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梦华——从范进中举说科举



科举的诞生，使国家选用人才的方式从世袭制、察举制、孝廉制中脱离出来，让普通的百姓也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让为官不再是权贵的专属，从血缘、门第等关系中脱离出来，实现真正的公开化、公平化、透明化，乃一种伟大的进步。

从隋炀帝大业元年设进士科取士始，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废除止，科举制恰好存在了一千三百年，在这一千余年的历史洪流中，科举制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共产生了七百多名状元，十一万余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不晓得列位看官是否如此想过：自隋至清，中国的历史靠这些科举选拔出来的人在推动，中华文明靠这些人在创造，一个个精彩的历史瞬间，无论是感动的、伤怀的还是悲壮的、可歌可泣的，都是他们在演绎，正是这些人，创造了精彩的历史，也正是这些人，留给后辈丰富的精神财富，以及众多值得我们骄傲的文化和发明。

列位看官兴许狐疑了，听汝之语气，莫非推崇科举吗？

在下并非推崇科举，但对历史必须客观地看待，而且需要站在当时的环境下去看待当时的现象和事件，才能做到公正公允。有人痛恨科举，可那些痛恨者，哪一个真正经历了科举呢？有人骂科举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死记硬背出了众多的书呆子，一个个摇头晃脑，似乎除了读书再无其他用途。可无论是唐诗宋词，还是明朝之小说，诸位从哪里看出科举禁锢了人们之思想？

倘若在下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这些优秀的文学著作，那些动不动就要杀上金銮殿去，喊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经典人物形象，是在思想禁锢的时代创作出来的，您敢信吗？

那么范进呢，那个给科举害得险些发疯之人，又当如何说？

也罢，那么在下便从范进起头，来说说科举。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范进乃文学作品里面的虚构人物，之所以被后世认为是典型的人物形象，乃因其极具代表性，代表了当时众多儒生的一种生存状态，他自然值得同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哪朝哪代都存在范进，确切地说，他非明朝特有，而是贯穿历史的底层书生形象。

范进者，据《儒林外史》交代，乃白庙村的一位穷书生，毕生之愿便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争奈天不佑人，五十出头了还是个童生。

何谓童生？《明史·选举志》曰：“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

明制，在参加院试考取秀才前，需要经过县试和府试，谓之小考或童试，三年两考。考生需去户籍所在地的县衙门报名，填写籍贯、姓名、年龄以及三代之履历，再由同考的五人互相作担保，再由一名本县廪生证明，确保是本县生员且出身清白，无居父母之丧，方可入试。

童试考期在二月，考完之后，于同年四月参加府试，由知府主持，手续和考题与县试相仿，共考四场，前两场是一诗一文，三场为一策一论或一赋一诗，四场则是论三至四门艺术话题。

四场考试，逐场淘汰，最后留下来的童生的名册由县或府送往省督学院，等待院试。

院试也是三年两考，主考官为各省之学政，一般由监察御史担任，共考两场，首场叫作正试，考两文一诗，第二场叫复试，试一文一诗，院试头名唤作案首，凡院试通过者，则成为正式生员，即俗称的秀才。

范进年逾五十，须发苍白了，尚未通过院试，依然是童生，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来想，该死心了。况且范进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经商也罢，务农也好，须做些正经事，养家糊口了。可范进骨子里自有读书人的一股子倔气，考不中便继续考，直到考中为止，抑或考不动了为止！

此等行为，在民间不免招来耻笑，诚如范进之岳父胡屠夫所言，那些中举的都是文曲星下凡，你个穷鬼尖嘴猴腮的，想要中相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连自家人都嘲笑范进，乡邻便可想而知了。有人言道，胡屠夫乃势利小人的代表，范进则是被封建科举毒害的、一意追求功名利禄的可怜书生的典型。

范进可怜是自然的，然谓之被科举毒害、一意追求功名之人，在下却不敢苟同。不可以旁观者的冷言冷语去批判当事人，倘若易地而处，你生在科举时代，你是范进，又当如何？莫非考了几次放弃了，便值得表扬吗？果若如此，除了可怜之外，只怕又会多一层可悲吧？

在下也曾是一个“范进式”的儒生，读书不好，赋闲在家，除了会写几篇文章外，一无是处，故有亲戚曾曰：武不像当兵人，文不像读书郎，无可安生处，这要怎生是好啊！当面尚且如此说，背后的议论便越发难听了。

如范进一般，在下的性子也是倔得紧，心想既然走了这一条路，那便一条道走到黑罢了，走出来了是运，走不出来是命，至于那些冷言冷语，且由他去吧。往大了说，此乃一种人生之理想；往小了说，便是要争一口气，乃是个人之志气，与所谓的封建科举毒害有何相干？所谓人各有志，有明一朝，放弃科举，或寄托山水，或闭门读书，或教学授课，或另辟蹊径的，大有人在，并没哪一条律法规定，生而为人，须经科举。

那么科举究竟是利多还是弊多呢？

科举自然是有弊端的，特别是自明初开始，以八股文取士，确实只能死记硬背，写文以“一先生之言为标准”，生搬硬套，墨守成规，自是禁锢了士子之思想，造就了一大批书呆子，那些人除了会背四书五经外，几乎什么都不会。故后人曰：八股之害，犹如鸦片、缠小脚，毒害百姓之深，无以复加。

又有晚明思想家顾炎武曰：

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读十篇而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即以有用之岁月，消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贼寇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

顾炎武得出的结论是，八股之害一如焚坑，败坏的不只人才，还有国家。在下以为，此话是有道理的，因为顾炎武谈论的是八股，而非科举。必须要明确，八股是八股，科举是科举，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科举，作为以考试为手段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是中国历史上最合理、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它是无可替代的。以“范进式”的众多寒门学子为例，倘若没有科举，他们将永世不能翻身，他们从出生起就只能定格在贫贱的位置上。

言归正传，再将笔墨放到范进身上。却说后来范进中了秀才，也是有功名傍身的人了，但依然贫穷。范进想去参加乡试，可家中穷得揭不开锅，何来赴考之资啊，便去向岳父胡屠夫借，又让胡屠夫羞辱了一顿，说范进能中秀才，非因有才，乃主考官见他考了一辈子，须发苍苍，这才怜悯，给他得了个秀才，他却还要去考举，岂非痴心妄想！

胡屠夫有错吗？客观地说，他并无过错。胡屠夫是个勤勤恳恳，每日五更就要去集市卖肉的小贩，故而他希望范进收了心，做个老实本分人，养家糊口，莫要每天想着吃天鹅肉。

范进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讥讽，只唯唯诺诺，说岳父教训得是！然范进内心始终不曾灭了那团火，那火之于范进，形如生命之火，若果然灭了，或许于他而言，生命亦行将终结。

于是他想方设法解决困难，参加了乡试。由于一生屡考屡败，他既期望能一考得中，金榜题名，又在自卑心作祟之下不敢相信自己会榜上有名。在这样的矛盾之下，范进心里已然准备好接受四邻新一轮的冷嘲热讽，此时消息传来，他高中举人！范进木然地看着给他报信的乡人，然后低下头，兀自提着他的鸡去集市叫卖，以便换些米，聊以度日。是的，范进不敢相信他中举了，他怀疑乡人在开他的玩笑，准备等他信了再放肆地嘲笑他。

这般的境遇，不曾经历的人难以理解，在下却感同身受。当年不顾一切地写作，在下经历了几乎所有作者都经历过的事情，那便是在投稿之路上屡投屡败。那时候，虽然依然在冷嘲热讽中默默地写作，但再也不敢在众人面前提投稿之事，唯恐不中，再惹讥讽。

在下之遭遇自是难以与落榜之痛相提并论，然却深为理解范进心里之苦。后来，当消息得到证实，看到屋前报喜讯的差役时，范进疯了！

大悲大喜之下，做出任何疯狂之举动皆在情由之中，有些人说，此乃太看重功名利禄，被封建科举毒害的最典型的表现。在下实在难以理解，站在何等角度之下方能说得出来这样的话？如果说书生读书而有向上之心，皆是追求功名利禄的话，那么天下书生非为名即为利，哪个能免俗？如果说读书考试是为科举毒害的话，那么是否意味着每朝每代的科举都是有害的？是否将千余年的科举俱皆否定了？

千百年来，还有比科举更加公正、公平的方法吗？显然是没有的。故而错的不是科举，而是每一朝的制度，明朝的科举制度是最为完善的，错就错在只能以八股之方式答卷，将学子之思维固定了。

说穿了，以八股为应试文体，无非是想要百姓臣子守忠守孝，不逾礼仪法度，以便统治。此乃太祖定国之后，在特殊的环境下所定下的特殊的体制，是将政治强加于读书考试的不可取的行为。

那么以八股取士果然一无是处吗？应付考试的学子，都是书呆子吗？

若说八股端的一无是处，那么清朝入主中原后，也不会将一无是处的科举之法沿袭下来。在下以为，八股固然有害，然其有害之程度大小，取决于国家整体环境的开放程度。

综观有明一朝，经济发达，环境自由，虽说八股取士之法未变，但是除此之外，鲜有约束民众之条令出台，这也是明朝中晚期涌现王守仁、李贽、王艮等一大批思想家的原因。通过科举的明朝官员，大多铁骨铮铮，有傲然之风骨，为了坚守心中之理想，不惜与权贵，与上级，甚至与皇帝据理力争，分庭抗礼，此等不惜犯上而坚守理想的事情，看遍整部中华史，除了春秋战国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几不可见，迂腐也好，正直可爱也罢，明朝臣子之傲骨不容忽视。

嘉靖初年，有一位书生，姓毛名澄，字宪清，号白斋，乃南直隶昆山人，弘治六年的状元，及至嘉靖帝时，官至礼部尚书。

嘉靖帝登基事属偶然。正德帝潇洒不羁，喜欢四处游荡，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且自编名号朱寿，四处领兵打仗，平安化王、宁王之叛乱，大败蒙古王子，弹指间诛刘谨，是为上下五千年最好玩、最不务正业，却又不失可爱而有手腕的皇帝。正德帝足迹遍及四海，又四处留情，偏苍天无情，并无给他留下子嗣，一日驾渔船打鱼时不慎落水，从此一病不起，终年三十一岁。

嘉靖帝乃正德帝的堂弟，登基后欲把自个儿的父亲兴献王朱佑杬追封为帝，倘若此事得成，与礼法不合，作为礼部尚书的毛澄自然不赞同，屡次上书，劝阻此事。

在皇权大如天的时代，若是不听皇帝的意思，便是忤旨，轻则重仗，重则杀头。无论在哪朝哪代，但凡重要之事，皇帝都是说一不二的，独明朝例外。嘉靖帝心下虽恨毛澄，却不敢公然驳他的意，几次商量无果，无奈之下，只能对毛澄之奏折视而不见，用无声的抗议来对付不依不饶的臣子。

毛澄见嘉靖帝以沉默的方式应对，便与内阁、都察院的几位大臣商量，以集体辞职之激进行为，要求嘉靖帝断了追封朱佑杬的念头。如此一来，嘉靖帝彻底慌了。列位看官许会不明白，堂堂一国之君主，莫非还怕臣子威胁吗？

明朝有一套十分完善的监察制度以及监察机构，是为都察院，乃太祖皇帝所创，铸有两枚印信，刻有“绳愆纠谬”字样，其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十三道监察御史又与直属于皇帝的六科给事中统称“科道”，也就是俗称的言官。言官又分作监官和谏官两种。监官代天子巡视，监察各级各道之官员风纪，大事上奏，小事独断；谏官则规劝皇上，以匡人君，以扶正气。

言官体制构成了上规劝君王、下弹劾百官的特殊监察机制。言官一般有二百人，品衔不高，不过七品或从七品，却拥有特殊而广泛的职权，按照太祖的话说，便是“以小制大，以下制上，大小相制，上下相维”。有这等监察体制，慢说是天下百官，连帝王之言行都受到限制，不能为所欲为，它成为明朝一道极为特殊而又亮丽的官场风景线。

嘉靖帝面对以毛澄为首的大臣以及各路言官的威胁，除了徒叹如之奈何之外，端的是一丝办法都没有。

那一日下朝后，嘉靖帝叫来一名贴身太监，如此这般交代一番，让他去毛澄府上。那太监听完旨意，委实吃惊不小，心想，这等行为如何是一国之君所为也！但是，再看嘉靖帝认真而严肃的神色，只得叹息一声，出宫去了。

及至见到毛澄，那太监也不说话，扑通跪倒在地。毛澄大吃一惊，急忙要去扶，道：“公公何以如此，折煞我也，快快请起！”

那太监兀然跪地不起，道：“此乃圣上之意，咱家岂敢违旨也。”

毛澄似乎明白了，叹道：“何苦如此啊！”

太监道：“圣上说，身为人子，谁无父母乎？无视父母，是为不孝，何以大明孝治天下，唯使朕不能尽孝耶！”

毛澄闻言，顿时泪湿了眼眶，一边是祖制，一边是孝心，罢罢罢，既无法两全，那么当这鸟官又有何用呢？当下交代那太监，请求皇上罢了他的职，从此后不再理会此事便是了。

嘉靖二年二月三十日，毛澄获准辞职，卒于同年闰四月。嘉靖帝虽也恨其之纠缠不休，但在明朝的言官体制下，毛澄之举再正常不过了，故毛澄辞世后，嘉靖帝并没怀恨于心，加封其少傅，赐谥号文简。

在下说过，任何一种应试制度，都有其缺陷和危害，但是，究竟危害有多深，取决于社会整体环境。有明一朝，“毛澄式”的谏臣多如牛毛，皇帝忌惮臣子之事，在明朝中晚期普遍存在，后来的万历帝十余年不上朝，很大程度上是不想与臣子正面冲撞或接触。说到此处，列位看官想来也明白，所谓的科举之害，真正危害于何处了吧？

好了，再将笔墨放到范进身上。前面说到，范进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于大悲大喜之下疯了。所谓大悲，固然与四邻及亲人讥讽有关，但范进真正的压力来自科举本身。那么明朝之科举究竟多难，让一位读了一辈子书的书生到五十余岁还是个童生，以至于中举之后疯了？有分教：十口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不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