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原来是这样——曾国藩：最具争议的晚清权臣

在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历史人物，他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这个人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这个人，平生最为看重的就是清誉。可惜事与愿违。民国时，章太炎称他为“民贼”，待到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又称他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

然而，中国自古有立功、立言、立德的“三不朽”之说。还有“内圣外王”的儒家标杆。历史上真正实现这些的人，寥寥无几，曾国藩却是其中之一。

由此可见，曾国藩是一个极具争议而又复杂的人物。如作家冷成金所言：“在曾国藩身上，集中了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特点，也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

我们不妨从曾国藩少年得志说起。

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地主兼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和父亲都很有文化。祖父曾玉屏是个博学之人，父亲曾麟书是一名秀才，当过私塾教师。

可以想象，曾家的家教是非常严格的。正因为严格，曾国藩才饱读诗书，有扎实的文化基础。在读书方面，曾国藩颇有天赋，非一般人可比。他八岁便能读八股、诵五经，十四岁便熟读《周礼》《史记》。

他没费多大力气，就在道光十二年（1832）考取了秀才。6年以后，他又考取了进士。这一年，曾国藩才二十八岁，从此踏上仕途。

踏入仕途之初，曾国藩在京城供职，先后任职翰林院、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可谓平步青云，一路扶摇直上，升到朝廷二品大员。

不过，如果曾国藩不遇到一个特殊的契机，也只会像无数个封建官僚一样，默默无闻地度过他的一生，而不会成为一个叱咤风云，并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给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

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在金田起义，不到一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个中国。清政府下令，让各地在籍官员组织团练。清政府打的主意是，利用地主武装来打击农民起义的势头。

当时，曾国藩的母亲去世，曾国藩丁忧在家。清政府的一道指令，给曾国藩提供的机会。他开始着手练兵。在家乡，曾国藩声誉良好，靠着亲戚、好友、师徒的关系，他建立起一支数千人的地方团练队伍。这支团练，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湘军”。

咸丰四年（1854），清政府下令，派遣初具规模的湘军去镇压太平天国。出发之前，曾国藩还特意颁布了一道《讨粤匪檄》，檄文写得热烈激昂，意在鼓舞湘军子弟奋勇杀敌。果然，湘军勇猛，竟然抵挡住了当时风头正劲的太平军西征军，抵挡可不光是防守，还一举将西征军赶出了湖南和湖北的境地。

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团练武装，为何曾国藩手下的这支团练如此犀利勇猛呢？因为这支初期的“湘军”，在组建时，曾国藩就花了一番心思。首先，招收来的人，一律都是当时的乡民，吃苦耐劳，人又彪悍。而老兵油子和懒惰的市民，一律拒收，这些人会带坏队伍。而军官则与普通士兵不同，他们大多来自曾国藩亲友中的读书人，他们忠君，有献身精神，不会和清廷八旗贵族军官的争权夺利。

军官士兵都招进来了，接着编组。曾国藩把父子、兄弟，以及有他血缘亲属关系的士兵编在同一组织内。真应了那句老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你想这战斗力能不强么？能不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吗？你可别小看这种编组的招数，在当时是个创举，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接下来的江西战场上，曾国藩的湘军，却被石达开率领的西征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两军在九江、湖口一带相遇，石达开连破湘军，甚至还擒获了曾国藩的战船。

一时间，曾国藩怒火攻心，他从未遭受过这样的失败，精神大受打击，险些要投水自杀。据说，当时曾国藩满脸泥沙，披头散发，模样狼狈之极。

此战过后，太平军再度占领了武昌，湘军第一次东征失败。

到了咸丰六年（1856），江西太平军已经控制了江西的八府五十四州，而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只能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之间，进退失据。

不在，恰在这个时期，太平天国的天京内部发生内讧，其领导人相互残杀。前文说过，前文说过，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的湘军后，太平军内部分裂，为争权夺利内讧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著名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带了十万精兵出走。太平天国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走向了下坡路。

此时，曾国藩指挥湘军，重新占领了武昌，随后连续攻克了湖口、九江。至此，湘军掌握了江西战场的主动权。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之后，清军对太平天国的作战，逐渐形成了三个主战场。西线战场，由曾国藩直接指挥；苏南战场，由李鸿章率领淮军开辟；浙江战场，由左宗棠率领的楚军开辟。这样一来，从战略上对天京形成的包围之势。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率军向天京发起了最后的进攻。曾国藩一贯信奉“乱世须用重典”的思想。所以，在攻克天京城后，他纵容部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

据记载，湘军见人即杀，见屋即烧，见物即抢，一时间，血流成河，成堆的尸体涌入长江，几乎堵塞了江水，在曾国藩的日记里，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秦淮河尸首如麻。”“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五逾于今日。”

有人说，曾国藩是“剿灭”太平天国的“元凶”，而这个“元凶”，后来却又一步步登上了“圣相”的高位。其实，曾国藩升官一直很快，三十七岁时，便已官至二品，且声誉良好，被近代不少政界人物封为“官场楷模”。而他在险象环生的仕途之路上，却始终能够安然无恙，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曾国藩是一个笼络人才、使用人才的极品高手。他的幕僚个个都是能独当一面的人才，或下笔有神，或擅长理财，或熟懂法令，或精通政务。曾国藩对人才求贤若渴，使投奔他的人络绎不绝。每次有投靠者登门，曾国藩都要发给薪水，让投靠者先安顿下来，吃好喝好住好，然后才会面。

在面试投靠者的时候，曾国藩察言观色，细致分析，以求人尽其才；文采好的，就去做文案工作；有胆识、有谋略的，就派去打仗；学问好的，就派去校勘书籍；谨慎的就派去筹办粮饷。曾国藩仿佛有一双“火眼金睛”，他总是能准确地抓住人才，让其发挥自己最大的才能。识人、辨人、用人，这套功夫，绝非一般官员可以企及的。

曾国藩还是一个号称“一宗宋儒，不废汉学”文人，所以他非常尊重大儒和学者。因此，他身边还笼络了一批如钱泰吉、刘毓崧、罗汝怀等大儒。曾国藩的幕府，就如同一个小朝廷一般。

曾国藩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他的权位结合起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亲手培养了许多学生，提拔了很多士子，所以，他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时就有许多人把他吹捧成所谓的“圣相”。

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人。他人格精神力量十分强大，从年少时，他便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用以自我反省。曾国藩还特意留下了一本《家书》给自己的子孙。曾国藩在这本《家书》中，阐述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自己的精神境界。

曾国藩还是后来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其实，由于深受程朱理学的熏陶，曾国藩内心是鄙夷，甚至是厌恶维新派的。因为维新派“奉洋若神”。

然而，“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之”的景象，让曾国藩渐渐接受了一个词，叫“师夷自强”。

咸丰十年（1860）的时候，曾国藩曾在奏折中谈道：“将来师夷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第二年，他支持向洋人购买船炮，以“围剿”太平天国军。

湘军攻克安庆后，曾国藩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军械所，专门制造洋枪洋炮。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大清王朝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平稳期，后世称这一时期为“同治中兴”。在这个事情，曾国藩开始加入了推行洋务的行列。

对此，曾国藩有清醒认识，他认为，中国经济以农业为主，西方经济则是以商业为主。而且，曾国藩还从经济体制来分析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曾国藩认为，西方国家的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手中。掌握了经济权，也就掌握政权，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由于这样的深刻认识，在“剿灭”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上，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在上海购买机器，制造枪炮，可惜由于经费不足，制造局周转困难。次年，曾国藩据理力争，请朝廷特批一项专款，作为购买和制造轮船的费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才正常运转。

三年后，也就是同治七年（1868），中国第一艘现代化火轮出炉，船体长18.5丈，顺水时速达120华里。曾国藩将这艘火轮命名为“恬吉”。

“恬吉”号在吴淞口试航，到达南京后，曾国藩亲自登船感受。后来，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中国自强之道基于此。”

曾国藩认为，制造兵器、炮船，应该以培养中国人自己的能力为主，国人只有学会制造的原理和技术，才能真正认识到西方科学的重要性。可以说，曾国藩是把“师夷自强”的提法转化为了实践。

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爆发。

关于“天津教案”，要从法国传教士谢福音在天津望海楼旧址上，盖的一座天主教堂说起。这座教堂，被当地人称为“望海楼教堂”。在教堂附近，还有一个“仁慈堂”，也是法国传教士修建的，用来收养中国孤儿。

同治九年，仁慈堂里发生瘟疫，几十名中国孤儿死亡，尸体被埋在郊外。后来，尸体被野狗刨出，啃噬得惨不忍睹。这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与此同时，天津发生了多起拐骗儿童案。嫌疑人被官府擒获后，招认说，是受望海楼教民的指使。这在天津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士绅在孔庙集会，学生罢课，要求官府惩办洋教，拆除望海楼教堂。

这一年的五月二十三日，天津知县刘杰将嫌犯押往教堂对质。群众闻讯，都聚集在教堂周围。传教士谢福音一看这个阵势，惊慌失措，放出教堂内豢养的恶犬，还指挥教民驱赶群众。群众奋起反击，将教堂门窗砸毁。事态升级。

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得到报告，当即去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崇厚出兵镇压。崇厚却不答应，丰大业一怒之下，对崇厚连开两枪，但没击中。丰大业便和自己的秘书一起，把通商衙门里的家具器物全部砸毁后离去。

在回领事馆的途中，丰大业又与天津知县刘杰相遇，一言不和，丰大业又举枪向刘杰射击，不知是丰大业视力差，还是枪法烂，这一又没打准，没打中刘杰，打中了刘杰的一个随从。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围观民众，于是一拥而上，将丰大业活活打死。

此后，民众向袭击教堂。打死了传教士谢福音，还有一些修女、洋商和洋职员，共计20余人，又一把火烧毁了望海楼教堂、仁慈堂和法国领事署。

这一举动给了列强以口实，英、法、俄、德、比利时、西班牙等七国舰队在天津、烟台集结，要求清廷严惩闹事民众。

清政府立刻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天津处理这一事件。曾国藩到达天津后，经过调查，认定双方都有过错——教民欺负百姓，教士庇护教民，领事庇护教士，而拐骗儿童，继而挖眼刨心的事情也属谣传，毫无实据。

可是，民众却不以为然，谣言越传越广，以至于曾国藩贴出的说明情况的告示，一到晚上就被人撕毁。甚至在告示所署“曾国藩”名字上挂了一绺白麻，表示曾国藩为洋人披麻戴孝，卖国求荣。

实际上，当时曾国藩抱病在身，他心力交瘁，以“中庸”的方式，最终把天津教案办成了典型的屈辱外交，引得全国上下一片骂声。连慈禧太后都公开声称“曾国藩文武全才，可惜不能办教案”。

此后，清政府将李鸿章调到天津，继续调查，将天津教案办理失误的责任，全推到曾国藩身上。

别人不知道，曾国藩自己心里很清楚“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对于来自各方的责难，他只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应付，并不多做辩解和解释。

天津教案事发两年后，也就是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病逝，终年六十二岁。清朝政府给予他“公忠体国”的论定，谥号“文正”。

作为大清王朝的一名权臣、重臣，曾国藩在功高震主的情况下，仍能保住晚年，关键在于他熟读史书，知得失，即使在危难之际也不树敌，也懂得以退让换得平安。一句话，恪守臣道，不违友道。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和曾国藩一直注重修身养性有关。曾国藩的修身，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和谦虚等。他的生活起居也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写字等，每日坚持记日记。

慈禧太后也曾感概道：曾国藩是“天下第一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