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原来是这样——宋教仁：一介书生要革命

上海闸北公园的一个偏僻角落里，有一个人的雕像多少显得有点落寞和孤寂，这个人的名字叫宋教仁。在1913年那场举国震惊的暗杀事件中，宋教仁究竟死于何人之手，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团。岁月匆匆，白驹过隙，100年的时间很快过去，原处乡间的宋氏墓园早已栖身闹市，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宋教仁和他的事迹早已湮灭在历史的尘烟之中，正如他和那他寂寞的墓园，如今已是少有人知。

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家中上有一兄，下有两妹，家境最初还算殷实，直到十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家道开始衰落。宋教仁从小天资聪颖，入读桃源漳江书院时，很得山长黄彝寿的重视。1903年，宋教仁在山长的推荐下报考武昌文普通学堂并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学。

宋教仁入学未及一年，黄兴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黄兴生于1874年，比宋教仁大8岁，他22岁中秀才，后被选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02年春，黄兴被选派日本留学，入读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次年，黄兴与留日学生百余人自发组织“拒俄义勇队”，以抗议沙俄对东北的侵占（庚子年侵入后以各种借口拒不撤兵）。但是，这些年轻人的爱国活动遭到清廷猜忌并被诬为“乱党分子”，这使得其中一部分人愤而投入革命阵营，黄兴即为其中之一。

黄兴在1903年底回国并曾以学长的身份在武昌的学堂中进行过演讲，当说到沙俄强横、清廷无所作为并打压学生爱国活动时，年轻的学子们如炸了锅一样沸腾了，在这群愤怒的年轻人中间，宋教仁也列身其中。

此后，宋教仁跟随黄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4年2月，湖南的一群热血青年，其中包括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章士钊等人，他们在庆祝黄兴30岁生日的聚会上倡议成立一个革命组织，这就是辛亥革命史上的“华兴会”。

华兴会以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任副会长。当年7月，宋与胡瑛、吕大森、张难先、曹亚伯等人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宣传革命。两个月后，黄兴等人成立“华兴矿业公司”，看似要办实业，实则是图谋革命的“皮包公司”。它的主要业务不是探矿采矿而是发行“股票”，为革命筹集经费。华兴公司的股票很阔气，长5寸、宽3寸，票面一千文，背面注明“革命成功，加倍偿还”的字样。庚子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时也曾发行过“富有票”，孙中山也以兴中会的名义在美国发行过类似的革命债券，华兴会的筹款模式不算稀奇。

按计划，华兴会将在当年11月16日也就是慈禧太后万寿节（七十大寿，阴历十月初十）的那天举义，因省里的文武百官届时将在万寿宫举行庆祝活动，趁此机会，黄兴们用预先埋好的炸药将他们一块送上西天，然后省内四路起兵，从常德、衡州、宝庆、岳州分别攻入长沙，宣布独立。

宋教仁负责常德路，准备情况并不理想。尽管他赢得了当地会党的支持并被推为“龙头”老大，但这些人更看重经济利益，起义将近时，某会党首领游得胜因兜售“华兴公司”股票而被人告发，当地政府查明这起“非法集资案”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造反密谋后即刻上报，湖南巡抚陆元鼎收报后立刻触发了当年“富有票”案的警觉，于是下令缉拿革命党。

游得胜被杀前供出常德一“姓宋的”学生主谋，好在他把名字记错了。当桃源县令将湖南巡抚的电文转到漳江书院时，山长黄彝寿看到里面有捉拿乱党“宋敏仁”等语，便知道是自己的得意弟子宋教仁惹祸，他一边回电称“查无此人”，一边通知宋教仁赶快离开湖南，免遭毒手。

宋教仁得报后，赶忙乘坐一炭船逃往武昌。说来也巧，宋教仁到达武昌那天，正值慈禧太后万寿节，督抚衙门张灯结彩，街道商铺龙旗高悬，市集上人来人往，车马之声如鼎方沸，大有歌舞升平之气象。武昌的喜庆色彩与宋教仁的落寞心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失落之下，他跑进一家书店买了本《施公案》和《七侠十五义》回客店聊以解闷。

不日后，湖南革命党“图谋不轨”的消息传到武昌，宋教仁等人所办的科学补习所也被关闭，“华兴会”成员人人自危。事无可为的情况下，宋教仁逃亡上海，之后于1904年底东渡日本，开辟海外革命的新天地。

到日本后，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问题，好在宋教仁的学习能力超强，他先在顺天中学学习日语、英语，半年后进入日本法政大学，再半年后考入知名的早稻田大学（两校均为私立学校），成为留学生部的预科学生。

日本求学期间，宋教仁的兴趣主要在法政方面。他第一次进书店，买的就是法律书，一本是《婚姻进化》，另一本是《法律上之结婚》。另外，他对心理学与哲学也有相当的兴趣，曾写下大段大段的学习心得。在黄兴等人的影响下，宋教仁初到日本时对军事也颇有兴趣，他在日本体育会接受过徒手操和兵式操的训练，还曾尝试过价格不菲的骑马练习。不过，宋教仁在体育方面并不出色，在骑马练习中受伤后，也就不再尝试。

宋教仁在语言方面很有天赋，他曾对日语及汉语的发音做了相当独到的比较研究，并将心得记在日记中。1906年到1907年间，宋教仁翻译了一些宪政书籍，包括《日本宪法》、《英国制度概要》、《美国制度要览》等，这些活动虽谈不上研究精深，但基本奠定了他在宪政和法律认识方面的基础。

宋教仁利用课外时间做翻译，主要通过同船来日的杨笃生的介绍，当时杨笃生等人创办了一本名为《游学译编》的杂志，因立宪运动的开展，国内对法政方面的书籍有较为迫切的需求，宋教仁所翻译的这些书大体上属于法政丛编方面的约稿，稿费能拿到每千字一元三角（后涨为一元五角），由此获得了一笔相对稳定的收入。

尽管杨笃生经常给宋教仁送来四五十日元的稿费，但从日记中看，宋教仁在日本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的惬意。1906年9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接到家信，哥哥说家里生活很困难，衣物都拿出去典当得差不多了，家里刚长出青苗的田地也卖了，老母亲很想念他，希望他回家，并希望他能寄钱回家或自己带回家，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宋教仁读完后，愁苦不堪，一筹莫展，他恨不能长出翅膀飞回家去看望母亲，又想从哪里想办法弄一笔钱寄回去，可他左想右想，最后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异国生活的艰辛，使得宋教仁希望赚取更多的稿费，他一度因翻译太勤而导致精神衰弱，住进了医院。这种状况到1907年后才有所缓解。翻译之余，宋教仁还做过汉语教习等兼职。但这段时间里，宋教仁也逐渐荒废学业，早稻田的课也不大去了。

按传统习俗，宋教仁结婚很早，他16岁时即与方氏完婚并育有一子。在流亡异国的岁月里，年轻的宋教仁也不是没有动情的时刻，至少在日记里能找到两个女子的蛛丝马迹：一个是处过一段时间的女友永井德子，另一个名叫西村千代子。特别是后者，更是让宋教仁为之着迷，他曾在日记中称自己想到千代子就久久不能入眠，心中总是浮现出她的一笑一颦，而与千代子的相处中，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让他回味无穷。但限于各方面的原因，宋教仁与千代子最后无疾而终（从日记上看，是意志战胜了情感）。

革命是宋教仁在日本期间的另一件重要事。到日本不久，宋教仁即与革命同志在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他不但担任经理人而且还承担了主要的写作任务。杂志草创时期遇到很多困扰，如经费问题、人员退出等，但宋教仁仍极力维持并出版了两期。正当杂志难以为继之时，一位神秘的日本友人找到宋教仁，他就是跟随孙中山多年的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关心并参与中国革命，在他的撮合下，几个流亡在日的革命小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和兴中会等于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号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其中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张继等10省代表，加上宫崎滔天、内田良平与末永节三位“日本志士”，到会人数合计79 人，革命阵容可谓强悍。

同盟会虽然成立，但有两件事对宋教仁刺激颇大，一是他辛苦创立的《二十世纪之支那》被日本地方警局强制停刊，经多方斡旋仍得不到解决，最后只好将杂志改名为《民报》，并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发行。《民报》社成立后，很快成为同盟会的主要据点，宋教仁虽然还负责社内事务，但已非昔日可比。

据常在同盟会本部（即《民报》社）碰面的邓家彦回忆，宋教仁“颇具才识，亦通辞令，喜做高谈阔论，因间岛问题而崭露头角，彼在东京主张对于‘间岛问题’应如何如何处理，因此颇为引动彼邦朝野人士之注意”。老同盟会员杨熙绩也曾说，孙中山善于演讲，黄兴是个实干家，而宋教仁深沉稳健，又通达计谋，是智囊。孙、黄、宋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但三人个性差异也曾惹出风波。

1907年2月，孙中山与黄兴因采取何种旗帜而发生激烈争执，孙主张沿用当年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那些牺牲的革命党人；黄兴则主张用华兴会的井字旗，并认为青天白日旗有效仿日本国旗之嫌疑，应予毁弃。孙中山听后勃然大怒：“我当年在南洋闹革命时，几万人托命于此旗下，你要想毁弃的话，就先把我给毁弃了先！”黄兴也被激怒得跳了起来，当场发誓要“脱同盟会籍”。

表面上看，这仅是会旗之争，但其背后隐藏的实为同盟会的领导权之争。作为原华兴会主要成员，宋教仁当然站在黄兴一边，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认为，黄兴不快的原因，“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也，遂不劝止之……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

宋教仁之后有些心灰意冷，他在《民报》社向黄兴提出辞去同盟会职务及《民报》职务，黄兴开始不应，过了一会，突然也提出要退会，当时《民报》的诸革命党人俱在。第二天，宋教仁果然如日记中说的那样向孙中山当面辞职并转交文件，孙一直挽留，宫崎滔天也仍想撮合他们关系，但宋的去意已决。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为大局考虑的黄兴只好退让一步，他事后向胡汉民写信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的决定。尽管如此，他本人仍“意颇怏怏”。“争旗”事件对同盟会的发展影响颇大，黄兴这一退，以后便一直以大局为服从，但宋教仁等人就未免与孙中山及他的广东人马心存芥蒂了（所谓“烧炭党人”，即太平军“粤匪”之讥也）。

宋教仁在1907年初就对“间岛问题”感兴趣，这次事件后更是下定决心去东北。当年3月，宋教仁化名桃源宗介，在与另一个革命党白逾恒渡过鸭绿江后，于4月1日到达安东（今丹东市）与当地同盟会员吴昆接头。宋教仁此行目的有二，一是调查间岛问题，二是联络当地反清武装力量，以“统筹辽海东西、黑水南北之义军，共举大事”。在与东北新军中的吴禄贞、蓝天蔚及同盟会员张榕等人秘密会面，由于吴、张等人的反对，宋教仁联络“马匪”的计划未能成功。

但在“间岛问题”上，宋教仁凭着自己的智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所谓“间岛”，原本指吉林延边图们江北岸的一块滩地，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朝鲜农民越过图们江来到这里进行垦殖，由此形成领土与管辖的争议。甲午战争后，日本为取悦朝鲜人而大造舆论，硬说“间岛”系“朝鲜的属地”，甚至越庖代俎，向该地派遣警察对垦民进行管理，其目的是想利用“间岛”作为跳板，借机入侵东北。而此时日本在东北地区活跃着两个由浪人与军人相勾结的间谍组织，一个是为人所熟知的“黑龙会”，另一个则是“长白山会”。当时的“长白山会”专门制造假证据，以证明“间岛”不属于中国领土。

宋教仁得知了日本人的阴谋，随后易名“贞村”，并在日本革命党人片山潜的帮助下秘密打入“长白山会”，他在实地考察了间岛地区并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又冒险将“长白山会”所制造的伪证拍照携回。尔后，宋教仁又分赴汉城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并于1908年8月出版《间岛问题》一书，书中对日本阴谋做了淋漓尽致的深刻揭露，这也为后吴禄贞筹办边务时与日本谈判提供了有力证据。

日本方面得知此事后，曾派人质问他身为“革命党”却为何帮助“他所痛恨的清廷”，宋教仁不为所动；此计不售，日本人又出价五千元索购书稿，但仍遭到拒绝。在此事件中，宋教仁以民族大义为重，他所提供的宝贵资料令日方制造的谎言与伪证被一一揭穿，最后只得放弃侵吞间岛的阴谋。为此，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还亲自下令让驻日公使奖励宋教仁一千银元（一说为两千日元），但也被宋教仁婉拒。

事后，宋教仁曾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但此事也给他带来了被动，一是同盟会的同志怀疑他投靠清廷，二是日本政府将他看做清廷奸细并对他进行监视。或许是巧合，在《间岛问题》出版后的第二个月（准确的说是在光绪与慈禧太后崩逝的第四天），日本政府下令禁止《民报》出版，宋教仁也就此结束了他在日本的办报生涯。1910年12月，宋教仁结束了近6年的流亡生涯返回上海，而此时，已是辛亥革命的前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