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原来是这样——孔子绝世传奇（上）

接着讲孔子。

历史上有两个伟大人物曾经做过粮草官，一个是孔子，志在于学，一个就是韩信，志在于天下。历史安排他们从保管仓库做起，确实有些荒谬，他们岂是津津于如此琐碎事情的人。韩信一心要做大将军，对粮草官毫无兴趣，而孔子则脚踏实地，在这个岗位上混过一段时间。

孔子曾经总结过自己对仓库保管工作的心得：“干这一行，一定要心细如发，不能在数字上出问题。”之后孔子又做过一段时间的“弼马温”（司职吏），替季家管理牛羊。

孔子似乎对这样的基层工作很有兴趣，无论是做粮草官，还是做牛羊官，他都把自身的管理价值最大化。做委吏，“料量平”；做司职吏，“畜蕃息”。有后人指责孔子是个读死书的书呆子，不了解社会，不接地气，实际上这是误解。

正如孔子自己所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正因为孔子年轻时家境贫寒，不得不在社会底层找工作谋生，这反而对孔子全面了解社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做人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只要工作努力，总会有升迁机会的，像韩信那样，只是特例。

由于《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早期的活动顺序记载得相当混乱，而且语焉不详，不清楚孔子是何时升任比“委吏”、“司职吏”更高级别的司空的。司空是周朝六官之一，管理范围非常大，包括农业、林业、城建、交通，几乎掌管着政权赖以维系的经济命脉。

不过以孔子的官场地位，不太可能从司职吏一跃成为大司空，这样的肥差，官老爷们早就自己霸占了，怎么会让刚在官场崭露头角的孔子来做？从逻辑上讲不通。后人猜测孔子可能确实在司空部门工作过，但不是经济主官，而是副职，即通常所说的小司空。

以上三个职务都是经济官员，但在此之外，孔子还做过文化官员，具体职务是在鲁国的太庙助祭。《论语·八佾》说孔子经常进入太庙活动，与别人进行业务探讨。太庙可不是等闲人物随便进入的，孔子有资格进太庙，说明孔子的工作和太庙有密切的关系。南宋朱熹在《论语集注》也提到这件事情，说：“此盖孔子始仕之时，入而助祭也。”

应该说，在文化教育部门工作是比较适合孔子的志向和性格的，孔子曾经说过：“吾十五志于学”，说明孔子很早就有了投身文化教育事业的想法。而且孔子的性格并非后人所臆想的那般庸猾，而是性烈如火，品性刚直，他是看不惯迎来送往、点头哈腰的衙门作风的。

努力总会有回报，孔子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基本上在文化教育界打开了局面。“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在孔子三十岁（前522）前后，已经是名满齐鲁大地的公共知识分子了，算是鲁国文化教育界挚大旗的人物。

孔子的知名度已经不限于鲁国，诸侯都知道鲁国有一个名叫孔丘的高级知识分子。公元前522年，一代名君齐景公姜杵臼和一代名相晏婴率庞大的代表团出访鲁国，增强齐鲁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按政治级别，孔子不会出现在鲁国接待齐国元首的名单中，但作为文化名人，孔子还是得到了姜杵臼的接见。

清人崔述怀疑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载的齐景公见孔子的故事有可能是造假，其实A国政要在出访B国时，会见B国的文化名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何况崔述也没有提出合理的质疑。

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国界开放时期，虽然诸国林立，但诸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频繁，人员进进出出，而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国均采取新闻放开政策，所以一国发生什么事件，其他国家很快就能知道，这也促进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为日后中原思想统一奠定了基础。

孔子也受益于这种新闻开放，他虽然身居鲁，却对天下事了如指掌。许多鲁国之外的重要人物，比如管仲、姜小白、晏婴、赵盾、子产等人，都被孔子拿来品头论足。

其中孔子对管仲和子产的评价是极高的，对于管仲辅佐姜小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从民族大义的角度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将被发左袄矣。”至于子产，孔子也不吝笔墨，把子产吹得天上有，地上无，一代治政楷模，不过子产都当之无愧。

孔子不仅能风闻各国顶尖人物，更重要的，他还有机会离开鲁国，去各国游历讲学，这也拜诸国实行开放政策所赐。孔子游历天下，见过许多人中龙凤，但其中有一个人物，其身后的社会影响丝毫不逊于孔子，也是中国少数的世界级名人，这个人就是老子（李耳）。因篇幅所限，孔子见老子的事情，将放在后文进行详解，在此略过。

这次孔子去东周见老子，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受鲁昭公差遣的半官方行为，具体推荐人是鲁国大夫南宫敬叔。孔子应该是以鲁国文化交流大使的身份去东周的，所以鲁昭公资助了孔子的路费，包括一乘车、两匹马，外加一个仆从。孔子并非一个人单独前往，而是带着几个学生，比如颜回、子路等人，算是一个小型的访问团。

鲁昭公对孔子是非常敬重的，如果从派系上来讲，孔子是鲁昭公的嫡系人马，但此时的鲁昭公已经无法对鲁国的权力进行有效控制了。当时的鲁国官场有三大门派，史称“三桓”：季孙任司徒兼宗宰，叔孙任司马兼宗伯，孟孙任司空兼司寇，实行“三权分立”。特别是季孙家族，几乎控制着鲁国官场的半壁江山，鲁昭公已经被架空成了“精神领袖”，这也是孔子在官场上的地位迟迟得不到升迁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鲁昭公手上也有一支自己的部队，但整体实力远不如季孙氏，更何况季孙氏已经和另外两家结成了攻守同盟，鲁昭公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手下大臣劝鲁昭公不要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过程很华丽，结果很难看。

鲁昭公和三国魏高贵乡公曹髦的性格很像，都不甘心最高权力被人所夺，准备对这些权臣动手。但鲁昭公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叔孙、孟孙是不会坐等季孙倒掉的，否则等着吃刀头面的就是他们两家。二是鲁昭公军队对国君的忠诚度。

事实证明了鲁昭公在这两点上的疏忽导致了他除奸计划的惨败，叔孙的军队在鲁昭公背后狠插一刀，孟孙的军队也跑来打了两桶油。更让鲁昭公无法接受的是，自己的军队居然毫无斗志，面对强敌，一哄而散，大臣郈昭伯被孟孙所杀。

鲁国已经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鲁昭公唯一能逃亡避难的地方，只能是相近的齐国。齐景公对鲁昭公还算客气，以国礼待之，鲁昭公虽然失去了鲁公的尊贵地位，但至少可以在齐国当个寓公，总比被那三个贼人做掉要好。这一年是鲁昭公在位的第二十五年九月，也就是公元前517年，距离孔子离周还鲁，只有一年。

对孔子有知遇之恩的鲁昭公逃往齐国，孔子紧接着就要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他是留在鲁国当炮灰，还是跟着鲁昭公去齐国。留下来肯定是不行的，三家都是追名逐利之徒，孔子在这种人手下做事，别说做出一番事业，脑袋哪天被借走都不知道。

特别是季孙氏，僭用天子八佾舞，被孔子一顿臭骂：“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说的就是季孙氏。和季孙的梁子已经结下，留下来会有孔子的好果子吃吗？所以现在来看，追随鲁昭公入齐是比较划算的，如果鲁昭公有朝一日能回到鲁国执政，孔子作为扈从大臣，自然可以分到一块大饼。

鲁国在齐国之南，孔子从鲁至齐，就必须经过泰山，而孔子一行在泰山南侧的荒郊野地遇到了一位哭祭丈夫的妇人，从而引出了孔子一段著名的论断“苛政猛于虎”。两千五百多年前，泰山周围老虎成堆，所以老虎伤人事件层出不穷，这位妇人的舅舅、丈夫和儿子都是被老虎咬死的。

孔子派学生子贡问这个妇人：“既然老虎伤人，你何不离开泰山以避虎患？”妇人的回答让人心酸：“此地虽有虎，但无苛暴之政。”子贡回来告诉孔子，孔子叹道：“苛政猛于虎。”

虽然后人怀疑孔子在泰山说“苛政猛于虎”于史无据，因为只有《孔子家语·正论解》记载了这件事情，但这句话可以确定是孔子所说，这是最重要的。孔子出身于社会中下层，在基层工作过，接过地气，了解民间疾苦。虽然孔子是举世闻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其实他还是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周游列国的目的，一方面是传经授道，另一方面是进行社会调查，为自己的理论寻找现实依据。

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两个孔子，一个是真实的、具有真性情的、悲天悯人、疾恶如仇，甚至有老顽童本色的可爱孔子，一个是面目庄严、呆板教条、供在庙里给人朝拜的孔子。前一个孔子是真的，后一个孔子其实是后人根据自己的统治需要而打造出来的人造偶像，和孔子本人没有关系。

孔子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希望能用公平与正义改变这个人吃人的世界，至少要有一定程度上的纠偏。但当孔子面对权贵集团时，就像王安石变法时才发现所有人都成了他的敌人一样，他们什么都改变不了。

王安石至少在朝中还有一份安稳的工作，而孔子是逃避于异国，在齐国没有人脉交情，如何在齐国生存下来，对孔子来说是最重要的。不要指望鲁昭公，他自己也是寄人篱下，根本给不了孔子任何实惠。

为了活下来，孔子不惜自降身份，以堂堂著名社会学家的身份在齐国高昭子家中做了一段时间的家臣。家臣，说好听些就是高昭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不好的，就是家丁。

孔子为人豁达，能进能退，他并没有觉得给人做家臣是自己人生中的污点，但在后世，儒家的忠实信徒们却纷纷替孔子洗白，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这件事情是无中生有，降低了孔子作为先圣的尊贵身份，这就有些滑稽了。

其实孔子作为社会文化名流，虽然经济有些窘迫，但至少孔子还是有机会与齐国高层接触的，比如齐景公姜杵臼问政于孔子。《论语·颜渊》记载了姜杵臼与孔子之间的一段著名对话，原文如下：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是孔子留传下来的观点中，在后世遭到最严厉批判的名句之一，后人经常把孔子的这句名言理解为维护封建纲常，这样理解也未必有错。不过人们批判的主要是“君君臣臣”，而不是“父父子子”，君臣纲常是维持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作为一个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孔子自然是要维护这种社会等级体制的。

至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为轻，君次之”，也不是否定君主机制，而是要求君主要以民的利益诉求为自己的利益诉求。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孔子与孟子关于“仁”的内核是相通的，并不矛盾。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孔子说这句话的时代背景。此时为齐景公执政晚期，内政混乱，君臣各怀鬼胎，儿子们密谋夺权。孔子实际上是在通过与齐景公的对话，警告齐国各派势力不要玩火，否则将再次上演齐桓公的悲剧。

对于齐国的经济政策，孔子也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孔子认为为政之道，除了君臣父子之外，更要注重“节财”。齐景公生活奢华，挥霍无度，给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从而影响了齐国的社会稳定。

孔子在鲁国一直得不到重用，反而在齐国出尽了风头，几乎成了齐景公的大国师，凡事必咨问，而那位著名的齐国宰相晏婴似乎并不欢迎孔子的到来。至于原因，很好理解，没人欢迎一个来自国外的流浪汉抢自己的铁饭碗。

孔子在齐国政坛大放异彩，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齐景公准备重用孔子，把尼谿的肥田封给孔子。如果孔子能受封，这将意味着他在齐国站稳脚跟，这对晏婴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晏婴是贤相，但人总会有一点自私的，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换了谁也不会无动于衷，就像王猛看到苻坚重用慕容垂同样会吃醋一样。

不出意外，晏婴开始了对孔子的大肆攻击，他向齐景公指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犯有三条大罪：一、儒者倨傲自顺，不堪为人臣之下；二、儒者重死不重生，崇尚厚葬，破坏淳厚的社会风俗；三、儒者不务正业，满世界流窜，靠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混饭吃，破坏国家稳定。

晏子倒没有完全否定孔子，只是说孔子不适合从政，因为孔子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礼数，当个教育家没问题，当政治家差了点。其实晏婴说了这么多，最后一句才是晏婴的真实想法——将孔子踢出齐国政坛。

晏婴是齐景公的左膀右臂，少了晏婴，齐景公什么事也做不成，就相当管仲之于齐桓公。晏婴直吐酸泡泡，齐景公当然不会因为孔子这个外国学者而得罪晏婴，齐景公对孔子的态度也渐渐冷淡了下来，但还是给予了孔子一定的政治待遇，相当于鲁国的季孙之下，孟孙之上的待遇。

不过这可能是齐景公为了不背负“慢贤”的罪名而故意放出的烟幕弹，之后有位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被孔子告到齐景公处，想让齐景公给自己主持公道。没想到齐景公说什么“我已经老了，不能再重用夫子。”言下之意，齐国已经没有孔子的立足之地，而且你的人身安全我也无法保证，你自求多福吧。

孔子应该是有长期留在齐国从政的打算，但齐国突然来这么一手，孔子极为愤怒，对齐景公和晏婴破口大骂，而不是后人臆想中的逆来顺受，那并不是孔子真实的性格。《墨子·非儒篇》记载，孔子对齐景公、晏婴无礼行为的反应是“恚怒”，当场拂袖而去，回到鲁国。

关于孔子受辱于齐，《墨子》的记载最为详尽，但后世儒家普遍不相信《墨子》的记载，认为这是墨家对孔子的栽赃抹黑，不足采信。但司马迁并不是墨家，他是儒家，而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记载了孔子受辱于齐的事情，只不过没有《墨子》那么详细，说明这件事情大致上还是可信的。

孔子失去了一次在齐国伸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孔子在政治上暂时受挫，却有利于孔子在另一个层面上成为圣人，就是孔子最喜欢、也最擅长的教育事业。

自鲁昭公被驱逐入齐之后，鲁国政坛混乱不堪，鸡毛乱飞，这根本不是一个合适的执政土壤。公元前510年，鲁昭公客死于齐地乾侯，鲁人立昭公的弟弟姬宋为国君，就是鲁定公。

鲁国的政治形势是君弱臣强，甚至可以说是主弱仆强。因为此时号称鲁国政坛第一人的，不仅不是鲁定公，居然也不是季孙氏，而是原季孙氏的家臣阳货（《史记》记为“阳虎”，也有一说是名虎，字货）。阳货趁季平子去世，幼主弱小的时候，阴谋篡夺了季氏权力，从而控制鲁国朝政。

以孔子的智商，他绝对不会选择这个时候重回政坛，高层正在为了权力进行血腥杀戮，孔子犯不着出头给人当替死鬼。阳货为了给自己的专权蒙上一层文化的面纱，就像袁世凯想拉章太炎入伙一样，三番五次想拉孔子入伙，但都被孔子谢绝了，不过孔子却收下了阳货送给他的一头蒸猪。

《论语·阳货篇》对孔子与阳货的这段纠缠有详细记载，孔子收下蒸猪后，既不想给外人留下他已经和阳货结盟的印象，又不想见到阳货，便趁阳货外出时去他家致谢。没想到在半路遇到了阳货，二人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对话。

阳货还是对孔子拒绝出山为他效力不死心，想再劝孔子入伙，但阳货比较了解孔子的性格，这个浑身炸刺的老头子顺毛捋不行，只能用激将法。阳货问了孔子两个问题，一是“身怀大才而坐看国家迷乱，可谓仁乎？”孔子说不仁；二是“夫子久有横平天下之志，却屡次放弃出仕的机会，可谓智乎？”孔子说不智。

看到孔子频频点头，阳货真以为孔子动了心，劝孔子迷途知返：“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夫子跟着我走吧。”结果被孔子当头一棒砸了回去，孔子挥一挥衣袖，曰：“走你！你说的都正确，但我已经下决心致仕了，你另找高人吧。”

孔子拒绝阳货，理由很充分，但为什么之前要收下阳货送来的蒸猪？孔子不是不知道，一旦阳货被打倒，如果孔子在官场上的敌人拿这件事情做文章，孔子跳进黄海也洗不清了。

孔子收下阳货送来的蒸猪，历来有许多解释，有一种比较靠谱的解释是，孔子还不想断绝与阳货的关系，至少不想彻底得罪手握生杀大权的阳货。孔子在鲁国讲学，就必须和权臣打好交道，否则阳货天天派马仔来学堂捣乱，孔子什么事都别想干了。

其实孔子并非趋炎附势之徒，他的品行非常高尚，只是人活在世上，不能为了清高而清高，总是要面对现实的。即使是桃李满天下的大学者，有时为了生存向强权低下头，也不会影响他在世人中的良好形象。

孔子是教育家、思想家，但往往被后人忽略的是，孔子也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政治家，至少孔子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政治选择。在拒绝出山为阳货效力这件事上，孔子并没有做错，孔子的考虑主要有两点：

一、阳货本是季氏家臣，却废主自立，与孔子的政治理念严重冲突。如果孔子贪一时之小利上了阳货的贼船，这将是孔子一生中难以洗清的污点。

二、阳货得位不正，在官场上得罪人太多，难说阳货的专权能撑到什么时候。孔子如果和阳货绑在一起，阳货要是倒了，孔子还能在鲁国混下去吗？

阳货独吞整个蛋糕，官场中人没有不恨他的。更让大多数人愤怒的是，阳货不仅独吞蛋糕，甚至还要对威胁阳货地位的人斩尽杀绝，这就触犯了大多数人的底线。

事情的起因是阳货想杀掉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的正牌后裔，改立听命于阳货的庶子。这三家贵族虽然实力大减，但还是有一定自卫能力的，在公元前502年十月，以季孙氏为首，三家联合进攻阳货，将阳货逐出曲阜，阳货狼狈逃到曲阜东北的阳关避难。

阳货在鲁国专政，利益受损的不仅仅是三家贵族，还包括已经忍了八年的鲁定公姬宋。鲁定公一直在等待机会恢复公族的统治地位，现在阳货被三家打跑，正是鲁定公咸鱼翻身的绝佳机会。在第二年（前501）夏六月，鲁定公集结自己的军队，对躲在阳关的阳货发起总攻，阳货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威风，被官军打得鼻青脸肿，逃到齐国避难去了。

阳货被打倒，三桓势力也日落西山，虽然鲁国依然面临着君弱臣强的问题，但鲁定公在一定程度上收复了最高权力，这对蛰伏已久的孔子是非常有利的。鲁定公本人很欣赏孔子，特别是孔子拒绝为阳货效力，让鲁定公看到了孔子对鲁国公室的忠诚度，这应该是鲁定公决定邀请孔子出山的重要原因。

当然，以孔子在文化界的特殊地位，把孔子拉在自己的旗下，有利于鲁定公提高自己的政治形象，这也是当初阳货想做而没有做到的。而孔子选择鲁定公，主要还是出于正统观念，阳货再强也只是陪臣，名不正言不顺，这有些类似于诸葛亮没有选择曹操而选择刘备，也是出于这层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