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原来是这样——晚清官场大腐败：捐官与科场行贿

从洋务运动中顽固派的势力和嚣张气焰，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的官场，是极端腐败的。当时的官场如市场，一个大贿赂的市场。在晚清官场上，许多东西都可以买卖，很多事情不搞贿赂就办不成。买卖和贿赂时，或公开交易，明码实价，露骨地行贿索贿；或偷偷摸摸，暗地成交，将行贿受贿装扮得含蓄儒雅。

当时，有一个流行词叫“捐官”。“捐官”又被称为“捐纳”和“捐班”，而让这个词传遍天下，要归功于清朝中央政府。因为清政府公开推行用钱买官的制度，并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捐官”。

捐是美称（意为捐款授官），实际上就买官。晚清的老百姓常说：“捐官做，买马骑。”捐与买并称。清朝政府虽然出台了这项制度，但也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买的。八旗户下人、汉人家奴、优伶这些人就在此项制度之外。事实上，即使该项制度授予这些人买官的权利，他们也没有能力行使。因为买官是需要一大笔银子的。

这三种以外的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官职。银子少，买到的肯定是小官；银子多，买到的肯定是大官；银子少，买到的官职多是虚衔；银子多，买到的官职则是实官。成本越高，实惠越多，官职俨然就成了商品。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当上官并不是看能力，而是看财力。官职与能力没多大关系，大量有钱而无能人都当上了官。这些人中虽然也有个别出类拔萃之辈，但大多数却都是财主少爷、纨绔子弟。

纨绔子弟一旦买了官，其劣根性就表现出来了。他们通常捐了一个官职后，就以衣锦还乡的姿态归家。在家乡，大家虽然都知道这个官来得不正，但因为是官，不正也得正。所以，百姓对这些人的态度还是很恭敬。这些捐了官的人，也不要脸，常自命缙绅，出门乘轿，仆从持大字刺，充斥衢巷，洋洋自得。

还有不少商人，大字都不识一个，因为捐了官，竟然成为主管文化方面事宜的官员。有个商人捐了一个巡检的官职后，很快当上了巡抚，去监考乡试。于是，一个商贾就成了掌握众多士子命运的官员。有人做对联讥讽道：“巡检作巡抚，一步登天；监生当监临，斯文扫地。”

官职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有人之所以想做官，是因为可以在大街上横着走而没有人敢管；也有的人是为了光宗耀祖，还有的人干脆就是想凭着官职捞点钱。

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捐官的现象。有的人卖掉家产，有的向亲友借钱，有的几人搭伙凑钱，还有的因为钱少，便先捐了个价廉的小官，然后上任捞够了钱，再捐大官。

大名士李慈铭为了捐官，卖掉了田产，捐了个京官郎中。汉口有两个要好的小贩想捐官，因为各捐一个官钱不够，就商量好先捐一个官职给其中一个人。在两人凑得的三千两银子中，甲贩出了七成，乙贩出了三成，于是捐的官给了甲贩，乙贩则当了甲贩的司阍，也就是看门人。

在绍兴，有个叫蒋渊如的游民想捐官，但钱不够用，就和四个朋友商议凑钱买官，说好买到官职后，捞了钱按捐官时出资的比例分成。后来，捐得的知县一职由蒋渊担任，其他四人就分别做了蒋渊的师爷和长随。

事实上，这些人根本就不用担心自己所捐的官会丢掉，他们只担心有没有足够的钱捐得一个像样的官。因为在大清晚期，钱出，官必来。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在大清朝可谓是至理名言。很多人都把这至理名言当成终生信条，并矢志不渝。比如御史，他不掌握任官之权，自然也就无官可卖。而他的薪水又很低，又买不起官。所以，他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从自己的工作职责上下工夫。因为他有着参奏的权力，所以很多官员都有些怕他。因为即使一个官员没有犯错，但御史随便向上参一本，即便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天长日久，皇帝对这个官员的印象就差了，御史当然也知道自己的这个“优势”，于是就“卖奏”。

晚清官场上，可供卖钱纳贿的，不只是官职和参奏文字，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比如在清朝还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职官有忤朝廷，要受“传旨申斥”处罚。所谓“传旨申斥”，就是由太监将被申斥的大臣臭骂一顿，而大臣只得跪在那里挨骂，绝不能还口。自从这个惯例开辟以来，许多官员都有被太监臭骂的遭遇。有的太监骂人骂得熟练之极，可以不重样地骂上三天三夜。

对于朝廷命官，特别是在京的官员，这实在是一项不堪忍受的侮辱。有聪明的官员从“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上延伸出来，便得到了“有钱能保不挨骂”的真理，于是就贿赂太监。后来，这种送给太监的银子，就被当时的官员称为“免辱银”。

光绪末年，清政府刚刚成立了邮传部。当时，尚书张百熙和侍郎唐绍仪彼此相处不和，二人经常在皇帝面前相互指责和攻击对方。都请假不来办公，被御史弹劾。光绪皇帝传旨对两人进行“申斥”。唐绍仪暗中送了太监四百两银子，而张百熙却一分也没有给太监。

“申斥”时，张百熙跪下，太监破口大骂，所骂之句，张百熙闻所未闻，骂了好一阵。而唐绍仪去跪听的时候，太监只是随便说了几句。一分钱不给太监，就遭到惊天地泣鬼神的臭骂；而唐绍仪给了太监银子，就换得了耳根清净。一个“申斥”的处罚就造成了贪污行贿，这大概是大清的皇帝始料未及的。

另外，清代皇帝召见大臣时，如果诏令中言及大臣的祖父、父亲，算是皇帝对大臣的极大恩宠。这时大臣要磕头谢恩。磕头时必须很响亮，用自己的脑袋和地面的碰撞强度，来证明自己对皇帝的敬意。但这种敬意是需要代价的，那就是有时候皇帝听不见或者故意听不见，所以想要碰出响动来，就不能投机取巧。

因此，这完全是体力活，每每有大臣谢恩出来，额头就突出一块，众大臣都深受其苦。于是就以重金向太监行贿，太监就会告知大臣，在什么地方磕头既响亮，又不怎么痛。

以上种种事例，都足以说明晚清官场的腐败。而晚清科场的行贿现象，也非常严重。光绪十九年的时候，发生过一起科举行贿的奇案，从这起案子，也能看出晚清的科场是多么腐败。而且这起行贿案的主角，还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事情要从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8月下旬说起。

浙江巡抚嵩骏委派按察使赵舒翘，会同布政使刘树堂，以及杭州知府陈橘，一同办理周福清行贿舞弊案。

动静挺大。看样子，非把这案子查个水落石出不可。刘树堂和陈橘先是审讯涉案人员陶阿顺。接过两次审讯，陶阿顺招认，自己只是奴才，替主人办事，背后指使的主人是周福清。于是，浙江巡抚嵩骏通令周福清的原籍绍兴府会籍县，迅即捉拿嫌疑犯周福清。

翻开清宫档案中，我们可以寻觅到周福清的名字，他是清朝末年的一个七品小官。同治六年考取举人，四年后通过会试、殿试，成为三甲第十五名进士。后又在翰林院庶常馆学习3年。同治十三年，被派往浙江省杭州府金溪县任知县。4年后被革职，降为教官。

次年，周福清花钱捐了内阁中书官儿。也没什么要紧的公务，终日抄抄写写。至此，京城内多了一个庸碌的七品小公务员。

捐官这件事，可以说是周福清的前科。他有这份心计，才会干出以后的事情。

按照清朝定制，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要离职回原籍居丧三年。光绪十九年，也就是案发的1893年3月，周福清的母亲过世，他离职回到浙江。刚一到家，就听到儿子周用吉要参加同年8月的举人考试。当爹的自然上心。望子成龙无可厚非，周福清四处打听，得知这次乡试的主考官居然是熟人——22年前，他和这位主考官殷如璋一起考中的进士。

殷如璋是江苏扬州人。混得不错，此时的官职是通政使司参议。周福清很兴奋，没想到是故交。好，该打点打点，该行贿行贿，老友面子和金钱双重保险，儿子笃定高中。

周福清说干就干，马不停蹄，立刻从上海赶到苏州。这一天是1893年7月25日。

清朝科考舞弊重要的是打通“关节”。这“关节”就是考生直接或间接与考官串通作弊的方法：进考场之前，在考生的试卷的某一处做下记号。考官则根据记号，给予照顾。

周福清当然知道打通“关节”的方法。他分别写了两张字条，一张字条上，写下试卷记号所用的字，他写了四个字“宸忠、茂育。”另一张字条上，他写了“洋银一万两”。这是事成之后酬谢的价钱。一切都写得明明白白。当然，案发后，这两张字条也成了明明白白的证据。不光有字条，周福清还将自己的名帖和字条一起装信封中。安排妥当，周福清在船上安然等候他的殷年兄到来。

三天后，1893年7月28日，主考官殷如璋乘官船抵达苏州码头。他的到来，周围自然很热闹，人多眼杂，周福清不敢贸然前往。想来想去，周福清想出一个主意，自己不出面，让随行的奴仆陶阿顺去送“关节”，这样安全。

殊不知，正是周福清自认为的安全举措，把他推向绝路。

陶阿顺临行前，周福清千叮咛、万嘱咐，说你到了官船上，先投拜会帖，争取让殷主考官接见，当面送上“关节”书信。如果主考大人不见，再送信函。

事儿交代得清清楚楚，可周福清忘了一点，主意再妙也得看什么人用。陶阿顺是个粗人，原来在绍兴府陈顺泉家当用人。就在7月才被周福清借来。这主仆二人相处没几日，周福清就安排办这等重要机密的事情，这实在是致命的大意。

小纰漏，惹大祸，世间万事，大抵如此。

话说陶阿顺上了官船，立马就把机密全部泄露，周福清嘱咐的全白搭了。事情经过虽然很简单，但历史上却有三个版本。

这第一个版本，说事发当时，苏州知府王仁堪正在官船上，向主考官周福清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两人正寒暄间，殷如璋的仆人递上一封书信，并说送信人叫陶阿顺，就在船外等候。按照规定，主考官是不能接受私人信件的。何况还当着苏州知府的面儿。为了避嫌，殷如璋干脆让王仁堪拆信来看，显得自己很廉洁。王仁堪拆开信一看，眼睛都直了，信里装着舞弊和一万两行贿的银票。王仁堪感到事情严重，立即下令拘捕送信人。愣头愣脑的陶阿顺被拿下。殷如璋的反应也很强烈，他拍案大怒，请求王仁堪将送信书严加审讯，以表明自己的清白。

这个版本具有多少真实性暂且不论，先看第二个版本，说当时官船上确实有两个人，一个当然是殷如璋，另一个却不是苏州知府王仁堪，而是副主考官周锡恩。两位大人正在品茗闲聊，陶阿顺来了，送上书信。殷如璋是个明戏的人，知道这信里内容不凡，于是他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把信往桌上一搁，让陶阿顺先回去，自个儿继续若无其事地喝茶。哪知天才般的陶阿顺冒出一句：“此信关系银钱大事，怎么不当面打个回条？”

这话当场把殷如璋雷翻。殷如璋恼恨交加，为了保住自己的清白，他立即下令把陶阿顺交到地方官府查办。

还有第三个版本，殷如璋靠岸后，大小官吏人来人往，热闹喧嚣。陶阿顺托殷如璋的仆人将信送去。殷如璋此时正忙乱，无暇接待陶阿顺。陶阿顺站在岸边，左等不见人，右等不见人，心里焦躁不耐烦，索性大喊起来。他这一嗓子惊动船上的官吏。喊的具体内容估计是“怎么还不接见、回复之类”。殷如璋无奈，只得拆开信看，于是猫腻曝光。殷如璋多油，官场混了二十多年，反应超快，立刻把陶阿顺逮捕，交官府查办。自己把这事儿推得一干二净。

三个版本三种说法，哪个离事实真相更近呢？我认为，不是第一个，殷如璋是个精明的人，这一点，在事发后他果断表明自己的清白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精明人，是不会草率到让一个知府来拆信的。何况，他是主考官，有人忽然送来书信，自然会感觉到这书信里藏有特别的内容。不管当时谁在场，他应该是摆出不在意的样子，越淡然越平常，旁人越不起疑。因此，第二个版本更具有一定的真实性。陶阿顺虽粗莽，但好歹也是在大户人家当仆人。他要一个回复，一方面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另一方面是自作聪明。主动询问，也不是无礼。而第三个版本说他站在岸边大喊大叫，这不太合情理，询问可以理解，大喊大叫就有些傻过头了，也有些过分无礼了。

实质上，哪个版本更真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三个版本虽在细节有些差异，但案情发生的过程是一致的——周福清派仆人陶阿顺送信，而后事情败露。败露之后，整个苏州沸沸扬扬。

此时，周福清已经逃跑了。他本在船上等候佳音，哪知道陶阿顺一去不复返，他很敏感，觉得事情不太对头，立刻开船从苏州去往上海藏匿。

由于案发地点在苏州。苏州王仁堪将案子上报江苏按察使司，并先行提审陶阿顺。

一开始，陶阿顺拒不交代实情，支支吾吾，闪烁其词，只交代自己是浙江人，案子没有太大进展。到了八月初六，江苏按察使司向浙江按察使司发了通报公函，将人犯陶阿顺及行贿舞弊证据一并移交案犯所在地浙江。

这一案件，引起了浙江巡抚崧骏的高度重视。他安排按察使赵舒翘，会同布政使刘树堂，以杭州知府陈橘一同查办此案。

这三个人两度提审陶阿顺，陶阿顺终于招供，他在受审讯时称“系周福清令伊投信”，但是，“信内之事，伊实不知”。这句话，也证明案发过程的第二个版本更具有可信性。

根据陶阿顺的交代，浙江巡抚嵩骏和办案大臣们商议，一致认为，此案的关键人物在于周福清，若不将周福清捉拿到堂，便不能查出案情真相。于是，追捕周福清的行动开始了。

八月下旬，浙江按察使赵舒翘命令仁和、钱塘二县访查周福清踪迹。得到的报告是未见周福清其人。其实，这时候周福清悄悄地从上海回到了绍兴原籍。浙江按察使赵舒翘命令会籍县，一旦发现周福清，立刻查传，押解省垣质省。与此同时，光绪帝下了一道谕旨：“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查办。”

这下子，周福清不但丢了官儿，还成了被追捕的要犯。从皇帝到封疆大吏，从浙江省会到会稽县，上上下下，一并通缉周福清。周福清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插翅难逃，于是选择自首，只身来到会稽县衙投案。

会稽县衙当即将他转押到省城，送往杭州接受审讯。

对周福清的审讯，并不轻松。第一轮审讯，由杭州知府陈橘主审。第二轮审讯，由按察使赵舒翘、布政使刘树堂“藩臬两司会审”。最后，由浙江巡抚嵩骏亲自提审。周福清原原本本交代了事情经过，没有一点隐瞒。可交代归交代，态度却很不老实，他振振有词，为自己辩解：“交通关节，已不止一科，也不是我一人，某科某人，就是通关节中了举人，我不过是照样子来罢了。”意思很明了，就是说这行贿舞弊，打通关节的事，早就有人干了，我只是不过是其中效仿者之一。

周福清为什么要说这段话呢？我认为，这时候的他，一方面，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大家都这么干，法不责众；另一方面，他还是不服气，自己是被曝光了，如果没曝光呢，还不是无罪逍遥法外。

晚清科场舞弊丛生。周福清的心理和想法，就是一个反映。他的所作所为是一个毛细血管，一路进入到晚清科场腐败的主动脉。

周福清行贿舞弊案，经过长达数月的审理，终于在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十一月初十日，由浙江巡抚崧骏向朝廷上报了审理意见。意见中说，周福清暗通关节，按大清律例该处斩，但是，他是作案未遂，一万两银票的赃款只是口头承诺，并且，他主动投案自首，因此建议从轻处理。

这份审理意见很有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味道。认真说来，这就叫执法力度太弱。嵩骏的这份奏折，传到光绪帝手里，光绪帝提朱笔批示四字：刑部议奏。

公元1893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刑部最终议定，赞同浙江巡抚崧骏的意见，提出：“对周福清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打一顿流放。这个决议光绪帝不接受，他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天就颁下谕旨，宣布将周福清处以死罪。只不过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所谓斩监候，就是死缓，不立即处决，等到次年秋天执行。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到了第二年秋天的时候，周福清没有被执行死刑，具体原因不明。更让人迷惑的是，非但不处决，而且再次减刑，改为“牢固监禁”。死缓又改无期了。这就是晚清的执法。

就这样，周福清一直被关押在杭州监狱里。关到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的时候，按照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时趁乱逃跑出狱，事后又主动回归的罪犯均给予宽免减刑待遇的特例，周福清被获准出狱。

算起来，周福清一共蹲了八年大狱。在出狱后第三年，他病死于家中，他的儿子周用吉，因为父亲的舞弊案不但没当上举人，连秀才的功名也被革除，终日郁郁寡欢，积忧成疾，年纪轻轻刚三十五岁就死去了。

原本富庶的周家，也因这场重大变故急速败落，生活窘困，举步维艰。那时候，鲁迅才十多岁，不得不跟着母亲到乡下去避难，饱尝人间冷暖，世态炎凉。

鲁迅曾在回忆中说：祖上本是殷实富足的大家，但在我13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

此段回忆里的“乞食者”就是乞丐，要饭的。其中“很大的变故”，就是指祖父周福清舞弊案。案子背后是晚清科场不可告人的勾当，看在眼里都是悲哀，看不到的都是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