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原来是这样——洋务运动之争

两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让大清帝国吃了不少亏。清政府的一些官员认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满清统治。于是，他们出面倡导和主持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为中心内容的“富强”运动。这就是“洋务运动”。倡导“洋务运动”的人，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的代表，主要是担任封疆大吏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他们在清朝的中央政府中，获得了恭亲王奕䜣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支持。

然而，还有一派是反对“洋务运动”的，被称为“顽固派”。代表人物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人。他们唯祖宗之法是尊，唯古圣先贤是尚，闭目塞听，因循守旧，盲目排斥一切新事物，幻想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他们对洋务派提倡的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科学技术、采用机器等活动深恶痛绝。

洋务派与顽固派最早的论争，是由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而引起的。

先是在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三日，恭亲王奕䜣奏请设立总理事务衙门，作为外交机构。但是，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了语言和文字的障碍。

因此，奕䜣建议从广东、上海物色专学习英、法语言文字的人，挑选其中诚实可靠者，各派二人来京充当教习。并在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龄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各四五人进行学习。遗憾的是，奉旨已有一年的时间，广东、上海均未能派人来。于是，又转向外国聘请。由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举荐，聘请英籍通晓汉文的传教士包尔腾充当英文教习，并说明只学习语言文字，不准传教。

随后，又派喊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并暗中监督包尔腾。初收八旗学生十名，成立英文馆，这就是京师同文馆创建的开始。

同治二年（1863）又聘请法国籍传教士司默灵和俄国驻华公使馆翻译柏林为教习，增收八旗学生二十名。

同文馆开始成立，因为是仿照原先俄文馆的旧例，只是创办一所培养翻译人员的临时学校，所以没有引起什么争议。到了同治五年，学生已经在馆学校数年，已经能粗通洋文洋话了，只是年龄太小，对汉文的文义尚不能贯穿，所以很难再让他们学习天文算学了。奕䜣认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以及航行、编练军队等，没有一件事能离开天文、算学。现在，上海、浙江等处急需轮船制造和航海方面的人才，如果不从根本上用功夫，只学习皮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因此，奕䜣建议，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翰林、进士、举人、贡生及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本来，设天文算学馆的计划朝廷已经批准了，着手进行就是了。但是，奕䜣等人料到顽固派必将出来反对，所以预先在奏折中声明：此次招考天文、算学，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迫于西人的术数之学。同时一一驳斥了那些也已成为宣扬的保守观点，坚定了朝廷的决心。

果然，不出奕䜣等人所料，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消息传出后，顽固派立即作出反应。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折表示反对，认为科甲正途人员都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要他们学习制造轮船、洋枪的原理呢？

朝廷驳回了张盛藻的上奏，指出学习天文、算学，只不过是借西法来印证中法而已，并非误入歧途。

张盛藻碰了壁，顽固派的首领人物倭仁便亲自跳了出来。倭仁是文渊阁大学士，又是同治皇帝的老师，讲求宋儒之学，堪称“理学大师”。在当时的士林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反对的理由主要是：立国的道理，应崇尚礼仪，而不应崇尚权谋；根本之图，应在人心，而不应在技艺。并说天下如此之广，不怕没有人才，即使像天文、算学这些必须讲求的学问，也一定有精通它的人，不怕没有人才，何必向外国人学习呢？如果科甲正途人员拜外国人为师，后患将不堪设想，正气不伸，邪气弥漫，数年以后，国将不国了。

清廷将倭仁的奏折交给总理衙门议奏，奕䜣等人争锋相对，反驳说：开设天文算学馆，并非误入歧途，上了洋人的当；而是让今日士大夫痛心疾首，卧薪尝胆，以求自强。并针对倭仁在奏折中所称“天下如此广大，不怕没有人才”的话，提出让倭仁保举数人，择地另社一馆，由倭仁负责，以观成效。并说倭仁公忠体国，必定实心保举，不会误国误民。

这一下，不仅击中了倭仁的痛处，还将了他一军。清廷根据奕䜣所奏，当即下旨要倭仁保举数人，另行择地设馆。倭仁连忙声明，自己前奏不必讨论，不用另外设馆。但平时会留心观察，一旦发现人才，马上保奏，设馆教习，以收实效。

倭仁阻止设立天文算学馆受挫，情绪非常激动，在与奕䜣当面争论的时候，几乎到了拍案而起的地步。为同治皇帝授书时，由于激动，鼻涕都流出来了。

随后，倭仁病倒，面色憔悴、茶饭不思，同僚前来看望，相对无言，只是叹息。

然而，倭仁虽然失败了，却赢得了一批守旧官员的同情。因此，在顽固守旧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股反对学习西方的逆流。当时京城人言沸沸，谣言颇多，并常用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等等。甚至有人作对联云：“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在这种气候下，一些顽固守旧官员纷纷出动，寻找各种借口，反对开设天文算学馆。通政使的官员于凌辰上奏折说：天文算学馆招考正途人员，几个月来，议论纷纷，一天比一天厉害。而报考中，有的省份机会没有人报考，有的省份仅有一二人报考，即使有愿意考的，也为同乡所不齿。

有一个叫杨廷熙的小人物，是候选的直隶州知州，直接跑到督察员处呈递条陈，请为代奏。杨廷熙编造说：今年从春季到雨季，久旱不雨，河流枯竭，京城中疾病流行，这不同于以往的灾害呀。说到这里，他语气一转，将灾象之生归咎于同文馆的设立，指出现在京城中人们街谈巷议的，都是关于开设同文馆的。以此为基础，杨廷熙进一步大谈“十不可解”。

所谓“十不可解”，是说本来中国的天文、算学已经超过了西学，何必反去向夷狄学习？对付敌人的坚船利炮，主要是想出破敌之法，何必徒费钱粮、人力去学习？天文、算学、轮船、机器等皆无关乎自强之道，坚甲利兵再精也难操胜券，关键在于人心可用，何必还要依样画葫芦地去制造？

此外，杨廷熙在条陈中对奕䜣等人大肆攻击，实际上变成了对奕䜣等人的参奏，已经超出了争辩同文馆问题的界限。他给奕䜣等人加上了“专擅挟持”等罪名，这是非同小可的。

那么，为何作为一个区区的候补知州，杨廷熙就敢滥施攻击，诋毁中央大员呢？这是因为他身后有个倭仁做靠山。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很难收场了。奕䜣便奏请朝廷，派大臣核议杨廷熙所奏的事情，并让总理衙门的大臣暂停工作，听候查办。这样一来，朝廷只好于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发布上谕，对开设同文馆给予肯定，这才暂时平息了这场争论。

这场关于设立天文算学馆的争论，不完是意气之争，或名利之争。而是要不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问题。论战虽以顽固派失败而告终，但是其阴魂不散，其言论仍有相当的市场。一有机会，在一定的条件下，仍然会跳出来。譬如，接下来的造船工业的兴废之争。

在洋务派推行的近代活动中，造船工业是最早的重点项目。在其创建之初也是卓有成效的。福州船政局是中国近代成立的第一个专门制造轮船的造船企业，也最为顽固派所嫉恨的，从而使这一企业屡次面临下马的危险，由此发生了造船工业的兴废之争。

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一手创办的，但左宗棠不久就调任了陕甘总督，清廷派漕运总督吴棠继任。咸丰初年的时候，吴棠任清河知县时，任劳任怨，颇得人们赞誉。但他思想守旧，敌视洋务，并反对制造轮船。其言论行事都与顽固派如出一辙。

但吴棠与倭仁不同，倭仁虽然身为帝师，位居相国，名声显赫，却不掌握实权；而吴棠是封疆大吏，掌握实权，其影响力非同一般。所以，吴棠一到任，就使福州船政局面临下马的危机。

吴棠抵达福州之前，闽浙总督一职一度由福州将军英桂兼任。同治六年三月，吴棠到任后，便对英桂说：船政未必能成功，即便成功也有什么益处呢？而且，吴棠一反左宗棠所为，对船政之事处处掣肘，想用釜底抽薪之法，将其搞垮了事。

在吴棠的影响下，福州到处是流言蜚语，并传布一些匿名的揭帖，表达了一些人对造船的不满，并把诬陷的矛头直接指向船政。吴棠则一面编造总理衙门说船政“用钱失当”的谎言，一面利用匿名揭帖，打击左宗棠所委派的船政骨干。弄得船政人员人人自危。

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奉旨总理船政之处，就知道吴棠对船政有成见，后来见吴棠步步紧逼，不肯罢手，便决心抗争。

沈葆桢是福建侯官人，咸丰五年初，任江西九江知府，随曾国藩管营务。咸丰十年，由曾国藩推荐，出任江西巡抚，镇压太平天国军。同治五年，由左宗棠推荐，继任福州船政大臣，专主福州船政局。

沈葆桢向朝廷上奏说，值此国家危险之时，愿与吴棠同舟共济，齐心将船政办好。并表示，船政是本大臣专门负责，愿以生命为代价，一定要办好船政大业。并恳请起用那些被诬陷的船政人员。

沈葆桢上奏以后，见朝廷仍然举棋不定。于是，又上书总理衙门，指出船政乃国家大事，吴棠身为封疆大吏，却不明事理，暗中为难船政人员，如此下去，将贻误国家大事。左宗棠得知后，极为愤慨。他给沈葆桢写了一封书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时，又考虑到吴棠在任清河知县时，名声很好。于是，就又写了一封书信，规劝吴棠。

哪知道，吴棠回信敷衍一番，仍然一意孤行。左宗棠见劝说无效，便上书朝廷，请求尽快定夺。

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朝廷一面批准了沈葆桢的请求，一面努力调和各方面的关系。但是，问题的根源还是在吴棠那里，吴棠思想顽固，一开始就厌恶船政，加上对沈葆桢的成见，两人很难再携手工作。于是，清廷便于十天后，调任吴棠为四川总督。吴棠破坏船政的企图，终究未能如愿。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年后，顽固派再一次掀起波澜。同治十一年一月，正当造船工作进展顺利之时，停止造船的议论又起，使船政再次面临下马的危险。鼓吹这种观点的是内阁学士宋晋，他以花钱太多为由，奏请停止造船。声称：福建连年制造轮船，经费已花去四五百万，这未免花钱太多了。制造轮船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如今中外早已讲和，再造轮船，岂不引起外人的猜疑？

宋晋的话似乎有点道理，因此也有一些人附和。朝廷对此不做明确表态，并将宋晋的奏折发给两江总督曾国藩和福州将军兼闽浙总督文煜议奏。

曾国藩对宋晋所奏不以为然，并致函总理衙门说，西方各国的轮船多而坚固，日本虽地处偏远，近来新造轮船也很多，而且不惜花费巨资，这是治理国家的人不得已而为之的。

可是，文煜的态度却是模棱两可，这时朝廷一时举棋不定，处于两难之中。考虑到经费紧张，认为暂停造船，节约一下部分资金用于急需之处，也未尝不可。于是，又向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三人重新征求意见。

左宗棠是湖南湘阳人，太平天国起义后，一度在家办团练，后由曾国藩保举，清廷下特旨任他为四品堂襄办军务；咸丰十年，又任浙江巡抚。太平天国失败后，奉命进击太平军余部入福建，与沈葆桢在福州设马尾造船厂，制造轮船。还设有船政学堂，其中分前、后两学堂；前堂学习法文，主要培养制造轮船的人才；后堂学习英文，主要培养驾驶轮船的人才。

同治五年八月，左宗棠奉命调任陕甘总督，才不得不将此重任交给沈葆桢。因此左宗棠对船政事业怀有厚爱，对于宋晋所奏停止造船一事，早就义愤填膺，他的意见是可想而知的。沈葆桢则是以具体事实，对宋晋的言论进行逐条批驳。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造船之事不但不能马上停止，即使五年之后，也不能裁撤。

清廷先后受到左宗棠和沈葆桢的奏章后，态度渐趋明朗，但还要等李鸿章的奏章到了，再降谕旨。不久，李鸿章的奏折到了，他从清帝国所面临的形势入手，分析了中国的出路，指出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多设厂，多造船，多制枪炮，才能抵御外来的侵略。如果士大夫还囿于章句之学，苟且偷生，国家的前途不堪设想。

由于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三人的支持，清廷不得不批准了继续造船的计划。这场由宋晋挑起的争论，最后以洋务派的胜利而告终，使岌岌可危的造船局面，得到了扭转，保证了轮船的继续兴造。

顽固派本想扼杀制造轮船这一新生事物，但效果却适得其反。这是顽固派始料未及的。但是，顽固派并没有就此罢休。又过了两年，到了同治十三年春，原先左宗棠与法籍技术人员日意格等所定的合同期满，大批外籍技术人员即将离厂回国，造船的技术设计改由清帝国的技术人员主持。

在日意格担任船厂监督的五年中，福州船政局共造了十五艘轮船，总排水量达到一万六千吨，使中国的轮船从无到有，造船工业初具规模，应该是很大的成绩。如今，日意格和一些外籍技术人员离去，轮船能否继续造下去呢？这又使船政局面临一次新的严峻考验。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一些顽固派官员又旧调重弹，大谈船政之害。沈葆桢不顾压力，再次挺身而出，与顽固派争锋相对，但朝廷迟迟不肯表态，船政不能继续兴工。

当时，正值日本出兵入侵台湾，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清朝统治集团大为震惊。在此关键时刻，船政所造的船起了重要作用，沈葆桢还亲自乘轮船到了台湾。在解决日军侵台事件中，清廷看到了船政的作用，决定批准沈葆桢的请求，大力支持造船。在沈葆桢的坚持下，终于击退了顽固派又一次的兴风作浪，使船政的造船工作得以继续发展。

如果说，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思想交锋，在关于设立天文算学馆的辩论中，以及在造船工业的兴废之争中，只经过了几个回合，洋务派明显占了上风的话；那么，在修筑铁路的酝酿和计划中，由于两派的斗争时而对峙，时而反复，风波迭起，因此判明最后的胜负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在近代中国，修筑铁路问题的提出和酝酿，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最早提出修筑铁路的人叫洪仁轩。

咸丰八年，洪仁轩在《资政新篇》中就曾建议在全国二十一省修筑二十一条铁路，作为国家联络的主干。而在一年前，西方殖民主义者出于侵略的动机，也有人建议在中国修筑铁路。这个人名叫斯普莱，是从印度军队退伍的一名大尉，他致函英国外交部称，修筑一条从缅甸经中国西南边陲到华中的铁路。并且，自己印了一本《英国与中国铁路》的小册子，广为散发以争取舆论支持。

当时，英国外交部对斯普莱的建议未予重视，而受到商界的多方指责。正是由于最初是西方侵略者急于修筑中国铁路，因此，尽管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反复施展威胁利诱的手段，还是遭到了中国官员一致的坚决抵制。

先是同治二年，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通过江海关道，正式向李鸿章建议，修筑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遭到断然拒绝。随后，一些西方的老牌侵略者赫德、威妥玛、巴兰德等人致函总理衙门，大谈修筑铁路的好处。声称：“自从西方国家修建了铁路，风土人情大为改观。至于工商业的发展，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益均沾”。

当时，有一位英国人在北京永宁门外修了一里长的小铁路，将小机车在上面运行，速度飞快，使北京城上下的人大为惊讶，他们从未见过这种新鲜事物。英国人修筑这段小铁路的目的，是想让中国人开开眼界，能够接受建造铁路的建议。但是，从清王朝的朝廷到内外臣工，任凭洋人如何游说，甚至现身说法，都不为所动。

19世纪60年代，在对待西方国家在中国修筑铁路的问题上，清政府内部基本航不存在什么分歧。只是到了60年代后半期，洋务派开始认识到开铁路的益处，希望将来中国人直接承建铁路，不被外国人窃取。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倡议自建铁路。

同治十一年，李鸿章致函丁日昌，首次正式透露自己想要修筑铁路的主张，他指出：俄国人拒守伊犁，我军远隔万里，万难征服。只有修建铁路，才能运转自如，达到巩固边疆的目的。

当时，听说这一建议的人，无人摇头咋舌，嗤之以鼻。同治十三年，日本出兵台湾，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李鸿章趁机提出修筑铁路的建议，但朝中阻力很大，无人敢出面支持。

一直到了光绪三年（1877）的时候，洋务派才得到了开始实施修建铁路计划的机会，先是福建巡抚丁日昌提出在台湾修建铁路的计划。丁日昌，是广东丰顺人。同治二年，被李鸿章从广东调至上海专办军事工业。

由于丁日昌的建议合情合理，切中时弊，因为被朝廷批准。但因为修建铁路的巨款难筹，丁日昌只好抱憾而去。

台湾修建铁路的计划虽然顺利通过，而内地修建铁路的计划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强大阻力。光绪六年，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谈判，要求俄国归还伊犁。当时，传出俄国要派舰队封锁中国海面，清廷极为紧张，慌忙召见直隶提督刘铭传，向他征询防务的意见。

刘铭传借此机会提出修筑铁路的建议，他主张中国要道应修筑四条铁路：南路二条，一条由清江经山东到北京，一条由汉口经河南到北京；北路二条，一条由北京东通盛京，一条由北京西通甘肃。由于工程浩大，不能同时兴建，他建议先修建清江至北京一路。

刘铭传的建议一出，立即遭到顽固派的反对，首先跳出来的反对者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接着，其他顽固派的官员也纷纷登台亮相，大喊大叫，列举了种种理由反对建造铁路。他们说建造铁路改变了祖宗的成法，是大逆不道。然后煞有介事地说：中国一旦建成铁路，沿途的旅店、靠骡马运输的贫民，都将失业。

这还不够，他们甚至无知地认为，修建铁路时，用火药炸山开石，不但会惊动鬼神，破坏风水，而且还会带来不祥之兆。可见，顽固派愚昧到何种程度。

这是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修筑铁路的第一次争论，其结果是顽固派占了上风。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顽固派保守势力相当强大；另一方面是由于洋务派本身对建造铁路的计划也没有确实的把握。

光绪十年，又发生了关于修筑铁路的第二次争论。在光绪七年的时候，唐山开平煤矿因运煤的需要，请修铁路一条，考虑到当时禁驶机车，于是声明用驴马拖载，最后得到批准。这条路从唐山煤井起，到胥各庄止，共二十一里，被命名为“唐胥铁路”。开车之始，先以驴马拖车，第二年改用小机车牵引。

这就引来了顽固派的反对，他们以“机车行驶，震动了皇陵，喷出的黑烟，损伤了庄稼”为由，要求朝廷禁止机车运行。结果，小机车运行不久，就被停止了。

但是，洋务派经过多方努力，几个月后，小机车又开始运行了。唐胥铁路的建成及投入运行，无疑是洋务派的一个胜利。李鸿章受到鼓舞，重提修筑清江至北京铁路之事。这次就不比以前了，顽固派纷纷出来反对，而洋务派这边，只有李鸿章和左宗棠出来讲话，修铁路之事，只好暂缓。

在这次争论中，虽然顽固派再次占了上风，但由于洋务派的争取，醇亲王奕对铁路问题的态度有了转变。此后，奕与李鸿章内外配合，联手推进铁路兴建工作。

光绪十二年，奕巡阅北洋海口时，与李鸿章商谈过将铁路接建至大沽和天津的问题。经过反复协商，决定试着建造从阎庄到大沽，从大沽到天津的铁路。

第二年，奕正式上奏朝廷，请准建设津沽铁路。他首先说明自己对铁路认识的变化，然后指出铁路兴建与海防和商业的关系。最终，奕的计划得到了批准。这一结果，使洋务派无不欢欣鼓舞，接着奕趁热打铁，又奏准了天津至通州的铁路。

然而，正当洋务派大干一番时，顽固派又跳出来反对了。他们要求朝廷立即宣示中外，对已建造的铁路，暂放一边，未建造的铁路，立即停止。顽固派的口气十分强硬，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奕看到，感叹道：“在中国创办一新生事物，是何等艰难啊！”

奕的感概不是没有理由的，随后，顽固派反对修筑铁路的奏章铺天盖地而来。在奏章中，顽固派罗列的铁路之害，主要由三个：一是资敌，二是扰民，三是夺民生计。为了回击顽固派的反扑，洋务派与之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斗争。但终因顽固派的气势汹汹，最后一折衷处理了事。至此，第三次关于修建铁路的争论结束。

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的三次关于修筑铁路的争论，持续了整整十年之久。通过多次争论，可以看出，在晚清时期，大清朝顽固派的力量确实很强大，而且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而洋务派尽管在学习西方问题上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却限于枝枝节节，不敢放开手脚。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必然是一波三折，从而使近代化的进程举步维艰，难以有太大的起色。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论者与顽固派之间始终存在着复杂尖锐的思想和政治斗争。虽然两派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和目的是基本上一致的，但达到目的手段确实迥异。当洋务改革思潮涌来之时，顽固守旧势力以封建统治的卫护者的姿态出现，对方兴未艾的新思潮进行猛烈的反扑。

洋务派倡导学习西方，广造舆论，并利用手中掌握的一定军事、经济实权，身体力行制器练兵，振兴商务和培养人才，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

顽固派恪守祖宗法度，纠举弹劾，唱起“爱国”“保社稷”的高调，呼风唤雨，并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竭力抗拒洋务派，诽谤洋务运动。因此两派的论争不可避免。

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并没有把洋务作为国策，她一方面不得不依靠洋务派来支撑危局；另一方面又怕洋务派势力过分膨胀危及到自己的统治地位，有意借顽固守旧势力的弹劾来压制洋务派。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显然是和慈禧的纵容分不开的。慈禧太后在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保持平衡，使他们互相牵制，她自己则从中加以操纵和利用，表面维持着清朝政府的统一，这就是当时清朝政局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