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梦华——腐败从吃开始

好逸恶劳，人之本性，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享受劳作带来的成果，自无不可，辛勤的劳作，不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

然人还有个劣性，便是欲望，所谓欲壑难填，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如此无止无休的欲望，带来的定然是更加疯狂的享受。为了更好地享受，极尽钻营之能事，整个国家，便处于一种歌舞升平的假象之中。

为何这么说呢？这要从明朝官员的俸禄说起。

《明史》有句话，谈及明朝官员之俸禄，“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言下之意是说，历朝历代以来，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

果然如此吗？是的，与宋朝的高薪比较起来，明朝官员的俸禄端的少得可怜。到底有多可怜呢，不妨来看一下：

洪武二十五年，各级官员的俸禄正式定下来，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七十二石，正二品六十一石，从二品四十八石……如此一级一级递减，到了七品知县，只有七石，而县丞、主簿这些八九品的，只有五六石。此俸禄定额后来虽略有变化，却变动不大。

那么这样的俸禄，能过上怎样的生活呢？在下不妨来草算一下，太祖时期，一两银子可购两石米，那么七品知县每月三四两银子，生活足够了。可是随着时代发展，到了宪宗成化年间，一石米仅值一二十钱了，到了万历年间，一石米跌到六钱左右。

纵然如此，官员的生活依然是可以勉强维持的，以知名的清官海瑞为例，虽是一穷二白，可也没听说过他饿肚子。

但是，无论是作为一省之巡抚，还是一县之知县，总也不能光顾自个儿吃饱，不为民办事吧？

还是以知县为例，按照明朝的体制，每一个县只外派一个正式官员，余下的便是当地的小吏，称为三班六房，如辅助知县的县丞，掌文书的主簿，管刑名的典吏，总计不到十人。

偌大一个县，让十来个人管理，大体是不太可能的。倘若收赋税只让县丞一人负责，即便跑断了腿，这月尚未收齐，下月的又可以收了。抓捕犯人，只让典吏一人去干，即便不被打死，也抓不回疑犯来。

于是乎，便只能招收编外人员，这些人的一应开支，朝廷是不负责的，只能县里自个儿解决。

师爷的产生，也是源于在职人员不足，加上知县一般从外地调来，人生地不熟的，若是给三班六房的那些地头蛇压制或玩弄，可不是闹着玩的，因此须有一个体己的可信之人跟随在身边。师爷一职应运而生，始于明代，而盛于清朝，属于知县的贴身谋士，其一应开支，自也由知县负责。

知县本来的俸禄就低，编外人员还要靠知县生活，再加上后期物价飞涨，生活之窘迫，可见一斑了。

人只要活着，生活到底还是得过下去。靠什么过呢？无非灰色收入也。

一般的地方长官，对于底下人的行动，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闹出事来，权当不曾看见。

那么知县本人呢？身在官场，免不了迎来送往，且官服都得自个儿置办，平时要跟达官贵人交往，常服也不能过于寒酸，如此大的开销，知县要怎生经营？

在下不曾去明朝当过官，不知具体细节，在此给列位看官大体举些例子。比如，收取正常的手续费用，收各项钱粮每一百抽五两，造黄册每里银二两，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审均徭每里银一两。另每年每季的农桑绢、夏绢、秋粮等征收时，均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另评定桑、绢时，评级完成之后，桑、绢样品自也归私家所有了，哪个也不敢去讨要回来。

如此这般，每年的正常收入应在两千至三千两之间，打发人员的工钱及县里的一应开支，应是差不多了，但想要吃喝享乐，却还远远不够，如何是好呢？当官的无非有权，权之一字，价值千金，想要吃喝玩乐，有两个法子：

其一是坐等人上门请吃饭。商人想要做点官方的生意，或是县里有修河铺路之工程，自会找上门来，哪个侍候得县太爷舒心，交给哪个去做；平时那些当地的乡绅、财主，一举一动，都可能会牵涉官府，为了日后好办事，平时不得好好奉承招待着？且这些都不过是正常的活动，构不成贪污。到了后期，吃喝之风盛行，官员的日常活动也多了起来，只要为官者愿意，夜夜笙歌也不成问题。

其二是日常的孝敬。新官上任有接迎银，调任时有送别银，过年过节亦免不了各种孝敬。万历朝时，有一年除夕夜，应天府有位百姓外出，将近衙门时，只见车马阻塞，道路上人满为患，等闲车子绝不过去。细看方才知晓，原来是各级官员或士绅贵人前来教敬送礼，因来人过多，不能全请进去，只得排队，一一接见，级别稍低的，还不一定能见着大老爷的面，礼物只让门房收了。

又如明朝官员，三年一次入京述职，陈述三年以来之政绩，为了更进一步，述职往往成了官员向上送礼的时机，有人笑称为收租年，几为官场惯例。海瑞便因没有按规矩办事，曾遭罢黜。

当吃喝送礼成为惯例，上行下效，整个国家之腐败，便已不可逆转。嘉靖朝时，抄没了严嵩家产，其数目可谓触目惊心：

净金共重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一两六钱五分；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件，重一万一千零三十三两三钱一分；金镶珠宝器皿共三百六十七件，重一千八百零二两七钱二分，坏金器共二百五十三件，重四百零三两九钱二分；金镶珠玉首饰共二十三副，计二百八十四件，共重四百四十八两五钱一分；金镶珠宝首饰，共一百五十九副，计一千八百零三件，共重二千七百九十二两二钱六分。

净银二百零一万三千四百七十八两九钱；银器皿共一千六百四十九件，共重一万三千三百五十七两三钱五分；银嵌珠宝首饰计六百二十八件，共重二百五十三两八钱。

以上所列，不过是金银首饰，尚有名家字画、贵重家具不曾计于其中，据说黄花梨木的大床就有六百余张，若是加上桌椅，开个家具市场亦绰绰有余。

最为关键也最为贵重的田产，也未曾计算在内，仅在山西，严嵩就有三十六幢豪门大院，在全国各地，在严家名门下的房舍有六千六百间，土地两万七千余亩……

这些数字折合起来，何等可怖！

众所周知，晚明亡国乃是腐败所致。崇祯帝自己省吃俭用，衣服上打满了补丁，所过的日子不及中等人家，却还时时感到无可用之人，底下之官员为了各自的私利，忙着明争暗斗，甚至开始给自个儿准备后路，最终导致大明朝这架庞大的机器轰然倒塌。

史上有高薪养廉之先例，亦有明朝的低俸个案，然无论哪朝哪代，贪腐之风终归不绝。实则，并非贪腐不绝，乃人心不古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