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原来是这样——孔子绝世传奇（下）

至于孔子为什么先去卫国，《论语·子路篇》给出了答案，“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这句话包含三层意思：

一、卫国和鲁国同出于姬周王室，卫国先祖卫康叔和鲁国先祖周公姬旦是兄弟，私交甚好。

二、在周朝分封的诸国中，鲁国和卫国是仅有的两个严格继承周朝礼法的诸侯国，这种政治上的血缘关系，至少不会让孔子产生政治上的疏离感。

三、卫国和鲁国一样，都处在一个内政混乱的敏感时期，国有君，朝无相，这对孔子来说是个机会。

不过让孔子以及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孔子到了卫国，并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受到卫灵公姬元的重用，反而意外地卷入一场轰动历史的桃色丑闻之中，这场桃色丑闻的女主角，就是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这是孔子人生中唯一的八卦事件，历史上称为“孔子见南子”。

实际上并不是孔子好色，急巴巴地要一睹南子的美色，而是南子主动提出要见孔子的。其实这也很好理解，自从少正卯被杀之后，孔子就是天下文坛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学富五车，而且孔子又长得人高马大，虽然年过五旬，依然魅力如旧，无论孔子走到哪里，都会引起贵族少女们的阵阵尖叫。

从年龄上看，南子应该比孔子小四十岁，此时南子还不到二十岁，正是女人如花的时节。更为重要的一点，南子的夫妻生活并不如意，因为比她年长三十岁的丈夫卫灵公是一个同性恋者，卫灵公养的小白脸就是弥子瑕——春秋第一美男，著名的“分桃”典故，就是这对同性恋者的天才发明。

南子对孔子仰慕已久，作为粉丝，能见到自己崇拜的偶像是非常幸福的事情。问题是在男女大防的春秋时代，南子既想见到孔子，又不想授人以柄，便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

南子派人来找孔子，说什么按照卫国的外交惯例，各国来的贤达名流想和卫国君交朋友的话，就必须先来见夫人。孔子来卫国是讨饭吃的，不是来撞桃花运的，孔子哪敢往这个桃花里跳，连连推辞。

估计是来人说了一些威胁的话，逼得孔子只好硬着头皮去见南子，毕竟如果得罪了南子，孔子在卫国是肯定吃不开的。至于南子派来的说客是什么人，《史记》没说，但《盐铁论·论儒》说是卫灵公的男友弥子瑕，存疑。

孔子不是一个人去见南子的，而是带上了学生子路，这应该是孔子出于避嫌的考虑，否则孤男寡女同处一室，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其实南子见孔子，也不是想和孔子发生什么八卦故事，只是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看看名闻天下的孔仲尼长得什么模样，仅此而已。

以南子和孔子的社会身份，他们之间是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故事的，如果孔子来到卫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卫国国君扣一顶绿帽子，卫灵公能饶得了孔子？朱熹说古时有君子见小君（诸侯夫人）之礼，南子也是在公开的场合会见孔子，卫灵公对此事应该是知情的。

而且南子见孔子之后，卫灵公也亲切接见了孔子，并按孔子在鲁国的待遇，也给了孔子六万小斗粟，算是给孔子划拨的学术经费。待遇不算不优厚，但卫灵公并非想用孔子治国，而是借孔子的国际盛名来给自己装一点文化门面，孔子只在卫国待了十个月，就拂袖而去，留下面色尴尬的卫灵公，以及还在幻想见到孔子的南子。

公元前495年，五十七岁的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犬”，来到了位于今河南周口附近的陈国，继续寻找自己的梦想。陈国是个小国，地不广，兵不强，君不明，臣不贤，在孔子去陈之前，陈国就已经沦为南方强大的楚国的附庸。此时楚国实力衰落，但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国又以极快的速度崛起，陈国经常被吴国踩来踩去。以陈国这样的破烂局面，是不可能给孔子提供施政空间的，但让人意外的是，孔子在陈国足足待了三年。

作为一个处在大国夹缝中的小国，陈国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对孔子来说早已失去留下来的意义，孔子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至于下一站，孔子的选择依然让人有些意外，孔子选择回到了卫国。

上面讲过，当时诸侯中，最适合让孔子推行施政思想的，除了鲁国，就是卫国。孔子曾经说过：“鲁卫之政，兄弟也。”在暂时无法回到鲁国的情况下，回到卫国等待机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卫灵公年迈不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挂了，如果上来的新君有志于强国，必然会重用孔子，这是孔子的如意算盘。孔子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他自负地告诉别人：“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只要给我机会，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有能力让旧貌换新颜，这是何等的自由豪迈！

孔子曾经和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子路有过一次谈话，内容是假想中的在卫国施政的预备纲领，这段谈话应该是在从陈国回到卫国的路上说的。子路问孔子，如果卫灵公重用老师，老师会如何治理卫国？孔子的回答非常干脆：“必先正名。”

这让子路产生了疑惑，治国为何先正名，孔子洋洋洒洒说了一通：“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说的“名”，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道德秩序，孔子重视“名”，不是乱放空炮，而是有现实政治原因的。卫国太子姬蒯聩和庶母南子不和，姬蒯聩不想在继位之后当傀儡，想除掉南子，结果被南子在卫灵公面前告发，姬蒯聩仓皇出逃宋国，南子基本上控制了局面，而且卫灵公也答应了立南子的儿子姬郢为太子。

春秋时代，各国内政普遍混乱，争嫡夺利的丑剧不断上演，南宋学者胡安国对孔子的这段话有非常精辟的评价：“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礼崩乐坏，人心不古，是任何一个时代末世大乱的典型社会特征，所以重正礼教，恢复西周时的社会道德秩序，是孔子现阶段施政的重点，只是他一直没有施政的机会。

虽然孔子回来的消息在卫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卫灵公亲自出城迎接孔子，这是很高的政治礼遇，但孔子需要的并不是这些虚与委蛇的客套，而是实实在在的机会。遗憾的是，卫灵公“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他只想通过尊崇孔子来追求爱贤的名声，并没有打算重用孔子。所以《史记》说：“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

就在孔子去卫的当年（前493）夏天，卫灵公就伸腿瞪眼见阎王去了，因为太子姬郢拒绝继位，南子只好立原太子姬蒯聩的儿子姬辄。其时在晋国执政的赵鞅想利用原太子姬蒯聩大做文章，派兵护送姬蒯聩入卫，被卫人打退，卫国政局严重动荡，孔子也失去了留在卫国的意义。

屈指算来，孔子从鲁国出走，游历天下寻找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一晃已经很多年过去了，孔子除了换来一身的疲惫和灰尘，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孔子和晋文公姬重耳的在外游历很相似，不仅是在找自己的政治买家，更是一种人生的积累。

曾经的孔子，特别是在鲁国执政期间，有些锋芒毕露，杀少正卯便是孔子性格中强硬刚狠的证明。但在外游历这么多年，吃了很多苦，反而能让孔子的性格沉淀下来，孔子的为人和政治思想体系也日益成熟。

有个小故事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孔子有次路过郑国，与学生们走散了，孔子满面尘垢，破衣烂衫，神情疲惫地站在城东门。而此时他的学生们也在寻找老师，有个郑人告诉子贡，说他在城东门发现一个非常落魄的老头子，“累累若丧家之狗”。后来子贡找到孔子，把这句话告诉了孔子，原以为孔子会大怒，没想到孔子朗声大笑，说我现在的情况，就是一只丧家之狗，郑人没有说错，这就是豁达的孔子。

历经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统治，孔子已经被严重神话，但同时孔子性格中可爱的一面也被后世一些儒者有意抹去，变得庄严却失去趣味。后世流传一句著名的话，即“以德报怨”，实际上这句话根本不是孔子说的，而是有人问孔子的原话。

《论语·宪问》中的原话是，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夫子以为如何？”孔子的反问非常精彩：“（如果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接着，孔子给出他认为正确的答案：“（面对仇恨），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说得通俗些，就是孔子认为别人对你怎么样，你就对他怎么样。对方有恩于你，你就必须报恩，对方伤害了你，你就理直气壮地去伤害他，一报还一报，天经地义！

孔子这些年在国外流浪，一直得不到重用，实际上和他的火暴性格有很大关系。孔子有经天纬地之才，又疾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他每到一国，都是当地庸猾官僚们的最大敌人，这很好理解，谁都不会欢迎一个来抢自己饭碗的洋和尚，所以都想办法阻止孔子受重用，否则自己只能喝西北风。

晋文公姬重耳游历诸国，但他的特殊身份注定了他不可能留在所居国，总有一天他会回到晋国即位的。孔子不一样，他是鲁国人，但为了实现理想，孔子是可以改换国籍的，这就注定了孔子的不受欢迎。孔子说自己是“丧家之狗”，半是戏谑，半是对现实的无奈。

世人很难想象，孔子这样名闻天下的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居然会挨饿，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根据《吕氏春秋·任数》的记载，孔子在陈蔡游历时，曾经七天没有吃到米饭，饿得前心贴后背。

还是学生颜回到外面讨到了一点米，回来煮着吃，颜回已经饿得两眼发直，偷偷地吃了一点，然后捧给老师进食。以孔子这样的胸怀大度，在他偷看到颜回吃米时，都认为颜回是在偷吃东西，可见孔子已经饿成什么样了。

后来孔子游历楚国，也是跟叫花子似的，到处讨饭吃。有个渔父看孔子实在可怜，就送给孔子几条鱼，孔子碍于面子，坚辞不受。还是渔父说天气太热，距离市场太远，卖也没人要，扔了又太可惜，不如送给老夫子食用，也算一件功德，孔子这才勉强接受。

孔子的伟大之处恰恰就在这里，以孔子的特殊社会身份，只要他肯低头，与那班庸俗的官僚同流合污，什么样的富贵他得不到？但孔子的道德底线不容许他这么做，孔子是个好名之人，他曾经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孔子要做的是寒冬迎风而立的松柏，而不是秋风一过便黯然扑地的枯草。

孔子入卫、入陈、入蔡、入叶、入楚，游历了大半天下，虽然一直没有获得成功，但至少可以说孔子是位出色的旅行家。历经风霜，黄尘扑面，车马劳顿，甚至有陈蔡之厄，饥于乏食，但枕于江涛之畔，观红日初升，望斜阳断雁，这样的人生，已经相当成功了。

在政治上，孔子已经不对中原诸国抱有什么奢想了，他甚至有“浮海而居九夷”的想法。所谓九夷，有一说是南方楚吴之南的夷族部落，但如果要去此地，是用不着坐船浮海的。《汉书》的解释比较合理，九夷就是现在的朝鲜半岛，需要坐船过去。

孔子欲去九夷，一方面是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建一个不被世俗所打扰的居所，另一方面，孔子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他的潜意识里，他还是想做一个政治家。虽然孔子最终没有浮海去九夷，但他心中依然保留着一块乐土，那是属于他自己的。

孔子在卫国没有得到自己渴望得到的机会，那他的下一站，只能是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至少回到鲁国，远比到处流浪更能得到机会。实际上此时的孔子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花甲老人了，即将到七十而随心所欲的年纪，政治上的伟大抱负，终究敌不过“叶落归根”的游子情怀。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孔子六十八岁。当一行人乘坐的马车踏进鲁国国境的那一瞬间，想必胡须早已花白的孔子心中感慨万千，孔子也清楚，以他这个年龄，是不可能再周游列国了。如果能终老于鲁，叶落归根，葬于父母之侧，孔子此生不虚活矣。

孔子能回到鲁国，和他在鲁国做高级将领的学生冉求向执政的季康子推荐有关，但鲁国执政对孔子的态度非常明确——尊而不用，也不敢重用孔子，毕竟孔子的性格不是官场中人能吃得消的。

季康子给孔子安排了一个“从大夫后”的职位，相当于元老院顾问，享受老干部离休待遇。这么安排，既保全了孔子和鲁国执政的面子，又能保证孔子就鲁国施政发表自己的看法，一举两得。

季康子的施政理念比较激进，他是鲁国历史上少见的铁血执政，对加快春秋晚期奴隶制经济制度的瓦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即改变“田赋”。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基础，如果这一政策加以推行，孔子的政治理想将完全破灭，所以孔子是极力反对的。季康子非常尊敬孔子，但从来没有把孔子当成神，他自己认定的事情，就一定会做下去，孔子对此也无可奈何。

孔子在政治上的保守是出了名的，学生冉求因为支持季康子的“土改”工作，被孔子好一顿臭骂，甚至还和冉求断绝了师生关系。为了表达对冉求等激进派的愤怒，孔子说：“求，非我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可见冉求的激进对保守的孔子带来多么大的感情伤害。

不过孔子也知道冉求在政治上是依附于执政季康子的，恨屋及乌，孔子对季康子也没有多少好感。季康子曾经问政于孔子，孔子抓住机会，对季康子冷嘲热讽，下嘴非常刻薄，毫无政治家风范。

比如季康子问过孔子三个问题：一、如何治理国家；二、如何解决盗患；三、是否应该多杀坏人以正社会风气。孔子的回答只有一个：“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你自己身正就不怕影子斜，你自己克己复礼，就不愁别人和你南辕北辙。

孔子对季康子破坏“先王之法”非常不满，但孔子在社会道德层面对季康子的劝谏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才能让士民尊重我，听我的指挥？”孔子答：“这个很简单，你尊重百姓，百姓就会尊重你；你当以孝为先，以慈爱为本，百姓自会对你忠心耿耿。选贤与能，给所有人上进的机会。”

孔子也同样和鲁哀公讨论过这个问题，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治国其实就是治吏，用贤与能，庸猾之辈就没有上升的空间，则百姓受益，反之，则百姓遭殃，历代兴亡都是遵行这条规律，没有例外。

当然，孔子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待治民的问题，其实这并不奇怪。任何历史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岳飞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但至少可以说孔子是开明的地主阶级。

纵使孔子有百般不是，但仅凭孔子与鲁哀公讨论中的一段话，就足以受到后人的爱敬。事出于《说苑·政理篇》，哀公问孔子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老百姓的财政收入，孔子就说了三个字：“薄赋敛。”只要做到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老百姓自然就会富起来。

哀公有些不解，质问孔子：“如果大多数人都富了，我岂不是就穷了？”孔子劝他不要这么紧张，要相信老百姓的善良，“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只要老百姓富裕了，自然会有更多的余钱交税，而不是在老百姓还穷馊馊的时候就恶狠狠地抢老百姓的救命钱，相比之下，后世一些昏君还不如孔子。

《论语·颜渊篇》记载鲁哀公问孔子的学生有若如何才能使国库充盈，有若的办法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只要老百姓有钱了，国家自然也就有钱，如果百姓穷得喝西北风，君主一毛钱也收不上来。有若的经济思想和孔子是相通的，或者说有若是受到了孔子的影响。

孔子虽然能够对鲁国执政施加一定的影响，但毕竟孔子只有发言权而没有决定权，只能无限感伤地怀念他的政治偶像周公姬旦。都说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实际上真正开创儒家思想的，是周公旦。孔子曾经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只是将在春秋时尚未成熟的儒学打造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体系，地位有些类似于词史上的南唐后主李煜。

孔子老了，他曾经在梦中遇到周公，在现实中郁郁不得志者往往都会在梦中才能驰骋于江湖，求功名，不朽于万世。对于一个经历了太多风雨的老人来说，他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儿孙绕膝，安度晚年。

只是让孔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唯一的一个儿子孔鲤却先孔子而去，只留了一个年幼的孙子子思（有一些学者认为子思是孔鲤的遗腹子）。人生三大至痛之一就是老年丧子，孔鲤的撒手西去，给孔子造成的感情伤害有多深，可想而知。

更让孔子揪心的是，自己已经来日无多，一旦自己不久于人世，嫡孙子思怎么办？最可行的办法，只有把子思交给自己的一位学生，让他来代养子思，孔子最终选择的是他的高足曾参。实际上曾参虽然才学多博，但他在星光灿烂的孔子学生中并不是最耀眼的那颗星星。最耀眼的那颗星星在孔鲤去世不久也离开了人世，他就是颜回，死于公元前481年。

相比于儿子孔鲤的去世，颜回的死，几乎导致孔子精神世界的彻底崩塌。虽然孔子拒绝了颜路要给颜回置办外棺的要求，因为孔子要平等地对待每个学生，但孔子对颜回的死还是痛不欲生，无法接受。

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孔子一直把颜回当儿子一样，孔子不止一次“吹捧”过颜回，颜回是除孔鲤之外，孔子的另一根精神支柱。现在两根精神支柱相继倒塌，换了任何一位普通的父亲都难以承受，孔子再伟大，此时他也只是一位普通的父亲。

孔子在感情上受到的沉重打击还没有结束，一年后，也就是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位得意门生，时任卫国蒲邑宰的子路，死于卫国孔悝之难。子路比孔子小十岁，和孔子是同代人，与孔子的关系亦师亦友，孔子非常器重子路。所以噩耗传来，孔子哭倒于地。

每个人都是坚强的，每个人又都是脆弱的，在心灵深处总会留有一片温柔的芳草地，但当命运之神残酷地在孔子的芳草地上来回践踏的时候，铁打的人，也会吃不消。一连串的打击，孔子终于一病不起。

孔子是个天性豁达的人，他对人生看得很透彻，孔子曾经站在大江边，看着浩荡东流的江水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这一辈子，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从起点回到起点，没有大阅历、大智慧、大胸怀的人，是难以承受的。

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四月十八日（杜预认为有可能是五月十二日），心有不甘的孔仲尼溘然长逝，寿七十三岁。

如同诸葛亮的死震惊蜀汉一样，孔子的死，在鲁国引发了巨大的震撼。虽然孔子一直不受重用，但孔子作为鲁国的标志性人物的地位，是谁都撼动不了的。鲁哀公当然知道孔子的地位，在孔子死后，他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写了一份祭孔子的祭文。以《左传》为准，祭文为：“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孔子死后的葬礼非常隆重，但这一切已经和孔子没有关系了，葬礼无论搞成什么规模，都是做给活人看的。

也许孔子生前并没有意识到，在他死后的四百年后，一个名叫董仲舒的学者向一位名叫刘彻的皇帝提出了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方针，并得到了实行，从而极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甚至从某种角度讲，自汉武帝刘彻以后的两千五百年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论语》被打开然后合上，然后再打开的历史。只是这一切，孔子已经看不到了。

仰俯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孔子做完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至于功过得失，自有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