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便服与戎装

这一时期人们的日常服饰与汉代相比，也有不小的变化，汉代相当常见的襜褕、短褐等在这一时期已极少出现，裤褶、两裆衫等新式服装却大为流行。服装的样式亦有较大的变化，据《宋书·五行志（一）》，三国吴孙休以后，“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又积领五六而裳居一二”。到东晋元帝太兴（318-321年）中，“是时为衣者，又上短，带至于掖”。东晋人葛洪所撰《抱朴子外篇·讥惑卷第二十六》称：“丧乱以来，衣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裁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窄，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仿效。”而北方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时将自己的服饰习俗也一并带入，与汉族的原有传统互相融合，取长补短，使得服饰的变化更加多姿多彩。下面逐一介绍男子较为主要的服装样式及其变化情况。

襦是汉代人常用服装之一，在这一时期仍为各阶层所穿用。东汉许慎《说文》中讲：“襦，短衣也。”汉魏之际人刘熙《释名》称：“襦，暖也，言温暖也。”则其形制相当于今天的短外衣，且多絮以绵，如未絮绵则称单襦，制作襦的材料通常是布，亦有、纱、罗等丝织品。一般百姓及清廉的官吏多穿布襦，如三国时的著名隐士管宁常着皂帽布襦，随时单复；南朝梁时郭祖深为人清俭，常服故布襦。士族上层人物多穿着丝织品制作的襦，东晋名士谢尚就曾经“著紫罗襦，据胡床，在大市佛图门楼上弹琵琶”。与襦形制相近的是袄，南朝宋武帝刘裕在贫苦时曾穿着纳布衫、袄到新洲伐荻。历来研究者多认为袄起源于北朝，并根据颜师古对《急就章》的注释：“袄，裘属。”认为袄最初是紧身小皮袄。但从《宋书》的记载来看，袄这个词在南方出现的也相当早。襦、袄不仅为男子所穿用，亦是妇女的服装，其形制与男式相近。不过在北魏前期，吸收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特点，袖子比较窄小。

衫也是自汉代延续下来的服装，刘熙《释名》中讲：“衫，芟也，衣无袖端也。”说明衫是敞口的。衫是各阶层通用的服装，上自天子，下至像刘裕那样的一般百姓，都将其作为日常服装。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的砖刻壁画竹林七贤及荣启期像中人所着即为衫，他们衣服散开，当为暑天的形象。画中人衣袖相当宽大，一般百姓为便于劳作，其衫袖大概要窄一些。

两裆衫（亦称裆）是这一时期新流行起来的服装，其出现时间大约在东汉末期，因此刘熙《释名》中已有记载：“两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可能正是由于其分为前和后两片，分别遮蔽前胸和后背，故有此称。上海博物馆藏有着两裆衫的南北朝文侍俑，为研究两裆衫提供了具体的形象，在俑的肩部有两条宽带子将前、后片连接起来，在腋下亦用带连接。从两裆衫的形制看，其与汉代的日常服装似无渊源关系。与其同名的两裆铠是这一时期战场上应用的主要铠甲，亦出现于东汉末期，笔者认为最初两裆衫可能仅是作为两裆铠的内衬，以防止磨破里面的衣服，后来遂成为武职官员及侍从人员的常用服装，在不穿两裆铠时亦将两裆衫穿在外面，而沈攸之将记载宋明帝与自己约誓的素书常韬在两裆角，则是又有人将其穿着在内。

前面已提到袍从东汉时开始取代上衣下裳成为朝服，但这种变化在有关服饰的书籍中尚未得到充分体现，如《释名》中仍将袍释为内衣：“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内衣也。”袍不仅作为朝服，也仍然被一般百姓所穿用。袍一般有里子，而且内絮丝绵，贫苦人家没有丝绵，则絮以乱麻、旧绵，称为缊袍。南朝梁萧正德在叛应侯景时，“（侯）景军皆著青袍，（萧）正德军并著绛袍，碧里，既与景合，悉反其袍”。正是将袍里穿在外面，以作为标识。制袍的材料有绢、布、锦等，由于锦织造费工，价格较高，故以锦制袍者较少，因此侯景在围困建康城时，曾派朱异的家奴骑良马，穿锦袍在城下炫耀，以招引降者。东汉时的袍相当宽大，在山东孝堂山画像石中有着袍者的形象。魏晋南朝时的袍基本沿袭东汉的式样，在领、袖及下摆处皆有缘饰，而北朝后期吸收了少数民族的习俗，对袍作了较大的修改，成为圆领、小袖，而且大部分没有缘饰。这种样式的袍服在隋及唐代中期以前相当流行。

单衣，亦可称衣，《释名》称：“单衣，言无里也。”单衣与袍的主要区别是只有一层衣料，没有里子，且不絮丝绵等，至于形制则基本相似。因此，前面已提过的以袍为朝服，实际在很多场合是指单衣，朱衣也就是朱红色的单衣。官员、百姓平时也多穿着单衣。东晋苏峻之乱后，国库空虚，“库中惟有数千端，鬻之不售，而国用不给。（王）导患之，乃与朝贤俱制布单衣，于是士人翕然竞服之，遂踊贵”。

的形制与单衣相似，只是其袖子是直着下来，不像单衣那样在肘部有一个弧形的悬垂（东汉孝堂山画像石中人物衣袖的悬垂就相当明显，这种悬垂被称为胡），因此《释名》称：“，单衣之无胡者也。言袖夹直，形如沟也。”穿行动较为方便，而且节省衣料，如《宋书》记载制作单衣需用绢七丈二尺，而只需五丈二尺。故此成为士大夫日常穿用的服装，同时也被作为朝廷下级官吏的朝会服装。

半袖，是一种穿在外面的短袖服装，《释名》称：“半袖，其袂半襦而施袖也。”为平时家居的便服，在见外客时很少穿着。三国魏明帝曹睿曾着缥纨半袖而见杨阜，被认为是不合礼法，故此在《晋书·五行志》中称之为“服妖”。这种服装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记载不多，但到隋、唐时期却颇为流行，不过一般不称半袖，而称为半臂。

假钟，是一种斗篷（或称披风），因其形似钟而得名。在北方因风沙较大，骑士披上斗篷既可抵御风沙，又行动方便，故穿用较多，河北景县封氏墓群、洛阳北魏元邵墓、陕西咸阳北周拓跋虎夫妇墓等皆出土有穿着披风的陶俑。在南方则被视为一种非正式的服装，南朝梁时周弘正着绿丝布裤，披绣假种（钟），遂成为出人意料的“险衣”。

毛皮制成的裘是北方人常用的御寒服装，自天子、群臣至庶民百姓皆穿着皮裘，如北齐文宣帝高洋曾脱下自己所穿的青鼠皮裘赐给唐邕。这一时期裘在南方也相当流行，有时是出于御寒目的，如桓玄赠给僚属罗企生母亲的羊裘，但更多的是为修饰仪表。裴启《语林》记载谢万托辞畏寒向谢安乞裘，但被谢安识破之事，正说明这一点。唐代阎立本所画陈文帝像中文帝即身着皮裘，坐于榻上。以鸟羽制成的裘，如雉头裘、孔雀裘等，则是取其光彩耀人，御寒更在其次。如形制宽大，则亦名为氅，东晋王恭身着鹤氅裘，涉小雪而行，被人视为神仙中人。谢万亦着鹤氅裘出门拜客，大概这是当时名士所喜着的服饰。

裙，亦称为裳，是与襦相搭配的，《释名》：“裙，下裳也，连接裾幅也。”由于袍、衫及裤褶的流行，裙作为男子的服装在这一时期已不像前一时期那样普及，但仍有相当多的人将其视为正式服装而加以穿用。西晋傅玄《裳铭》：“上衣下裳，天地则也。”如汉魏之际的隐士管宁，就经常穿着布裙；西晋人孟卓家境穷苦，着一单裙，十年不换。不仅成人穿着，儿童亦穿。羊欣12岁时，穿着新绢布裙睡午觉，恰好王献之前来，王献之一时兴起，就在裙上书写数幅而去，羊欣的书法由此大有进步，这遂成为书法史上的一段佳话。

裤在这一时期的变化相当大，可以说是发展为现代上衣下裤形式的转折期。在此之前，人们或着上襦下裳，或着袍、衫等长衣服，着裤主要是为腿部保暖，故《说文》对裤的解释为：“绔，胫衣也。”即其主要作用是保护小腿。《释名》称：“裤，跨也，两股各跨别也。”即两条裤腿是分开的，在裆部并未缝合，其形制类似于今天的套裤。因此汉代家境贫寒的人不穿裤是相当普遍的，甚至官员亦有不着裤去办公的。这一时期那种样式的裤子仍相当多，如三国魏许允任中领军，得知大将军司马师下令逮捕李丰，“欲往见大将军，已出门，中道还取裤，丰等已收讫”。许允不着裤而能出门，显然身着袍服等长衣，而且所穿的大概还是那种不合裆的裤子。不过在上身着短装时，就必须穿合裆的裤子，即北朝所谓的合裤。由于北方气候寒冷，游牧民族终日与马为伴，因此穿着裙、袍等服装皆不方便，故北方游牧民族很早就已穿用合裆裤，蒙古诺颜山6号墓汉代匈奴墓葬中出土的毛织品裤子即是裤腿较瘦的满裆裤，同墓出土的刺绣中人亦穿式样相似的裤子。这种满裆裤行动方便，而且节约制作材料，所以传入中原后，首先为下层劳动人民及军队所接受，并逐渐向社会的各阶层扩展。结合文献及出土的画像石等考古资料来看，汉代已经有了满裆裤，而在这一时期则应用日趋广泛，并为其他阶层所接受。

戎服，即军中将士所穿着的服装，在这一时期主要是指裤褶服。其中的裤就是上面提到的满裆裤。褶在《释名》中被解释为：“褶，裘也，复上之言也。”《急就篇》颜师古注：“褶，谓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如袍，短身而广袖。一说左衽之袍也。”表明这种服式源于北方游牧民族，但何时传入汉族统治区，南朝时人已说不清。从现有资料分析，至少在东汉后期已经传入，并首先成为军中下级官吏及军士的服装。东汉末吕范追随孙策起兵，部下有军士两千人，为整肃军中风纪，他自愿暂时任兼管军中杂务的都督一职。“范出，更释，著裤褶，执鞭，诣阁下启事，自称领都督。”吕范以士大夫自居，虽在军中担任高级将领，平时仍穿着士大夫所穿的，但作为下级军官的都督，则须穿着裤褶。魏晋以后，裤褶被称为戎服，军中官员无论职位高低，一般皆穿裤褶，当皇帝亲征或中外戒严时，文职官员亦须穿着裤褶，皇帝出猎时，侍从官员皆着裤褶。如西晋太子太傅杨济“尝从武帝校猎北芒下，与侍中王济俱著布裤褶，骑马执角弓在辇前”。由于裤褶行动便利的特点，除去作为戎服外，其他场合穿用者亦很多，如西晋裴在自己行猎时着黄皮裤褶，东晋余杭令顾扬因郭文居于山中，赠其皮裤褶一具。南朝时期，裤褶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北朝时期，裤褶不仅是戎服，而且一度成为朝服，在社会上的应用较南朝更为广泛。

上面已谈到裤褶源于北方游牧民族，其样式本来是左衽、小袖，裤腿亦较瘦，河南邓县画像砖中牵马者所着服饰或许接近裤褶的本来样式。但我们在现存壁画、画像石（砖）及陶俑等形象资料中所看到绝大多数裤褶是右衽，而且以大袖为主，裤腿也相当肥大，类似于今天的裙裤，与下裳的形制相近，因此可以作为朝服使用。为便于行动，多在膝盖处用绳或带扎起，故裤子的下部呈喇叭形，与前些年曾流行一时的喇叭裤颇为相似。这表明裤褶的形制在进入中原后逐渐发生变化，既保持了原有行动便利的特点，又适应了中原人民的需要和传统服饰习惯，这大概就是它能迅速流行开来的重要因素。可以说这种被改造的裤褶是在南北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形成的，是南北服饰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

从现存资料中可看到裤褶服的演变不是一下就完成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各种形式并存，如河南洛阳出土的北魏宗室元邵墓中的陶俑，其所着裤褶的样式就既有左衽的，又有右衽的，袖子以宽大者居多，但亦有较为窄小的。北魏后期著名士族高门清河崔氏的墓葬中亦出现身着左衽裤褶的文侍俑，连南朝时期帝王陵墓的画像砖中也有穿着左衽裤褶的执伞盖侍从。

另外，服饰的改变不完全是自然演变的，有时也经过相当激烈的斗争，北魏孝文帝为促进鲜卑人的汉化过程，下诏禁止胡服，以行政手段强行改变鲜卑人的原有服饰习俗，就与守旧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而他的亲生儿子，同时也是他的皇位继承人元恂亦不能理解自己父亲的这番苦心，将父亲赐给的衣冠放在一边，经常私自穿着胡服，最后还图谋背叛，孝文帝为改革大业得以贯彻，不得不大义灭亲，废黜元恂，并将其处死。同时对于一些反对的鲜卑元老重臣也采取严厉的手段予以镇压，这才保证了改革的进行。而随北魏末期战乱崛起的北方边镇豪强掌握政权后，使得胡服再次流行，并对隋唐服饰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在前面已有所论述，此处就不重复了。

最后，谈一谈将士在作战时穿着的铠甲。这一时期铠甲的样式主要有三种，即莚袖铠、两裆铠和明光铠。莚袖铠流行于三国两晋时期，相传是由诸葛亮研制的，不过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类似的铠甲至少在东汉后期已经出现。诸葛亮《作刚铠教》中曾提道：“敕作部皆作五折刚铠，十折矛以给之。”可能由于诸葛亮曾对铠甲工艺有所改进或其部属制作的特别精良，故有此说。而且直到南朝宋时期，仍将诸葛亮莚袖铠视为珍品。从洛阳地区出土的陶俑可以较清楚地看到莚袖铠的形制，其胸背是连缀在一起的，由肩部向下有莚袖，袖口收于肘部以上。莚袖铠由金属或皮革制成，一般来说，陶俑身上铠甲呈鱼鳞状的，是由金属制成，呈龟背等形状的，则是由皮革制成。

前面在介绍两裆衫时已提到其与两裆铠约出现于东汉末期，但当时两裆铠还属于较为少见的铠甲品种，目前从文献和考古发现来看，到南北朝时期，两裆铠才取代莚袖铠的地位，成为铠甲的主流。两裆铠与两裆衫大致相似，肩部有两条带子连接胸前和背后两大片，腰部束带。北魏宗室元邵墓、临淄清河崔氏墓群中崔鸿墓、武汉周家大湾南朝宋墓等处出土的陶俑及河南邓县彩色画像砖墓都较为清晰地记载了两裆铠的形制。两裆铠亦有金属与皮制两种，金属甲片多约方形，故被称为“牌子铁两裆”，但亦有呈鱼鳞状的。

明光铠也出现于东汉末期，但其普及的时间较两裆铠要晚，约到北朝后期才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至隋唐时期则成为社会上应用最多的铠甲。明光铠的胸前与背后各有两大块圆形金属护片，在战场上可反射出耀眼的光辉，故被称为明光铠，除金属护片外，其余部位为鱼鳞状甲片，在肩部有披膊垂下来护住上臂。北魏元邵墓、北齐崔昂墓、娄睿墓及陕西咸阳底张湾北周墓都出土有穿着明光甲的武士俑。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北周时期出现过将两裆铠与明光铠结合起来的尝试，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壁画中武士所着即为此种铠甲，其肩部为两条带子连接，明显具有两裆铠的特点，但在胸前有两大块圆形金属护片，又有明光铠的特征，故在发掘报告中被称为两裆明光铠。但这种样式相当少见，隋唐时期亦未再见，似可认为这种尝试未能得到社会的认可。