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梦华——被过度解读和误解的大明高危职业：锦衣卫



本回开始讲明朝的职业及社会福利，按计划只讲民间百姓所从事之工作，因忽想起有一种职业被误读了四百余年，且一直被过度地渲染，在下说的便是传说中着飞鱼服、佩绣春刀的大明锦衣卫。在下觉得有必要让列位看官重新认识一下那个特殊的群体，故以一个章节之篇幅来谈谈锦衣卫。

锦衣卫，顾名思义，是一个军事机构。

卫所是明朝主要的军事制度，乃太祖所创立，分为卫、所两个编制，即一府设所，几府设卫，卫下设指挥使，统兵五千六百人。指挥使下又设千户、百户等。各府之卫所由各地指挥使管辖，而各地之指挥使则由五军都督府统管，此乃地方上的卫所。

京师之卫所又分两种。一则为京师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成祖迁都北京后，又分京师京营和南京京营。其中五军营练习的是军阵，三千营练习的是巡哨，神机器练习的是火器。二则是皇帝亲军，相当于皇帝的贴身侍卫，锦衣卫便是亲军的一种，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帝的仪仗和安全。

锦衣卫的前身唤作拱卫司，因有管理仪仗之职责，又统辖仪鸾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洪武十五年，撤亲军都尉府和仪鸾司，改置锦衣卫，如此，这个在大明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机构就正式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

不知为何，在后世或有意或无意的渲染下，锦衣卫竟成了黑暗、血腥、凶残、阴险的代名词，似乎提到锦衣卫，所有人都应该战战兢兢、闻风丧胆，见到锦衣卫时说不怕，反倒是咄咄怪事！

事实上，锦衣卫究竟可不可怕，要看从哪个角度去看待。

首先来看看锦衣卫之职责，其一是皇家侍卫仪仗，凡皇帝出行，或狩猎，或亲征，或祭祀等，必有锦衣卫相随。仪仗队伍由将军、校尉、力士组成，将军在前，称为大汉将军，由体形魁梧、样貌威严者担任，依据出行之性质、规模之大小，随行之大汉将军人数亦有增减，一般几百或上千人，最多时为一千五百人。大汉将军身着盔甲，肩上扛有一柄大刀，骑骏马，着实威风。不过这大汉将军只是一个称呼，并非真的将军，只是以资壮观罢了。

间杂于大汉将军之中的则是穿红色飞鱼服、腰挂绣春刀的锦衣卫。无论是飞鱼服还是绣春刀，皆为皇帝所赐，并非所有的锦衣卫都能穿戴，也不是锦衣卫的常服和常用兵器。锦衣卫一般在重要场合或祭祀之时方才穿飞鱼服、佩绣春刀，一年之中着此隆重服饰之时不多。

飞鱼服分多种颜色，其中红色最为尊贵。飞鱼是《山海经》里记载的一种神兽，长得有些像龙，双足、四爪、两翼，有鱼尾，看上去张牙舞爪的，甚是威武。飞鱼服与其余大臣所着的“飞禽走兽”官服一样，代表的是等级和权力。

当然，前文早已讲到，服饰之限制，只是在明朝前期严格，到了中晚期，衣着打扮可谓百花齐放，奇装异服也就罢了，在万历朝时，甚至有百姓穿蟒服、飞鱼服招摇过市。

校尉掌卤簿。卤簿，指是的“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皆谓之簿，故曰卤簿”（《汉宫仪》），其实就是在前引导整个仪仗、手持甲盾的校尉队伍。而力士则举金鼓或旗帜。

除去这些仪仗队，另有在前面负责开路巡逻的，还有在銮驾与京师之间来回传递消息的。这一整套皇帝出行之队伍，皆由锦衣卫充任。若硬是要问百姓怕是不怕，说心里话，看到这般的大阵仗，说怕未免夸张了，平民只要不去挡皇帝的銮驾，随行之锦衣卫哪个也不会为难于百姓，怕从何来？敬畏之意倒是有的，一国之帝王出行，前前后后由锦衣卫侍候着，队伍绵延几里，焉能不令人敬畏？

除去皇帝出行，平日在宫里锦衣卫也没闲着。因是皇帝之亲军，禁苑之安全自然由锦衣卫负责。此外，皇帝在奉天门御门听政之时，锦衣卫亦须在指定位置把守。

所谓御门听政，便是俗称的上朝，上朝并非在金銮殿（太和殿）上，而是在金銮殿外面的奉天门，早朝鼓响时，文武大臣便序立于左右掖门之外，待听得钟鸣，乃从左右掖门而入，过金水桥，入奉天门，在丹墀下立于东西两侧。

是时，在御座西侧立有一员锦衣卫，一般负责传旨，亦起到威武之作用。此外，在丹墀、御道、金水桥、奉天门外广场两侧，掖门等处，侍立有大汉将军一百二十九名，千户两人，百户四人，另有五百校尉分守于午门内外，一则警卫，二则鸣鞭、执仪仗。文武大臣从宫外一路走来，至奉天门里，一路上皆有各级锦衣卫把守。

早朝一般在寅时（凌晨五点）开始，大臣们一般丑、寅（凌晨三四点）交际便要在左右掖门候着了，可想而知，负责警卫和仪仗的锦衣卫，必然要比大臣们早一步当值才是，丑时就得准备着了，委实辛苦。

遇着嘉靖、万历那样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锦衣卫自然是幸福的，要是遇上太祖、成祖以及后来的崇祯，天天上朝，一天都不肯落下，端的是苦不堪言。

以上所言，是锦衣卫在执行侍卫仪仗任务时的大体情况。其第二个职责是巡查侦缉，兼负责廷仗，即给百官打屁股。

明朝中晚期，劝诫的、上疏的，甚至是与皇帝吵架的言官前赴后继，络绎不绝，皇帝不能将他们怎样，骂也只能由他们骂着，但气极了，打屁股却是常有的事，金口一开，杖三十，立于殿外的锦衣卫行动如风，冲进去就把要受廷杖的官员提出来，拖到午门去打屁股。

执行廷仗的乃锦衣卫校尉，另外还有个监刑的，一般为司礼监的太监。何以还要让太监监刑呢，莫非皇帝信不过锦衣卫吗？

其实廷杖是有名堂的。要先将官员的官服脱了，用草绳捆绑，头朝下、屁股朝上趴着。廷杖乃栗木所制，特点是硬而有韧劲儿，不易折，打人的那头为槌状，有铁皮包着，铁皮上还有倒钩，要是一杖下去，行刑之人再顺势一扯，慢说是皮开肉绽，连肉都会被扯去一大块，比通常的水火棍厉害多了。因此，廷杖一般最高一百杖，相当于极刑，百杖下去，屁股上基本没肉了，只剩骨头。一般人挨不过八十杖，若是皇帝金口一开，杖八十，无论是行刑之人还是受刑之人，心头都明白，唯死而已。

此时，所谓的名堂就出来了。皇帝下旨廷杖，锦衣卫将受刑官员拖出去，要怎么打，皇帝会向太监秘密授意，有些官员着实惹皇帝痛恨，便会着实打，有些虽嘴上厉害，但确实是可用之材，廷杖不过是唬他一唬，叫他受些皮肉之苦罢了。

故锦衣卫校尉在执行之时，需要留意旁边监刑太监的动作，要是太监的双脚呈八字朝外张开，那就着实打，生死由命；若太监的双脚是朝里并拢的，那就用心打，每一杖下去，看似凶狠，其实只伤皮肉不伤筋骨，只出血不动及根本，表面上看血肉模糊，其实在家里将养几日就能恢复如初，力道拿捏恰到好处，是为用心。

这般的用心打，极考验锦衣卫的功力，若非平时苦练，绝难做到。那么如何才能练得这般的功夫呢？

分作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基本功，拿一块砖，砖上垫张薄纸，练到一杖下去，砖碎了而纸无损，则过关；第二步是练巧劲儿，割一块带皮的猪肉，放在地上，往猪肉上打，一直练到猪皮打烂了却不伤及皮下组织，就算练成这门功夫了。

莫要看是门打人的功夫，对锦衣卫来说，这是生存之道，若是练得不精，打人屁股时火候不到，将不该打死的打死了，该打死的还留了口气，拂了帝王之意，便是掉脑袋的大事。

这样的锦衣卫可不可怖呢？在下以为，也不可怖，不只是老百姓无须去怕，连当官的都不怕。打屁股怕什么呢？大明朝的言官们，前赴后继，怼天怼地怼皇帝，一个言官被锦衣卫拖出去了，还有千千万万个言官站出来，皇帝就像捅了马蜂窝也似，赶之不尽，躲之不及，何以如此？法不责众也。明朝中晚期，政治和社会氛围与前期截然不同。前期太祖、成祖心狠手辣，全然不怕杀人，杀多少都不在乎，中晚期则是另一种状态，文人觉醒了，文臣觉醒了，法制完善了，皇权削弱了，但凡有些知识，便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受人尊重，秀才可以见县官不跪，可以享受国家的津贴，文臣可以举着道德的牌子与皇帝分庭抗礼。换言之，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平等的前提下，文官们拿着律法和道德与权力对抗，不只为了理想，不只为了维护传统的礼法道德，还为了扬名青史，那么打几下屁股又有何妨呢？

当然，也有被打死的，但是比例不太大，除非遇上特殊事件，处于特别敏感时期，一般情况下，皇帝也不敢任性到明知是马蜂窝还不惜一切去捅破的地步。

锦衣卫的另一个职能是缉查，此也是被后世大肆渲染之处。客观地讲，在太祖、成祖时期，锦衣卫确实是十分恐怖的。

锦衣卫因是皇帝亲军，又具有缉查功能，与其他禁军相比，权力更大，职责更广，在籍人员更多。按照明朝军队制度，一般卫下只辖制五个所，定员五千六百人，而锦衣卫则辖有十七个所，在籍人员逾六万，可见皇帝对这个机构的重视程度。

那么皇帝为何对锦衣卫如此重视呢？无非两个字——集权，利用这个机构打击异党、揭发贪官和骄横的将领。

众所周知，太祖时期有著名的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其中，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锦衣卫揭举的。四大案轰轰烈烈地进行之时，光是被斩首的就有十余万人，牵涉如此之广、涉案人员如此之多，锦衣卫“功不可没”。

四大案几乎覆盖了太祖朝的整个时期，那时的锦衣卫端的是如魔鬼一样的存在，不管是民间百姓还是在朝官员，提到“锦衣卫”三字，无不畏之如虎，比见了鬼还要怕。

后来，太祖似乎也觉得锦衣卫权力太大，手段太狠，曾下令取消其缉查之职权，然成祖时又将之恢复，自此之后，锦衣卫之缉查功能便一直存在，为皇家服务。

锦衣卫大致有三个部门，经历司管理文书，收发公文，另有南北两个镇抚司，南镇抚司管刑法，北镇抚司掌刑狱，专事缉查、逮捕、审问等事，有自己的诏狱，独立于三法司之外，直接听命于皇帝。身为一个拥有特别权力的特务部门，明初的时候，锦衣卫的诏狱被比作地狱还是可信的。

那么锦衣卫是否如外界传说的那样，在整个明朝都拥有特殊的权力，一直若魔鬼般存在呢？

列位看官，耐心地将本部书看到这里，应清楚在下的为人了，说话一般不刻意夸大，亦不蓄意诋毁，下面便历数一下历朝锦衣卫的总指挥使，看过他们的事迹后，相信列位看官应会对锦衣卫有个总体之印象。

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锦衣卫指挥使唤作毛骧，即制造胡惟庸案之人。

胡惟庸乃明朝开国之宰相，理当被历史记住，然其还有个特殊的名头留在史书上，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宰相，他被杀后，太祖就撤了相位，改内阁理事。起先内阁只是皇帝的咨询机构，只有票拟权，内阁意见经司礼监批红，才交到皇帝手里，由皇帝作最后的决断。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太祖御奉天殿，与众臣曰：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这一段话标志着，宰相一职，自秦而始，至明而终了。不得不说，此乃太祖的一大创举。但是处理了胡惟庸后，又有一个新问题，如何处理胡惟庸案的善后事？

什么叫作胡惟庸案的善后事？胡惟庸任宰相后的确骄横，确也有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之事，甚至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过于傲慢，没将太祖放在眼里。但是说一千道一万，不管是以胡惟庸所犯之事论，还是以胡惟庸的功绩论，他都罪不至死，至多功过相抵，贬为庶人罢了，不应牵涉数万人，血流成河。那么要如何善后呢？

这时候毛骧出场了。毛骧知道太祖为何以胡惟庸做文章，于是想出了一个最简单而直接的理由——谋反。

于是，胡惟庸死后，此案再次被翻起，性质也从擅权枉法升级成了欲图谋反，被查出来的人越来越多，朝中为之一空，甚至连开国元老李善长也莫能幸免。

实际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胡惟庸枉法延伸至谋反，虽使此案合理化了，然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可以杀的功臣如数杀尽了，还有谁为朝廷出力，还有谁敢为朝廷出力？于是索性将毛骧也一同杀了，以息众怨，《明史》载毛骧“坐胡惟庸党死”。

太祖时期的第二任锦衣卫指挥使唤作蒋瓛，乃蓝玉谋反案的告发者，所用之手段与毛骧一般无二。与胡惟庸案不同的是，胡惟庸案因太祖想要集权，而蓝玉案则是因太子朱标早夭。

蓝玉与朱标关系甚好，可谓忠心耿耿，如果朱标不死，蓝玉便是镇国之将军，也不需要死，但是朱标一死，形势就变得微妙起来。皇孙朱允炆年幼，将来能镇得住蓝玉吗？蓝玉重兵在握，表现出拥兵自重的形迹，为大明江山永固计，除之无害。于是便由蒋瓛牵头，掀起蓝玉案。最后，蒋瓛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太祖赐死。

太祖末年的锦衣卫指挥使唤作宋忠，人如其名，是位忠勇之辈，与前两任指挥使不同，他是个“文能读书写文章，武可上马奔战场”的文武双全之才。

宋忠于洪武末任指挥使，建文朝时，因燕王朱棣之乱，被派去北方戍边，以都督之身份屯兵开平。建文元年，怀来一战，宋忠战死，英勇殉国，在锦衣卫指挥使里面，算是事迹较为突出的一位了。

成祖朝时期的首任指挥使叫作纪纲。此人本是临邑（山东德州）一农民，建文二年，朱棣自北方一路南下，至临邑时，纪纲冒着被斩之风险，拦下朱棣的马，说愿参军，鞍前马后，誓死效劳。朱棣试了下他的功夫，弓马娴熟，且又颇有胆识，遂将之留在身边。从此之后，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农民开始飞黄腾达，及至朱棣夺位成功，坐拥天下，纪纲被授都指挥佥事，兼掌锦衣卫。

是时，成祖刚刚得了天下，能信任者不多，而所疑者却数不胜数，要将建文朝旧臣清除，正需要纪纲这样的人，故成祖时期的锦衣卫如太祖时期一样，位高权重，神鬼俱怕。纪纲也因此骄横起来，为争一位颇有些姿色的女道士，用铁爪敲碎阳武侯薛禄的脑袋。

洪武二十一年之进士、建文朝的内阁首辅、永乐元年的翰林侍读、主编《永乐大典》的名士解缙，因劝阻成祖不要轻易更换太子，得罪汉王朱高煦，朱高煦买通纪纲，趁成祖北征，将解缙下狱。纪纲在诏狱中将解缙灌醉，又拖至雪地里活活冻死。

永乐五年，成祖选妃，全国各地的美女入京时，纪纲比成祖先一步筛选了一遍，送入自个儿府中，尽情享乐。纪纲家中招募了众多亡命之徒，要么是有命案在身者，要么是江湖黑帮头领，常聚众闹事。时人谓之纪纲有反意，在下以为如此一个农民，估计未敢有如此大的野心，不过是欲望膨胀之下，为所欲为，忘记自己是谁罢了。后纪纲被人告发，死于凌迟。

如果说毛骧和蒋瓛是政治之牺牲品的话，那么纪纲则纯粹是自作孽不可活，怨不得他人。

以上提到的四位锦衣卫指挥使，除宋忠外，其余三位皆为人见人怕、鬼见鬼愁的狠主，他们所处的时局十分相似，新主夺取天下后，急需清除异己、树立权威，故而那些时候的锦衣卫真如后世所渲染的那般，黑暗、血腥、凶狠、残暴。

后期，随着国家日趋稳定，政治上亦逐渐开明，锦衣卫不再那么可怕，而且，在太监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后，锦衣卫的地位逐渐削弱，有时甚至有些可怜。

英宗时期，土木堡之变前后，有位锦衣卫指挥使，叫作马顺，此人在史书上并无恶迹，只不过跟错了人，是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司礼监大太监王振手下的人，靠王振的提拔做到了锦衣卫指挥使的位置。

正统十四年，瓦剌大举南下，王振遂撺掇英宗亲征，说只要主子亲征，三军士气大振，定能吓跑瓦剌兵。

王振掌权后贪是贪了些，可骨子里却是个书生，通经书，也算得上满腹经纶，只是中了秀才后屡试不第，这才在教了几年书后自阉入宫。王振在满脑子的理想主义作祟下，鼓动英宗御驾亲征。英宗似乎对自个儿也有些信心，便引出了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皇帝御驾亲征非但仗没打赢，还让人掳了去，自大明朝立国以来，何曾有过这等事情，端的是奇耻大辱！

群臣得知消息，有害怕的，有哭泣的，也有大骂的，将王振的十八代祖宗一一请了一遍，这还不够，他们拥至午门，要求监国的郕王朱祁钰尽快做出决断，否则大明危矣。

朱祁钰一则性格优柔寡断，二则皇帝被掳，国家剧变，也委实六神无主，故而说道：“尔等且出宫待命，容后再议。”

朱祁钰的态度着实把那帮文官激怒了，国家无主，大明危在旦夕，如何还容后再议？真要是到了瓦剌挟皇上大举入侵的地步，天下岂非就要易主了吗？当下在于谦等人的带动下，文官们再次涌将上去，要朱祁钰给个说法。

这时候马顺出场了，也许他在走出去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这个举动竟能创造历史。

马顺见文官们不依不饶，带了锦衣卫走上前去，喝道：“郕王有令，教尔等退下，莫非没听见吗？”

言官最骄傲之事，便是他们提出的建议或意见为皇帝采纳，是时国家危急，朱祁钰不但将他们之言置若罔闻，还叫他们退出宫去，置言官于何地，又置国家安危于何地？

前文说过，明朝初期之文官，乃是抱着理想抱负治国，并无一丝一毫之杂念，郕王不听，他们心中本来就气，被马顺这么一声喝，端的是火上浇油一般，当中有位户科给事中，名唤王竑，是个暴脾气，上去一手抓了马顺的头发，一手拿朝笏就打。

旁边的锦衣卫见指挥使被打了，本是要上去帮忙的，可没想到气急了的文官们正愁没地方发泄呢，竟比锦衣卫还快一步，蜂拥而上，帮着王竑往马顺身上招呼。

一时间，午门内外，朝廷命官，竟似一帮街头流氓斗殴，纷纷扰扰，喧声震天。不仅于谦懵了，朱祁钰被吓坏了，连旁边的锦衣卫也不知该如何处置。要知道这时候宫中无主，而他们面对的又是一群掌握了言论的文官，轻易惹不起的，那么到底是上去劝架，加入战斗，还是袖手旁观？众人一时手足无措。

此时，王竑见众同僚皆加入了战斗，越发来劲儿，张嘴一咬，就咬在了马顺的脸上，使劲儿一扯，竟扯下一块脸皮来。马顺吃痛，倒地痛呼。文官们似乎还不解气，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及至停手时，堂堂锦衣卫指挥使竟已气绝而亡，活活被打死了。

这是大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被群臣打死的锦衣卫指挥使，此事史称午门血案。

于谦到底是稳重之辈，见死人了，且死的是挂着正三品衔的锦衣卫指挥使，日后追究起来，只怕得死一批人，情急之下，上去抓住吓坏了的朱祁钰，道：“殿下，马顺乃王振一党，罪当诛，请赦百官无罪！”

朱祁钰闻言，瞿然一省，眼下强敌当前，朝中要是再闹将起来，大明朝便真的没救了，当下只得依了于谦之言，赦百官无罪。可惜，马顺因是王振一手提拔起来的，不过护主时说了一句话，便被活活打死。

这场闹剧结束之后，众人亦冷静了，一边由于谦负责保护京师，以防瓦剌携英宗南下，一边拥立朱祁钰为帝，改年号景泰，史称景泰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景泰朝之时，又出现一位指挥使，姓卢名忠，此人名虽为忠，为人却与宋忠迥然不同，是个媚主且好贪小便宜之辈。

土木堡之变中，于谦指挥京师军民合力抵抗瓦剌军，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一年后，英宗被瓦剌放还，按《明史》记载，景泰帝客客气气地把英宗迎入了宫里，并让他以太上皇的身份居于南宫。

由于是官方修的史书，显然有所美化，但明眼人都知道，英宗入京，景泰帝是舒服不了的，心里像被扎了根刺，极为不适。那卢忠便利用了景泰帝的这一心思，想讨好皇上，得些好处，却不想引出一桩大大的公案来。

英宗被关在南宫，一关就是七年，期间宫里的一些老太监，不管是念旧也好，被迫也罢，服侍在英宗身边。其中有一位叫阮浪的老太监，乃成祖时期入的宫，对英宗颇有感情，故而服侍得甚为周到。

这一日，阮浪生辰，英宗感念其里外照应，拿出身边的一柄金刀，作为礼物送与阮浪。

金刀乃皇帝身边之物，制作自是十分精美，一位小太监看到了，爱不释手。那小太监唤作王瑶，是阮浪手底下的人。阮浪年迈，且又深处这冷宫禁苑之中，对身外之物早就看得淡了，见王瑶喜欢，索性就送给了他。阮浪可能做梦也无法想到，送一柄刀竟会送出如此大的事来。

那王瑶与卢忠交好，两人喝酒时，王瑶喜滋滋地将金刀拿出来，道：“此乃太上皇所赐，你道是金贵不金贵？”

卢忠是十足的小人，见此金刀，便起了歹念，将王瑶灌醉了，拿了金刀来找景泰帝，说太上皇勾结阮浪、王瑶，欲图复辟，此金刀就是证据。

景泰帝心里若明镜也似，仅凭一老一小两个太监和一柄金刀，若要复辟，不啻儿戏，但他需要一个突破口，去剔除心头的那根刺，合不合理似乎并没有那么的重要了。

当下，景泰帝下旨，抓捕阮浪、王瑶，逼他们交代出太上皇复辟之事。卢忠领旨，将阮浪、王瑶下了诏狱。

有人曾说，锦衣卫的诏狱便是地狱，若是在平时，未免有些夸张，然一旦涉及政治、政权，诏狱只怕比地狱还要可怕。

按照卢忠的设想，凭锦衣卫的手段，让阮浪、王瑶交代不过是轻而易举之事。但他看错了人，确切地讲是低估了人心，天下并非所有人都与他一样，为了利益可以丧尽天良。十八般手段用尽之后，阮浪、王瑶依然咬紧牙关，只说金刀是太上皇所送之礼物。

如此一来，卢忠慌了。所谓复辟，性质无异于谋反篡位，景泰帝紧盯着不放，百官密切关注着进展，拖的时间越长，舆论越多，压力也就越大。如果真的无法将脏水成功泼到太上皇身上，那么最后牺牲的只能是卢忠，他会因诬蔑罪当众斩首，以平息朝野内外的愤怒。于是，卢忠疯了。他不得不疯，不疯就只有死路一条。

此案史称金刀案，以太上皇英宗复辟、卢忠被斩而告终，是个在政治上耍手段，最终将自个儿玩死的典型案例。

英宗复辟，改元天顺，先后任命了两名锦衣卫指挥使，叫作袁彬、哈铭（后赐名杨铭），都是大大的忠义之辈。土木堡之变时，英宗被掳，大多数人逃的逃、叛的叛，只此二人始终侍候在英宗身边，不离不弃。英宗复辟，两人先后担任指挥使，成为英宗最信任之人，直至寿终正寝，死于任上，死后妻儿俱得荫庇，端的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与卢忠的遭遇形成鲜明的对比。

成化朝的首任锦衣卫指挥使叫作万通，是万贵妃的弟弟，继任叫作朱骥，二人秉公办案，皆为正直之辈。成化十三年，西厂成立，时汪直的势力已盖过了锦衣卫，锦衣卫风光不再。

正德朝时，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张采依附于刘谨。刘谨倒台后，两人也先后被杀。

嘉靖朝的时候，锦衣卫指挥使较多，大多无恶迹，得以善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陆炳，乃嘉靖帝奶娘之子，还曾救过嘉靖帝的性命，颇得信任，再加上他为人忠厚，对文官甚有礼貌，更不曾枉害过一人，朝野内外称颂，生前加封太保、少傅，死后追封忠诚伯，谥号武惠，生前身后能享如此殊荣的，在明朝的锦衣卫指挥使里面只此一人。

从万历朝到崇祯朝，由于朝中各派系争斗激烈，太监的政治地位被无限拔高，各方为了利益尔虞我诈，不能以单纯的是非观念去简单地评价。如以万历二十一年武科进士身份入仕的刘守有，有贪污之劣迹，支持张居正改革，然在那个时代，不贪的官员已十分稀有了。

刘守有之后是骆思恭。骆思恭参加过万历朝的朝鲜战争，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帝崩，李选侍联合魏忠贤，挟持朱由校，欲做皇太后垂帘听政，后来在杨涟等大臣的逼迫下，抢了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史称移宫案。在此案过程中，骆思恭出了不少力，故受魏忠贤排斥，未能一直留在锦衣卫指挥使任上。

天启朝的指挥使叫作田尔耕，比骆思恭“识趣”了许多，依附魏忠贤，与许显纯、崔呈秀、杨寰、孙云鹤等人号称魏党手下“五彪”。

时阉党与东林党之争斗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故田尔耕大兴牢狱，杨涟、左光斗都是经其之手进入诏狱的。

那么田尔耕之行为，究竟该如何评价呢？在下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的事情，已无法以善恶是非观去评论，文官制度崩塌之后，阉党也好，东林党也罢，哪个敢说自己纯粹为了家国黎民，没有私欲？

既然是非善恶不能怪乎于人，那么该怪谁呢？要怪也只能怪时局了。是当时的形势将他们拉入了角斗场，在强敌环伺、你死我活的情况下，敢不争乎？

魏忠贤被后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无非是因为他打压了东林党，即残害了所谓的忠良。但是，魏忠贤倒台后，那帮所谓的忠良也并没把明朝带上平稳安定之路。他们废除了魏忠贤时期的南北赋税不均的所谓的不公平现象，全国统一均收，实际上此等带有理想主义的举措，把北方的农民逼上了绝路，直接导致了大量的农民起义。

众所周知，南北一直存在贫富差距，此乃不争的事实，特别是江南，明朝末年，国家已乱成一锅粥了，民间依然富得冒油，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极为罕见的特殊现象。东林党上台后，无视现实，搞一刀切的公平，结果江南的百姓压力减轻了，北方百姓却迎来了压垮他们最后一根稻草。

后魏党倒台，田尔耕被东林党以阉党之名处死。

骆养性是骆思恭之子，袭其父之职，任锦衣卫指挥使，得崇祯信任。袁崇焕死后，新东林党人、内阁首辅周延儒自请去北边巡视战况，与后金交战，一矢未发，却向朝廷谎报军情，谓之大捷，被骆养性揭发；崇祯帝得悉，大怒，将周延儒赐死。

从此事来看，骆养性对明朝多少还是有些贡献的，在位期间，并不见劣迹。清兵入关后，降清。

崇祯朝的最后一任锦衣卫指挥使叫吴孟明，天启年间，因得罪了魏党爪牙许显纯，险些丧命，此后亡命天涯，崇祯初年，复原职，无劣迹，更无害人之心，但与明末时大部分人一样，好贪，史载其“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

好了，明朝的锦衣卫史至此终，大明朝的历史亦是至此终，从锦衣卫的兴衰史上，依稀能看出整部大明史，亦能隐约看到，所谓的锦衣卫之恶，实乃社会抑或时代之恶，从这个角度而言，如锦衣卫之恶，历朝历代有之，非是明朝特色。只不过明朝党争激烈，为历朝罕见，增加了锦衣卫的活动空间，但在大部分时候，锦衣卫不过是一个正常的缉查、司仪机构，所作所为更是鲜有危及百姓。

此外，锦衣卫也并非只管政治，不理民政，在城市设施的管理领域，也有锦衣卫忙碌的身影。文化领域，亦有锦衣卫留下的传世之作，前文提到的哈铭，便留下了一本《正统临戎录》，袁彬著有《北征事迹》一书，后被收录进《四库全书》。

说完锦衣卫，再说说鲜为人知的五城兵马司，看起来比较威风，实则是个职责大、权力小的机构，且常为百姓所不齿，上下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