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梦华——文官制度变迁：从全民监督到王朝崩溃



话说洪武十八年，苏州府常熟县有一位农夫，唤作陈寿六，务农为生，老实本分，何况在太祖时代，从言行到穿衣都有严格的规定，想不老实也是难的。因此，按照一般的逻辑来看，如此一位农夫，注定了庸碌一生，不可能被载入史册，不想他惹恼了知县，惹出一桩大大的公案来。

陈寿六生有一儿一女，女儿尚小，儿子到了成婚的年龄，与邻村的一户人家定了亲，并约定于今年入秋成亲。

陈寿六靠着每日去地里劳作勉强度日，并无积余，便在心里算计着，今年收上来的粮食一部分卖了，以作婚礼之资，另一部分则在办婚宴时使用，至于田赋，与县里的人沟通沟通，先欠着，等来年有了粮食再交。

秋收后，陈寿六喜滋滋地筹备着儿子的婚事。那一日，县里差人来收田赋，陈寿六与皂隶道：“今年犬子成婚，颇需要些钱粮，望官老爷宽限则个，待明年一起交可好？”

皂隶并非不通人情的，便说道：“成婚乃是大事，少不得要多些花销，我回去后与县老爷通个气，县老爷应会体谅。”

陈寿六千恩万谢，把皂隶送走了。那皂隶回了衙门，将陈寿六的情况与知县顾显交代了一番，顾显道：“陈寿六是个老实本分人，就宽限到明年开春便是。”

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一桩好事，怪就怪在陈寿六过于自卑，其子成婚当日，无论是人情还是礼数，知县和那皂隶应该请的，一来人家是父母官，管着这一方的安宁，且并不陌生，二来他俩在田赋一事上也算仁至义尽，请人家来喝杯喜酒，不是应该的吗？

陈寿六并非没有想到这一茬儿，只是所虑过多了。想他是何许人啊，农夫而已，与县老爷差着好几个级别，慢说是否能请得动，县大衙能不能进得去尚且两说，万一请不动，还得给乡亲们笑话：想去拍马屁攀高枝，结果碰了一鼻子灰！真要是这样，好好的一场喜宴就变得没趣了，思来想去，决定不去想那不着边际的事，就没去请那顾显。

从人情上讲，请不请是你的诚意问题，来不来是人家的态度问题，但是你请都不去请，便是失礼了。顾显听说那陈寿六办了喜宴，却未曾来请，心里老大不高兴。我把田赋给你宽限到了明年开春，给足了你面子，你却倒好，浑没将我放在眼里，那么我放宽你的田赋期限，等于是拿热脸贴了你的冷屁股？

顾显越想越心中有气，吩咐皂隶道：“你再去趟那陈寿六家，叫他在年底之前将田赋如数交上来。”

皂役愣了一下，道：“不是说好的来年开春吗？”

顾显没好气地道：“人家需要你的人情吗？”

皂隶是明白人，晓得知县老爷气从何来，当下便出门去了。

陈寿六刚办完喜事，尚沉浸在喜悦当中，见得皂隶，忙相邀入屋，让新媳妇奉茶。皂隶哪来心思喝茶，直截了当地道：“县老爷有令，要你把田赋在年底前如数缴纳。”

陈寿六是老实人没错，可老实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说好听些是言必践、行必果，说难听些那就是认死理。说好明年开春一并补齐田赋，如何转个身就翻脸了呢，你当是在玩杂技变脸呢？陈寿六当下就把脸拉了下来，道：“县老爷乃本县之父母官，既然答应了开春缴纳，如何能说变就变呢？慢说是我眼下拿不出粮来，就算是拿得出，也要挨到开春再说！”

这一番话传到顾显耳朵里，端的把他气得七窍生烟，好一个不识好歹的东西，给你点颜色便使了劲儿往上爬，你当县老爷是恁地好欺负吗？于是喊了左右，直奔陈寿六住处，不由分说径往里闯，搜了四大袋谷子出来。

顾显沉着脸道：“你不是家中没粮吗，这是何物？”

陈寿六道：“其中一袋是来年的种子，另三袋则是今年的口粮。”

顾显存心要他好看，喝一声拿走，就要回衙门。这下陈寿六慌了，扑通跪下，喊道：“这些谷子拿不得啊，求县老爷开恩！”

顾显哪里有闲心理会他，阴沉着脸带人离开。陈寿六欲上前抢下粮食，衙差却将他连同儿子、儿媳一顿好打。

狗急了跳墙，人急了照样什么事都能干出来，陈寿六把左邻右舍以及附近的亲戚都叫了来，如此这般一番商量，最后拍板，一众人赶去了县衙门。

外面守门的衙役刚要问干什么，陈寿六一帮人却没有给他们开口的机会，径往旁门鱼贯而入，经大院穿过公堂，闯入了后衙。

顾显做梦也没想到陈寿六敢带人闯县衙门，见此情形，委实吃惊不小，叱道：“尔等做甚？”

“绑了！”陈寿六一声大喝，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竟然伙同亲友将县老爷绑了出来。

读到此处，列位看官定然大跌眼镜，骂在下编小说编魔障了，竟会编出如此不合情理的桥段来，这世上只有官绑民的，何曾见过民绑官的？莫急，何以会出这等怪现状，在下自然会交代清楚，也请列位看官耐着些性子往下看。

却说陈寿六等人将顾显绑出衙门后，县里的其余官吏自是不干，要将他们拦下去，喝道：“无知小民，敢绑朝廷命官，知道这是何罪吗？”命令衙差去将县老爷抢过来。

陈寿六敢从县衙旁门进入，去绑顾显，显然是懂法的，他从怀中取出本《明大诰》，往头顶上一放，喝道：“谁敢！”

县里的官吏一看，顿时色变，谁也不敢再往前一步。

陈寿六这一招大有明堂。那部《明大诰》乃太祖亲自制订并编写的一部特殊法典。何以谓之特殊呢？在太祖时代，《明大诰》的地位超越了《大明律》，实际上是在皇权之下制定的、一部凌驾于其他法律之上的特殊律法，颁布之后，不仅学舍要教，考生要考，且人人家里都备了一本。

《明大诰》分四编，二百三十六条，除了对各民、各官的行为进行规范，违者要重罚等说明之外，还罗列了开国以来太祖亲自承办的违逆、贪污等大案要案，目的是“使臣民知畏而不敢轻犯”。

众所周知，太祖立国后主张严法重刑，无论对官还是对民都极为严苛，在太祖执政期间，很少有官员可以寿终正寝，有些告老还乡的官员到家后烧香拜佛，感谢上天让他活下来，得以安度晚年。

《明大诰》颁行后，太祖又下谕旨，凡持有《明大诰》押送贪官污吏往京师之民，沿途之官员不仅不能责难，且要予以吃食，保证他们安全抵达京师。

此令一出，慢说是中国，翻遍世界史，也难以找出几条相似的记载。但是，圣旨虽下，然几乎没有人敢这么做。试想，开天辟地以来，哪个听说过民可以绑官入京？贪官再贪，恶官再恶，又能怎样？他们照样像螃蟹一样横行乡里。

陈寿六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真把那横着行走的螃蟹给抓来吃了！

抓了顾显之后，陈寿六率同亲友，头顶《明大诰》，将顾显押解上京。太祖听闻此消息，比妃子替他生了儿子还高兴。他出身贫寒，受尽了地主恶霸以及恶吏的欺凌，生平极为痛恨贪官污吏。立国当了皇帝后，更是将此心理发挥到了极致，这才想出了让百姓监督或评议官员的办法，每年评一次，各省各府各县的百姓，以匿名或实名的方式，将哪个官员好，哪个官员不干事，记录下来，通过两种方式递交给朝廷。一是直接递送朝廷，二是在每年岁终考核官员时，统一去京师揭发。遇上特殊的、需要即时处理的，或是被恶吏欺负了，可以从衙门的小门而入，抓捕官员入京。

此乃太祖时代，在特殊的环境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治贪方法，他说“有胆敢蠹害吾民者，罪之不贷”。如此一来，百姓幸福了，当官的就苦了。

那顾显被押解入京后，太祖亲自审理，并将顾显打入了大牢。另召见陈寿六，赏赐他钞三十锭，其余人衣服各两件，还把陈寿六的杂役免除了。

从此事的性质来看，不过是件普通的案子，本无须太祖亲自处理，但他想抓个典型，并以此告诉天下人，官者为民而生，心头无民，要官何用？陈寿六离开京师后，太祖特地下了一道旨，发到苏州府的各级官员手中，曰：

敢有罗织罪名，害陈寿六者，诛其族。陈寿六若借朝廷之名义，行不法之事，地方官员无权决断，须押解入京审判。

此诏一下，相当于给了陈寿六一把隐形的尚方宝剑。苏州官员见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农民，直比遇到都察院的监察官员还惊恐，没人敢去惹。

从此之后，民评官、民管官的黄金时代开始了，全国各地每天都能看到穿着粗布衣衫的农夫，头顶《明大诰》，押解官员入京。

此诚可谓开天辟地以来，石破天惊之举也！

在全民监督评议的轰轰烈烈的反腐大潮下，如此做法好吗？在下以为，好，但矫枉过正了。

何以如此说呢，难不成实现民主，使官员真正为民服务不好吗？官有好官、坏官，民也有好民、歹民，且百姓素质不一，在可以随便“旁入公门”的情况下，难免不发生打击报复、官员被冤之事。最为关键的是，让不会读书或极少读书的农夫，去指挥和监督一群靠读书考取功名的官员，从其运作机制来看，本身就存在不合理性。倘若能有相关的律法跟进，保障民众和官员之间的利益，形成一种既相互监督又相互促进的有效的生态机制，那么这种超前的民主意识，将带动整个明朝，甚至影响后世。

可惜的是，太祖过于理想化，其辞世之后，《明大诰》及全民管官治官之风便如烟火一般在历史的天空上留下一道夺目的光华之后消失不见了。

那么太祖之后的大明政治环境又是如何呢？是否果然如后世演绎的那样，黑暗、腐败、专制、敏感呢？

有心的读者，若是认真阅览了前文内容，心中应是有数的。在第六个回目讲述明朝创作、出版情况时，在下便已露出观点，一个国家是否自由，可以从其文化的发展上一览无遗，由于前文已有描述，此处不赘言，单说政治环境。

成祖之凶狠、威严，比之太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法制的完善和皇权的制约，恰恰是从成祖开始的。

是年，户部出了一件钱粮盗用案，涉案官员巧立名目挪用公款。成祖知悉，大怒，将一应涉案官员全部拿下，并扬言要将他们统统斩首，以儆效尤，结果却让一干官员拦下了。

那些涉案的官员该死吗？实事求是地讲，该死，但是，法律健全的表现是，一切权力都要服从法律，包括皇权，即便他们该死，也不应是皇帝说了算，得让相关司法衙门审理之后再决定斩是不斩。

文官敢对抗皇权，恰如陈寿六一样，一个依仗是《明大诰》，一个依仗是《大明律》。成祖用武力坐上帝位后，并没依赖武力治国，而是完善了律法，确立了死刑审定制度，死刑需要由司法衙门五次复审，才能最终定案，即所谓的“五复奏”。

文官们便拿着这条律法与成祖对峙，既有律法为凭，皇帝怎能凌驾于律法之上，随便杀人？成祖被问了个哑口无言，最后不得不向百官认错，曰：“此朕一时之怒，过矣！”

所谓过矣，即是错了，短短一句话，被载入史册，其意义已不仅仅是一句认错之言，而是皇权向律法低头的开端，是百官监督皇权的伊始，同时，它将大明王朝推向了一个法制、自由、平等的法制社会，从此拉开了近二百年的文官制约皇权的特殊历史时代的序幕。

那些文官不畏死，不怕说，本着宁可御前犯不敬之罪，也要恪守伦理道德之信条，他们怼天怼地怼皇帝，以被罚、被打为荣，甚至不惜身死，亦要坚持自己的信仰，无所畏惧。在他们的眼里，皇帝只是当家人，说穿了就像祖宗的牌位一样，用来供奉的、敬畏的，但皇帝没有特权凌驾于道德和法律之上。

这些文官打小读着四书五经，科举时考的也是四书五经，那么，他们将儒家思想奉为人生之信条，终生之信仰，便无可厚非了。何谓信仰？孔孟之道也！这便是在下将明朝的政治、官场环境放在本回目来说的缘由。

皇帝与文官之间，在下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好似男人和女人，开始总是美好的，相互仰慕，相互依靠。以成祖、仁宗、宣宗时代为例，皇帝与文官两者正处于热恋期，相当和谐。成祖开创了一个绝对强势的、令周边国家闻风丧胆的强国自不消说，到了仁宗、宣宗时代，在帝王和各级官员的努力下，开创了“仁宣盛世”，大明王朝正如一轮旭日，朝气蓬勃。

自英宗以降，两者开始略显互相厌烦。特别是在土木堡之变中，文官（女人）看清了原来皇帝（男人）竟如此不堪一击，于是文官便开始逐渐强势起来，大有“你既然撑不起这个家，那么我只能勉为其难来操持这个家了”的架势。

英宗时代，是皇帝逐渐衰弱的开端，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此乃大明朝的一个分水岭，文官集团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引领大明历史的走向。

皇帝（男人）作为这个天下的统治者，自然不甘心为文官（女人）制约，两者开始拉锯，暗中较量，武宗表现尤为明显。

武宗即正德帝，前文略有提及，他是一位潇洒不羁、不受教条约束、任性放纵爱自由的皇帝，他给自己封了个上下五千年都罕见的官：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来觉得还不够威严，又给自个儿加了个“镇国公”的爵位。

正德帝拿着这个头衔四处游荡，游玩之余，还御驾亲征，打了几仗，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宣府遭遇蒙古铁骑时，把英宗时期遭遇的土木堡之变的仇给报了，史称“应州大捷”。另一次是宁王朱宸濠之乱，实际上在正德帝赶去之时，王守仁已将朱宸濠擒拿了，正德帝听说自己来晚了一步，便命令王守仁把朱宸濠放了。

王守仁闻言，着实吃惊不已，道：“皇上，宁王叛乱，其罪当诛，何故放了？”

正德帝道：“你放了，让我再抓一次。”

一个帝王放纵任性到这般地步，千古罕见。王守仁没法子，只得将朱宸濠放了，让正德帝再玩一次。

面对如此一个潇洒不羁的皇帝，文官只觉又好气又好笑，如此下去，皇帝不像皇帝，那么国家还像个国家吗？正德帝班师回朝后，没有一个文官出城接迎，更没人向他道贺，等待他的是一轮抵制，以及雪片般飞来的劝诫文书。

正德帝做出如此放浪之行为，固然有性格的因素，但还有个重要的原因，他在刻意地放肆违规，以抵抗文官套在他身上的若紧箍咒一般的伦理道德。此时的情形，像极了一个喋喋不休的女人，用她的道德规范和思想教训那个不听约束的男人，而那男人叛逆心理作祟，不仅浑然不听，反而越发的放肆。文官（女人）见状，气极了，你既不听规劝，那么我只好解甲归田（离婚）了，从此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再也不见。

到了嘉靖帝、万历帝时，双方的战争到了白热化阶段，真正宛如夫妻间的七年之痒时期。

前文讲到，嘉靖帝是以正德帝堂弟的身份继承皇位的，那么这位继承人名义上应该归正德帝一脉，尊正德帝之父孝宗皇帝朱佑樘为皇考。按照这一套传统礼制，嘉靖帝就要认朱佑樘为父了，而其生父朱佑杬则变成了叔叔。

伯、父之位逆转，令嘉靖极是不悦，由是拉开一场长达三年的“大礼仪之争”。

这场所谓的“大礼仪之争”，从表面上看，是一场礼制之争，发展到后来，实已成为权力的较量。文官集团由此分作两派，一是以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即礼法派，二是以迎合新帝，并想以此为政治资本往上爬的议礼派。

相信聪明的读者诸君已然看出了苗头，没错，事实上这就是明朝轰轰烈烈的党争的开端。倘若还以男人和女人之事而论的话，那么此时的嘉靖帝（男人）已经受不了文官（女人）的唠叨，便纳了一个妾（议礼派），以此来挑战礼法，并让两个文官集团斗法去。

最后，在嘉靖帝（男人）的支持下，议礼派（妾）胜出了，把原来的武宗旧臣（正室）踢出了权力中心，一大帮迎合皇帝之文臣纷纷上位，严嵩、徐阶、严讷、夏言、高拱、李春芳等嘉靖时期的名臣，便在那时走入历史舞台，而后大多靠写青词获取皇帝欢心。

何谓青词，奉承也！党争由此始，阿谀奉承由此始，明朝官场的不正之风，更是由此始。

不过此乃嘉靖帝年轻时候凭着一时之意气及叛逆所做之事，有与群臣争权的原因，亦有看不惯那帮满口礼仪道德的书生之原因。皇权最终还是占了优势，赢得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君臣之争，但这只是开始，它将随着争斗的深入，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人至中年的嘉靖帝，气性少了。与所有的中年男人一样，被岁月磨去了棱角，几乎不理朝政，不管外面天翻地覆，也不管文官们如何喋喋不休，只自独修行，将个大大的国家完全弃之不顾。

嘉靖晚期，海瑞实在看不下去了，写了一道著名的《治安疏》，把嘉靖帝骂了个狗血淋头，骂他一意修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骂他是个不理朝事的昏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瑞骂嘉靖事件。

嘉靖帝气虽气也，却只有叹如之奈何的份儿，上有律法，下有芸芸百官，而且那海瑞一骂而成名，其人虽在狱中，却是名动狱外，要是真动了海瑞，不被骂死，也会被吵死，余下的日子还怎么过？索性便不去理了，兀自我行我素。

这里便有一个问题，皇帝弃国家于不顾，按理说非天翻地覆不可，但是大明朝无论是在嘉靖朝还是万历朝，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运作，各级衙门机构亦好似没事人一般，照样自行运转，那情形就如同皇帝在与没在一般无二，不干他们的事。何以出现这等咄咄怪事呢？

前文中，在下曾说到一句话，皇帝就像是祖宗的牌位，是用来供奉的、敬畏的，只要当今陛下还在宫里供着、奉着，这天下就乱不了。那么为何乱不了呢？

有两种东西在维持着大明不乱。一是信仰，文官集团的信仰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这种信仰的作用下，无论国家发生天灾还是人祸，文官们都会自发地去维持秩序，就像好家里的婆娘，媳妇熬成了婆，她心心念念想的就是这个家，只要这个家还在，还稳定，那么她心中之信仰便不会灭，两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二是利益，到了后期，这些争来争去的文官，由于地域、思想、出身、老师等的不同，分出了许多派系，如浙党、楚党及著名的东林党等，这些派系虽然拥有相同的仰信，却有不同的利益，为了利益，他们努力地维持着国家的平稳，并从中攫取各自的私利。

嘉靖帝是人到中年，无欲无求，一心向道，这才隐居于皇宫。万历帝则是经历了少年时代的意气风发，与文官们斗了二十年之后，彻彻底底看透了那帮文官的嘴脸，他们满嘴的仁义道德，举着孔孟的旗子，做着龌龊的事情，一个个比鬼还精，是名副其实的吸血鬼。万历帝索性就不再理他们，国家也撒手不管了，反正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罢了！

一如嘉靖朝时期一样，皇帝虽不事朝政，但国家依然正常，一切照旧。只不过皇权与文官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极为敏感且危险的阶段，就好像男人和女人之间在冷战，家庭这根线尚牵绊着他们，感情却渐渐变淡。

这种关系如果不加改变，是极为危险的，这个国家（家）随时都会散。可惜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皇帝（男人）和文官（女人）的关系已无可弥补。

真正让这个国家彻底崩溃的是党争。这就好比男人看透了家里这些女人的嘴脸之后，心灰意冷，彻底地抛开家，不管事了，终日难见其踪影。妻妾们自然彷徨、寂寞，于是互相指责是哪个让男人离开的，是哪个让男人伤心了，人人都高高在上，认为自己是对的，指责别人是狐狸精，害了这个家！

党争之祸，除了破坏原先良性运转的文官制度外，最为恶劣的影响是人心变了，开始的时候，文官们的信仰是真的，他们利用这一套去规范皇帝的心，这是毋庸置疑的，党争开始，他们把信仰和道德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口口声声为了国家，实际上只是为了自己。好好的书生，一个个变成了假仁义、假道德的面目可憎之徒，好好的文官制度就这样轰然崩塌。

为何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却换了四十九个内阁？为何在大明危难时刻，他觉得无文臣可用，无武将可派？为何世人俱说崇祯多疑？在下说句公道话，在那样的环境下，换谁谁不多疑？就在后金铁骑踏破长城，从蓟州、通州往京城方向席卷之时，东林党和阉党还在明争暗斗，谁还有能力挽狂澜，救大明于将倾乎？

至此，家已不成家，江山依旧，人事已非，如之奈何！

这便是在下说到的明朝官场的三个时期，即官怕民，皇帝怕官，以及各自为政、各干各事、各贪各钱，最终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