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原来是这样——戊戌变法103天

光绪皇帝，名爱新觉罗·载湉，同治十年（1871）生于醇亲王府。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皇帝病死，无子。按照惯例，应当在近支的晚辈中挑选一位未来的皇帝，但是掌握着清朝生杀予夺大权的慈禧太后，却断然打破成规，宣布由年仅四岁的载湉继位。慈禧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很简单：年幼的小皇帝能懂什么？她自然可以继续执政。从此，载湉踏上了坎坷的“帝王”之路。

为了让光绪皇帝养成逆来顺受的习惯，除了每天向慈禧太后定时请安的繁琐礼节外，还要听几位老师轮流讲古文。上朝时，他名义上端坐在龙椅上，实际上只是点缀而已。坐在帘子后面，对跪在地上的那些官员指手画脚，喜怒无常的慈禧太后，才是真正操纵国家命运的人。

随着光绪皇帝一天天的长大，知识的增多，权力的欲望在他内心里渐渐膨胀起来，他非常想参与军国大事，指点江山，当一个实实在在的皇帝。但周围的环境，使他不得不把想法深埋在心里，耐心地等待时机。

光绪十三年，载湉十六岁，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皇帝亲政。载湉生父奕深知慈禧太后想独揽大权，岂能甘心交出权力？慌忙上奏，请求慈禧继续“训政”，其他一些王公大臣也随声附和。慈禧太后在一番虚假的推让后，又堂而皇之地继续“训政”了。

光绪十五年，机会终于来了，载湉大婚。结婚象征皇帝已成年，继续“训政”实在说不下去，慈禧太后只得“撤帘归政”，实际仍掌握大权。

但是，对光绪皇帝来说，毕竟是多了一些参政的机会，多多少少可以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负。光绪皇帝亲政后所遇见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中日甲午战争。

面对一场迫在眉睫的战祸，京城内外却彩旗招展，戏台高筑，一派热闹景象——慈禧太后正为她六十寿辰做准备，把海防经费也挪用到修筑颐和园去了。慈禧虽然于光绪十五年“归政”，但始终不忘揽权，并把朝内和地方上的实权人物都集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以她为核心的后党集团。她惧怕日本武力，一意苟安；同时又怕战争破坏了祝寿气氛，所以支持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避战求和的主张。

年轻的光绪皇帝面对国难当头的局面，立志图强，不甘做亡国之君，决心向日本开战。同时也希望战争取胜，为自己赢得一些实权和威望，改变自己受制于人的处境。光绪皇帝的主张，得到他的师傅翁同龢等人的支持，他们结成“帝党”集团，与慈禧太后争衡。

到了中日战云密布的六七月间，光绪皇帝和部分帝党官僚即为国家前途忧虑，又希望借机加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便借助国内舆论不断电谕李鸿章积极备战。

然而，李鸿章这时却目无这位傀儡皇帝，对他的谕令置若罔闻，并拒绝出动北洋海军，主张“避战自保”。由于后党的妥协退让，战场形势急剧恶化。光绪皇帝面对深宫高墙，仰天长叹，束手无策。最多也不过痛骂李鸿章及其下属几句，解解恨而已。

光绪二十年十月，旅顺失守，中国人惨遭屠杀，战火已烧入国门。此时此刻，北京城却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家家张灯结彩，处处歌舞声乐。文武百官都在热烈祝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并奉旨听戏。前线战败消息的传来，后党官僚们无动于衷，依然如前。帝党集团个个咬牙切齿，无奈手中无权。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威海卫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光绪听说此消息后，失声恸哭，其下属也摇头叹息。

中日谈判开始后，日方先声夺人，步步紧逼。光绪皇帝则反对割让台湾，鼓励大家发奋图强。尽管光绪爱国心切，但一个傀儡皇帝怎能扭转大局？同年三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其中包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面对此卖国条约，后党官僚孙毓汶竟大摇大摆地直上宫殿，大言不惭地要求光绪皇帝签字。光绪皇帝心如刀绞，暗下决心，再不当傀儡皇帝了，再也不做亡国之君了。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八日，都察院门前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成群的北京居民涌向这里。原来，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多人，联名写了一封万言书，要求都察院转呈皇帝。

在这封万言书里，举人们强烈地要求惩办卖国贼和临阵脱逃的将领，表示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并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主张。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

其中，有一个人正站在门前的石台上，慷慨陈词，痛切地指出国家面临的危局，深入浅出地讲述变法图存的必要性。这个人便是这次运动的领导者，年仅三十六岁的康有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青少年时期，康有为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他的祖父康赞修讲程、朱之学，是他最早的教师。康有为从十九岁起到广州有名的理学大师朱次琦那里学了三年。受朱次琦的影响，康有为鄙弃了汉学家在故书堆里进行烦琐考据的风气，开始独立地思考问题。

二十二岁时，康有为离开朱次琦，一个人来到风景秀丽的西樵山白云洞。在这里，康有为雄心勃勃，一面领略秀丽景色，一面潜心研习学问。

一日，翰林院编修张鼎华来游西樵山，路遇出来游玩的康有为，两人顺路游山，边走边谈。张鼎华讲述了当时京城内外的奇情异事，康有为感到茅塞顿开，相见恨晚，也乘机请教了不少问题。

受张鼎华的影响，康有为读了不少经世致用之书，有感于外患不已、国事衰退和朝政的腐败，产生了“经营天下”的抱负。

光绪五年，康有为第一次来到香港，他深被香港建筑的华丽，道路的整洁，制度的严密所慑服。三年后，他入京投考，再次经过香港，并到达上海。此时他的眼界更加开阔，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远胜封建制度，从此康有为大购西书，努力钻研，从声光化电到史志游记，无不涉猎，逐渐形成了一套变法思想。

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决定利用去北京参加乡试的机会，写一封上皇帝书，痛陈列强对中国环窥伺机的险境，要求皇帝引咎罪己，励精图治。一个布衣秀才竟敢横议朝政，而且言辞又这样激烈，自然不会有人理会，所以不但这封上书没有送到皇帝手中，康有为还被人斥为“狂生”。

上书无路，参政无门，无奈之下，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了“万木草堂”，一面研讨维新理学，一面课业授徒，培养变法维新的人才。他的主张吸引了不少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晚清思想界的泰斗梁启超就是在这时向他拜师求学的。从此，师徒二人依依相随，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

在万木草堂里，康有为写了两部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他把被封建顽固派视为通灵宝玉的传统儒学一律斥之为“伪经”，又编造了一套孔子托古改制的理论，把自己的变法思想和孔子学说联系起来。

康有为打出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是想利用孔子这个招牌，来为变法维新制造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这两部书，一破一立，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

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又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时传来了清政府要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这个丧权辱国的噩耗深深地震动了他。激于爱国义愤，他联合了一千三百余名应试的举人，一起请愿，并由他起草了一万八千言的上皇帝书，递到都察院。

举人们的上书又一次被顽固势力拒绝，并没有送到光绪皇帝手里。但这次行动却冲破了历来对于群众集会、士人干政的禁令，对一潭死水般的封建专制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上书的内容被广泛传播，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康有为和梁启超通过这次上书活动，逐步团结了一批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形成了资产阶级第一个政治派别——维新派。他们发动了一场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以政治改革为内容的维新变法运动。历史的种种机遇，使维新派与帝党集团结合起来，并紧紧依靠帝党集团，共同推动了这场变法运动。

“公车上书”后不久，张榜公布成绩，康有为榜上有名，考中进士，授职工部主事。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传统士子寒窗苦读的最高理想。康有为对这个结果很是满意的了，但他也感到一种压力，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使他彻夜难眠。

康有为苦苦思索着救国救民之路，凭着不怕风险，坚韧不拔的毅力，又写了上皇帝第三书。言语恳切，发人深思，这封上书递到了光绪皇帝手里，光绪皇帝看完康有为的上书，仿佛看到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路，马上命令誊抄分送慈禧、军机处和各省督抚。从此维新派开始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光绪皇帝对变法主张的重视，给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带来了很大希望。但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以光绪为核心的帝党官僚并不掌握实权，真正把持中央和地方实权的，是以慈禧为首的后党集团和一部分洋务派首领。他们思想保守、反对革新，极力维护旧的统治秩序。

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维新派大都年轻气盛，思想激进，但缺少政治斗争的经验。处于无权地位的光绪皇帝，幻想通过实行维新派的主张，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取统治大权，推行新政，改变国弱民穷的处境。

于是，这两大政治集团各自招兵买马，养精蓄锐，其冲突的态势如地下炽热的岩浆，迸发只是时间问题。

正当帝党集团与维新派紧密合作，为变法作准备的时候。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支持和参加变法，康有为等人除在北京、天津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外，还不辞劳苦，南下上海、湖南、广东等地，大力宣传变法思想，大造变法图强的舆论。

仅仅靠人力去游说是不够的，只有通过新闻媒体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康有为凭借较优厚的经济实力，自费创办了《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人编辑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

《中外纪闻》开始每期印1000份，随当时的专载诏书、奏章的邸报分送给北京的官员。后来印数增至3000份，流畅的文笔，新颖的观点，使在京的官员眼界大开，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此推动下，一些开明官僚也开始倾向维新变法了。

首开先例的，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他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鼓动下，出面组织了“强学会”。

“强学会”是一个宣传变法维新，寻求强国之路的爱国团体。强学会每十天聚会一次，大家轮流上台讲述中国自强的学问。慷慨激昂的演讲、热情洋溢的讨论，每次都能吸引众多的旁听者，每次都能增加许多新会员。

“强学会”诞生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鲜明的宗旨，曾一度团结和影响了不少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在维新派声势初步高涨的时刻，连一些反动的军阀官僚也投机混迹于“强学会”。例如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参加了强学会，洋务派大官僚、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也捐款给强学会作经费，甚至连李鸿章也想捐银入会，由于他名声太坏而被拒绝。

形势的发展如此迅速，连维新派也没有预料到。英、美等国的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也打着支持中国变法的旗号，极力拉拢维新派。有些传教士，如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人居然加入了强学会，甚至英国当时驻华公使欧格讷也亲自参加，并捐助图书。

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对中国的变法运动很热心，实际上他们是想乘机搅乱中国，然后为本国政府谋取利益。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要求维新派分清敌我，审时度势，及时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这也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如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强学会”兴旺的背后也蕴藏着危机。慈禧太后无法容忍维新派在自己眼皮底下行此“大逆不道”，一些顽固派守旧官僚早就心领神会。他们暗中破坏，散布流言蜚语，准备伺机反扑。

形势急转直下，如果再在北京滞留下去，不仅不利于发展，而且自身难保。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康有为果断南下，留梁启超在京坚持工作，自己则在上海成立强学分会，并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出版《强学报》，将东南一带的维新派组织起来。

尽管维新派做了一定让步，但顽固派守旧势力不肯就此罢手，翻云覆雨一向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果然不出所料，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首先跳出来弹劾“强学会”，说强学会“植党营私”，大骂《中外纪闻》鼓吹西学，背叛“圣经”，请求严禁。

此时，慈禧太后早就不耐烦了，下令查封北京“强学会”。一些见风使舵的官僚渐渐疏远维新派，乌云笼罩着北京城。

此时，上海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一向以开明自诩的张之洞见势不妙，也板起面孔，跟着查封了上海的强学会和《强学报》。就连出面牵头组织强学会的文廷式，也收到了牵连，竟被革职查办。

维新派遭此打击，能否重整雄风，这不仅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考验，也关系到晚清政局的变化。

“强学会”的被迫解散，是封建顽固势力向维新派发动的一次反扑。他们本想以此手段，吓唬一下维新派，不想康有为等人不吃这一套，我行我素，一如既往。而且维新派因祸得福，在为难时刻，得到帝党官僚的有力支持。

帝党集团的核心人物翁同龢，此时已经坐不住了，他不能眼看刚有起色的局面，就这样被断送掉，更不想让自己辛勤培育过的皇帝，当一辈子傀儡。怎么办呢？顶风而上，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一旦惹恼了慈禧太后，后果不堪设想。这一次可真让翁同龢寝食不安，大伤脑筋。

终于有一天，他想出了一条“曲线救国”的妙计，凭着他在北京多年的关系，经过多方疏通，在北京强学会旧址设立了官书局。官书局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名义上，清政府每月给银1000两，主要的任务是翻译外国新书和报刊文章。而实际上，维新派可以以此为基地，继续传播西学，宣传变法。

维新派受此鼓舞，精神为之一振，黄遵宪、汪康年等马上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请闻名遐迩的梁启超到上海担任主笔。从此一篇篇“切中时弊，文笔犀利”的文章传遍大江南北，鼓舞无数爱国青年投身于改革洪流。

接着说说维新派的二号人物——梁启超。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他的父亲花去毕生心血去考科举，然而时运不济，屡试不中。连个秀才都没当上。而聪敏过人的梁启超，不负父望，年仅十一岁就考中秀才，十六岁又中举人。应该说，梁启超就是循着此路走下去，前途也是很光明的。

但万万没想到，一个看来偶然的事件就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光绪十六年，年近十七岁的梁启超，经人介绍，认识了比他年长十五岁的康有为。他立刻被康有为的理论所吸引、折服。当即拜康有为为师，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成为康有为主办的万木草堂中深得老师真谛的得意门生，开始走上维新之路。

甲午战争时，梁启超与康有为都在北京参加会试，结果梁启超没中进士。但胸怀大志的梁启超毫不介意科场功名，南下上海主笔《时务报》，为维新事业呐喊，成为时代号手，激励着仁人志士为维新变法而奋然前行。梁启超于是声誉鹊起，与康有为齐名，被人合称为“康梁”。

正当南方的维新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北方的天津也成为一个新的中心。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一本名叫《天演论》的书在中国出版，立刻震动了全国。

《天演论》原为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唯物主义者赫胥黎所作，把这部世界名著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是曾被毛泽东誉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严复。

严复家境贫寒，无力供他上学，但他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取免费的福州船政学堂。光绪三年被送到英国学习海军，两年后回国，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他在主编《国闻报》和北方其他报刊上，用古文发表许多宣传变法的文章。他反复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观点，大声疾呼中国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否则就要被淘汰，亡国灭种。

严复的文章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读，成为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有力思想武器。《时务报》和《国闻报》，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把全国的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

维新运动的普遍高涨，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感到惊恐和不安。一些顽固官僚闻风而动，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他们串通一气，大骂康有为等维新派是士林败类，把变法维新思想说成是异端邪说，一顶顶歪曲事实、不顾真理的大帽子扣到了维新派头上。

湖南当时是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同时也是封建顽固势力集中的地区。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早就看不惯这帮年轻人搞的这一套，他纠集了一批顽固士绅，涌向巡抚衙门，向陈宝箴递交了一份《湘绅公呈》。他们假托民意，攻击谭嗣同等人不务正业，引诱学生误入歧途，要求整顿时务学堂。深知内情的陈宝箴，不但不予理会，反而给谭嗣同等人以有力的支持。

湖南的新旧斗争仅是全国斗争的一个缩影，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和地主阶级的顽固守旧，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激烈的斗争。

恰在此时，为讨慈禧太后欢心，张之洞抛出了《劝学篇》，成为这一时期对抗变法维新思想的代表作。

张之洞头脑灵活，为人机警圆滑，善于见风使舵，把自己打扮成“圣人”“君子”，鼓吹《劝学篇》是为了正人心，开风气。因此，他的这本书具有调和中西、折衷新旧的色彩，反映了统治阶级中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共同愿望，并且比顽固派的主张带有更大的迷惑作用，连光绪皇帝也被蒙骗了。

面对封建顽固势力的攻势，维新派以报纸为有力武器，给予守旧势力迎头痛击。

顽固派曾经叫嚣过，说什么祖宗的成法是不能改变的，如果改变，则是违背天理，祸乱国家。听起来挺吓人，实际上一攻即破。维新派沉着迎战，给顽固势力作了透彻的分析：第一次鸦片战争，我们失败了，在此后的五十年间，我军的武器由刀矛弓石发展为洋枪洋炮，这说明了什么？过去我们的祖先不和外国人打交道，现在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又说明了什么？

维新派步步深入，驳得顽固派体无完肤。在批驳顽固派的同时，维新派还把变法与救亡联系起来，用严峻的现实驳斥顽固派的迂腐守旧，向世人表明了谁是真正的爱国者。

在这场交锋中，维新派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代表者，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进行挑战。维新派主动发动进攻，发表了大批具有鲜明的观点、论辩性极强的文章。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中心问题是一个，就是要不要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实行君主立宪。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的一天，山东胶州湾的海面风平浪静，人们已隐约感受到了初冬的寒意。突然，德国的炮艇驶进了胶州湾，打破了这里的平静。原来，德国以传教士被杀为借口，来强占胶州湾。以此为开端，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效仿，掀起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浪，瓜分的局面逼到眼前。

维新变法运动，随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加速了发展。这时康有为又赶到北京，一再给光绪皇帝上书，强烈地要求变法救亡。在上书的同时，康有为又在北京发动建立了“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

开会之日，康有为首先登台演说危亡惨祸，慷慨激昂，听众无不为之感动，甚至失声痛哭。然而，为时不久，“保国会”即遭到顽固派群起攻讦，被迫解散。“保国会”的夭折，固然与某些当权派的攻击有关，但同时还因为康有为已经打通了一步登天的途径，不再需要这种群众性的组织了。他的政治活动的着眼点在于争取光绪皇帝，利用光绪皇帝的权力来推行他的主张，这一点，似乎已经开始可以做到了。

在此之前，有一个都察院的官员，名叫高燮，他很赏识康有为。因此在光绪皇帝面前极力推荐，希望委以重任。本来光绪皇帝已准备召见这位风云一时的人物了，但收到了恭亲王奕䜣的阻拦。恭亲王奕䜣说：“按照老例，非四品以上官员，皇帝不能接见。”光绪皇帝只好下令，让大臣接见康有为问话。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上午，康有来到总理衙门，走进大厅，但见两侧正襟危坐着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几位大臣。除翁同龢外，其余几位均面容严峻，似乎把康有为当成一名囚犯。

康有为环视了一眼大厅，然后在一角落坐，心想盼望已久的时刻来了。

“问话”开始了，几位大臣轮番上阵，你一言我一语，恨不能把康有为给吃了。康有为镇静自若，引经据典，由古及今，由中到外，对答如流。他不仅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而且批驳了李鸿章、荣禄等人的诘问，受到了翁同龢的赞赏。

在翁同龢的推荐下，光绪皇帝谕令对康有为的条陈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同时，命令总理衙门呈送康有为所著的《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书。

看到这些书后，光绪皇帝更加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他对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意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慈禧太后听后大怒，但一时不便阻拦，只好让他“闹去”，以后再说。这才给光绪一个实验新政的短暂机会。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向全国宣布变法开始。从四月二十三日到六月上旬，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公布了一系列改革的上谕，涉及经济、文教、军事等领域。从六月上旬到八月中旬，新政扩展到政治方面，这已经极大地震动了统治集团。

康有为见顽固势力太大，劝光绪皇帝在政治改革上不可操之过急，否则会引起天下大乱。光绪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几年以后再说吧。”

大学士孙家鼐也劝告光绪皇帝说，推行新法将失掉君主的权力。光绪皇帝慨然回答说：“朕想要拯救中国，只要能有益于国民，朕失去权力又如何呢？”

光绪皇帝推行新政的态度是积极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这些新政措施犹如一声惊雷，打破了古老中国的沉寂，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然而，以慈禧为首的守旧顽固势力掌握实权，对这些有局限性的政令也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或公然拒不执行，或阳奉阴违，搪塞拖延，不了了之。百日维新就是在维新和守旧两种势力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

新政开始的第四天，即四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强迫光绪皇帝撤去帝党首领，军机大臣翁同龢的职务，勒令回籍。这等于砍去光绪的一只臂膀。

同一天，慈禧太后又来到颐和园，在这里召见了她的亲信荣禄。两人密谈了很久，并商定了必要时对帝党采取军事行动的步骤。之后，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统帅北洋三军，控制京畿军政大权。同时，任命另一些亲信管理京师卫戍军队。

慈禧太后深知，只要军队在握，维新派和他们的支持者光绪皇帝都是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接着，慈禧太后又下诏，凡新授二品以上官员都要向她谢恩，表明大权仍在后党手中。

光绪皇帝为变法的前景所鼓舞，对慈禧太后进行了相应的反击。他召见了康有为，本准备委以重任，但受守旧派的牵制，仅委以总理衙门章京，梁启超只命专办译书局事务。

七月四日，光绪皇帝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顽固派官员，全部革职，并赞扬王照不畏强暴、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帝、后公开对抗，朝野震动。

翌日，光绪皇帝又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预新政事宜。这是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亲自决定的一次人事大变动。

光绪皇帝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未涉及新政内容本身，只是组织性的手段。但正因为是组织性手段，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来说，却是与权力有关的大事。慈禧可以容忍光绪皇帝颁发某些新政上谕，但绝不能容许光绪排斥她的亲信，更不能容许他在朝廷内组成自己的党羽。

帝、后两党的斗争已经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一切顽固守旧势力群集慈禧太后周围，策划扑灭变法运动。

这时，京津一带盛传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十月赴天津阅兵时，会发生兵变。慈禧太后将废掉光绪皇帝。大难临头，形势危急。光绪皇帝从慈禧太后的脸色上也察觉到了这种危险性。

七月三十日，光绪皇帝给康有为等人写了一封密诏，要他们设法相救，找到一个既能坚持改革，又能不致过分激怒慈禧太后的办法。

这个办法显然是不存在的，一无军队、二无武装的维新派拿不出切实对策，最后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袁世凯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是北洋三军之一“新建陆军”的统领，荣禄的亲信和部下。他曾参加过“强学会”，正是这一点使维新派把他误认为自己的同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两次召见袁世凯，并授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务，不受荣禄节制。袁世凯表面表示效忠皇帝，实则另有打算。

处境的险恶，使维新派越来越感到军队的重要性。为此，谭嗣同实行了一个自以为直截了当的办法。

八月三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的住处法华寺。袁世凯对不速之客的到来，心中早就有数，在寒暄之后，仍装聋作哑地问有何事相商。谭嗣同从袖子里拿出光绪皇帝的密诏，要求袁世凯迅速出兵，先杀荣禄，然后包围慈禧太后的住处颐和园。并说事成以后，立即升任袁世凯为直隶总督。

谭嗣同声泪俱下地对袁世凯说：“你如果不答应我，我就死在你面前。你的生命在我的手里，我的生命也在你的手里。我们至迟要在今晚决定，决定后我立即进宫请皇上办理。”

袁世凯十分狡猾，当面并不拒绝谭嗣同的要求，而是慷慨激昂地说：“杀荣禄如杀一条狗。”但是，他提出粮、械、子弹准备不足，须等到九月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到天津阅兵时才能执行。

谭嗣同再三要求提前，袁世凯表示无法做到，谭嗣同只好同意了袁世凯的意见。

当维新派设法营救光绪皇帝的同时，慈禧太后和荣禄也积极行动起来了。八月五日，袁世凯从北京一回到天津，立即向荣禄告密，全盘交代了谭嗣同夜访的情况。当天荣禄就乘专车赶到北京，同诸多后党官僚一起面见慈禧，会议至夜半方散。

八月六日清晨，慈禧太后怒气冲冲地从颐和园回宫，发动了政变。就在这天黎明，光绪皇帝还到颐和园去请安，慈禧却已由间道入西直门。她带人直达皇帝的住处，把一切文件都搜刮拿走，又把皇帝召来训斥说：“我抚养你二十多年，你竟听小人之言来害我？”

光绪皇帝沉默良久，才说出一句话：“我无此意。”慈禧又唾了一口说：“痴儿，今天如果没有我，明天你还能在这儿吗？”慈禧当即传旨说，光绪皇帝生病不能办事，由她“临朝训政”。

就在这同一天，慈禧就下令逮捕维新人士。康有为已于前一天离开北京到天津，后在英国领事馆的帮助下，脱险来到香港。梁启超在知道大局已定后，逃到日本大使馆，又化装前往天津。在天津剪去发辫穿上和服，躲过清军搜查，乘日轮逃往日本。

政变发生后，被逮捕的维新人士很多，其中有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光仁等。谭嗣同本来还有机会逃走，但他决定不走，静待逮捕。在他被捕前的几天内，他还同北京的镖客王五筹划，想把光绪皇帝救出来，但事起仓猝，计划落空。

谭嗣同的一些朋友劝他到日本避难，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八月九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谭嗣同镇定自若，于壁上题诗一首：“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达了自己对变法的献身精神。

慈禧太后对自己的政敌，向来是不手软的。八月十三日，将谭嗣同等六位维新志士斩于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其他参与或支持维新的官吏，陆续被革职、判刑。新政的绝大部分被废除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被保留下来，成了戊戌变法的纪念品。

对于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不能杀，也不好废掉，但可以软禁起来，于是，慈禧太后下令，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

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了，政治局面又回到了那种令人窒息的黑暗状态。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依旧没有找到一条民族振兴之路。

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维新派推行改革的办法，就是竭力争取光绪皇帝支持变法。他们天真的以为，抓住一个皇帝，颁发一纸诏书，改革就会成功。

然而，这种改革的成功要具备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改革派必须掌握政权，用政权的力量推行改革。维新派恰恰缺少这个力量。知道临失败前夕，他们才想到依靠兵力保护新政。

袁世凯的出卖，并不说明维新运动失败出于偶然性，即使袁世凯不出卖，也无法抵抗强大的顽固派，而他也是权衡厉害得失之后彻底转到顽固派一边的。

不过，戊戌变法运动尽管失败了，但传播了西方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同封建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冲破了封建主义思想的壁垒，为以后的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戊戌变法失败后，总结历史教训，促使一些先进分子走上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可以说没有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就不会有辛亥革命。

而光绪皇帝在民族危亡之秋，不甘作亡国之君，投身当时的进步潮流，积极参与，领导了戊戌维新运动，追求国家的进步与光明前景，其志可嘉，应是一位值得肯定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