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梦华——从《三国演义》到《金瓶梅》



从《三国演义》到《金瓶梅》，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标题，有意思之处并非风趣或暗示了什么，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社会的进步以及言论的自由。无论是《西游记》里孙大圣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还是《金梅瓶》里面的那些让人面红耳赤的风月事，没有被制度的棒子一棒打死，实在是千秋万代之幸事！

不过在说这些伟大的著作之前，必须说两个人。

兴许列位看官立即会想到罗贯中、施耐庵或兰陵笑笑生、吴承恩等人物，非也！在下要提到的这两人，不仅是明朝的通俗小说家，更是知名的出版家，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明朝通俗小说的繁荣。

先来说第一位，此人姓熊，名福镇，字大木，号钟谷，福建建阳人氏，由于一些历史上的记录谬误，多以熊大木称之。

熊氏家族，自唐至宋，或官或隐，皆有名望，到了熊大木这一辈，已沦为市井小民，不过向上之心未泯，熊大木虽为商人，则是个文化儒商，开有一家书坊，叫作忠正堂。

在嘉靖朝之前，民间书商的日子并不好过，不过是翻刻一些朝廷许可的书籍，种类少之又少，阅读群体狭窄，举国上下没几人读书，卖书的市场就可想而知了。

嘉靖元年，这是明朝文化振兴的重要时期，通俗小说的第一个刊本，张尚德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了，紧接着都察院亦刊印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陪都南京国子监紧跟脚步，于当年也发行了《三国演义》。

这些举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官方正式承认了通俗演义小说的地位和合法性。一经流入市场，竞相购买阅读，市场为之疯狂。

这时候，熊大木当然也没有落后，刊印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是，这种近乎疯狂的印刷发行之后，又出现了两个新的问题，一是市场饱和，满街皆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书商之间竞争激烈，难以真正赚到银子；二是读者如痴如狂地读完这两本书后，依旧无书可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越发突出。

一方面是竞相印行后的市场饱和，一方面却是无书可读的窘况，此是难题，亦是巨大的商机。此时，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熊大木的命运。此人唤作杨涌泉，也是建阳人，清白堂书坊的主人，与熊大木交好。

这日，杨涌泉进门之后，未及入座，便拱手道：“大木兄，敝人登门，实有一事央求于兄。”

熊大木笑道：“你我兄弟，凡事都可商量，杨兄只管说便是。”

杨涌泉道：“演义小说，国人竞相追阅，然书市之上，类似书籍寥寥无几，大木兄莫非没想过要做些什么吗？”

熊大木眉头微微一沉，道：“所谓书商，无非是以书逐利，眼下之市场，在下亦时时忧虑，争奈当今文人以写正统诗文为乐，无意创作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小说以娱乐百姓，如之奈何？”

杨涌泉微哂道：“敝人倒是有一个办法，可解决文稿缺乏之虑。”

熊大木毕竟是书商，眼睛一亮，问道：“杨兄快些说来！”

杨涌泉道：“既无人写，不若你亲自操刀。题材敝人都替你想好了，以《精忠录》为蓝本，创作一部叙述岳武穆业绩的小说，定能填补稿源之缺，解百姓读书之渴。”

熊大木委实吃了一惊，他以刊书卖书为业，却从没想过自己创作来弥补稿源之缺，讶然道：“在下何德何能，敢行著书立说之事也！”

“大木兄啊！”杨涌泉有些急了，说道，“慢说那些读书人不屑于写此低俗文本，即便是写者众多，以你的才华亦不逊于那些眼高于顶之辈，即便不是为了你自己，就当是为了书坊之业绩，如何？”

熊大木听罢，便沉默了。他本不过一介商人，自然不敢行著书立说的高雅事，但撇开那些为往圣继绝学之类的风雅事，为了生意又有何不可呢？

“罢了。”熊大木道，“便依杨兄所言，写来试试。”

明朝通俗小说的繁荣大事，便在这一句“试试”之中拉开了帷幕，列位看官道奇是不奇？

历史上许多事情便是如此神奇，在后世看来，明明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然在当时看来，往往轻描淡写。

在杨涌泉的再三请求下，熊大木创作了首部以岳飞为主角的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又名《武穆精忠传》，该作品乃继《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后的第三部演义作品。

这一年是嘉靖三十一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年月。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问世，意义可谓是划时代的，除去它是明朝第三部通俗演义小说，对后世岳飞相关题材的创作影响深远之外，还令其他书坊主人醍醐灌顶，原来书商除了刻版印行之外，还可以自己创作，产生稿源！

毫无疑问，《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刊行后，投入通俗小说奇缺的书市，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购者如潮，反响之热烈，熊大木也是始料未及。

受此鼓舞，熊大木又先后创作了《南北宋志传》（其中《北宋志传》又名《杨家将传》或《杨家将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宋代君臣演义》等演义作品。

其他书坊主人见有利可图，纷纷跟进，亦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开启了此后几十年以书坊主为主的通俗小说创作时代。

市场打开了，财源自是滚滚而来，那么回到创作本身，这些作品好吗？

在下引用一段话：芜杂浅陋，率无可观。然其力之及于人心者甚大，又或有文人起而结集润色之，则亦为鸿篇巨制之胚胎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此为后世之评论，应为客观。说那些作品言词浅陋，无多少可读之处，要是有文人润色，或也可成为鸿篇巨制，换言之，结构颇是宏大。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下以上面提及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即《武穆精忠传》为例，来评评熊大木之小说是否真的恁般不堪。

行文上看，模仿痕迹较重，许多句式与《三国演义》相差无几。不过，无可厚非，世上任何一位作家，管他后来如何有名，也是从模仿开始的。纵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全书内容，多引用史家论述，以第三者身份对小说进行评点、注释，如《三国演义》里面的论曰、评曰、纲曰、断云，随处可见，鲜明地体现出当时演义小说的创作风格——按鉴演义，即以史为纲，补史之余，将正统之史话通俗化，补以个人之想象和见解，以成小说。

既然是按鉴演义，熊大木则将《精忠录》里岳飞的二十一道奏章、三篇题记、一道檄文、一封书信和两首词均收录于作品中。鉴于此，有人曾言，《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多是将文言翻译为白话，有些甚至直接抄录，而属于文学创作的部分却少之又少。

不可否认，熊大木之作品未免平铺直叙，过于拘谨，同样是民间流传已久的故事，与《三国演义》那般将无数人物和事件串联起来，形成皇皇巨著相比，《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确相形见绌，甚至没有可比性。但是，在下以为，任何事情要从多方面去看，明朝之通俗演义小说刚刚起步，不能以后世之小说作品与熊大木的仿作相提并论，况且，商人逐利，目的并非著不世之文章，流芳百世，不过是一时之兴起，成一世之富贵罢了，两者岂能相比乎？

然不容置疑的是，熊大木的行为一石激起千层浪，给明朝的文化市场注入了活力，此亦熊大木除创作本身外，给中国小说史做出的巨大贡献，故史称“熊大木模式”。

此模式的出现，将演义小说的创作推上了模式化之路，给后人的创作提供了借鉴和启发，这才是其最大的意义。

再来说第二个人，此人姓余，名文台，字象斗，号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也是建阳人氏，乃三台馆、双峰堂书坊的主人。

不过余象斗与熊大木并非同一时期的人，余象斗大约出生于嘉靖末年，万历十六年正式投身于刻印出版行业，以三台馆的名义刊刻了《万天官四世孙家传平学洞微宝镜》一书，同年刊印了熊大木的小说《全汉志传》。

万历二十二年，一本公案小说的出现，改变了余象斗的命运。该公案小说唤作《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作者为安遇时，与前文叙及的演义小说相似，包龙图之故事在民间流传较为广泛，且有相关话本、杂剧，安遇时将之合并、重述，有些故事本与包龙图并无干系，也灌以包公之名，编撰成了一部包括引子在内共计一百回的小说。

《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从其质量上而言，不足以令在下花笔墨叙述，其意义与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一样，开一代公案小说之先河，余象斗以商人敏锐的洞察力嗅出了商机，亲自操刀，在万历二十六年创作并刊印了《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借《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之东风，委实大卖了一把。后又趁热写了续集《皇明诸司公案》。

一时，公案小说大热。其余书商纷纷跟进。如何跟进的呢？并非所有书坊主人都有熊大木、余象斗之才，由是，便聘请民间文人效仿赶制，出现了《新民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详刑公案》《名公案断法林灼见》等公案小说，开启了明朝公案小说之风潮，甚至形成了公案流派。

如此这般不断赶制、效仿，再加上不入流文人参与创作，泥沙俱下、良莠不齐自不消说，更为严重的是，所参与创作之文人，不一定懂得司法公案，有些甚至连编撰故事亦难以应付，除了东拼西凑之外，便只有抄袭一途了。比如《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全书总共四卷，收录七十一则故事，抄袭自安遇时《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的便达十八则，抄自《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的有九则，《皇明诸司公案》二则，另抄了文言小说《耳谈类增》十七则，全书超过一半的故事抄自他人的作品！

抄袭泛滥，原创枯竭，这般的恶性循环是对读者的愚弄，导致的恶果是被读者抛弃，最终让公案小说的热潮退却，直至消失。

以上所说，乃是从《三国演义》延伸出的“熊大木模式”，该模式再影响其他书坊，最终形成了明朝中晚期蔚为壮观的通俗小说创作之风。在下再提一部小说，以便引出下面的内容。

该作品便是后来妇嬬皆知的神魔小说《西游记》。《西游记》具体成书之年月已无法考证，大约在嘉靖末年至万历初年之间。有人曾言《西游记》在嘉靖朝属于禁书，该是谬传，一则该书问世时嘉靖帝只怕已然过世，二则到了明中晚期可谓百无禁忌，又岂会去禁一部小说？

同《三国演义》一样，《西游记》一经问世，便作为神魔小说的开山之作，以开天辟地之态，势不可挡地流行于世，人们争相传阅，爱不释卷，同时，也引起了一股模仿大潮。

在众多的模仿者之中，反应最快、出手最为迅速的当属余象斗。

万历二十年，世德堂刊印了首版《西游记》，万历二十五年，罗懋登所著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问世，这两部著作，虽说内容不尽相同，却是概以新奇著称，引领阅读潮流。余象斗看到有利可图，在万历三十年创作并刊印了《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注：简称《北游记》），大获成功，紧接着又创作了《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注：亦称《南游记》），揭开了神魔小说创作的新篇章。

与演义小说、公案小说的流行一样，神魔小说亦遭遇了大量的跟风、模仿，只几年间，同类作品层出不穷。余象斗在《北游记》和《南游记》获得良好效益后，转身又策划了一套《四游记》。

所谓《四游记》，是一套合集，除去余象斗自个儿的《南游记》《北游记》外，另有吴元泰的《八仙出处东游记》、杨致和的《西游记传》，刚好合成东南西北四游，趁着《西游记》的热度，顺势而上，刊行于世。

除《四游记》外，另有《西游记》同人作品，有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杨致和的《唐三藏出身全传》、董说的《西游记补》以及佚名的《续西游记》等，在民间书商以及众多文人的联手合作下，围绕《西游记》做文章，且不论作品的价值有多高，但名利双收却是不容置疑的。

与此同时，相关的神魔小说亦是层出不穷，如朱星祚的《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邓志谟的《飞剑记》《咒枣记》、朱开泰的《达摩出身传灯传》、朱明世的《牛郎织女传》、杨尔曾的《韩湘子全传》等。

在众多的神魔小说中，艺术价值最高、流传最广的应是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又名《商周列国全传》，许是作者在创作此书时思想更为纯粹，从艺术上而言，不失为《西游记》之后另一部传世之作。

这便是明朝的演义、公案、神魔小说流行的大概脉络。相信列位看官也看出来了，通俗小说能够流行且形成各种流派，仅靠官方推动是远远不够的，绝大部分的功劳属于民间书商，无论他们出于何等样的目的，最终掀起了明朝文化的大繁荣，却是毋庸置疑的。

一种文化的流行，于个人而言，可能仅仅只是文化娱乐生活丰富了些，于闲暇之际多了一种高雅的打发时光的方式，但是，从国家的层面上说，却是开放、自信、富强的充分体现，只有真正实现言论上的自由，方会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况。

人们经常说唐宋之开放和富裕，唐诗、宋词确也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但是论自由奔放，则不及明朝。何出此言呢？

这便要说到本章节的标题，从《三国演义》到《金瓶梅》，其中涵盖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明朝四大奇书，此四部书所奇之处，一自然是内容，《三国演义》为演义小说的高峰，按鉴演义，以史为主，辅以超乎于常人的想象力，将三国之计谋、战争、人物，事无巨细地表现出来，冠绝古今；《水浒传》乃英雄演义的集大成者，一百单八将无一重复，个个栩栩如生，性格鲜明，单此一点，普天之下能做到的寥寥无几；《西游记》为神魔小说的丰碑，无论是语言、情节还是人物设置，精巧奇诡，任凭后世怎生努力，亦难撼动其地位；《金瓶梅》则是世情小说的表率，无论在哪朝哪代，能将生活细节写得如此之细，且以这般的手段表现出来，不仅仅需要耐心，更需要足够的胆识和气魄。

二是题材和思想，也是在下要说的重点。以上四部奇书，无论是《三国演义》的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还是《水浒传》的各路英雄反官府、反朝廷，一言不合拔剑而起，官民倒置，或是《西游记》所体现的孙悟空这个人物的反判精神，抑或《金瓶梅》不拘一格地对社会风俗的描写、官场黑暗的揭露，以及男女之间露骨的风花雪月的刻画，在封建社会特殊的体制下，哪个朝代可以做到？

唯明朝耳！

明朝，开创了演义小说、公案小说、神魔小说以及世情小说的先河，同时亦树立了一座座丰碑，令后世望尘莫及。

在特定的时代下，文学作品的伟大体现的是那个时代的伟大，尽管明朝依旧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仅以伟大文学作品这一项，便足以令其他朝代难以望其项背。

在本章内容行将结束前，在下想问一个细节上的问题，不知列位看官是否发现，以上提到的几位民间书商，无一例外皆是福建建阳人，这是巧合吗？

福建建阳在明朝的出版史上，究竟有怎样重要的地位，在推动文化方面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