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一讲文学。
每个时代都有其带有明显社会烙印的文学，这话很有道理，唐有唐诗，宋有宋词，元有元曲，春秋自然也不例外。说到春秋时代的文学作品，其中不用多作介绍，我们可以张口说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名字。
虽然《诗经》的出现，距离现代社会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了，但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在生活中大量遇到与《诗经》有关的著名诗句，这也是《诗经》魅力长久不衰的明证。简单列一下家喻户晓的《诗经》名句：
《国风·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句是《诗经》中最著名的。同出此诗的还有“辗转反侧”、“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小雅·车辖》：高山仰止。
《国风·秦风》：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邶风·击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乔迁之喜”的出处）。
《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国风·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国风·桃夭》：桃之夭夭（“逃之夭夭”的出处）。
《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周南·兔置》：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邶风·谷风》：新婚燕尔。
《邶风·北风》：携手同行。
《卫风·氓》：信誓旦旦。
《唐风·绸缪》：今夕何夕。
还有许多，不再一一列举。
《诗经》并非一人一时所作，而是春秋时人整理了从商周到春秋中叶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总和，就像我们不能说诗是自唐朝才有的一样。因为《诗经》所载诗歌的来源比较复杂，有宫廷舞宴诗，有民间爱情诗，也有讽刺时政诗，所以《诗经》没有一个固定的作者。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经整理过《诗经》，最终将原来散落的《诗经》三千多篇删定为三百零五篇，也就是俗称的“诗三百”。不过这个说法遭到后人的大量质疑，认为孔子并没有删定过《诗经》，持此观点的，远有朱熹、叶适，近有胡适、钱玄同。该派学者最有力的一个证据，就是《诗经》创作时间最晚的《陈风·株林》的出现，比孔子出生那一年（前551）足足早了47年。
对后人来说，孔子是否删定过《诗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幸看到了华夏先民给后世留下的这份无价的精神遗产。正如近代学者顾颉刚所说：“我们要研究文学和史学都离不开《诗经》，它经过了两三千年，本质还没有损坏，这是何等可喜的事！我们承受了这份遗产，又应该何等的宝贵！”
孔子删定《诗经》，在史学界争议非常大，但西汉毛亨、毛苌修订《诗经》是确定无疑的，几乎没有争议。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其实就是二毛所编集的版本，所以自西汉以来，《诗经》也称为《毛诗》。
《诗经》现在所存三百零五篇，外加六篇笙诗。上面讲了，《诗经》是当时各阶层创作诗歌的总集子，体裁相当于《全唐诗》，存集了上至帝王、下至寒士的作品。
关于《诗经》的分类，宋人苏轼曾经对了一个下联，就是著名的“四诗风雅颂”。《诗经》分为三大块，分别是《风》、《雅》、《颂》，而《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所以称为四诗。
在三百零五篇中，《风》的篇幅最多，有一百六十首；其次是《小雅》七十四首；《大雅》三十一首，《颂》四十篇。其中《颂》和《大雅》主要是讲述商周贵族对自己祖先的歌功颂德，类似于后代王朝的庙舞，内容相当枯燥乏味。
比如《颂·执竞》篇：“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钟鼓喤喤，磬莞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这是肉食者吃得满嘴流油之后，歌颂自己的富贵生活，完全不接地气。
单纯从艺术上讲，《颂》和《大雅》不属于民间创作，但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二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记载商周时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比如《大雅·文王之什·大明》提到了周武王姬发伐纣，战于牧野，“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原彭彭。师维尚父，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描写了周军伐商的浩大场面。
还有就是《大雅·文王之什·绵》，描写了周人从弱至强的发展过程，涵盖了政治制度、人事制度、经济制度，还有周人建设城市的场面，是研究周朝历史必须要用到的珍贵史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书名，就是取自《绵》篇的第二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讲述了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姬亶父率族人沿着渭水西行，来到岐山定居的历史。“水浒”，顾名思议，就是水边，《水浒传》书名的本义，就是水边发生的故事。
相对于《颂》和《大雅》，《小雅》具有明显的士大夫情怀，对下层的人文关怀更为强烈，视野往下看。而不是像《颂》那样高高在上，不管百姓死活。当然，《小雅》也有不少描写士大夫饮酒享乐的诗篇，但比那些描写肥头大耳的贵族篇章更有艺术气质。正如近代学者朱东润所说：“《小雅》多言人事，《大雅》多言祖宗。”
在享乐的同时兼顾对下层的关怀，这并不矛盾，历朝以来的士大夫都是如此，这是知识分子的阶级双重性所决定的。白居易一边和妙龄歌姬打情骂俏滚床单，一边痛骂贪官污吏，为底层百姓鼓与呼，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三国枭雄曹操有一首著名的《短歌行》，其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几句实际上并非曹操的原创，而是曹操全文照抄《诗经·小雅·鹿鸣》的原句。
这首著名的《鹿鸣》位列《小雅》第一篇，在文学史上的影响非常深远。曹操就做了一回文抄公，曹操的儿子曹丕也写了一篇《短歌行》，其中“呦呦游鹿，衔草鸣麑”一句，也是化用了《鹿鸣》的句子。
之所以说《小雅》中的诗篇要比《颂》更具有文学性和士大夫气质，主要是因为二者之间的传播性有天壤之别。《颂》则让人看得昏昏欲睡，几乎没有名句流传下来，而《小雅》的名句数量，在《诗经》中仅次于《风》，而多于《大雅》和《颂》。
除了《鹿鸣》，《小雅》中脍炙人口的名篇还有：
《皇皇者华》（载驱载驰。）
《常棣》（兄弟阋于墙，而御其侮。）
《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出车》（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菁菁者莪》（既见君子，我心且喜。）
《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
《鹤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甫田》（万寿无疆。）
《白华》（天步艰难，之子不犹。）
大家都知道，《诗经》里有许多歌颂爱情的篇什，多集中在《风》，其实《小雅》也有几篇爱情诗，其中以上面提到的《菁菁者莪》最为特殊。说它特殊，不是因为这首诗的句子有什么与众不同，而在于它的朦胧意境，以及留给后人解读的广泛空间。
《菁菁者莪》和《小雅》中的另一篇爱情诗《隰桑》在文字结构上非常相似，而且主题接近，都描写了一位美丽的女人在郁葱的山丘中遇到让她一见倾心的男子。
《隰桑》的叙事方法比较直白，如“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将少女敢于向心上人示爱的勇敢表现得淋漓尽致。《菁菁者莪》则有些像李商隐那首著名的《无题》诗，欲说还休，既可以解释为君子之交，也可以理解成爱情诗，全诗如下：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见君子，我心则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见君子，锡我百朋。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
古人对这首诗的解读有一定分歧，《毛诗》将此诗解读为培养教育音乐人才，而朱熹却批评《毛诗》的观点是胡说八道，朱熹认为这是一种君子交往的诗篇。由于历史环境的不同，近现代人则更多地从爱情角度解读此诗，依然可以说得通。
近人胡适批判汉朝文人扭曲爱情诗的本意，“《诗经》里面描写的那些男女恋爱的事体，在那班道学先生看来，似乎不大雅观，于是对于这些自然的有生命的文学不得不另种种附会的解释。明明是一首男女的恋歌，他们故意说是歌颂谁、讽刺谁的。”
就《菁菁者莪》所描写的内容，再结合逻辑的合理性来判断，一个男子在山间遇到另外一个修养、涵养俱佳的男子，心情激动，面色潮红，被解读为君子之交，实在太过勉强，也不符合诗中的意境。《隰桑》中有“既见君子”，这里的“君子”是指令妙龄女郎心动的漂亮男生，《菁菁者莪》中的“我”不应该是男人，而是一个对爱情充满渴望的女孩。
在《小雅》七十四首诗中，爱情诗并非主流，反映民间疾苦的诗最多。如果说《颂》和《大雅》是“钟鼎烹食”，《风》的主色调是民间纯朴的情感抒发，《小雅》的主格调就是“悲天悯人”。这些历史上无名的诗人，同情社会底层的蝼蚁百姓，以笔作戈，投向残暴腐朽的统治者，《小雅·大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诗篇。
《大东》创作于西周时期，作者是谭国（今山东济南附近）的卿大夫，姓名没有留传下来。这首诗反映的是西周王朝（极有可能是周幽王时期）对东方百姓的残暴压迫，可谓字字血泪，让人不忍卒读。
《大东》原诗共七段，每一段文字都充满了对西周贵族剥削百姓的极度痛恨，特别是第一段直入主题，底层人民的痛苦与心酸跃然纸上。这一段讲述西周贵族把从谭国抢夺来的财物装上大车，向西快乐地驰行，而谭国百姓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他人所蚕食，转过身去，泪流满面。
第二段是怒斥西周掠夺百姓财物的强盗行径，造成百姓的极度贫穷。“小东大东，杼柚其空；纠纠葛屦，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来，使我心疚。”家里的织机都被恶如虎狼的地主们抢光了，只给穿着草鞋，冬天如何抵御霜寒冰刀？但地主老爷们依然向穷苦百姓征收苛捐杂税，毫不手软。
第三段以下是作者的大声疾呼，“契契寤叹，哀我惮人。哀我惮人，亦可息也。”作者希望周王朝的贵族能够稍微体谅民生艰难，减轻百姓负担。杜甫在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结尾也作同样呼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诗人忧国忧民，却打动不了贪婪残暴的统治阶层，不夺民利，这伙寄生虫就无法生存，所以这种痛彻心肝的呼吁在当时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孔子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抛开《大雅》和《颂》廉价的歌颂，其他诗篇的思想境界非常纯净博大，基本涵盖了社会道德层面的所有范畴，有爱，有恨，当然也有孝。
孝是什么，很简单，孝顺父母，礼敬长辈。在中国古代的道德体系中，“孝”本来是排在“忠”前面的，后来统治者为了治下万民对自己卖命，变成了“忠孝”，甚至将“忠”与“孝”对立，说什么忠孝不能两全。
《孝经·三才章》开宗明义地讲道，“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孔子说的。在《圣治章》中，孔子再次强调“孝”的重要性，“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是对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而在《五刑章》中，孔子奋声疾呼“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孔子认为，世界上最罪大恶极的事情就是对父母不孝，特别是那些弑父弑母的人，更为法律人伦所不容。
一个人活在世上，不一定有亲生子女，但一定有亲生父母。《孝经》大力宣扬子女对父母的孝道，对中国历史影响极大，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最核心的思想体系，不孝者即为兽行，天可诛之，地可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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