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张衮　崔玄伯　长孙肥

张　衮（339—410）　字洪龙，上谷（郡名，辖境约在今河北张家口、小五台山以东，赤城、北京市延庆以西等地）沮阳人。其祖父张翼，曾任辽东太守；父亲张卓，曾任昌黎太守。张衮为人敦厚，好学不倦，故文才甚佳。最初进入仕途时出任郡的五官掾，在拓跋珪当代王之时，则被选为左长史，成为开创北魏政权的元勋之一。

张衮经常参与拓跋珪的决策，对形势的分析往往丝丝入扣，所提的建议也大多切实可行，故而深受代王的器重，视为心腹，待遇优厚。张衮多次对其他同僚说道：“遥想古人，乐毅忠心地效力燕昭王，荀攸竭诚地辅佐魏武帝。他们都是极有见识的人，深知为贤明君主尽忠，必能创造伟大业绩。如今，我们的主上也是天生异才，壮志凌云，将来必定能够一统天下，雄霸四方。我们遇到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假若再不尽心竭力、誓死效忠，岂非成了十足的庸才了吗？”他如此表白，也这样身体力行，因此更得拓跋珪的信任和重用。

前秦建元十二年（376），苻坚灭代国，任命代国的原南部大人刘库仁为陵江将军、关内侯，命他与卫辰分治代国旧地。刘库仁被慕容文击杀后，由其弟刘眷继摄国事；嗣后，刘眷又被侄儿，即刘库仁之子刘显袭杀，其地遂归刘显所有。刘显接着又欲杀拓跋珪，但是被他巧妙脱逃，投奔贺兰部。当时，刘显地广兵强，并且野心勃勃，旨在进一步扩展其势力，然而其弟兄之间却逐渐产生了矛盾，开始相互猜疑和排挤。

张衮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向刚刚建立政权，号称“代王”的拓跋珪进言道：“我看刘显此人，绝非安分守己之辈，他野心很大，旨在雄霸天下。这对于您来说，实在是个极大威胁。俗语所谓‘人无害虎之心，虎有伤人之意’；又谓‘吴不并越，必为后患’。因此，您莫如趁刘显内部不和的良机，迅速出击，一举歼灭之。然而，我们若单独发难，尚恐力量不足，所以最好遣使赴燕，与之盟约，让慕容垂也发大军，东西夹击，则刘显必毁无疑。在此之后，您再招聚天下英雄，建立更大事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请您抓住这一良机，奠定大局。”拓跋珪对此建议大加赞同，遂在登国元年（386）三月进击刘显，使之逃奔马邑。后来，张衮又跟随拓跋珪攻破贺兰部，立下不小功劳。

登国十年（395），后燕君主慕容垂派遣太子慕容宝、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等人率领八万大军，开往五原，讨伐北魏，此外，另由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再率一万八千名步骑兵作为后援。面对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张衮为拓跋珪分析道：“燕人倾尽全国主力而来，气势正盛，显然怀着必胜之心，所以暂时不可与之正面交锋。我们应该故意示之以弱，使燕军产生轻敌之心，这样，便能在适当时机突发奇兵，一举而歼灭之。”

拓跋珪听从此计，便带着部落百姓和牲畜财物，向西渡过黄河一千多里，装出匆匆避难的样子。而燕军抵达五原之后，则一下子得到了原附于魏的别部三万余家，并夺得粮食一百余万斛，慕容宝因“获胜”而不胜喜悦，于是更进军临河。拓跋珪一方面向燕军显示羸弱的假象，另一方面则暗暗派遣少数精骑，将慕容宝大军与本国都城中山之间的通讯渠道切断，把来往的使者全都擒获。慕容宝在数月之间，既寻不到魏的主力进行决战，又听不到卧病在朝的父亲慕容垂的任何消息，未免心神不宁，颇感窘迫。而拓跋珪则在此时令所擒的燕国使者向慕容宝谎报慕容垂的死讯，燕军内部遂大起骚动。

燕、魏两军隔着黄河相持了一段日子，至十月辛未日，慕容宝烧却战船，乘夜色偷偷撤退。当时河面尚未结冰，因此慕容宝认为魏军不可能很快渡河追击，便不加防备。哪知天公不作美，八天过后，即十一月己卯日，暴风忽起，河上立刻结起厚冰。拓跋珪旋即亲率二万精锐骑兵，急追燕军。

拓跋珪昼夜兼程，竟于六天后的傍晚在参合陂追上了燕军，当时魏军在陂东，燕军在陂西。拓跋珪悄悄地部署魏军，在黎明时分登上山头，居高临下地向燕军发起猛烈突击。慕容宝的部队猝不及防，阵脚大乱，跳入河中溺死者、被自己人马踩死者，以及被敌军所杀者数以万计，当场弃械投降者更多达四五万人。慕容宝只带着数千人狼狈逃归，右仆射陈留王慕容绍被杀，鲁阳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济阴公尹国等及文武将吏数千人则被生擒。参合陂一战，北魏可谓大获全胜，而张衮对于此战则居功至伟，于是更得拓跋珪的亲宠。

皇始初，张衮升任黄门侍郎，二年（397），拓跋珪大举南伐，军抵后燕的都城中山，意欲攻城。张衮劝说道：“燕国的经营已历多年，实力不弱；此为燕国都城，慕容宝必定尽力固守，恐怕我军虽然势盛，也未必能在短时期内攻克。再说，穷兵黩武，并非王者所宜。故而不如让我先写封书信，晓以利害，或许能令此城不战而下。”拓跋珪觉得此语不无道理，于是同意一试。事情果如张衮所料，慕容宝在阅读张衮之信后，心慌意乱，竟然弃城而去，逃奔和龙。就这样，凭张衮的一纸书信，魏军兵不血刃地获取了后燕的首都。

张衮由于克中山城的大功，被拜为奋武将军、幽州刺史，赐爵临渭侯，其仕途可谓光辉灿烂。然而，张衮并未因此飞扬跋扈，他仍然清俭寡欲，悉心奉公，即使因偶然的失误而被降职之后，也未尝怨天尤人。年过七十之后，他便闭门静养，勤读经书，刊定正误；并喜爱有才学的青年，诲人不倦。当世的学者们因此对他异常尊崇。永兴二年（410），张衮病逝于家，终年七十二岁。

崔玄伯（？—418）　清河（郡名，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清河、枣阳等地及山东临清、夏津等地）东武城人。其六世祖崔林曾任曹魏时期的司空；祖父崔悦官至后赵石虎时期的司徒左长史、关内侯；父亲崔潜则曾为黄门侍郎。崔玄伯的先人大多以才学著称，他也在幼年时代就才学出众，号称“冀州神童”。

前秦雄主苻坚之弟、阳平公苻融任冀州牧时，对崔玄伯就礼敬有加，拜为“阳平公侍郎”，领冀州从事，管征东记室。崔玄伯对外总管各类事务，对内则成为苻融的宾客与朋友，他所处理的事情全都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因此声望甚佳。苻坚听说之后，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征为太子舍人。崔玄伯以母亲患病为由，推辞了这一任命，后遂改任著作佐郎。

在苻坚败亡之后，崔玄伯避难于齐鲁之间，但是被丁零的翟钊和司马昌期的叛将张愿所絷留，后来则成为慕容垂后燕政权的吏部郎、尚书左丞、高阳内史。他虽然处于乱世，社会动荡，生活不宁，但是从未放松学业，也无意追求财物，因此声誉虽好，家庭的经济却颇为拮据。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征讨后燕慕容宝，来到常山之时，崔玄伯弃郡出走，东奔海滨。道武帝早已听人提起过崔玄伯，知道此人甚有学识，于是命人飞骑追赶，将他带了回来。与他一席谈话之后，道武帝不禁大悦，立即委任为黄门侍郎，令他与得意臂助张衮一起负责机要事务，共同制订国家制度。

不久后，崔玄伯迁任吏部尚书，奉道武帝之命，对于有司所制的官爵、音乐、律令、科禁等，均一一作最后的裁定，成为定式。所有这些事务，崔玄伯都处理得十分得当，深合道武帝心意。所以在设置八部大夫之后，崔玄伯一人通署三十六曹，其权力之大，朝中大臣无人能出其右。

尽管崔玄伯已经势倾朝廷，但他依然俭约自居，从不经营产业。家中几乎没有任何摆饰，出门则无代步的车乘，连七旬老母的饮食，也常常有匮乏之虞。道武帝听人道及此事，起初尚不相信，便命人暗暗察访，以辨真伪。哪知传闻果然不假，道武帝因此对崔玄伯更加尊敬和器重，赐予的物质奖励也愈益频繁，愈益丰厚。当然，也有人讥笑崔玄伯过于吝惜，但是他却不以为然，仍旧我行我素。

道武帝经常向崔玄伯问及古今中外的轶事异闻、帝家王室的制度礼仪、历代圣君的治世要诀，崔玄伯对于这些问题都能历历细述，如数家珍，至于贤明君主、忠贞朝臣的本质所在，以及国家盛衰、王朝兴废的前因后果，他更是剖析得丝缕分明、合情合理，因此他的每次谈话都能令道武帝频频点头，赞叹不已。正是由于崔玄伯不但有广博的知识和浩然的正气，并且还有敏捷的思维和巧妙的辩术，故而能够既不公然违忤主上的心意，又不堕入谄谀奉承的境地。道武帝晚年性情变化无常，动辄迁怒臣下，唯有崔玄伯未尝受过责骂，显然得归功于他的这一特长。

有一次，崔玄伯奉旨讲解《汉书》，谈及汉初的娄敬如何劝说汉高祖，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应该将嫡亲的女儿嫁到匈奴去。由于崔玄伯将汉代始创的“和亲”外交政策分析得特别详细，将其优点描绘得特别突出，故而道武帝大受影响，赞叹良久，并且居然从此认真地实施“和亲”之策，以至各位公主相继降嫁到周边宾服的小国，而本国的朝臣子弟、名门大族却无缘再尚公主了。崔玄伯对于朝政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崔玄伯嗣后被赐爵“白马侯”，加周兵将军，与北魏的开国元勋庾岳、奚斤等人同班，但是受到宠信的程度则更胜于他们。他受恩于道武帝，也忠于他，即使在道武帝驾崩之后也是如此。天赐六年（409）十月，道武帝被其子清河王拓跋绍所弑。清河王紧闭宫门，召百官于端门前，威逼众朝臣拥他为主，而弃当时未在都城的太子拓跋嗣于不顾。南平公长孙嵩首先表态服从，其他诸官也大多接受清河王所“赐”的财帛，唯有崔玄伯坚决不受，因为他认定清河王乃是非法之主，这些财帛也是不义之物。

太子拓跋嗣返回京师，诛杀清河王，正式即位之后，闻知崔玄伯的这一事迹，十分钦佩，特别恩赐锦帛二百匹，晓谕诸朝臣，致使长孙嵩等人惭愧不已。由于崔玄伯的守正不阿，故而明元帝将检察诸郡不法守宰的最终判决权交给了他，他处理得当，甚合主上心意。

当时，地方上颇多土豪劣绅，欺压百姓，鱼肉乡民。明元帝便下诏将他们征来京师，以便于监管。豪绅们不愿迁移，地方官吏则以武力相胁迫，遂致矛盾激化，官民的对立十分严重。有些地方的百姓受少数人煽动，便集结起来，公然对抗官府；西河、建兴等地更是“盗贼”蜂起，地方官府束手无策。

面对这一形势，明元帝召集崔玄伯以及北新侯安同、寿光侯叔孙建、元城侯元屈等人计议此事，明元帝说道：“此前由于地方上豪绅凶恶，所以打算将他们征来京师，但是当地守宰未能善加抚慰。以至有的逃亡，有的作乱。如今搞得犯法之人太多，倒不能全部处罚了，因此我想干脆大赦。不知你们以为如何？”元屈答道：“百姓作乱，不加处罚，反而大赦，恐怕日后难以服众。以我之见，不如诛其首领，赦其余众。”

崔玄伯则不以为然，他说道：“王者统治天下，须以安民为本，至于采取何种措施，不能一概而论，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处理。既然此前的武力镇压已不见效验，那么就应改弦更张，换一种办法施行。‘大赦’虽是权宜之计，但是秦汉以来，各朝频繁使用，效果颇为不错。因此依我之见，不妨先行大赦，如仍有不改者，则再杀不迟。”太宗认为崔说有理，于是下令实施大赦。地方豪强与普通百姓感到安全有了保障，便不再作乱，社会也就安定不少。事实证明崔玄伯的见识确是高人一等。

由于崔玄伯的卓越见识而使重大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例子还有不少，正因为如此，明元帝亦如其父道武帝一样，对他十分器重，以至当泰常三年（418）夏，崔玄伯病危之际，明元帝一方面派宜都公穆观前赴崔府接受遗言，另一方面更遣侍臣探病，一夜竟有数次。崔玄伯去世后，明元帝下诏吊唁，赠“司空”，谥“文贞公”，并令群臣与属国酋帅全都参加葬礼，自亲王之下，均须拜送。

长孙肥（？—408）　源出鲜卑，其先祖后来居于代地（约相当于今山西省外长城以南的大同市、左云县等地）。长孙肥从小就为人豪爽，勇武异常，虽然不善言辞，但在处理各类事务时却条理分明，十分果断。所以，他早在拓跋珪的祖父什翼犍统治时期，就被选为内侍，年仅十三岁。待到前秦苻坚击灭代国，拓跋珪流亡于独孤部与贺兰部时，长孙肥便成为拓跋珪的侍从，始终追随左右，为保卫拓跋珪的人身安全，为解决其他一些重大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

自苻坚淝水大败（386）之后，前秦势力衰落，拓跋珪乘此机会展开复国活动，并且如愿以偿。在代国的重建和扩张过程中，长孙肥同样建有卓著的功勋，例如征讨刘显、出击库莫奚、讨伐贺兰部等，而更为辉煌的战绩则是打击柔然的几场战役。

柔然（亦称“蠕蠕”、“茹茹”、“芮芮”等）是蒙古高原上的一个游牧部落，通常认为它与拓跋鲜卑部有着共同的族源。该部落先前一直臣服于代国，而在苻坚灭代之后，它则依附于由前秦政权扶植的刘卫辰部。拓跋珪建国后，对塞北诸部进行了一系列征服，数年后大见成效，唯有柔然仍旧不愿称臣。于是，拓跋珪在登国六年（391）冬向柔然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其主要目标乃是居于阴山北麓的东部柔然匹候跋。

在魏军的猛烈攻击下，匹候跋率部落全体西遁。追击六百里路之后，诸将多认为柔然业已远去，而魏军的粮草却已耗尽，因此不如及早撤兵。但是，拓跋珪则认定柔然未曾去远，只要再花费三天，轻骑追击，必能达到目的。于是，魏军将备用的马匹全部杀死，充作军粮，加速追踪，终于在大碛的南床山（或谓此即今蒙古南边的席勒山）追上了柔然。一场大战过后，柔然的一半部众被俘；另一半则由匹候跋与别部酋帅屋击各率一部分，分道遁走。

长孙肥奉拓跋珪之命，继续追击匹候跋之部；长孙嵩则追逐屋击之部。长孙肥一直追到涿邪山（或谓当即今蒙古南的尼赤金山），迫使柔然酋帅匹候跋举众归降。同时，还俘获了西部酋帅缊纥提的儿子曷多汗、侄儿社仑、斛律等宗族数百人。缊纥提在逃奔刘卫辰的途中遭擒，也降附于魏。

嗣后，拓跋珪将原西部柔然的首领们（即缊纥提及其诸子侄）与其部众迁入云中（郡名，辖境约相当于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以东、大青山以南等地），而对东部柔然匹候跋部则较为宽容，让他们仍旧留居漠北草原。柔然遭此打击，重新臣属于拓跋氏政权，势力大衰。长孙肥为拓跋珪的这番事业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三年后（394），被强迫迁到云中的曷多汗、社仑、斛律等人弃缊纥提不顾，率部西走。长孙肥立即以精锐的轻骑兵全速追击，在上郡的跋那山（或谓在今内蒙古包头以西）追及，斩杀了曷多汗及大部分人，只有社仑、斛律等率数百人逃至漠北。

在北魏征伐后燕慕容氏政权，夺取其都城中山的整个过程中，长孙肥始终是拓跋珪的一员虎将。他曾追击弃城而逃的并州刺史辽西王慕容农，擒获其家属；又曾追击弃中山而奔和龙的燕主慕容宝，破研城戍；更曾数次重创中山城的守军。所以，在皇始二年（397）魏克中山之后，长孙肥因功而晋爵“琅邪公”，并迁卫尉卿。

天兴二年（399），中山的太守仇儒不愿意内徙，逃至赵郡，与当地的盗寇勾结起来，拥戴盗首赵准为主。仇儒还编造了一则童谣：“燕东倾，赵当续；欲知其名，淮水不足。”其意思十分明显：燕政权的气数将尽（当时后燕在北魏的连续打击下，已趋衰败），取代它的即是“赵”；至于取代者的名字，则是“淮”字少了一点“水”，那么便是“准”字。于是，“赵准”就应验了神奇的“谶语”，这在当时足以令许多人相信，从而追随“真命天子”。

未几，赵准与仇儒即聚集起两千多人，赵准自号使持节、征西大将军、青冀二州牧、钜鹿公，仇儒则为长史。他们占据城关，并联结游牧部落丁零。不愿跟从他们的地方官吏，大多遭到杀害。其势力发展很快，未几即漫延到常山、钜鹿、广平等郡。长孙肥正是在此情况下奉命镇压这场动乱。他的军队人数不多，只有三千骑兵，但个个都是骁勇之士，因此不久后即在九门大破叛军，斩杀仇儒，生擒赵准。这是长孙肥为初创的北魏政权立下的又一战功。

嗣后，长孙肥称“镇远将军”，并出任兖州刺史。他率领步、骑兵二万人，南夺许昌（在今河南许昌），又向东略地至彭城（今江苏徐州）。类似的辉煌战绩使他威名大振，以至当后秦主姚兴调发大军寇侵之时，道武帝选遍诸将，总觉得不如长孙肥，从而不得不将他征还京师，委以御敌重任。

天兴五年（402）五月，姚兴派遣其弟安北将军、义阳公姚平，尚书右仆射狄伯支等人，统率步、骑兵四万之众大举伐魏，自己亲领大军随后增援；都城长安则由尚书令姚晃辅助太子姚泓留守。后秦的这次伐魏，可谓“倾巢而出”。姚平围困北魏平阳郡（辖境相当于今山西霍县以南的汾河流域及其以西地区）的乾壁达六十多天，最终攻陷之。

面对后秦大军不断进逼的紧张形势，道武帝只得把他所认为最优秀的长孙肥召还京师，命他与毗陵王拓跋顺一起充任前锋，率骑兵六万前击来犯之敌，自己则领大军殿后。魏军抵达永安（今山西霍县）后，姚平挑选了二百名精骑，命骁将率领，前来探听魏军的虚实。长孙肥立即给予迎头痛击，全歼这支部队，连一匹马都未曾放归。此后，他又乘胜进击，一鼓作气地逼得姚平仓皇撤退，一直追到柴壁，将其军困在城内。由于长孙肥这一旗开得胜之仗，使魏军在嗣后的交战中占尽优势，歼敌数万，以至姚兴即使数度求和也不可得。

长孙肥在战后又返回兖州，继续镇守河南之地。他治理得当，甚得民心，威名四扬。由于他善于谋略，勇冠诸将，逢到战事，又必定身先士卒，因此历次征战都有胜无败。北魏政权南平中原，西摧羌寇，长孙肥往往居有头功，他遂成为道武帝时期北魏首屈一指的武将。

评：张衮早年追随拓跋珪，辅佐他东征西讨，建成王业，北魏政权的确立，张衮功不可没。然而，他并未居功自傲，仍然朴实无华；即使受屈贬官，也未曾怀恨衔怨，足见其胸怀的宽广。甚至在晚年病逝前数日，仍上书帝君，陈说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念念不忘国家与民众。

崔玄伯辅佐北魏道武帝、明元帝两朝，可谓尽心尽力。他不仅才学出众，更兼守正不阿。他充分运用自己的才识与智慧，引导君主尽量干些利国利民的事情，而本身却不刻意追求名利。如此朝臣，宜乎名垂青史。

如长孙肥这样的“常胜”勇将，历来并不多见；而这样的常胜将军又善于政事，深获民心，则更难得。他歼敌灭寇，出生入死，建功至巨，极受恩宠，却又不狂妄自傲，显然应是后世武将们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