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梦华——老有所养、穷有所济的福利制度

历史大观园还原历史 2020-06-21 23:43:22 0

写到此处，本部书的内容行将结束，相信列位看官对明朝的社会风气、风土人情、人居环境、相关政令等，已有了个大致的了解。实事求是地讲，明朝前期，制度严苛，管理死板，在刑法上讲究重典酷刑，朝野上下血雨腥风，扼杀了人们的思维以及创造性。但是，前期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比如治贪、全民参与监督官员、对读书人的待遇、提倡节俭等，是值得肯定的。此外，本章节要讲的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在太祖时期就打下了基础。可见太祖因自身的出身，对上流社会、士大夫阶层并无好感，而对普通的百姓却是极为信任和照顾的。

《明史·食货一》有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之记载：

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又行养老之政，年八十以上赐爵。复下诏优恤遭难兵民。

短短一段话，基本道尽了明朝的福利制度，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制度是在立国之初，国家百废待兴之时所确立的。为何在国家百废待兴时设立福利制度难能可贵呢？在下拎出一条史实予以证明。

由于写宋朝社会风情之书籍颇多，故许多撰书者人云亦云，道宋朝福利如何之好，百姓如何幸福，宋朝之福利固然也不错，然比之明朝，却是差了一些。以漏泽园为例，这是公共墓地，家贫而无力安葬死者时，国家给地，让死者入土为安。此制度始于宋朝，南宋吏部尚书徐度所著的《却扫编》如是记录：“漏泽园之法起于元丰间……”

元丰是宋神宗的年号。宋神宗有两个年号，前期为熙宁，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二年（1076年）改年号为元丰，也就是说宋朝在立国一百多年后，才成立了漏泽园。

闲话表过，言归正传，先从养济院说起。洪武五年，太祖诏告天下，要求在各州各府各县建立养济院，凡“孤独残病不能自生者，许入院”，让那些无家可归者有个最基本的归宿。

洪武七年，太祖再次诏令：

各种鳏寡孤独并笃疾之人，贫穷无依不能自存者，有司从实取勘，官给衣粮养赡，为屋宇以居。

相信列位看官从前后两道诏令中看出些端倪了吧？洪武七年的诏令，关键是“有司从实取勘”这一句，意思是相关机构在收容难民之时要从实查验。不难看出，当时已有人冒充贫穷无依者混迹于养济院。这些在养济院混吃混喝者，有好吃懒做的，有初时确实无依无靠，但后来亲戚认领时赖着不走的。

然而官府要真正做到“有司从实取勘”，有些难度。前文曾讲到，地方官员俸禄较低，衙门里所养官吏并不多，无论是知府还是知县，每天要处理的公务繁多，还要分出时间去查养济院的混吃混喝者，并不容易。

嘉靖九年颁行的《大明律》，将养济院如何收养贫困者写入了律法，入院条件是：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者。意思是确实无依无靠，且生了病或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之人，方准入院。

那么残疾或病到何等程度方为笃疾呢？《名律例》卷一《大明律集解附例》有说明：废疾谓一目、折一肢之类，笃疾瞎两目、折两肢。这条律令，相当于伤残鉴定，伤残达到这个等级的方准入院，而且必须得贫穷而无亲属依倚，如此一来，条件便相当明确了。

有疾者可以入院，那么年老而无依靠者呢？太祖也制定了一项政令，唤作《诏天下养老之政》，凡是达到政策要求的，朝廷赐予爵位，由国家供养。其内容是，贫苦无产业，无劣迹，乡里称善者，满八十的，赐里士，月供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者，赐社士，与县官平礼，无须参拜，除月供米五斗，肉五斤外，另赐帛一匹，锦五斤。此外，凡家中有七十岁以上老人者，许令一子侍养，免丁役。

养老之政颁布之后，另有相应律法规定，所在官府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倘若老人达到了供养要求，而官府却未尽责任没有收养，杖六十。前面曾讲过廷仗的厉害之处，六十杖下去，几可致残或丧命了，没有哪个官员敢冒着生命危险不收养老人。倘若给了衣粮，却克扣而未给足，以监守自盗罪论，此罪若是定下来，便可以革职去充军了。

除了相关律法之外，另派巡安御史监督，以防官员不作为或舞弊。

以上所言之养济院政策，乃是明朝前期所行，及至中后期，随着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发展，福利亦有变化。

成化二年，朝廷下令，将京师所有贫困者收入养济院，为此国家赡养之老人大增，每月财政支出为米两万七千石，布七千四百匹。到了宣德至天顺年间，又在京师设置东西南北四座福田院，每年国库支出五百至八百万两纹银，保障鳏、寡、孤、独者的基本生活。嘉靖六年，又于京师五城各设养济院一座。

此乃京师的情况，那么地方上又如何呢？以沈榜所著之《宛署杂记》中记录的宛平县为例，记录：

宛平养济院在城内河漕西坊，有公府一所，群房十二连，万历纪元，收萧俊等一千零八十名。七年，又收刘真等五百名。十年，收李聪等五百八十五名。每名月给太仓米三斗，岁给甲字库布一匹。

一县收容贫困或鳏、寡、孤、独者便数以千计，那么举国有多少呢？在下无此能力去统计，但可以想见是个庞大的数字，其财政支出更是吓人。

再说惠民药局，《进本草纲目疏》如是记录：我太祖高皇帝首设医院，重设医学，沛仁心仁术于九有之中；世宗肃皇帝（嘉靖帝）既刻医方选要，又刻卫生易简，蔼仁政仁声于率土之远。

顾名思义，惠民药局乃惠及普通姓的药房，朝廷补贴医药费用，较之民营的药店更为便宜。

综观整个历史，西周便已有相关机构，汉朝在各地均设有医疗场所，不过从记载的规模来看，未形成气候。及至南北朝，出现了六疾馆，估计是最早的较为正规的、由政府设立专门面向民间的医疗机构。不过，真正将惠民药局规模化、正规化的还是在宋朝。客观地讲，宋朝的惠民药局应该是自西周以来，规模最大、惠及民众最多的，真正做到了在特殊时期免费送药，平时低价售药。

明朝沿袭宋朝政策，于洪武三年设立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县设医官，有专人管理，凡贫病者，给之医药。可见，惠民药局的功能和性质大体上与养济院差不多，目的在于收容贫病者。隆庆五年，在提领和医官的基础上，又设大使和副使两个职衔，使管理上更加完善。

不过，明朝关于惠民药局的记载相对较少，翻遍史料，中后期基本再无记载。惠民药局从万历朝开始逐渐荒废，倒不是国家不再理会民之疾苦，在下总结了一下，有两个因素。

一是万历朝后期北方不再太平，特别是辽东与后金之间的交战日益频繁，军费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财政支出，且明朝自太祖以来，一直实行恤民之政，轻徭薄赋，是历代以来税收最低的朝代，其税收的结构大概为：农税大概占75%，盐税大概占10%，商税占10%左右。

以后世之观念来看，此税收结构比例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以盐税、关税为例，所收缴来的税银，连收税衙门的官员都养不活，更慢说是上交国库了。商税只三十取一，即3.3%，过者以违令论处，万历朝时更是降到了1.5%，且年营业额在四十两银子以下的，一概免税。由是，造成了明朝后期国家贫穷，而民间依然富得冒油的怪现象。崇祯帝为了节省开支，裁减了驿站，因此才有了驿吏李自成起义的事情。

再看农业税，看上去虽为明朝的主要财政收入，但是前文也讲到，功名在身者，即秀才以上及士大夫阶层，一概是免田赋的。太祖立国之初便提出，普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凡有水旱辄免税，丰岁无灾伤时，亦择地瘠民贫者优免之。

在这种宽赋的政策下，军费骤然增加，必然使国库入不敷出。后来不得已加派历史上臭名昭彰的三饷。实际上，即便加了此三饷，赋税依然不算重，只不过东林党太过于理想化，实行南北农业税均摊，才造成了大规横的农民起义。

二是中后期的惠民药局基本瘫痪，部分功能转嫁到了养济院，不过效果并不理想，至少无法与宋朝相提并论。

再来看漏泽园，前文表过，始于宋，明沿之。《明史》中最早的漏泽园记录在《食货志·田制》中，曰：

初，太祖设养济园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州府县立义冢。

需要说明的是，漏泽园与义冢性质并不一样。义冢，关键在于义字，属于民间公益，一般由地方官府发起，给予适当政策支持，但基本由民间自办，私人捐地。义冢仅仅照顾到了那些穷得无法安葬，要抛尸街头的贫困百姓。有条件的地区，可给死者领一席之地；没条件的地区，许多人合葬的现象亦普遍存在。

漏泽园是官方性质的公共墓地，许贫困无地者葬之。众多史料表明，明初的漏泽园并不普遍，初设于京师。不难看出，初时由于条件有限，采取的是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公共墓葬方式。

到了中后期，有所改善。明英宗时期的天顺年间开始推广漏泽园，下诏令郡县皆置漏泽园，这才正式将公共墓地推行于全国。及至成化、弘治朝，漏泽园已相当普遍。《雩都县志》载江西雩都县之漏泽园：“旧在北关外，去县二里，广五顷。万历二十一年，知县黄应元另购民地二区，长仞平与土著，北关外与寄寓。”又有《天启成都府志》记载：“漏泽园州县俱设，义冢地，府城四郊，蜀府置。”

可见地方州县的漏泽园已相当普遍，且基本能满足百姓之需求。总而言之，明之漏泽园沿袭于宋，但较之宋朝又有多元化发展，民间之义冢和官方之漏泽园并而行之，实现了老有所依、死有所归。

最后来说说明朝在灾害面前的保障措施。每朝每代都有灾害保障措施，然纵观各朝，明朝尤为完善。

熟知明史的列位看官可能有所了解，明朝的自然灾害特别频繁，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实属罕见。从太祖立国至崇祯朝，明朝共二百七十六年之基业，在有案可查的史卷中，计有水灾、旱灾、地震、瘟疫等各类灾害三千九百五十二次，平均不到一个月就会发生一次，堪称历史之最，诚旷古未有之记录也。

面对如此频繁的灾害，朝廷在防灾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总体而言，有四项举措。

其一为设立备荒仓库。太祖下令，各郡县置仓庾于丰年，备旱涝，为民赖也。在丰年储备粮食，以便在有天灾时取而用之。

其二是鼓励垦荒，这一点前文略有涉及，且规定新开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只要农民肯努力开荒，一律免除田赋，使粮食产量大大增加。

其三为兴修水利，在太祖三十一年的执政生涯中，几乎每年都有一项水利工程实施。令工部官员，凡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灾涝灾的，都要根据地势一一修治。据不完全统计，洪武年间全国修建塘堰四万余座，浚河四千余处，陂渠堤岸五千余处，这些数据，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其三为推广种植各类农作物。规定凡农民有田五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虽说这般硬性规定种植作物，听起来有些怪诞，然其拳拳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救灾的具体举措，大致可分为赈、免、俭、管等四项。

赈为赈谷和赈钱两种，有储备仓库之地区，就地开仓赈粮，偏僻地区，粮食一时运之不及，则直接赈钱。洪武十年，江浙水患，户钞一锭，朝廷共赈济四万五千九百九十九户；洪武二十五年山东遭灾，灾款略有增加，户给钞五锭。

所谓的免，指的是灾区免赋税。前文曾提到，凡四方水灾辄免税，择地瘠民贫者择优免之。此后，凡遭灾之所在，只要经过勘察，符合条件，税粮一律可免。这些政令，虽未入律法，然几成定律。

所谓俭，在前文有详细涉及，太祖提倡节俭，朝野内外，天下子民之衣食住行皆有定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