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梦华——旅游，自由

从本回书开始逐渐涉及精神文化方面的领域，先来说说旅游。

许有看官不解，既是精神文化方面的事，不应以读书为先吗？

非也！所谓读书，就整个社会而言，无论哪朝哪代，皆非大众文化，乃是士大夫、文人以及有一定知识量的百姓之事，然这部分人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属于少数群体。有些落后地区，读书甚至会让人嘲笑，即便是官员，真正以读书为乐事者，亦是稀少，更莫说民间之庶民了。

旅游则是另一回事，它不光是种文化事，也是种体面事，至少对刚刚富裕起来的百姓来说，一年之中，于劳作之余，去名山大川游历一番，回来与左邻右舍讲一讲旅途之见闻，看着听者一脸好奇、兴奋、羡慕的样子，实在是种极大的满足，既增长了见识，又满足了虚荣心，旅游不热，天理不容。

就明初的体制及制度而论，能够掀起全民旅游热潮，端的是难能可贵。

前文有大量笔墨说到明初禁锢之律法，无论是吃、穿还是言行，无不列于条律，各行各业，各行其是，如袁秀才一般，出行忘带路引，便闹出一条人命，如此严苛之国度，仅仅百来年后，竟至于全民出游，无论妇孺皆以游为乐，实在是种巨大的进步。

此等进步，不仅仅只是物质的变化，更是精神自由的一种体现，同时，亦是这个朝代迈向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它更加开放，更加自信，容纳百川。

何以要如此强调明朝在这方面的进步呢？

古语有云，父母在，不远游。这固然是一种孝，值得敬佩，但亦是一种愚，有些迂腐之意味。从大的方面说，倘若几千年来，人人都是父母在，不远游，人类之文明如何推进？从小的方面说，倘若祖祖辈辈、子子孙孙都守于父母身边，如何成家，怎生立业？

自古忠孝难两全，无论是人类的进步，还是个人的进步，皆须巨大的付出，这等付出，有些是痛苦的，亦是必要的。

言归正传，只说明朝之旅游。明之前期，出游不仅仅代表不孝，更是种不务正业的行为，不事劳作，抛家别里，不惜耗费钱财去游山玩水，莫不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专好游乐的纨绔子弟吗？又或者，那些好游者，无非是名落孙山、科举无望的落魄之徒，无以可寄，便寄情于山水，自暴自弃。为官为宦者，有正儿八经的职业，不仅不会去做那等无聊之事，还要远离那等失意落魄、无可寄托之辈！

受到经济、思想和法律的影响，明初百姓，几无旅游，连想都不敢去想，更无游记流世。直至正德帝（明武宗）前后，才慢慢出现苗头，说明文人渐不受禁条限制，走将出去。不过此时的游记尚不多见，能查得到的也不过十余篇而已，且篇幅较短。

嘉靖前后游记多了起来，只是以短篇为主，写的也较为拘谨。所谓文如其人，文章之于文人，表达的是一种态度，而作者之态度，往往能见其个性。嘉靖帝时期的游记短而拘束，说明文人的自由思想虽已萌芽，但依然不曾完全放开，浅尝辄止。

旅游的黄金时期，是万历至崇祯这段时期，此时，不只是文人放浪形骸，无所顾忌，百姓亦是如此，无论妇孺老少，只要有能力，皆崇尚出游。

全民旅游时代的到来，带动的不仅是经济，还有文化，其中，闻名古今中外的鸿篇巨制《徐霞客游记》便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于是看官们便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为何如《徐霞客游记》这般的巨著，会产生在明朝，而非唐宋元清？

有如此疑问者，其实是带有偏见的。也许在众多看官们的眼里，论及开放，非唐宋莫属，而对于明朝呢，受到一些作品的误导，如关于锦衣卫、东厂的刻画，误以为有明一朝是黑暗且极不自由的时代。锦衣卫、东厂等机构，自然是黑暗的、残酷的，但是唐朝的例竟门、察事厅，宋朝的皇城司，清朝的粘杆处（血滴子）等机构，几乎每个朝代都存在，实际上出于国家安全所需，并不一定是黑暗、血腥的代表。

非是在下偏袒于明朝，不过是摆出个事实罢了，言归正传。唐宋之开放，多少是有限制的，在行为上出格了，会受到世人之指责，而彼时文人游山，多当作积累写诗文之素材。唯明朝，放开禁令后，一发不可收拾。在晚明文人的眼里，旅游不仅仅只是旅游，也不只是收集素材这般功利，它是一种精神之寄托，生命之需求。

明人袁小修《珂雪斋集》曰：“天下之质，有而趣灵者莫过于山水……四十之后始好之成癖，人有诧予而好奇者……疾病所驱势不容矣，予之于山林也亦若是而已矣……”

世人好奇，谓袁小修因何恁地好游乐？袁小修笑称，得了旅游这种病，不得不游。另有晚明文人罗孚尹《箨壁稿》曰：“对大江而饭，胃气达目，眼山川则腹溪谷，饭比常加倍。古人以乐侑食，能有此江光、石韵、松声、竹响耶！”

面对大江吃饭，居然能胃口大好，饭量较之平常加大一倍，听上去夸张，其实食欲受心情之影响，乃是情理之中的事。除了凭闲情逸致到处游山玩水外，还有将旅游当作志向的，“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大意是说，大丈夫该游走天涯海角，岂能受地域之限制？

这等心境，与早期的“父母在，不远行”，有云泥之别。此般以身许山水，游而忘返、纵情山水的旅游态度和行为，在其他朝代是极为少见的，此等行为，固然需要个人之勇气，但若非受大时代潮流的影响，亦难成行。

以上说的是文人雅士，于普通庶民来说，出行禁条的打破，宛若服饰、饮食等级制度的突破一般，一旦桎梏不再，民众便会表现出挣脱枷锁后的狂热，加倍恣意纵情。不同的是，无论是服饰还是饮食，但要手头宽裕，皆可穿金戴银，锦衣玉食，所谓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拾掇打扮好了，大摇大摆地往高档酒店里一坐，叫些稀罕的酒菜，即便是一个时辰前依然在田间地头务农，此时，以身上这一身行头，吃酒时这一副派头，又有哪个敢小觑？

旅游则不同，能体现出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追求和素养。

袁宏道乃万历二十年的进士，荆州公安县人，善诗文，后人将其文学流派称为公安派。

文人往往好游，袁宏道亦如斯。话说那一日，袁宏道去安徽休宁县游玩，时山上游人如织，摩肩接踵，十分热闹。

所谓旅游，要看的便是这市井气象，民间风俗，袁宏道游兴大发，随着人群往里走。不多久，行至一座亭前。那是一座八角玲珑亭，精致典雅，与江南之山林天然匹配。可再仔细看，着实大煞风景。此亭的正面，柱子上镌刻有一副楹联，红底黑字，大方而有格调，却被人刻了诸如“某某某到此一游”“好山好水好景，某某某记之”等。

袁宏道见状，游兴顿失，心想既是好山好水，何忍出手破坏？心念未了，见有个汉子，在地上拣了块石粒，咬牙切齿地在楹联旁边刻下了“孙小二到此一游”，刻完之后，似乎对“墨宝”尚有不满，又蹲下，咬牙切齿地在旁边刻下一行小字，“万历二十五年秋”，这才心满意足，微微一笑，转身要走。

袁宏道着实看不惯，走上两步，叫住那人，问道：“你是哪里人氏？”

那孙小二上上下下地瞟了袁宏道几眼，道：“徽州孙小二是也，你待若何？”

袁宏道指着楹联下所刻的字，斥道：“好端端的景致，平白让你糟践了，你竟忍心？”

孙小二嘿嘿怪笑道：“你又是哪个，来管这闲事？况且这亭子上涂鸦之人又非独我一个，怎不见你早些来管？”

袁宏道为之气短，然与这等无赖辩论，又无益处，只得转身下山。后专门写了篇文章说此事：

徽人好题，亦是一僻。仕其土者，薰习成风，朱书白榜，卷石皆遍……青山白石有何罪过，无故黥其面，裂其肤？吁，亦不仁矣哉！

时徽商正盛，安徽一带，从商者众多，商人也早已不是低贱之民，故民众不再以读书为唯一出路，竞相从商，唯钱钞多寡论英雄，钱袋子鼓了，读书人少了，以戏谑低俗为乐，才有景区涂鸦之举。实际上不只安徽，全国但凡有游人之处，无不留有诸如“某某某到此一游”之奇景。

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张京元游西湖时，见湖心亭的牌匾上竟然刻满了字，好好的景观，简直不忍卒睹，怒道：“安得借咸阳一炬，了此业障！”意谓恨不得借当年项羽烧阿房宫之大火，把湖心亭烧了作罢，眼不见心不烦。

以上种种，可见旅游虽是文雅事，由于参与者众多，泥沙俱下，多现不雅之举。也怪不得文人墨客恼怒，自然景观，天地所造也，人文景观，历史沉淀也，无论是哪一种，均不可复制，无法再造，蓄意破坏，形同犯罪。

本章内容，为的是引出旅游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下一章节目始，便细细交代明朝旅游之众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