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原来是这样——末代帝王与清王朝覆灭

溥仪是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在他继位前，清廷皇族还上演了一场立储的闹剧。光绪皇帝支持维新被囚禁，慈禧太后训政。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发出一道懿旨，溥儁入继穆宗为嗣，号“大阿哥”。随后，大阿哥在弘德殿读书，师傅为同治皇帝的岳父、承恩公、尚书崇绮和大学士徐桐。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初一，溥儁代皇上到高殿、奉先殿行礼。

慈禧太后预定庚子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举行光绪皇帝禅位典礼，改年号为“保庆”。然而，京师内外，议论纷纷，大学士荣禄和庆亲王奕勖以及各国宫使均有异议，各种势力也反对，建议此事停止。

不久，义和团起事，大阿哥溥儁的父亲端郡王载漪笃信义和团，认为义和团是“义民”，不是“乱民”。五月，载漪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义和团围攻法国使馆。七月，八国联军进逼京师，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等一行西逃。载漪、溥儁父子随驾从行。慈禧太后逃到大同，命载漪为军机大臣。十二月，载漪被作为这次事变的祸首，削去了爵位，发配至新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后回到经常。途中，以载漪纵容义和团，其子溥沣不宜做“皇储”为理由，宣布废黜溥儁“大阿哥”名号。后来，溥儁生活落魄，死得很惨。

这出“大阿哥”的闹剧收场了，随后，溥仪继位的正剧就开始正式上演了。据《清德宗实录》记载：光绪皇帝临终前一天，慈禧太后发懿旨，由溥仪继承皇位。之后，慈禧太后又发懿旨，将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定为摄政王。

溥仪继位后，改元宣统。由于溥仪年幼，才三岁，真正掌权的是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

据溥仪自己回忆，旧历十月初九的“登基大典”，被他哭得大煞风景。小皇帝坐在龙椅上哭得撕心裂肺，把龙椅旁照顾他的父亲载沣急得满头大汗，小声哄着：“别哭，别哭，马上就完了！”听到这些话的文武百官大惊失色：“怎么能说‘马上就完了’呢？这是凶兆啊！”

果然，一语成谶，不出三年，在溥仪还懵懂无知的时候，清朝就真的“完了”。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北洋新军成为清王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清政府再次起用袁世凯，先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旋即又任命其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一方面以武力镇压南方革命；另一方面又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

袁世凯一方在谈判中放出口风：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与此同时，他又向清朝报告：革命军势力浩大，倘若开战，北洋新军难以取胜；各国公使都希望和平解决；南方代表伍廷芳说，必须实行共和，希望早定大计。

宣统三年末（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遇到了一连串的困难：列强不予承认，却公开支持袁世凯；财政上也缺少来源，军饷难继，军队随时可能哗变。立宪分子和软弱的革命党人主张对袁妥协。孙中山迫不得已，电告袁世凯，再次声明：如清帝退位，立定共和，临时政府决不食言，自己立即辞职，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袁世凯见夺权已有把握，就公开宣称向南方进攻实有困难，同时密奏隆裕太后：此次开战，东西友邦的贸易损失已经不小，拖战事争持太久，难免没有列强干涉。最后，袁世凯亮出了底牌：在此种情况下，清帝应该“禅位”，以顺民心。

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进行讨论。由王公贵族少壮派组成的宗社党人痛恨袁世凯欺负孤寡，密谋篡权，他们主张训练新军，发动暴动倒袁。其中身为皇族的良弼态度最为坚决。恰在当天，袁世凯在北京王府井丁字街，遭到北方共和党人的炸弹袭击，袁世凯的随从10多人丧命，袁世凯侥幸逃脱，之后，他称病不露面。

良弼在袁世凯遭袭击的10天后，也碰到了同样的遭遇，被炸断了左腿，三天后死去。良弼一死，皇室要员便失去了主心骨。袁世凯的部下段祺瑞又联合28名战将，从湖北前线打来电报，请求共和，并请袁世凯派全权代表与南方对话。良弼之死，加速了清帝逊位。隆裕太后只得在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三日（1912年2月1日）再次召集御前会议，决定逊位。并诏命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磋商逊位条件。

袁世凯为了从清王朝手中夺取政权，主张优待皇帝、皇族。而革命党为了废除君主制，也被迫同意袁世凯订立的《优待条例》。条例上规定：皇帝尊号不废，待以国君之礼，每年供其新币400万元费用，暂住宫中，以后迁居颐和园；宗庙陵寝及其私产，派兵保护；皇族世爵依旧，私产保护，免予当兵，享有一般公民权；满、蒙、回、藏王公世袭与宗教信仰依旧，各族与汉族平等。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即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逼迫下，隆裕太后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全国人民心里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自此，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走到了尽头，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宣告结束。而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仍旧保留“皇帝”的名号，居住在紫禁城中。

几十年后，溥仪略带苦涩地回忆起这一幕时，说：“我呢，则作为大总统的邻居，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开始了小朝廷的生活。”

虽然是逊位的帝王，但溥仪毕竟还小，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皇宫对他来说只是一座大房子，任他撒欢儿跑。在这块小天地里，溥仪一直住到民国十三年（1924），才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在紫禁城里，溥仪度过了“人世间最荒谬的少年时代”——当人类进入20世纪，中华号称民国的时候，他“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19世纪遗留下的灰尘”。

溥仪的帝王生活虽然微型，但仍然派场不下。在他的记忆里，桌子、椅子、轿子等等，一切都是自己独家占有的黄色；即使是去趟颐和园，也有几十辆汽车尾随，还有民国的警察沿途警戒；吃饭时，也还是按原样，由几十名太监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浩浩荡荡地从御膳房绵延到养心殿。这些排场给逐渐长大溥仪以很强的心理暗示：他是最尊贵的，统治一切和占有一切的人上之人。

当然，年幼的溥仪也是顽皮的，十六岁那年，堂兄溥佳送给他一辆自行车。正值贪玩年纪的溥仪，在众多太监的保驾护航下，几天功夫就学会了骑车。本来宫中为了安全需要，有一道门就有一道门槛，而溥仪为了骑车方便，下令将宫门的门槛全部锯掉。并且溥仪不仅自己骑，还让“皇后”婉容和自己的妹妹们，以及伴读们都来陪自己骑车，甚至连端康太妃也赶时髦地开始骑一辆改装的小三轮车。可以说，在溥仪的倡导下，骑自行车成为当时宫中的“时尚运动”。

到了1924年9月，军阀张作霖集结15万人，分两路向山海关、承德等地发起进攻。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20万人迎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吴佩孚正要向张作霖发起总攻，不料系属吴部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一举推翻了直系军阀政府。

11月14日，坚决反对帝制的冯玉祥派兵逼溥仪离宫，历史上称之为“逼宫事件”。当天下午，溥仪带着“皇后”婉容、“妃子”文绣等人离开皇宫，搬进父亲载沣的住处。

由于不满载沣的胆小怯懦，同时又担心被冯玉祥加害，溥仪没在父亲处住多久，就逃进了日本公使馆。当时日本对落难的溥仪，表现得十分热心。不仅慷慨地为溥仪提供舒适的栖身之地，而且还利用日本控制下的《顺天时报》，连续发出表示对“皇帝”的无限“同情”，对摄政内阁和国民军无限的“激愤”。这样的消息和评论，让溥仪不由得对日本人心生亲近之感。

此时的溥仪面临三种选择：做个贫民、“复员还宫”和“借外力谋恢复”，当一班清朝遗老们吵来吵去，争执不休的时候，满怀复杂野心和仇恨的溥仪已经暗中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一定要借助日本的力量重新做皇帝！

溥仪最初打算先出洋到日本去，再谋划下一步出路。于是，在日本人的护送下，溥仪首先到达天津，“为出洋做准备”。不料，由于各方的推脱和局势的不允许，溥仪在天津一住就是七年。

此时的溥仪，是一位失势的旧皇帝，在军阀林立的乱世，被无数人觊觎、利用着，对其进行了大量情感投资的日本也不例外。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为了能在东北顺利地实行殖民统治，日本借口帮助溥仪在东三省复辟，将溥仪从天津骗来。大喜过望的溥仪不及深思，立即同意了日本关东军的建议——执掌“满洲国”的大权。

1932年3月，“满洲国”建国，溥仪任“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满心欢喜的溥仪欢喜着利用这个机会，自己能重登大宝，可惜不久后，他就发现，“执政”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并不在他手里，甚至连登基成“满州国皇帝”时，都必须穿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大元帅正装”举行典礼。

在“满洲国”的日子里，穿着西服的溥仪几乎无权过问任何事情，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幻想破灭，尤其是一向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伪兴安省省长凌升被日本斩首“杀鸡儆猴”之后，溥仪的恐惧日益加深。此事过去不久，原蒙古王公德王前来看望溥仪，闲谈中，德王埋怨说日本人过分跋扈，自己样样都不能做主，溥仪不免同病相怜，还安慰了德王一番。不料第二天，关东军派人来问：“昨天的谈话，是不是对日本人表示了不满？”溥仪吓得心惊肉跳，只得随口搪塞过去。

此后，他戒心加重，再也不和任何人说真心话了。而对于日本人，溥仪则更加小心翼翼，“复辟”的梦破灭了，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让日本人“灭口”，才是头等大事。溥仪后来道出了他当时的恐惧：“我在狼面前是只任人宰割的羊。”

在生命饱受威胁的日子里，溥仪无事可干，除了吃、睡之外，就是打骂、算卦、吃药和害怕。随着日本崩溃的迹象愈加明显，溥仪对日本人就更加诚惶诚恐，这也导致他将怒气转而发泄到家人和仆人身上，动辄对他们进行打骂。同时，他还终日卜卦算命，吃斋念佛，希望神佛保佑自己。这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终于毁了溥仪的身体，他只能拼命地打针吃药，勉强维持精力。

1945年8月9日，苏联向日本宣战，日军即将崩溃，溥仪等人要求紧急转移到日本，却在途经沈阳机场时，被苏军抓捕，随即被押往苏联。

苏方对身份特殊的溥仪，提供了待遇优厚的俘虏生活：每天有丰盛的四餐，在他的单间住房里，溥仪可以散步、聊天、听有线广播，甚至还可以弹钢琴。

1946年春夏之交，溥仪作为远东国际法庭的证人，陈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满洲的计划和实施过程。

此时的溥仪，心中唯一的期望是永远不回中国。他深知自己在“执政”伪满州国期间签下的一系列密约，不仅出卖了东北的主权，还进一步推行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中国人绝不会原谅自己。于是，在苏联的五年间，除去口头请求，溥仪还三次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允许他留在苏联，可惜均石沉大海。沮丧的溥仪，只能拉拢身边的苏联看守人员。然而，溥仪百般讨好并没有得到最终的避难允许，苏联方面最终决定将他遣送回国。

1950年7月31日，根据中苏两国有关协议，溥仪被遣送回国。同年8月，溥仪被安排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这一待就是十年。十年里，溥仪渐渐走出了初来时深陷死亡恐惧时的崩溃状态，情绪逐渐缓和，慢慢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叠被、铺床、挤牙膏、系鞋带等等，年近半百的末代皇帝溥仪一切从头开始。

1959年12月4日，溥仪接到了中国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特赦令——他出狱了，从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溥仪作为大清王朝，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帝王，一生有过4次婚姻，娶过5个女人：婉容、文绣、谭玉玲、李玉琴和李淑贤。

溥仪刚选妃时，觉得“每位都有个像纸糊的筒子似的身段……实在分不出俊丑来”。他最后选定了两个女子——婉容为“后”；文绣为“妃”。婉容眉目如画，可惜性格善妒，她猜忌、排挤文绣，引得溥仪不满，渐受冷落。伪满洲国时，长期身心苦闷的婉容与人私通，并生下一子，溥仪得知后，大为恼怒，让人将新生儿扔进锅炉火化，最后，长期吸食鸦片的婉容病弱不堪，神志失常，于1946年病死在长春。

文绣的命运相对而言稍好一些。离开紫禁城后，追求自由的文绣冲破禁锢，历经艰难，终于与溥仪离婚。只可惜，脱离皇室的文绣无法适应平民生活，日渐窘困，再度嫁人后生活也没有起色，最终贫病抑郁而死。

谭玉玲是溥仪为惩罚出轨的婉容而娶来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把这个女子“像一只鸟似的养在宫里”。不过，学生出身的谭玉玲性格天真直率，倒让溥仪颇为喜爱，他还在曾在谭玉玲的相片后题字：“我的最亲爱的玉玲。”1942年，谭玉玲暴卒，据称是伤害致死，也有说法称是被关东军所害。

福贵人李玉琴，是日军与溥仪相互妥协的产物——溥仪坚决不要日本血统的妻子，只好接受日本人为他挑选的中国妻子。溥仪到了苏联后，李玉琴回到娘家；后来溥仪在抚顺改造时，李玉琴还曾多次探望过溥仪。不过，两人还是在1957年离了婚，之后李玉琴重新建立起家庭。

李淑贤是溥仪特赦之后娶的妻子，也是他最后一任妻子。1962年，两人结婚，在一起生活了5年。

1967年，溥仪因患肾癌去世，终年62岁，无子。骨灰最终移葬到皇家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