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原来是这样——刺马奇案

“安德海被杀事件”可以说是同治朝的一个大案。就在安德海被杀的第二年，又发生一起刺杀案件，这起案件也让慈禧太后着实吃惊不小。

事情要从同治九年（1870）的一天说起。这一天，慈禧太后接到一道六百里加急奏折。奏折上写着：“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

慈禧太后既惊讶又疑惑，问身边的曾国藩：“这是怎么回事儿？这么奇怪？”

曾国藩很惶恐，慌忙说：“奇怪，是很奇怪。”

曾国藩的神情和回答让慈禧更加疑惑，当即下令彻查此事，务必要将案子查清查明。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案子却拖了半年之久不能结案。更令朝廷官员头疼的是，由于不能结案，各种传闻四起，使此案更加扑朔迷离。

这桩历史上称为“刺马案”的晚清大案，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案子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时间回到1870年8月21日。这一天是大清“总督阅视武弁投射”的日子。可是不凑巧，这一天忽然天降大雨。“总督阅射”这一盛典只好推迟到第二天。

第二天，天气格外晴朗。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早早地就来到校场演武厅。马新贻独自徒步走来，虽然时间很早，却已挤满了前来观看盛典的老百姓。

盛典像以往每年一样，气氛热烈，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盛典结束后，马新贻返回自己的督署。校场演武厅在督署的西边，马新贻回督署要经过一条箭道。此时此刻，箭道两旁有很多围观的群众。马新贻的侍卫没有因为人多而提高警惕性。惊魂的一幕就在马新贻走到督署后院门外时发生了——马新贻的一个同乡忽然冲出人群，扑通跪下，向马新贻求助，请求马新贻赏口饭吃。同乡的这一求助行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马新贻看了同乡一眼，显得很不耐烦，也不理睬，径直向前走。武巡捕叶华龙走上前，一把将马新贻的同乡推开。与此同时，马新贻身边的三个侍卫也掉过头来，把这个同乡拖到一旁，抽了他几个耳光。

这个时候，马新贻身边仅剩几个侍卫，他们跟随马新贻继续往前走。走出不到三米，箭道旁的人群中忽然又冲出一个人。这个人高呼着冤枉，跪倒在马新贻脚下。马新贻正要弯腰去搀扶，这个人猛然从腿间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马新贻的右肋。侍卫根本来不及反应，只听见马新贻惨叫一声。

马新贻倒在地上，一名侍卫赶紧去扶，另外几名侍卫上前捉拿刺客。人群顿时大乱。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名刺客没有做出一点反抗，他神情自若地看着被刺后的马新贻。

这个刺客是谁？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刺杀两江总督，却没有一点恐惧？他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马新贻被侍卫扶起的时候，已经面如土色。他用双手抱着胸部，右臂紧紧夹着右肋，身子不停地抽搐，根本站不稳。侍卫只好取来门板，将马新贻抬进督署。

在督署上房的床上，马新贻气若游丝，他叫来儿子，语焉不详地口述的一份遗疏，并嘱咐儿子，请江宁将军魁玉代呈朝廷。

督署外，中军副将喻吉三已下令将刺杀马新贻的凶犯绑缚起来。刺客竟然仰天狂笑，说了一句话：“养兵千日，用在一朝。”

恼怒的侍卫将刺客连拖带打弄进衙署，关押起来。

由于案情重大，中军副将喻吉三立即派人通报江宁将军魁玉和司道要员。消息很快传到魁玉将军府，魁玉惊慌失措，立刻动身去督署探视马新贻。

从马新贻的伤口看，匕首插进他右肋深及数寸。由于失血过多，马新贻已经奄奄一息，在死亡边缘无力地挣扎。

马新贻口述遗疏的时间很长，从8月22日下午开始，直到23日中午才结束。其间昏死数次，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又数次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中医们尽力抢救。可是，马新贻在口述完遗疏后，于23日下午二时许最终身亡。

这位两江总督8月22日遇刺，8月23日身亡，前后只有一天时间。可就在这短短的一天时间里，江宁府大乱。江宁府的官员们都知道，自大清朝开国以来，还从来没有如此高级别官员的遭遇刺杀。身为两江总督，竟在督署重地被刺杀，对清廷的官员来说，这简直是一件千古未闻的事情。

马新贻遇刺的当天，江宁将军魁玉就赶到督署，探视过马新贻后，便亲自提审刺客，得到的答案让他非常失望。刺客只有交代了两点：第一，自己名叫张文祥；第二，是河南人。

至于行刺缘由、行刺经过，张文祥绝口不提，再三讯问，张文祥便彻底沉默了。

8月23日，一个庞大的审案小组成立。除魁玉将军外，还有藩司梅启照，署盐道凌焕，江宁知府冯柏年，署理上元县知县胡裕燕，江宁知县莫祥芝，候补知府孙云锦，候补知县沈启鹏、陈云选。8月24日，魁玉又加派了臬司贾益谦、候补知府钱海永、皖南道李荣、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共14名官员轮番审讯凶犯张文祥。

然而，结果让人沮丧。连续四天车轮式地审讯，官员们没有从凶犯嘴里得到更多有价值的答案。

凶犯张文祥即使说话，也是满口胡言。无论怎样拷打，也不交代刺杀缘由。

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已经5天。8月27日，无可奈何的魁玉将军上疏朝廷。他在奏折中说，怀疑凶犯张文祥就是一个地痞无赖。

凶犯的身份真有如此简单吗？

清廷对魁玉的推测非常不满，当即连发四道谕旨。这四道谕旨犹如四支飞箭，于8月29日就到达魁玉手中。每一道谕旨都让魁玉心惊肉跳。

第一道谕旨：命魁玉将军主审马新贻被刺案。

第二道谕旨：任命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一职，未到任之前，总督事务由魁玉将军全权主持。

第三道谕旨：提醒安徽巡抚英翰注意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

第四道谕旨：强调重申，命魁玉将军用心审理此案，务必要挖出该案的幕后指使者。

魁玉将军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如果不彻底查明案情，他是没有办法向朝廷交差的。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朝廷发出这四道谕旨的时候，给事中王书瑞向同治皇帝上了一奏折。奏折中说，两江总督竟光天化日之下死在一名刺客手下，此案甚为古怪，其他的总督又会怎么想？希望朝廷派亲信大臣彻查此案。

于是，9月5日，朝廷又发出一道谕旨，内容是两江总督马新贻被来历不明的刺客刺杀，于情于理不符，务必要查出幕后真凶！

面对来自朝廷压力的魁玉将军没有更多的办法。他只能督促审案小组成员，让官员们从张文祥嘴里找出幕后真凶。

13天过去，时间到了9月18日，案情的审理没有丝毫进展。朝廷又传来谕旨，内容没有变化，只是重申——此案必有幕后真凶，速查明。

审讯组官员对张文祥使用酷刑，不堪折磨的张文祥终于又交代出一点东西。他声称自己参加过太平军。接下来，又无后话。

一周后，魁玉将军上奏朝廷，说案犯供词“一味闪烁”“语言颠倒”。根据案犯自称参加过太平军的供述，已将其女儿张宝珍、儿子张长福及舅母罗王氏拿获。

魁玉的这道奏折，俨然是为了应付朝廷。无论如何，案情终归有了进展。可是，朝廷方面对魁玉的奏折十分恼火，奏折中根本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关于案犯“一味闪烁”“语言颠倒”的供词也无具体说明。

由此，朝廷方面开始对这位魁玉将军产生了怀疑。难道魁玉在偏袒案犯吗？

朝廷方面很快做出决定，派出时任漕运总督的张之万，赶赴江宁府会审。

10月7日，漕运总督张之万。第二天，张之万便传见审案小组的各司道府官员。了解情况后，张之万亲自提审张文祥。让各司道府官员颇感疑惑的是，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张之万都没有对张文祥动刑。张文祥自然也未交代出更有价值的材料。

张之万不对张文祥动刑原因很简单，他担心万一不小心将案犯拷打致死，无法向朝廷交代。

这个时候，江宁府的官员们都已经明白了一件事情，此案的背后一定有幕后策划、主使者。而幕后主使者敢派刺客杀害两江总督，自然也不是一般人。张之万更明白这一点。因此，无论这一大案子怎么审、怎么了结，都讨不到好。审不出幕后主使者朝廷不答应，马新贻的家人也不会答应。

在这种情况下，张之万能做的就是等待。他要等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朝廷8月发出的四道谕旨中，执行第二道谕旨的曾国藩。

张之万想把这个头痛棘手的案子移交给曾国藩。可是，曾国藩始终没有到来。一向办事雷厉风行的曾国藩为什么一反常态，拖延时日，迟迟不启程呢？

张之万找不答案。无奈之下，他上奏朝廷，说案犯张文祥死不招供，甚至当面拷打其子女也不心软。最后，张之万还是请朝廷放心，他一定能够了结此案。

又过了一个月，朝廷方面仍未收到结案的消息，震怒之下，责备张之万和魁玉办事效率低下，并警示二人：马新贻遇刺遇刺案已历时四个月，若再延误，后果自知。

12月9日、12日、18日朝廷又连下三道谕旨催促结案。魁玉和张之万终于承受不住压力，共同编造了一份结案报告。报告上说：张文祥交代，自己是一个海盗，因为马新贻在浙江“剿灭”了他的同伙，张文祥为了给同伙报仇，所以刺杀马新贻。这个交代大概可信。

这份报告让朝廷方面啼笑皆非，一桩震动朝野的人命大案，竟然用“大概可信”来敷衍搪塞。

朝廷方面对魁玉和张之万彻底失望。案犯拒不交代，从马新贻最后口述的遗疏中也不看不出任何端倪。马新贻在遗疏中只说明了两件事情：第一，向同治皇帝汇报工作，并特意指出，自己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前总督曾国藩和李鸿章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因此才有了今天的成绩；第二，马新贻谈到曾国藩正在处理的天津教案。马新贻声称，当自己听到天津刁民冲进外国人教堂滋事时，恨不得亲自去将那些刁民处死，只是自己职位所在，也只好天天生气罢了。

对于自己遇刺的事，马新贻在遗疏中却轻描淡写，一笔划过，只是留下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疑问句：为什么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要杀我？

就这样，马新贻遇刺身亡已经几个月，却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结果。这桩案子成为了一桩悬而未决的奇案。朝廷只能寄希望于曾国藩，希望他能审清此案。

然而，朝廷在8月29日发出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的谕旨，8月30日上午，曾国藩在天津接到谕旨，却拖延至11月还未启程前往江宁府，这几个月他在干什么呢？

8月30日这一天，曾国藩接到朝廷上谕后，立刻召集幕僚和江苏巡抚丁日昌、毛禀熙商议。这时候的曾国藩正在处理天津教案，不断受到中外舆论抨击，外国列强指责他惩处不力，国人骂他是汉奸走狗。曾国藩的心理压力非常之大，回任两江总督，正好让他脱离困境。可是，曾国藩并没有感到轻松，而是更加心惊肉跳。

两天后，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道谢恩疏，推脱说自己近来时常头晕眼花。江宁府路途遥远，恐身体无法支撑，恳请朝廷另选高明。

朝廷方面却没有答应曾国藩的请求，只说，你曾经经营过江南，对那里非常熟悉，无须四处奔波，只要坐镇江宁即可。

然而，又过了半个月，曾国藩仍未动身。10月20日，慈禧太后只得召见曾国藩，命他速速赶赴江宁。曾国藩仍然推脱说自己身体不好，经不起长途跋涉。

11月1日，慈禧太后再次召见曾国藩。这一次慈禧太后的态度很坚决，开门见山地质问，你什么时候去江宁？此时的曾国藩已无法再推脱，只好说，就在近期。

曾国藩的行为让朝廷大为不解，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两江总督遇刺这样的大案，朝廷方面自然急于找到真相，而作为朝廷重臣的曾国藩，似乎对此漠不关心，这其中有何蹊跷呢？

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870年8月21日，也就是马新贻遇刺的前一天。江苏巡抚丁日昌匆忙赶到天津直隶督署，求见曾国藩。就在这一天，丁日昌和曾国藩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第二天，8月22日上午，远在江宁的马新贻遇刺。8月23日，马新贻身亡。之后，丁日昌与曾国藩日日密谈，夜夜磋商。密谈和磋商的内容没有人知道。

马新贻遇刺案审理几个月后，忽然传来一条消息：说马新贻遇刺是因为和江苏巡抚丁日昌不和。

这个消息让丁日昌十分惊慌，他迫切希望好友曾国藩亲自审理此案。而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后，再没有推脱朝廷的上谕，于1870年11月7日启程南下。可是，在路上，曾国藩尽情地欣赏风景。12月14日，花了36天时间的曾国藩才抵达江宁。

难道丁日昌就是马新贻刺杀案的幕后主使者？而曾国藩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如果是这样，丁日昌为什么要派刺客杀后马新贻呢？是否真如传言所说，二人不和呢？

不幸的是，这个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一年前，准确地说是1869年10月5日这一天，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徐有得和刘步标陪同哨官王有明到苏州看病。夜二至更，徐、刘二人闲游妓馆，正巧碰上丁日昌之子丁惠衡、侄子丁继祖，带着一帮家丁等同游妓馆，双方发生争执，苏州亲兵营补用游击薛荫榜带亲兵胡家岳、丁玉林（丁日昌族人）巡夜，见徐、刘滋事，责打徐有得40军棍。徐有得不服，又遭重责。4天后，徐有得因伤死亡。

丁日昌得知子侄闲游妓馆滋事，导致勇丁酿命，不得不上奏，自请朝廷议处。上谕命马新贻审理此案，丁继祖投案，丁惠衡传唤未到。据丁日昌说，丁惠衡夜里越墙逃匿，不知去向。此案因丁惠衡拒不到案，一直拖到1870年7月6日才结案。此案结案后40多天，马新贻被刺，此时丁惠衡仍未归案。

丁日昌之子案与马新贻被刺案联系到了一起，朝廷上下沸沸扬扬。有人认为，丁日昌为了庇护儿子丁惠衡，从而派刺客杀害此案主审马新贻，致使案子不了了之。而在马新贻被刺前后几天，丁日昌与曾国藩数次密探，甚为诡秘。当传闻一出，丁日昌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即上奏朝廷，请求朝廷下旨命曾国藩迅速赶赴江宁。

而曾国藩到达江宁后，正式担任两江总督一职，却不提案子，只是玩。对马新贻被刺案采取拖延回避的态度。如果心中没有鬼，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这样一桩大案呢？不能不说，这一切和曾国藩、丁日昌密探有关。他们似乎早已定下了应对的策略。

曾国藩要把这个案子推给另一个人。朝廷在曾国藩赴江宁的同时，还派出一个钦差大臣，时任刑部尚书的郑敦谨。朝廷方面要求撤换张之万和魁玉两位主审大员，连同审讯组的司员也一起换掉。清廷处理此案的决心是异常坚定的。

可是，曾国藩来得晚，钦差大臣郑敦谨来得更晚。曾国藩足足等了郑敦谨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曾国藩只做了三件事：一、待客闲聊；二、读《阅微草堂笔记》；三、吊唁马新贻，并作挽联一副。

直到1871年2月17日，钦差大臣郑敦谨到来的前一天，曾国藩才翻开马新贻被刺一案的卷宗，记下有关案犯的名字。

1871年2月18日，钦差大臣郑敦谨抵达江宁。2月19日，大年初二，新的审案组成立。成员为：郑敦谨及随从伊勒通阿、颜士璋；曾国藩和他委派的江安粮道王大经、江苏题补道洪汝奎；以及马新贻生前的亲信候补道孙衣言、袁保庆。

案子开审，让郑敦谨意想不到的情形出现了。这位时任刑部尚书的钦差大臣，审案、断案自然有一套手段，然而，第一天审讯，没有任何收获；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同样如此。同坐正堂的曾国藩始终闭着眼一言不发。郑敦谨只好一个人发问，案犯张文祥没有交代出更多的东西。

两周后，郑敦谨痛苦地明白了，一切似乎都在别人操纵、安排之中。曾国藩的不配合，案犯张文祥的沉默，让郑敦谨放弃了审案到底的决心，他对曾国藩说：“看来，只好仍照魁、张二人原奏之法奏结了。”

曾国藩笑了。郑敦谨的心凉透，看来这世界上的有些事情不能深究，如同这个案子，深究下去，只能自陷其中，无法自拔。

接下来，郑敦谨要面临的问题是撰写结案呈词。难道真要照搬魁玉和张之万的结论吗？这对朝廷是没法交代的。于是，郑敦谨只好表演性地继续审案。

在审案过程中，郑敦谨也不对张文祥动刑。来来回回就问一个问题。候补道孙衣言愤怒地提出，如果不对张文祥动大刑，他是不会招供的。

郑敦谨急忙说，使不得，万一不小心打死了，怎么向朝廷交代？在这种“大家都不知道怎么交代”情况下，马新贻被刺一案就此了结。

郑敦谨和曾国藩联袂上书朝廷——此次审理于魁、张二人的审理结果相同，维持原判。在上书中，郑敦谨特别加上了一条：处决张文祥的刑罚要格外严酷，除凌迟之外，还应当摘其心以祭奠马新贻的亡灵。

这一份奏结，在呈送朝廷之前，补道孙衣言、袁保庆拒绝签字。他们认为，此案并不算了结束。而曾国藩笑着说，不签就不签吧。

事实上，朝廷方面根本就不知道，在新的审理小组中有孙衣言、袁保庆这两位候补道。

1871年3月19日，郑敦谨将奏结呈送朝廷。同时，将张文祥的口供抄录分送军机处、刑部存案。这次审理的结果成为既定的事实，朝廷方面只好接受这一事实。

1871年3月26日，朝廷下达谕旨，肯定了郑敦谨和曾国藩的奏结。并下令，4月4日将案犯张文祥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由曾国藩监斩。

4月5日，就在张文祥被处决的第二天，未等圣旨下达，郑敦谨便愤然离开江宁，打发了一个郎中代他回京交旨，声称自己有病不能回京。钦差大臣不回京交旨，按清制是要治罪的。曾国藩觉得有点对不住这个湖南同乡，借巡视地方为名，到清江去看望郑敦谨，百般安慰，劝其回京赴任。而后，朝廷下谕旨，命郑敦谨回京。郑敦谨再次以有病为托词，请求开缺，并终生不再为官。

而郑敦谨的两个随从回京后也悄然消失。同年6月，颜士璋被放到兰州，与充军流放所差无几，不久回籍赋闲。伊勒通阿8月19日“给全俸以养余年”，也回老家去了。

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到马新贻遇刺案的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而这股势力的操纵者会是谁呢？难道他就是晚清重臣曾国藩？

有一个事实无法回避——1868年，曾国藩统领的湘军击败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经营10年，天王府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其他王府、将军府也有不少收藏。曾国荃攻陷天京，纵湘军抢掠数天。为了灭迹，又放了一把火，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不熄。湘军均中饱私囊，大车小辆向湖南老家运送财物，几年中，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朝野议论纷纷，恭亲王颇有微词，慈禧太后心中不快。尤其令朝廷坐卧不安的是，十几年来湘军的实力迅速膨胀。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本是湘军浴血奋战攻打下来，他们在那里经营数年，视江宁为私有财产，岂能轻易拱手让给马新贻。除掉马新贻，江宁便可以重回到湘军手中。因为马新贻从进士直到总督，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他孑然一身来到江宁，却不知道自己已身处凶险的境地。

而马新贻被刺身亡后，还有一种传言，说他被刺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渔色亲友”。就在马新贻被刺身亡后，立刻就有“刺马案”的戏文上演。

马新贻被刺身亡，又有身后之玷，人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桃色绯闻，而且又有为友复仇，义薄云天的侠义故事，迎合人们猎奇的心理，适应玩家的口味。如果马新贻不死，也是百口莫辩。史家也对此望而却步，因为谁也不愿意去为一个渔色负友的小人辩白，冤不冤由他去吧。

这一切只能说明，马新贻遇刺案是一起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谋杀，从刺杀的实施来看，刺客张文祥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显然是经过精心演练和准备的，到后来制造马新贻“渔色亲友”的舆论，以及对案件审理和结案的设计，都足以说明是高手策划的结果。这个高手，除了曾国藩还能有谁呢？

因为，还有一个事实也不容置疑，在马新贻遇刺后，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这个宝座从此一直掌握在湘系手中，再无人敢问津。

事实上，在辛酉政变发生的半个月多以后，慈禧太后就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四省的巡抚、提督以下的文武官员都归他节制，曾国藩集该地区的军、政、财权于一身，他当然不肯放弃手中的权力。不过，曾国藩也的确为大清王朝做出了不少贡献，除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外，他还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