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原来是这样——孔子绝世传奇（中）

孔子做的第一个官是中都宰，时间是公元前500年，这一年孔子五十二岁。中都宰这个职务相当于两汉时期的司隶校尉，也就是现在的首都市长，算是官场准一线人物。《孔子家语》第一篇《相鲁》，开篇讲的就是孔子出任中都宰后做出的政绩，成绩相当不错，这足以证明孔子并不是个酸文人，他的政治能力同样不能忽略。

在五十知天命之年，孔子的儒家思想体系已经基本成熟，他所需要的，是一块能推行自己政治思想的试验田，中都宰官位不算高，但有实权，是地方一把手，何况还有鲁定公的支持。鲁定公让孔子出任中都宰，大概也有让孔子进行改革试验的意思。

孔子在中都宰的任上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死得也有尊严，即制定“养生送死之节”。

二、制定老幼有别的饮食标准。

三、任人唯贤，能力强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即“强弱异任”。

四、男女授受不亲，这对维护封建道德体系来说非常重要。

五、提倡节俭，禁止在器物上雕琢华文。

六、禁止修建豪华墓地，并在墓地周边种树。

孔子在上任之初烧了六把火，政治影响非常大，在“六条新政”实行一年后，各国诸侯都对孔子新政大加赞赏，并在国内推行孔子新政。孔子在出仕之前是以文化教育闻名于诸国，在政治上，孔子并没有得到认可，而自各国推行孔子新政后，对孔子仕途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是无可估量的。

孔子在官场上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他自己也信心满怀，鲁定公曾经问他：“老夫子的新政，是否可以在鲁国全面推行？”孔子回答得很霸气：“在天下各国推行都不成问题，何况在鲁国！”

鲁定公之所以这么问孔子，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提拔孔子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孔子担任的中都宰属于地方官编制，相当于王安石在任鄞县令期间推行的变法试验，鲁定公要做的，就是把孔子上调至朝廷，就像宋神宗把王安石调到京城搞变法一样。

第二年（前499），孔子从地方官变成了中央大员，出任司空，相当于主管农业的内阁副总理。孔子在司空任上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将鲁国的土地进行分类，即“五土之性”。

所谓五土，是指除了耕地之外的山林、丘陵、沼泽、川泽、高地，孔子将五种不同的土地形态严格区分，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特色农业，即“物各所其所生之宜”。现在我们经常讲“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向大自然要效益，其实孔子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开始做了。

孔子在司空的位子上坐了一段时间，鲁定公很快又给孔子安排了新的工作——司寇，司寇主管司法工作，相当于现在主管政法口的内阁副总理。春秋时代的司寇分为大司寇和小司寇，而历代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孔子出任的是大司寇，司马迁即持此说。一种认为孔子出任的是小司寇，即没有副总理头衔的司法部长。

不过根据《孔子家语·始诛篇》的记载，孔子在出任司寇时，同时还出任鲁国看守内阁的首相，“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司马迁认为孔子以大司寇入摄宰相事，是在几年之后的鲁定公十四年（前496）。从时间上来推断，孔子司空的任期应该不会太短，两三年的时间应该是有的，这就能解释孔子直接从司空任上接任大司寇并摄宰相事。

司马迁的记载应该有误，而《春秋榖梁传·定公十年》则有这么一段记载，“夹谷之会，孔子相焉”。这个相并非宰相职务，而是在特定场合担任的鲁国全权代表。说明孔子在此时已经具备了代理宰相的实权，所以《始诛篇》所说的孔子任司寇并摄相事大致是可信的。

孔子在司寇任上，做了许多事情，下面只着重讲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一件是著名的齐鲁夹谷之会，孔子逼退齐人，力保鲁定公的人身安全，一件是极具争议的孔子杀少正卯事件，先讲夹谷之会。

夹谷之会发生于公元前500年，与会者有齐景公姜杵臼和鲁定公姬宋，地点位于今山东的莱芜与新泰之间。春秋时，各国君主为了各自的政治目的，频繁会面，互结盟友，这是很正常的。鲁庄公也急于搞好与齐国的外交关系，收到邀请帖之后，鲁定公立刻轻车往从，却被孔子拦住了。

孔子很善意地提醒鲁定公，从文事者必有武备，从武事者必有文备，齐人诡诈，不可不防。我们应该带上甲兵，万一姜杵臼对我们起了歹心，我们也有个回旋的余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孔子对齐景公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此君一心要学齐桓公称霸天下，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其实孔子所不知道的是，这场夹谷之会，齐景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鲁定公，而是孔子本人。根据《史记·太公世家》的记载，孔子出任鲁国司寇，对齐国君臣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齐景公知道孔子的本事，一旦让孔子在鲁国全面执政，鲁必强而齐必弱，所以齐景公想打掉孔子。

齐大夫犁鉏给齐景公出了一个馊主意：假借开会之名，把鲁定公和孔子都请过来，然后派出生性粗悍的莱夷登场跳舞，伺机拿下鲁定公，制造鲁国混乱，从而让孔子无用武之地，齐景公喜而从之。

说到这场充斥着阴谋的夹谷之会，就不能不提及战国时期那场著名的秦赵渑池之会，蔺相如几乎以一人之力，在虎狼秦兵的刀戟下捍卫赵国的国家尊严，将霸气的秦昭襄王逼得狼狈不堪，从而一举成名天下知。

孔子在夹谷之会前就已经名扬天下，但时人对孔子的了解主要是文化和政治方面，对孔子的性格却不甚了解。没人想得到，表面上温文尔雅的孔夫子，骨子里却有一股刚狠之气，用几十年前的时髦话说：孔仲尼的肚子里装着一个钢铁公司。

如果没有孔子的及时安排，齐人的计划将会非常完美，等鲁定公一登坛，齐兵立刻拿下鲁君，一切就都结束了。齐景公可能也没想到鲁定公此来，会带这么多兵马，但齐景公还有第二招，就是暗令莱夷上场击鼓。这支所谓的齐国乐队打着旗子，头戴羽冠，身上围着皮裙，手中挥舞着矛戟剑刀，乱哄哄地抢上台，场面非常骇人。

这群“项庄”在台上舞剑，自然是冲着“刘邦”去的，而“刘邦”身边的樊哙，就是孔子。台上群魔乱舞，对鲁定公的人身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孔子已经看出齐景公要做什么了，如果鲁定公被杀，鲁国必将大乱，到时自己的治国理想将无情地破灭。所以即使为了自己的利益，孔子也必须站出来说话。

孔子懂得一个道理，如果让敌人听进去自己的话，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实力做后盾，否则谁听你的？孔子从鲁国带来的三百甲兵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孔子的强力指挥下，鲁国亲卫部队拥上坛子，强行拽走鲁定公，剩下孔子一人，站在坛上和齐人斗嘴，争取道义上的胜利。

其实自鲁兵上坛之后，齐景公的劫持计划就已经失败，再加上被孔子好一顿数落，齐景公的脸上很挂不住。不过孔子还是给齐景公留了一点面子，没有戳穿他的阴谋，只是说两国国君会谈，用夷人为乐，于礼不当，请罢乐，齐景公理屈词穷，只好垂头丧气地照办。

齐景公估计是老糊涂了，眼前的形势已经对他非常不利了，他还是不死心，至少也要羞臊一下孔子，一舒心中的闷气。齐景公又做了一件事情——让从齐国带来的优伶侏儒们上台，在优哉游哉的齐国宫廷乐的伴奏下，这些戏子在孔子面前摇头晃屁股，美其名曰弘扬高雅艺术，实则丑态百出。

齐景公认为孔子骨子里只是个文人，面对这样的羞辱，最多也就是说几句不疼不痒的风凉话。但让齐景公，以及在场所有人意外的是，孔子只说了一句话：“匹夫而营惑诸侯者当诛，请命有司。”

还没等齐人反应过来，虎狼似的鲁兵已经冲上来，对着这群还沉浸在高雅艺术中的齐国艺术家一通乱砍，血肉横飞，估计鲜血溅了齐景公一脸，现场惨叫声如雷贯耳……

这就是孔子的手段！

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如果换成别人站在台上，可能会指责齐景公对鲁国不敬，齐景公早就不要脸了，还在乎挨几句骂？但孔子突然来这么强硬的一手，却把齐景公镇住了，至少孔子有意无意地向齐景公发出警告：真要这么玩下去，今天我们谁都别想走，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

现场的齐鲁兵力应该相差不多，真要进行火并，难说齐景公能全身而退。好汉不吃眼前亏，孔子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齐景公可不陪这个疯子一起完蛋。在孔子的“淫威”之下，齐景公只能服软，双方签订了一个对齐国来说非常不平等的条约。

当年阳货逃入齐国，给齐景公带了一份见面礼，即将原属鲁国郓、、龟阴三地献给齐国。而此次齐鲁夹谷之会，应该就与此事有关，但以齐国的国力，在正常情况下，齐景公是不会将这三块肥肉吐出来的。只是经孔子这么一闹，齐景公手上已经没牌可打了，只好不甘心地将三地还给鲁国。

所有人原以为在这场夹谷之会中，齐景公和鲁定公是两大主角，结果被配角孔子抢尽了风头，独占戏份，两位国君倒成了跑龙套的群众演员。鲁定公本来就要重用孔子，孔子出风头，对他继续重用孔子提供了现实依据。

最亏的还是齐景公，好端端的一场大戏演砸了，齐国和他本人的形象被严重影响。其实还有一个人更是在孔子的间接对抗中惨败，就是给齐景公出主意的齐大夫犁鉏。犁鉏认定孔子“知礼而无勇”，所以在制订计划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孔子的因素。结果孔子一个巴掌狠狠地扇在犁鉏的老脸上，犁鉏被抽得眼冒金星，想必齐景公回到临淄后，少不了臭骂犁大夫。

这次夹谷之会力屈齐景公，是孔子从政生涯中极为辉煌的一场大胜利，体现的是孔子的机智勇敢，说孔子是开钢铁公司的，并不是吹捧。但和蔺相如在渑池之会上力屈秦昭襄王的故事相比，孔子在夹谷之会上的英雄行为还是不太为人所熟知，其实完全可以认定，蔺相如的勇敢是受到了孔子的启发，当然蔺相如的勇气是值得所有人敬佩的。

虽然有些学者质疑孔子在夹谷之会上的英雄表现的真实性，理由也似乎很充分，但《左传》《榖梁传》《孔子家语》《史记》都详细记载了此事，不应该是虚构出来的。

孔子不是圣人，他的那些观点未必都正确，但孔子至少是一个英雄。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其实是有脾气的，而不是被后人严重神化的那个不苟言笑的道学先生，真实的孔子有缺点，但这样的孔子才值得后人尊敬。

讲完了孔子在夹谷之会力屈齐景公的事情，再来讲一讲另外一件轰动历史的大事件，即发生在公元前496年的孔子杀少正卯事件。

我们都知道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学家，自从归鲁之后，孔子一向以教育业为主，开馆授徒，场子铺得非常大。但话说回来，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竞争，而孔子在教育行业面临的最大对手，就是时任鲁国大夫的少正卯。换句话说，孔子是用最简单的暴力手段消灭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

春秋时的孔子虽然也是一线名流，但还没有混到像后世那种唯我独尊的地位，至少孔子能做的，会做的，少正卯都在做，而且成绩与孔子相当。众所周知，孔子的经济条件一般，但自从开坛讲学后，孔子可以收学生交的学费，这几乎是孔子经济收入的大头。

孔子收学生，每人要收十条腊肉，孔子号称门徒三千，三万条腊肉……另外，孔子还有一个进钱的门路，就是对外接办白事。谁家要办丧事，都要找些社会名流来撑面子，孔子是鲁国文坛大宗师，能请来孔子，自然少不了要给孔子一些辛苦钱。

任何一个行业的经营者都希望自己垄断本行业，虽然嘴上不会这么说，但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孔子不是神，他也是有私心的，少正卯同样开坛讲学，对孔子来说有两方面的威胁：

一、经济上的威胁，因为孔子门下的这些学徒，也经常到少正卯的学校听课，估计没少给少正卯交学费。如果钱都让少正卯赚走了，让孔子喝西北风？

二，声望上的威胁，世人皆知孔子是鲁国第一大学者，但少正卯的出现，已经严重威胁到孔子的社会地位。如果任由少正卯在文化界的势力发展下去，将来青史留名的，可能是少正卯，而不是他孔仲尼。

来自经济上的威胁，也许还不至于让孔子对少正卯起杀心，钱少赚点饿不死人，但来自声望上的威胁，是孔子绝难接受的。三千弟子，只有颜渊一人始终立于门下，其他二千九百九十九人皆分不出孔子与少正卯谁更贤达，这个威胁不除，几乎要了孔子的老命。

孔子应该很早就对少正卯起了杀心，但当时孔子手中无权，除非搞暗杀，但暗杀将会给孔子的声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只能以公权力除掉少正卯。直到孔子出任司寇，掌握了司法大权，孔子才有条件实施自己的计划。

从时间上来看，孔子杀少正卯，是在夹谷之会前，也就是孔子出任司寇的第七天，这个时间充分说明孔子杀少正卯是久有预谋的。少正卯只是鲁国两位文化大师之一，有声望但没有权力，而已经掌握相关权力的另一位文化大师孔子要对他下手，简直易如反掌。

杀少正卯的过程非常简单，根据记载此事最早的《荀子·宥坐篇》所说：“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孔子手中有司法权，杀人自有他能公开拿出的借口，当门人问孔子为什么要杀少正卯这样的文化大师时，孔子给少正卯定了五项大罪，“一、心达而险；二、行辟而坚；三、言伪而辩；四、记丑而博；五、顺非而泽。”

这就是孔子所谓少正卯犯下的“五恶”，平心而论，除了第四、第五条属于文化理念上的差异外，前三条全是无中生有的扣帽子，欲加之罪，其无辞乎！所谓“心达而险，言伪而辩”，这也只是孔子自己的说辞，谁能证明少正卯心险、言伪？如果少正卯担任司寇，给孔子扣上“心险、言伪”的大帽子，孔子能接受吗？

除了以上“五恶”之外，孔子还大肆攻击少正卯，说少正卯“聚徒成群”，是“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甚至还拿商汤诛尹谐、周公诛管叔正相提并论。众所周知，“聚徒成群”的可不只是少正卯，孔子的门徒不比少正卯少，按孔子这个逻辑，他也是小人之桀雄，不可不诛？

如果说夹谷之会，孔子展示了性格中的刚硬一面，那么可以说在诛少正卯的事件中，孔子性格中恶的一面被展现得淋漓尽致。通俗地讲，孔子对少正卯是一肚子的“羡慕嫉妒恨”，原来伟大的孔老夫子也会忌妒人才，甚至为了私利而杀人。

后世儒者，特别是儒家思想已经严重异化的明清时代，一些学者为了维护孔子的正直形象，一直极力否认孔子杀少正卯，认为这是穿凿附会，比如清人崔述。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太阳有黑子，并不影响太阳的光辉。

一代贤相王猛为了保住地位，非常恶毒地设金刀计，欲置慕容垂于死地，也并没有影响王猛的江湖地位。更何况首先记载孔子杀少正卯的，是儒家最正统的传人荀子，如果此事并不存在，荀子没有任何理由去黑自己的学术先祖，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宋朝学者一般都承认孔子杀少正卯，但认为孔子此举是正确的，比如苏洵和司马光。当然宋人承认此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借孔子杀少正卯，来抹黑王安石变法，把王安石比作少正卯第二，“心达而险，言伪而辩”，对王安石以笔诛之而后快。

孔子杀少正卯，很明显是出于私心，但宋人却加以美化，说什么孔子杀少正卯是非大英雄、真豪杰所不能为，吹捧起来极为肉麻，丝毫不顾及持不同意见者的心理承受力。从哪个方面讲，孔子以权谋私，擅杀贤人，都是孔子伟大人生中永远抹不掉的最大污点。

人有一点私心很正常，但不应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解决问题，不过除了杀少正卯是出于私利外，孔子在任职期间基本上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孔子当了三个月的代理宰相，根据《史记》记载，鲁国“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这样的成绩是相当不错的。

就像苻坚不会因为王猛出于私心要置慕容垂于死地，就冷落王猛一样，孔子杀少正卯，鲁定公并没有改变对孔子的态度，但孔子还是在不久之后离开了鲁国。具体原因，还是和之前夹谷之会上出尽洋相的齐景公和他的狗头军师犁鉏有关。

《韩非子·内储说下》对此事记载得比较详细，说齐景公已经领教了孔子治政的厉害，担心孔子继续在鲁国执政，会影响到齐国的争霸事业。犁鉏又出了一个馊主意，让齐景公送给鲁定公（《韩非子》误作为“鲁哀公”）一支美女乐队，让鲁定公整日沉浸在美色乐曲之中，自然也就无心听政了，孔子就无法继续在鲁国执政，齐患去矣。

齐景公此时已经行就将木，但还是满脑袋的争霸思想。为了虚幻缥缈的所谓霸业，齐景公用了犁鉏出的这个不入流的主意，派出一队“西施”入鲁，果然成功地迷惑住了鲁定公，孔子又被晾到了一边，没人管没人问了。

不过韩非子的说法也不太准确，韩非子说孔子离开鲁国去了楚国，实际上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站是鲁国西北方向的卫国，时间应该是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

孔子离开鲁国，应该和鲁定公沉迷于女色有关，此年的孔子还不到六十岁，在政治上依然还有上升的空间。孔子是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不希望自己未来不太充裕的时间都浪费在和鲁定公的对峙上，他需要换个地方寻找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