹遗笔》记载了一纸服役期满的证明：六合县某人，身贫无配，赘豪党俊九使婢为妻，议工三年，准作财礼，婚帖存证，今身工满求归。

其三叫作典雇婚，又叫典妻婚，便是借妻生子。此等形式，在律法上是不予承认的，一般是穷人家与穷人家的私下交易，并不普遍。

以上便是明朝婚嫁相关之内容，在下还是那句话，爱归爱，情归情，及至谈婚论嫁，所谈论者，便是白花花的银子，与爱情无干，这等言语，说来不中听，却是谁也无法回避的现实。

明朝前期，等级森然，鸡与鸡配，鸭同鸭合，既无非分之想，更提倡从简，倒是省心，苦就苦在没有自由。到了后期，自由倒是自由了，没个好的家世，没些积蓄，也照样苦不堪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幸与不幸，诚如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一般，无论贫富，皆有苦处，无论处于何等境地，幸与不幸，不过一心一念之感。最后，在下恭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