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梦华——明朝文化概论：有自由才有文学



书接上回，话说经济的繁荣可以带动文化的繁荣，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在经济凋敝的情况下文化依旧欣欣向荣。特别是图书，除去朝廷律法、地方法令，以及科举所必需的四书、五经，也是民间百姓在休闲之余消遣娱乐的一种文化物品，从这个角度而言，图书与服饰、饮食、旅游等并无多少区别，不过是百姓生活富足之后，追求生活质量的一种体现罢了。由此，不难看出，一个时代的兴衰与文化的衰荣存在必然的联系。

有明一朝，近三百年矣，明初之通俗文艺几近空白。何以说几近空白呢？

《三国演义》《水浒传》问世于明初，但并未流行，或者说只在小范围内流传。通俗小说与服饰、饮食、出行一样，在早期是受限制的。

洪武二十二年，朝廷颁文：

在京军民人等，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倡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

永乐九年，又颁令：

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律拿送法司究治。

此两则为太祖、成祖时期的禁令，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能表达欢乐太平的、歌颂当朝的表演在许可范围内，余则都违禁，一旦犯禁，概送法司。

话说军中有位千户，唤作虞让，在卫所也算有些威望，有一子，叫作虞端，与其父截然相反，竟好文艺，时常在家中吹箫弹曲。

虞让身为军官，自是知晓朝廷禁令，但一来宠爱小儿，二来觉得不过是业余爱好，在家里拨弄一下应是无妨，岂料不知是哪个遭瘟的好事者，听到乐音，去报了官。皂隶来时，虞端兀自在吹箫，让他们逮了个正着，当即押去了衙门。

虞让独此一子，平时舍不得打也舍不得骂，这会儿让官府抓了去，岂能善了？凭着在官场的关系，托人去说情，说是只在家中打发时光，并没去外面弹唱，自然也造不成什么恶劣影响，恳求宽宥则个。

令虞让想不到的是，官府回话，朝廷三令五申，在京军民人等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哪个敢罔顾律法，徇私舞弊？

虞让大急，使了些银子，又请人去说情，说其子也没学唱，不过吹了箫，但要能饶过虞端这一次，他甘愿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如此一说，非但没把这个情说下来，反倒是惹出了更大的事。

官府回话，既没唱，那就免了割舌，割唇鼻罢了。此外，千户虞让知法犯法，贿赂办案官员，革去千户一职，打发回乡为民。

可叹，仅仅是吹了箫弹了曲，父子俩一个被割了鼻唇，毁了终身，一个被罢官免职，前途无望，你道悲是不悲？

另有个叫李昌祺的，乃是永乐二年的进士，因修《永乐大典》而擢礼部郎中，后迁广西左布政使等职。永乐十七年，在广西左布政使任上，因过失被贬去房山服役。

李昌祺究竟犯了何等样的过失，史无记载，在下也不便妄自揣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被冤的，且在罚役期间，心中多有不满，因心中苦闷，拟仿瞿佑，著书立说。

那瞿佑何许人也？字宗吉，号存斋，浙江钱塘（杭州）人，永乐年间，因诗获罪，被贬至怀柔当了十年兵。这十年间，瞿佑才不得疏，志不得张，自是苦闷至极，为了排遣这般的苦闷，亦为了讽刺当朝之文禁，著了部传奇小说，叫作《剪灯新话》，假托志怪，以抒情怀。

李昌祺与瞿佑的遭遇何其相似，因与瞿佑产生了同病相怜之情，仿效瞿佑，将一腔之抑郁尽付于笔端，也创作了一部传奇小说《剪灯余话》。

《剪灯余话》上承《剪灯新话》，说的是志怪传奇，道的是当下时政，抒的是一腔不平，说的是人间至理。其中一个篇章，叫作《长安夜行录》，说的是一位卖饼的小贩妻子被宁王强抢霸占，故事本身并无奇特之处，不过权贵抢了民妇，要占为己有，李昌祺却巧妙地安排了宁王的一班御用文人粉饰主子之罪行，以此欺压平民，掩盖事实，致使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如此一来，这故事便变得深刻而富有寓意了。无论在哪朝哪代，也无论该朝代有多么的荒唐，总有那么一帮文人，以文为刀，助纣为虐，为一己之私欲，闭着眼睛歌功颂德。

《剪灯余话》刊行后，李昌祺似乎不幸一语成谶。时独尊儒家，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既为读书的斯文人，所读者应该是国子监正式批准刊行的正经文章，那些乱七八糟的志怪通俗读物，慢说是去写，染目亦是有辱斯文。时同行的文人极为看不起李昌祺，以为邪说异端，惑乱人心。

景泰二年，李昌祺亡故，本该叶落归根，然“议祭于社，乡人以此短之”，因一本通俗小说，连乡里父老都看不起他。

如此这般的环境下，《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通俗演义小说，是不合时宜的。何为不合时宜？

除去春秋战国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自秦以降，为了维护一家一姓一江山的统治，各个封建王朝都对百姓之言行、文人之行文有所限制，先看《三国演义》，其全文虽以汉室为正统，贬曹褒刘，但是东汉末年，汉室式微，帝王无能，乃是不争的事实，此乃作者如何绕也绕不过去的史实，就因那段绕不过去的史实，便成了亵渎帝王的违禁图书。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可见当时的出版者也在刻意规避禁忌，若论忠议，怎么也轮不到那群反官府反朝廷的“反贼”。因此，在明朝初期，动不动就要轮着板斧去砍皇帝老儿脑袋的书，不合时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那么在明初，大家都读什么呢？这就要看明初的图书出版行业刊行了哪些书籍。

明朝的出版业，可划分成三部分。主体为最高学府国子监，负责编撰由朝廷指定的书籍，然后由司礼监刻版承印，再通过各级学府、官府发行。下级官府如布政司，亦涉足书业，其承印之书籍一般由书肆销售流通。

第二部分为书坊，即民间书商。明初之时，书商所承印之书比较匮乏，太祖有令：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此令基本框定了书生所读书籍的范围，在朝廷的主导下，加上明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百姓消费能力有限，民营书商自然不敢冒险乱印书籍，故成化二年进士陆容言：“国初书版，唯国子监有之。”言下之意是，明建国之初，刻版印书的只有国子监，民间书坊不过是按版印刷，并无创新。

此话有夸张成分，如果明初的民营书商毫无创新，只是照搬国子监的刻版，那么上文提到的《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又从何而来？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只是并没流行，但并不表示不存在，只能说在特殊的体制和经济环境下，通俗小说并非主流而已。

第三部分为私人刻书，一般是出于爱好，为私人藏书而刻，有些类似自费出版，对于出版的贡献可忽略不计。

以上可见，在由政府主导的情况下，不仅是书籍种类稀少，数量也不多，书业之凋敝可见一斑。

为了振兴书业，鼓励百姓读书学习，提高自身素养和文化水平，太祖曾下诏除去书籍税。但实际上这是矛盾的，一方面禁止通俗文学的流行，一方面又鼓励百姓读书。百姓需要读的到底是什么书，是学堂里的四书五经吗？要是百姓所读之书与学堂里的一样，那才令人瞠目结舌。所以尽管太祖废除了书籍税，但书业依然不振。

何以如此说呢？在下不妨列举一下当时所刊印的书吧。

当时一般有三类书。第一类是御制、钦定的历史书，此乃历朝历代的惯例，不赘述；第二类是地方志，是对各个地方的经济、政治、人口、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统计；第三类则是儒家子集，专供各学府的士子学习。

此三类书籍，无论哪一类，都是出于政治稳定和统治的需要，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与文化传播无丝毫关联。从文学发展的脉络来看，一个限制了言行、控制了思想的时代，是不会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盛况的。

话说明初有位名臣，姓丘名濬，字仲深，被誉为有明一朝文臣之宗。史称其过目成诵，三教百家之言无不涉猎，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文人，最著名的作品是《大学衍义补》和《五伦全备记》。《大学衍义补》乃阐述《大学》经义之儒学著作，《五伦全备记》是一部戏曲著作，在明朝影响甚广，几人尽皆知。

如此有名气的著作，真的是好作品吗？在下以为，不尽然。

一切歌功颂德的作品，也许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能够盛行，甚至在当政者的刻意推广下，能在短时间内名利双收。但是在后世看来，丘濬所谓的影响深远的著作，不过跳梁小丑耳！

《五伦全备记》所谓的五伦，便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对应忠、孝、悌、忍、善，以此为宗旨创作故事，曰：发乎性情，生乎义理，盖因人所易晓者以感动之。搬演出来，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列位看官觉得，这般的文学还是文学吗？

《五伦全备记》里有一则剧目，名叫《香囊记》，树立五伦之楷模，语言陈腐，形象干扁，毫无文学意味可言。但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将儒家思想以这般形式发扬光大，以配合当政者歌功颂德的文人却是大量存在。

《香囊记》大火之后，跟风者甚，明大文人徐渭言：“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甚于今。”（《南词叙录》）

文学创作竟至这般境地，可悲乎？

然更加可悲的是，当时文人以此为荣，李昌祺《剪灯余话》那样的短篇小说集，竟然被称为俗不可耐的庸俗之书，只有痴呆之辈阅读。

著名的明朝“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虽被誉为文坛正宗，然其作品却充斥着粉饰太平之言，了无趣味。

在下常言，文人之斯文应该是表面的，外表看似读书人，内心则理应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叛逆者，唯其叛逆，唯其对时弊洞若观火，独行于世，飘然于众人之外，不受任何政治、时局之影响，我行我素，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换言之，文人应该是独立的、与俗世分离的、冷眼看世情的，否则，必遭后世笑话。

那么明朝文化真的万马齐喑、刻板无趣吗？显然不是。恰恰相反，有明一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文人言行最为活跃的时代，其文学著作之巨、之多，历数上下五千年，也是绝无仅有的。

列位看官阅览至此，兴许迷惑了，明朝的大文人让你批了个透，却又反过来说，明朝的文化在五千年历史上绝无仅有，岂非自相矛盾吗？其实不矛盾。原因无他，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逃不脱自然发展之规律——自由。

从前文中，相信列位看官也看出明朝发展之规律了，无论举止言行还是服饰饮食都是前紧后松的。正是因为前期规范得太紧了，一旦出现反弹，便一发不可收拾，百姓之放浪，文人之不羁，无以复加。文学上亦如是，那些被认为只有痴呆之辈才阅读的通俗小说，不仅成为主流，更成为后世无法企及的一座又一座高峰！

到底是怎样的高峰，竟让后世无法企及？

在科技研究方面，一部《天工开物》，不只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亦是当时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关于农业、手工业的研究著作。它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日本、朝鲜、韩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输出欧洲后，同样影响了英、法、德等国。这部伟大著作，不但自身具有无法撼动的文学地位，还表明作为当时世界中心的大明朝，具有不容置疑的天朝上国的地位。

在医学方面，一部《本草纲目》，集医学之大成，亘古未有，作者李时珍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历时二十七载，三易其稿，耗尽一生心血，虽有生之年未能见到著作刻印成书，但他在中国的医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间接地替大明朝印证了，当时中国之医学水平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在地理方面，一部《徐霞客游记》，无论是对地质的研究，还是对山川水流的勘察，皆领先世界数百年。同李时珍一样，徐霞客虽未能见到著作成书，却为中国的文化增辉添彩。

在戏剧方面，一部《牡丹亭》，教中国的戏剧与世界比肩，后世有人认为是唯一一部可以与《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的文学名著。为了情之一字，可以由生至死，由死而生，生生世世，这种不离不弃的浪漫主义，讴歌的是人性，讽刺的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此等伟大的著作，自非那种专事歌功颂德之徒所能写得出来的。

被誉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四部作品，有三部出现在明朝，被誉为中国四大奇书的四部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则全部出现于明朝。此四部著作，慢说是明朝，即便寻遍上下五千年，也是独一无二、亘古未有的，无有敢与之比肩者。

以上所列举的，仅仅是明朝文化的一小部分，其他诸如“三言二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同样若璀璨的明珠，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拥有独特的地位。相信列位看官也看出来了，在当时的世界上，明朝在经济、科技、文化上的成就，都达到了天朝上国应有的水平。

何以达到令世界侧目的水平？无外乎两个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