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原来是这样——叶名琛的悲剧

前文说过，咸丰皇帝即位后，面临内忧与外患两大难题。内忧：太平天国起义；外患：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上下并没有从中学到如何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因此，挨打是必然的结果。因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相继侵入中国。

咸丰四年（1854），《南京条约》届满13年。英国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税，外国公使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虽经交涉但没有结果。

咸丰六年（1856）十月，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的借口。事实上，“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曾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但是早已过期了。广东水师于10月8日在“亚罗号”上，逮捕了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跟英国没有丝毫关系。

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朝两广总督叶名琛，宣称“亚罗号”乃英国船只，并且捏造说中国士兵曾侮辱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把被捕的人释放，并赔礼道歉。叶名琛的态度非常强硬，据理力争，坚持不赔礼道歉，只答应把逮捕的人放掉。

说到叶名琛，熟知历史的人，就会想到他提出“六不政策”，即“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措施。因为这个措施，叶名琛被英军俘虏，死后又被咸丰帝剥去爵位，从而遭到后世的嘲笑。但是，叶名琛的笑话，并非完全出于他个人的原因，而是清政府的错误政策，叶名琛只不过是错误政策的牺牲品罢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的对外方针一直“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这条方针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一个让人难以两全，不可能实行的死方针。然而，尽管英国已进攻广州，“边衅”已开，蒙昧自大的清政府却仍然死抱着这一方针不变。多次谕令叶名琛“既不可意存迁就止愿目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

叶名琛只得在这“宽猛两难”中，按照朝廷旨意行事，“常以雪大耻，尊国体为言”。

当然，有一点要说明，叶名琛愿意严格执行清政府这一条前后矛盾的死方针，与他本人的出身、经历和知识有密切的关系。

介绍一下叶名琛。他是湖北汉阳人，从他的曾祖起，世代为官。道光十五（1835），叶名琛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从此踏上仕途，一路顺畅，到了道光二十八年，即公元1848年，已当上了广东巡抚。从初入仕途到一方大员，叶名琛只用了短短13年时间。到了咸丰二年（1852），叶名琛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可谓青云直上。这造成了他对清朝皇帝的感恩心理和愚忠。因此，在处理政务中，他坚决依照皇帝的旨意，不敢稍作半点的更改。

从知识结构上看，叶名琛是在传统教育方式下培养出来的，特点是：迂腐、喜欢说大话、缺乏世界知识。然而，就这样一个迂腐的官员，却通过两件事的偶然成功，获得了擅办外交的美誉。

第一件事是道光二十九年，即公元1849年3月，英国人欲入城，巡抚叶名琛与总督徐广缙采用的办法是一方面向英国人宣示不准进城的“假圣旨”，以不失天朝国体；另一方面又加强海陆边游，并利用当时民众反进城的声势，企图以兵威吓退侵略者，以达到“不启边衅”。这个办法本来是行不通的，但由于当时的侵略者准备不足，不想在这时候打仗而搁置了入城的要求。因此，叶名琛等人这一次获得了意外的成功。

第二件事是叶名琛处理的一桩洋教士潜入内地的案件。这一次，他用的办法强硬的“申列条约，奏交各国领事，严加约束，勿任复至内地”。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中，没有洋教士可到内地传教的条文，所以叶名琛这次又获得了“不失国体”“不启边衅”的成功。

这两件事的侥幸成功，更增加叶名琛对清政府前后矛盾方针的坚定性。然而，面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准备并不充分的英国侵略者，清政府的对外方针已经不能实行，如今面对蓄谋已久的英法联军，清朝政府的这条方针就更是行不通了，死抱着这条方针的叶名琛，只得采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措施，以任凭侵略者宰割的态度，来表现自己对清政府的忠心和对清政府所定政策的坚决执行。

由于清政府明文规定“不开边衅”，叶名琛提出相应的“不战”对策，既不能战，自然也“不守”，因此，“不战”“不守”四字是清政府外交方针的具体表现。

而所谓的“不和”政策，主要来自于叶名琛自己反侵略的思想。叶名琛反对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对外国侵略行为一直持强硬的不妥协态度。因此，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后，叶名琛拒不向英国赔礼道歉。

咸丰六年（1856）10月23日，英军行动了，三天内连占虎门口内各炮台。27日，英军炮轰广州城。在英军的步步紧逼下，广州城岌岌可危，叶名琛深知备兵抵抗，必遭“启边衅”之咎，于是他想依靠民力来反击侵略者，他发出告示：准许人民对“滋事英匪，痛加剿扑，准其格杀勿论”，又“悬赏格，斩英人头一颗及生擒一名，俱赏银一百两”。在朝廷束缚其手脚的情况下，他能用民力抵抗，绝不是屈服投降的表现。

由于叶名琛态度强硬，遭到英国侵略者忌恨，因此，在攻城时，他们的炮火“专击督署”。英军头目巴夏礼、威妥玛及汉奸张同云、李小春等都“大责叶相，恨恨不已”。最后英军将叶名琛俘虏，目的是为了侮辱他，以泄切齿之恨。

叶名琛的“不降”“不走”策略，来自于清政府的“维护国体”的方针，无论投降还是逃跑，在叶名琛看来，都是失民族节气，失国体的。那么，叶名琛为什么又提出“不死”的主张呢？是叶名琛怕死吗？不，他还真不怕死，当英军炮轰广州城时，巡抚柏贵的表现是“口噤手颤”，而叶名琛在炮火“专击督署”的情况下，还整理紧要文件，坚决不肯躲避。

咸丰七年（1857），英增派远征军2900余人抵达香港。法国以天主教神父马赖被判死刑为借口，也派远征军1000人，与英组成联军，共舰船61艘，总兵力1.1万余人。联军分三路进攻广州，守军大多一触即溃，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举白旗降，叶名琛被俘。但是，当他被俘上船时，随从人员曾示意他投水自尽，以保全名节，他却没有那样做。他说：“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翼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原期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我所带的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食物。”

叶名琛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他以为可以利用自己还有用之心去和英国国王辩论，并且当着英国国王的面谴责他们的行径。叶名琛很傻很天真，他企图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和力量来说服英国保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他良苦的用心值得同情，可他书生似的迂腐之举，又实在可笑。

总之，叶名琛是可悲的人物。他在印度的时候，尚且保持着民族气节，他拒绝乘坐外国马车游玩，拒绝食用外国食物，而且还时时惦记着国内的战事：“闻战稍有喜色，闻和则太息耳。”当自己所带粮食用完，遂绝食而死。

叶名琛的悲剧，是清政府无法实行的对外方针造成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期，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上层社会必然出现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又会有各种不同的表演，对外国侵略者，有抵抗的，有投降的，还有的则如叶名琛，令人奇怪不解，其实细细分析则并不奇怪，各种人物的出现，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叶名琛想抵抗外国侵略者，然而大环境和清廷的对外政策制约了他，而他的出身和经历又导致了他的愚昧、固执和自负，从而导致了一个悲剧的结局。

或许，在百姓心目中，叶名琛是个怪人。但从当时的整个大局势来看，满清政府的官员们不得不怪，也只能成为怪人。

在印度的叶名琛绝食而死，这让人想起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叶名琛不食“洋”粟而死掉了，他自比为苏武，这个恐怕不太准确，因为苏武是汉朝的使节，被扣押在匈奴，放了十九年的羊。但叶名琛不是这样，他是被人从中国活捉到异国的。一个是自愿出国被人扣押，一个是被人逼着出国被人扣押。

但这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却认为自己就是苏武，因为他永远认为自己所效忠的大清王朝是天朝上国。况且，按照清朝的制度，虽然总督是封疆大吏，但名义上却是上面派下来的中央官员，而两广总督，一向是负有跟洋人打交道的使命，在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职责更是明确。所以，也可以说叶名琛具有使臣的身份。作为使臣，办交涉而交涉不明白，进而被野蛮的洋鬼子扣押，叶名琛当然认为自己是苏武。

为了不辱使命，叶名琛要保持中国人的名节，所以，他只好饿死。

有人说，叶名琛的“怪”，事实上是两个文化差异巨大的世界，碰撞之初很容易产生的现象。当时的中国人，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跟洋人打交道，“刚亦不吐，柔亦不茹”，人家软硬不吃。打又打不过，谈吧，又不是一种话语体系，自己很是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心里总是拿洋人当本该给自己进贡的蛮夷。

叶名琛之所以看起来怪，仅仅是因为他的处境。他不幸的是一个特别有抱负的旧式士大夫，却撞上了新时达的门槛。他到死也没有明白对手是些什么人，只有按照古书上的古人模样行事，学伯夷叔齐，自命苏武。

叶名琛的悲剧实际上是很多晚清官员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