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财政密码——大蒙古时期的财政

公元1260年，忽必烈称帝。这一年也是蒙古帝国消失的一年。

这一年，元世祖忽必烈宣布继承蒙哥汗，成为大蒙古国的新一任大汗。他的僭位立刻在蒙古人的世界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蒙古帝国一共拥有窝阔台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这四大汗国，都由成吉思汗的子孙统治。

在忽必烈之前，四大汗国与各个亲王家族共同选举大汗。大汗这个职位，拥有整个蒙古帝国的最高权威。随着忽必烈上台，除了他控制的窝阔台汗国之外，其他三大汗国均不承认他的权威，蒙古帝国分裂成了四个地区性的国家——元朝就是其中之一。

元代虽然是类似于中国各个朝代的集权式帝国，却由于曾经是世界帝国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记。

首先，元代与中国的其他朝代不同，政府的选官范围是世界性的。在成吉思汗和察合台汗时代，蒙古人最信任的理财专家大都有景教、伊斯兰教的背景，他们组成了一个色目人集团，为蒙古人管理着庞大的财产。

蒙古的王公在当时没有固定的薪俸，他们依靠打仗从各处劫掠了不少财产，这些财产大都是黄金和白银，王公们让色目人为他们打理财产，使其增值。

此前，历代货币以铜币为主，而在西方则以银为主。蒙古人在这点上继承了西方的理念，为中国境内白银的普及做了铺垫。

蒙古帝国分裂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元代。虽然元代统治的疆域已经局限于现在的中国、朝鲜和蒙古国，但忽必烈等人任命的官员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东亚、中欧。由于蒙古人有理财和文字（蒙古人继承了中亚字母来书写蒙古语）的需求，所以，中亚的回民们一直处于上等阶层的地位。

对中亚人的宠信甚至影响了蒙古人在中原创建更加稳固的财政基础。最初，蒙古的财政是掠夺式的，走到哪儿抢到哪儿，抢来的东西就是帝国的财政基础。到了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代，契丹人耶律楚材任中书令，为蒙古人制定财政计划和政治结构。耶律楚材创建了一套类似于中原的财政体系，依靠向农民征税来获得收入，当时的税收主要包括农业税和财产税。这件事情让蒙古人喜出望外，他们意识到除了掠夺之外，还可以从占领地获得更加持久的税收。

但是，随着蒙古军事行动的扩大，大汗需要更多的钱，各个王公们更是需要立刻拿到现钱。这时，中亚的理财专家们再次登场，把耶律楚材给边缘化了。他们向大汗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选项：蒙古人不需要操心所谓的税制结构，只需要将征税权包给他们即可。

所谓包税制，就是帝国将税权包给某些人（包税商），包税商可以利用一切手段从地方上榨取税收，然后每年向帝国贡献固定的数额，剩下的收入都归包税商。包税制带给了帝国便利，大汗和皇帝们不用费心就有了固定的财政收入，却让包税商们无所不用其极地从地方上榨取财富。这种方法将短期效益最大化，却破坏了帝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征税能力。

大蒙古帝国时期的财政就在正规税制和包税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之间摇摆着。可见，一个游牧民族要创建完整的社会架构、维持长期的统治有多艰难。

但不管多艰难，到了大汗蒙哥时代，蒙古帝国的税收结构已经逐渐创建起来。当时的税收项目包括人头税、农业税、商业税，附加一定的徭役。在中原，征税以农业税为主，农业税的征收类似于宋金时期的两税法，一年收两次，这说明蒙古人学习的能力并不弱。

大汗窝阔台时期，也是蒙古的官僚制度逐渐成形的时期。蒙古人的人口非常稀少，却控制了如此广阔的疆土。被当地人稀释后，蒙古人在所有被征服地区（除了蒙古本部之外）都是少数民族。

在最初征服时，蒙古人对每一个地方只派出很少的代表，行使宗主权，这个代表叫作达鲁花赤。公元1231年，大汗终于在中原地区借鉴辽国和金国的经验，创建了一种类似于汉人政权的政治结构。

在辽代，皇帝创立了一种叫作两面官的制度。

所谓两面官制，指的是皇帝在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制度。在游牧区实行游牧民族的法制，而在农耕区，则采用宋代的农耕社会制度；其官僚系统也分成了主管游牧民族的北面官和主管农耕社会的南面官；而在军事上则以北面官为主，南面官主要负责民政。

辽代的两面官制被金代继承。但金代在继承的同时，又加强了汉化制度的正规性，仿照唐代设立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

不过，由于三省制结构过于复杂，金代统治者掌握不好，所以，三省制结构就逐渐被一省制取代了。金代海陵王时期，将中书、门下两省废除，只保留尚书省。金代的做法影响了后续的元、明、清三个朝代。

另外，为了便于地方治理，金代还创建了行台尚书省，即行省。所谓行省，指的是按照中央政府（尚书省）的模式，在各地创建克隆机构，完成对地方的统治。行省的官员设置与中央类似，构成单独一级政府。通过行省的设立，这些由外来民族创建的政权就能够更牢固地控制汉人，施行异族统治。

蒙古征服金国之后，继承了金国已经探索出来的方法，只是将尚书省改为中书省，在名称上做了改变，但实质并没有变。

行台中书省则与蒙古人的达鲁花赤制度天然契合。蒙古新征服一个地方，会选择暂时保留这个地方的行政结构，同时派出几个代表在当地组建一个新的机关，代表中央的中书省来指导当地部门的工作，这个机关就叫行中书省。

在忽必烈上台之前，蒙古人已经通过摸索，在中国创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政治结构：中央为中书省和下辖的六部，地方为行台中书省。后来，除了中书省之外，又设立了枢密院掌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这一省一院一台构成了蒙古时期的权力制衡结构。

但不幸的是，虽然政治制度逐渐成形，但元代脆弱的财政却贯穿始终，皇帝始终无法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支持他的战争和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